正文 第24节
的结果威尔逊所预言的和平c民主和遵守规则的世界但现实中的外交政策永远是忙于应付偶发事件，这又令它心有不甘。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坚称美国拥有普世原则，而其他国家只有国家利益。结果，美国只好在四面出击与黯然撤回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二战”结束以来，为了实现世界秩序愿景，美国打了五场战争。开战时的宏大目标几乎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但之后公众转而反对这些目标，公众的反对还经常滑向暴力的边缘。在其中三次战争中，当权者的共识突然变成了支持无条件单边撤出。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或因准备不充分或因考虑不周，三次中途放弃战争：越南战争是由于国会的决定，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是出于总统的选择。
冷战胜利后，固有的矛盾随即浮现。美国一直追问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的道德价值何在，它反躬自省，苦苦纠结，历史上几乎无先例，要么是美国的目标本来就不可能实现，要么是美国没有采取恰当的战略。批评家把这些挫折归咎于领导人的道德和智力缺陷。历史学家也许得出结论，认为这源于整个美国社会在武力与外交c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c权力与合法性的问题上态度暧昧，踌躇不决。
冷战的开启
在哈里s杜鲁门的职业生涯中，没有迹象表明他能当上总统，更遑论主导创建一个贯穿冷战始终并决定冷战走向的国际秩序架构了。但就是这个标准的“普通美国人”将崛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总统之一。
没有哪位总统面对的任务如此艰巨。“二战”结束后，各国不愿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方案解决问题，也不愿像1815年维也纳和会那样重新确定国际秩序。因此，杜鲁门的首要任务是具体落实罗斯福的一项愿景，按照现实情况创建一个叫作“联合国”的国际组织。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署，它将两种国际决策形式结合起来。联合国大会实行普遍会员制，符合各国一律平等理论“一国一票”。同时，联合国通过代表全球一致的安全理事会实现集体安全，并指定五个大国美国c英国c法国c苏联和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接纳英国c法国和中国是为了向它们的伟大成就致敬，也反映了它们当时的实力。再加上九个轮换国家，安理会被赋予“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职责。
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共同的世界秩序观，联合国才能实现它其既定的宗旨。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这个世界组织缓和不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反而可能将分歧永远确定下来。1945年7c8月间在波茨坦召开的战时盟国最后一次峰会上，温斯顿丘吉尔和斯大林划定了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在会议中途，丘吉尔由于选举失败而被他的战时副手克莱门特艾德礼取代。会议还把柏林置于四个战胜国共同管理之下，并保证可以通过苏占区进入西方占领区。这成了战时盟国之间最后一份重要协议。
在谈判落实这些协议时，西方盟国和苏联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僵局。苏联坚持按照斯大林1945年主张的原则在东欧建立新的国际c社会和政治框架：“谁占领了领土，谁就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军队推进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没有其他选择。”4斯大林完全放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转而支持“客观因素”，在整个东欧以渐进的无情的方式建立莫斯科的马列主义制度。
战时盟国之间发生的第一次直接军事冲突，起因于进入昔日敌国首都柏林的通道。1948年，作为对西方盟国三个占领区合并的回应，斯大林切断了通往柏林的道路。西柏林基本上只能靠美国空运物资来维持，直到封锁结束。
斯大林是如何分析这些“客观因素”的呢1989年，我与安德烈葛罗米柯进行了一次谈话，很好地厘清了这个问题。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交部长28年，直到新上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他明升暗降到礼节性的主席位置上。因此他有许多时间和我讨论他眼中的苏俄历史，也不用谨小慎微地保护自己的前程。我问他，鉴于苏联在战争期间伤亡巨大c破坏惨重，假如美国对封锁柏林做出军事反应，苏联会如何应对呢葛罗米柯回答道，斯大林也曾经回答过下属提出的类似问题，大意是：他不相信美国会在这么一个局部问题上使用核武器。如果西方盟国沿通往柏林的道路发动常规性c试探性的地面进攻，苏联军队受命不必请示斯大林即可发起抵抗。如果美队全线出动，斯大林说，“就来找我”。换言之，斯大林对局部战争胸有成竹，但不会冒险与美国进行全面战争。
从此以后，两大阵营寻求压制对方的气焰，而无法消除潜在的危机根源。欧洲刚脱离了纳粹的魔爪，又面临被一个新霸权统治的危险。新的亚洲各国体制脆弱，面临深刻的国内通常是民族分裂，本来可能实现自治，却遇上了一种敌视西方且不利于国内及国际多元共存的理念。
在这个紧要关头，杜鲁门做出了一个对美国历史和国际秩序演变至关重要的战略抉择。他不再接受以往“单打独斗”的诱惑，让美国投身不断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议。1947年的希腊土耳其援助计划取代了英国的作用。英国曾直接提供补贴，维系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地中海国家，但现在英国再也无力支撑了。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提出了一项复兴计划，及时恢复了欧洲的经济健康。1949年，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主持仪式，创立了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至此达到顶点。
北约是建立欧洲安全的新。国际秩序不再是传统上多个国家合纵连横的欧洲均势。相反，不管以前是何种均衡，现在只剩下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均衡。如果一方消失或者置身事外，均衡便不复存在，对方则将占据统治地位。1990年苏联崩溃属于第一种情况；冷战期间美国的盟国一直惴惴不安，担心美国对欧洲的防御失去兴趣，这属于第二种情况。北约的其他成员国提供了一些军事力量，但充其量是为了获得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而不是用来进行本土防御。在杜鲁门时代，美国构建了一个传统联盟形式的单边保障体系。
架构搭好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终极目标的历史争论再次浮现。这一新型联盟的目标是道义性的还是战略性的是和平共处，还是击败敌人美国是寻求改造敌人，还是让其自然演变改造需要诱导敌人全面彻底地告别过去。演变则是一个渐进过程，愿意以不完美的步骤追求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在确保向前推进的同时，客观现实地对待敌人。美国将选择什么路线实际上，美国兼顾了二者，表明了它在这个问题上一贯的矛盾心态。
冷战秩序的战略
冷战期间最全面的美国战略构想出自一位不知名的外交官乔治凯南，他当时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政治处的负责人。没有别的外交官对美国世界角色辩论的影响可与凯南比肩。华盛顿依然相信斯大林的友好，沉浸在战争时期的亢奋之中，而凯南却预言冲突已经隐约可见。他在1945年给同事的私人信函中断言，美国需要面对现实，战争结束之时，便是苏联由盟国变成对手之日：
因此，在大西洋海洋国家和心怀戒备的欧亚大陆国家的利益之间，一场根本性冲突正在欧洲展开。欧洲需要维持活跃而的政治生活，而苏联总是追求向西扩张，而且根据它自己的安全观，恐怕要一直扩张到大西洋。5凯南建议做出明确的战略回应：“把我们所有的牌都握在手里，并完全打出它们的价值。”凯南的结论是，东欧将被苏联控制。东欧离苏联的权力中心比离华盛顿更近，而且遗憾的是，苏联军队已捷足先登。因此，美国应该巩固美国保护下的西欧势力范围分界线贯穿德国并赋予其足够的力量和凝聚力，以维护地缘政治平衡。
这种对战后格局的先见之明被凯南的同事查尔斯“奇普”波伦拒绝了。波伦的理由是威尔逊式的，即“民主国家不能采取那样的外交政策。只有极权主义国家才可能制定并执行那样的政策”。6华盛顿或许可以接受均势是一个事实，但不能把它当作政策来执行。
1946年2月，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收到华盛顿的一份电报，询问斯大林所做的一次教条式讲话是否会改变苏联对保持国际秩序和谐的承诺。当时作为驻苏联代办的凯南得到了一次许多外交官梦寐以求的机会，不需大使批准便可向高层陈述观点。7凯南用19页单倍行距电报纸分五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份“长电报”的精髓是，美国有关苏联意图的整个辩论需要调整。苏联领导人认为，东西方关系是两种对立的世界秩序观之间的竞争。他们表现出“俄国人传统和天生的不安全感”，并植入了一种放眼全球的革命学说。克里姆林宫依据苏维埃学说解释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认为国际事务就是斯大林所谓的“两个世界级中心”之间争夺优势的斗争，资本主义和的全球竞争不可避免，而且最后只有一个赢家。他们认为斗争不可避免，于是便让斗争成为现实。
第二年，凯南开始主掌国务院政策计划司。他在外交杂志上以x为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的论点与“长电报”相同：苏联对西方的压力是真实的c内生的，但“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理和政治节点上，通过熟练而警惕地进行反制，这些威胁是可以遏制的”。8
如果换作西奥多罗斯福，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可这种分析。但在陈述这场冲突如何收场时，凯南再次使用了威尔逊式的表述。他预言，在莫斯科与外部世界徒劳对抗中的某一时点，一些苏联领导人将会觉得有必要走出党政机关，接触广大民众，以获得更大支持。但苏联民众从未拥有的政治意识，极不成熟，缺乏经验。“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力量”一旦这样瓦解，“苏联可能一夜之间从最强大的民族社会之一变成最虚弱c最可怜的民族社会之一”。9这个预测基本正确，但它的看法是威尔逊式的，认为最终民主原则会占据上风，合法性会战胜权力。
被他的后任包括我奉为伟大楷模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践行了这一信念。1949~1953年，艾奇逊集中精力通过北约建立他所谓的实力地位。东西方外交或多或少自动反映了势力均衡。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艾奇逊的继任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将联盟体系扩展到东南亚1954年，又通过巴格达条约组织扩展到中东1955年。实际上，遏制政策逐渐等同于在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苏联周边建立军事同盟。世界秩序就是这两个不可调和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对抗，双方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
艾奇逊和杜勒斯这两位国务卿都认为，实力和外交是两个连续的阶段：美国将首先巩固和展示实力，然后迫使苏联停止挑战，与非掌权的世界达成理性和解。但是，如果外交的基础是军事力量，在大西洋关系的酝酿阶段，为什么要压制军事力量呢如何让对方感受到自由世界的力量冷战伊始，美国占据核垄断地位，再加上“二战”对苏联的毁灭性影响，力量对比实际上对西方有利。实力地位无须建立，它已然存在。
温斯顿丘吉尔在1948年10月的讲话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当时西方的谈判地位最为有利。谈判必须加快，而不是暂停：
有人问：当他们自己拥有并大量储备原子弹时，会发生什么根据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们自己就可以判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风平浪静时尚且如此，风雨欲来时会怎样呢没人真正相信我们的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在西方国家拥有原子弹而苏联人还没搞成之前，如果西方提出正当要求，就更有可能不必流血而达成持久的解决。10毫无疑问，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可能破坏盟国之间的团结，因而不愿展开如此重要的谈判。尤其是因为，丘吉尔呼吁外交上摊牌时，只是反对党领袖而不是首相，而且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也肯定反对含有战争威胁的方案。
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承担起全球领袖职责，努力遏制苏联的扩张政策。但是，这一努力主要是道义上的，不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两个领域中都有各自正当的利益，但描述这些利益的方式常常掩盖了确定战略重点的意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是一份秘密文件，整理了杜鲁门的国家安全政策，其中大部分内容由主张强硬路线的保罗尼采撰写。即便这份文件也避免使用国家利益概念，把这场冲突归入了几乎有些抒情的传统道德范畴。这是一场“法治政府之下自由”这需要“非凡的多样性c深刻的宽容性和自由社会的合法性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创造力”的力量与“克里姆林宫无情的寡头政治下被奴役人民”之间的斗争。11美国出于自己的理由加入冷战斗争，不是为了跟苏联开展地缘政治竞争，而是要为自由世界发起道德攻势。
在这一事业中，美国的政策被描述为无私地努力推进人类普遍利益。就连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样一位精明的危机管理者c美国实力的强硬倡导者，也把美国外交政策表述为一种全球志愿行为，所秉承的指导原则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不同。他指出，尽管“许多人难以理解”，但美国的“动机真的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12。根据他这一观点，美国的影响不会恢复地缘政治平衡，而是会超越它：“数百年来，各国已经习惯于谋取自身利益，伤害对手，还没准备好进入各国遵章行事的新时代。”
别国图“私利”，而美国有“原则”和“天命”，这种暗示和美国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新鲜的是，美国在这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不再置身事外，而是成了领导者。它为这场竞争提出的理由主要是道义上的理由，宣称美国的国家利益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世界责任的呼唤支撑着美国果断投入，重建满目疮痍的战后世界，团结一致对抗苏联扩张。可是，到了在掌权的世界周边打“热”战的时候，这种责任感就不是足够明确的指引了。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已经停战，但没画上句号。它引发的争论为10年后撕裂了美国社会的问题埋下了种子。
1945年前，朝鲜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之后被获胜的盟国解放，北半部被苏联占领，南半部由美国占领。1948年和1949年，两国撤出前分别在自己的地盘上支持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政府。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认为，这是中苏仿照“二战”前德日模式实施侵略的典型例子。美队在前几年已经大规模削减，但杜鲁门果断地决定进行抵抗，主要依靠驻扎在日本的美军。
当代研究结果表明，方面的动机是复杂的。1950年4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请求斯大林同意他统一朝鲜半岛，得到了斯大林的鼓励。斯大林从两年前铁托背叛一事领悟到，第一代领导人尤其难以融入苏联卫星国体系，而这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自从1949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不到三个月访问莫斯科起，斯大林就对这一强人领导下的中国的潜力感到不安。朝鲜战争也许能把中国拖入一场边境危机，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到亚洲，并且无论如何，都可以消耗美国的资源。如果朝鲜在苏联支持下获得成功，朝鲜半岛的统一会让苏联在朝鲜半岛占据支配地位，再加上这几个国家历史上相互猜疑，就会在亚洲对中国形成一定牵制。出于相反的理由，答应听从苏联的指示金日成向传达苏联的指示时肯定极尽渲染之能事，他担心被苏联包围。俄国对朝鲜半岛的凯觎之心几个世纪来早就显露无遗。作为中苏结盟的代价，斯大林甚至要求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俯首帖耳。
有一次一位中国知名人士告诉我，跟在斯大林后面同意卷入朝鲜战争是犯下的唯一战略错误。朝鲜战争最终把中国的统一推迟了一个世纪，因为它使美国更加坚定了保护台湾的承诺。即便如此，朝鲜战争的起源与其说是中苏联手抗美的考虑，倒不如说是国际秩序内争夺主导地位的三角博弈。金日成为了争取对其出兵计划的支持，不断抬高出价，结果这场战争给全球造成的后果震惊了所有参战大国。
世界的复杂战略考虑非美国方面能比。实际上，美国是为了一项原则而战击退侵略，并通过联合国落实这一原则。美国之所以能够得到联合国的批准，是因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不断抗议联合国将中国排除在外，因而缺席了安理会的关键投票。但“击退侵略”这个短语的意思就不那么清晰了。是指全胜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简言之，打算怎么收场
结果，经验走到了理论的前面。1950年9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突然在仁川登陆，包围了深入南方的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军队大败。获得大胜的军队应该越过“三八线”北上统一朝鲜半岛吗13如果是这样，就逾越了集体安全原则的字面意义，因为“击退侵略”在法律概念上已经实现了。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呢如果“侵略者”最终不过是回到原状，而无须承担其他后果，那么其他地方会不会有人步其后尘
当时还有其他几种选择，比如在平壤至元山一线的半岛狭长地带停止前进，这里距中国边界大约150英里。这既能摧毁北朝鲜的大部分战斗力，将90的北朝鲜人口置于南朝鲜统治之下，也能保证不触碰中国边界。
我们现在知道，早在美国政策规划者开始考虑在哪里停止前进这个话题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准备干预了。1950年7月，中国已在中朝边境集结了25万军队。到8月，中国高层决策者已经预想到，一旦实力强大的美军全面部署至战场，正在向前推进的北朝鲜军队将被击溃其实他们准确预测到了麦克阿瑟在仁川的突然登陆。8月4日，当前线仍在所谓的釜山防线之际，对政治局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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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来，为了实现世界秩序愿景，美国打了五场战争。开战时的宏大目标几乎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但之后公众转而反对这些目标，公众的反对还经常滑向暴力的边缘。在其中三次战争中，当权者的共识突然变成了支持无条件单边撤出。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或因准备不充分或因考虑不周，三次中途放弃战争：越南战争是由于国会的决定，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是出于总统的选择。
冷战胜利后，固有的矛盾随即浮现。美国一直追问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的道德价值何在，它反躬自省，苦苦纠结，历史上几乎无先例，要么是美国的目标本来就不可能实现，要么是美国没有采取恰当的战略。批评家把这些挫折归咎于领导人的道德和智力缺陷。历史学家也许得出结论，认为这源于整个美国社会在武力与外交c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c权力与合法性的问题上态度暧昧，踌躇不决。
冷战的开启
在哈里s杜鲁门的职业生涯中，没有迹象表明他能当上总统，更遑论主导创建一个贯穿冷战始终并决定冷战走向的国际秩序架构了。但就是这个标准的“普通美国人”将崛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总统之一。
没有哪位总统面对的任务如此艰巨。“二战”结束后，各国不愿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方案解决问题，也不愿像1815年维也纳和会那样重新确定国际秩序。因此，杜鲁门的首要任务是具体落实罗斯福的一项愿景，按照现实情况创建一个叫作“联合国”的国际组织。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署，它将两种国际决策形式结合起来。联合国大会实行普遍会员制，符合各国一律平等理论“一国一票”。同时，联合国通过代表全球一致的安全理事会实现集体安全，并指定五个大国美国c英国c法国c苏联和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接纳英国c法国和中国是为了向它们的伟大成就致敬，也反映了它们当时的实力。再加上九个轮换国家，安理会被赋予“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职责。
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共同的世界秩序观，联合国才能实现它其既定的宗旨。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这个世界组织缓和不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反而可能将分歧永远确定下来。1945年7c8月间在波茨坦召开的战时盟国最后一次峰会上，温斯顿丘吉尔和斯大林划定了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在会议中途，丘吉尔由于选举失败而被他的战时副手克莱门特艾德礼取代。会议还把柏林置于四个战胜国共同管理之下，并保证可以通过苏占区进入西方占领区。这成了战时盟国之间最后一份重要协议。
在谈判落实这些协议时，西方盟国和苏联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僵局。苏联坚持按照斯大林1945年主张的原则在东欧建立新的国际c社会和政治框架：“谁占领了领土，谁就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军队推进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没有其他选择。”4斯大林完全放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转而支持“客观因素”，在整个东欧以渐进的无情的方式建立莫斯科的马列主义制度。
战时盟国之间发生的第一次直接军事冲突，起因于进入昔日敌国首都柏林的通道。1948年，作为对西方盟国三个占领区合并的回应，斯大林切断了通往柏林的道路。西柏林基本上只能靠美国空运物资来维持，直到封锁结束。
斯大林是如何分析这些“客观因素”的呢1989年，我与安德烈葛罗米柯进行了一次谈话，很好地厘清了这个问题。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交部长28年，直到新上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他明升暗降到礼节性的主席位置上。因此他有许多时间和我讨论他眼中的苏俄历史，也不用谨小慎微地保护自己的前程。我问他，鉴于苏联在战争期间伤亡巨大c破坏惨重，假如美国对封锁柏林做出军事反应，苏联会如何应对呢葛罗米柯回答道，斯大林也曾经回答过下属提出的类似问题，大意是：他不相信美国会在这么一个局部问题上使用核武器。如果西方盟国沿通往柏林的道路发动常规性c试探性的地面进攻，苏联军队受命不必请示斯大林即可发起抵抗。如果美队全线出动，斯大林说，“就来找我”。换言之，斯大林对局部战争胸有成竹，但不会冒险与美国进行全面战争。
从此以后，两大阵营寻求压制对方的气焰，而无法消除潜在的危机根源。欧洲刚脱离了纳粹的魔爪，又面临被一个新霸权统治的危险。新的亚洲各国体制脆弱，面临深刻的国内通常是民族分裂，本来可能实现自治，却遇上了一种敌视西方且不利于国内及国际多元共存的理念。
在这个紧要关头，杜鲁门做出了一个对美国历史和国际秩序演变至关重要的战略抉择。他不再接受以往“单打独斗”的诱惑，让美国投身不断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议。1947年的希腊土耳其援助计划取代了英国的作用。英国曾直接提供补贴，维系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地中海国家，但现在英国再也无力支撑了。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提出了一项复兴计划，及时恢复了欧洲的经济健康。1949年，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主持仪式，创立了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至此达到顶点。
北约是建立欧洲安全的新。国际秩序不再是传统上多个国家合纵连横的欧洲均势。相反，不管以前是何种均衡，现在只剩下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均衡。如果一方消失或者置身事外，均衡便不复存在，对方则将占据统治地位。1990年苏联崩溃属于第一种情况；冷战期间美国的盟国一直惴惴不安，担心美国对欧洲的防御失去兴趣，这属于第二种情况。北约的其他成员国提供了一些军事力量，但充其量是为了获得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而不是用来进行本土防御。在杜鲁门时代，美国构建了一个传统联盟形式的单边保障体系。
架构搭好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终极目标的历史争论再次浮现。这一新型联盟的目标是道义性的还是战略性的是和平共处，还是击败敌人美国是寻求改造敌人，还是让其自然演变改造需要诱导敌人全面彻底地告别过去。演变则是一个渐进过程，愿意以不完美的步骤追求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在确保向前推进的同时，客观现实地对待敌人。美国将选择什么路线实际上，美国兼顾了二者，表明了它在这个问题上一贯的矛盾心态。
冷战秩序的战略
冷战期间最全面的美国战略构想出自一位不知名的外交官乔治凯南，他当时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政治处的负责人。没有别的外交官对美国世界角色辩论的影响可与凯南比肩。华盛顿依然相信斯大林的友好，沉浸在战争时期的亢奋之中，而凯南却预言冲突已经隐约可见。他在1945年给同事的私人信函中断言，美国需要面对现实，战争结束之时，便是苏联由盟国变成对手之日：
因此，在大西洋海洋国家和心怀戒备的欧亚大陆国家的利益之间，一场根本性冲突正在欧洲展开。欧洲需要维持活跃而的政治生活，而苏联总是追求向西扩张，而且根据它自己的安全观，恐怕要一直扩张到大西洋。5凯南建议做出明确的战略回应：“把我们所有的牌都握在手里，并完全打出它们的价值。”凯南的结论是，东欧将被苏联控制。东欧离苏联的权力中心比离华盛顿更近，而且遗憾的是，苏联军队已捷足先登。因此，美国应该巩固美国保护下的西欧势力范围分界线贯穿德国并赋予其足够的力量和凝聚力，以维护地缘政治平衡。
这种对战后格局的先见之明被凯南的同事查尔斯“奇普”波伦拒绝了。波伦的理由是威尔逊式的，即“民主国家不能采取那样的外交政策。只有极权主义国家才可能制定并执行那样的政策”。6华盛顿或许可以接受均势是一个事实，但不能把它当作政策来执行。
1946年2月，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收到华盛顿的一份电报，询问斯大林所做的一次教条式讲话是否会改变苏联对保持国际秩序和谐的承诺。当时作为驻苏联代办的凯南得到了一次许多外交官梦寐以求的机会，不需大使批准便可向高层陈述观点。7凯南用19页单倍行距电报纸分五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份“长电报”的精髓是，美国有关苏联意图的整个辩论需要调整。苏联领导人认为，东西方关系是两种对立的世界秩序观之间的竞争。他们表现出“俄国人传统和天生的不安全感”，并植入了一种放眼全球的革命学说。克里姆林宫依据苏维埃学说解释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认为国际事务就是斯大林所谓的“两个世界级中心”之间争夺优势的斗争，资本主义和的全球竞争不可避免，而且最后只有一个赢家。他们认为斗争不可避免，于是便让斗争成为现实。
第二年，凯南开始主掌国务院政策计划司。他在外交杂志上以x为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的论点与“长电报”相同：苏联对西方的压力是真实的c内生的，但“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理和政治节点上，通过熟练而警惕地进行反制，这些威胁是可以遏制的”。8
如果换作西奥多罗斯福，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可这种分析。但在陈述这场冲突如何收场时，凯南再次使用了威尔逊式的表述。他预言，在莫斯科与外部世界徒劳对抗中的某一时点，一些苏联领导人将会觉得有必要走出党政机关，接触广大民众，以获得更大支持。但苏联民众从未拥有的政治意识，极不成熟，缺乏经验。“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力量”一旦这样瓦解，“苏联可能一夜之间从最强大的民族社会之一变成最虚弱c最可怜的民族社会之一”。9这个预测基本正确，但它的看法是威尔逊式的，认为最终民主原则会占据上风，合法性会战胜权力。
被他的后任包括我奉为伟大楷模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践行了这一信念。1949~1953年，艾奇逊集中精力通过北约建立他所谓的实力地位。东西方外交或多或少自动反映了势力均衡。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艾奇逊的继任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将联盟体系扩展到东南亚1954年，又通过巴格达条约组织扩展到中东1955年。实际上，遏制政策逐渐等同于在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苏联周边建立军事同盟。世界秩序就是这两个不可调和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对抗，双方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
艾奇逊和杜勒斯这两位国务卿都认为，实力和外交是两个连续的阶段：美国将首先巩固和展示实力，然后迫使苏联停止挑战，与非掌权的世界达成理性和解。但是，如果外交的基础是军事力量，在大西洋关系的酝酿阶段，为什么要压制军事力量呢如何让对方感受到自由世界的力量冷战伊始，美国占据核垄断地位，再加上“二战”对苏联的毁灭性影响，力量对比实际上对西方有利。实力地位无须建立，它已然存在。
温斯顿丘吉尔在1948年10月的讲话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当时西方的谈判地位最为有利。谈判必须加快，而不是暂停：
有人问：当他们自己拥有并大量储备原子弹时，会发生什么根据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们自己就可以判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风平浪静时尚且如此，风雨欲来时会怎样呢没人真正相信我们的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在西方国家拥有原子弹而苏联人还没搞成之前，如果西方提出正当要求，就更有可能不必流血而达成持久的解决。10毫无疑问，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可能破坏盟国之间的团结，因而不愿展开如此重要的谈判。尤其是因为，丘吉尔呼吁外交上摊牌时，只是反对党领袖而不是首相，而且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也肯定反对含有战争威胁的方案。
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承担起全球领袖职责，努力遏制苏联的扩张政策。但是，这一努力主要是道义上的，不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两个领域中都有各自正当的利益，但描述这些利益的方式常常掩盖了确定战略重点的意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是一份秘密文件，整理了杜鲁门的国家安全政策，其中大部分内容由主张强硬路线的保罗尼采撰写。即便这份文件也避免使用国家利益概念，把这场冲突归入了几乎有些抒情的传统道德范畴。这是一场“法治政府之下自由”这需要“非凡的多样性c深刻的宽容性和自由社会的合法性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创造力”的力量与“克里姆林宫无情的寡头政治下被奴役人民”之间的斗争。11美国出于自己的理由加入冷战斗争，不是为了跟苏联开展地缘政治竞争，而是要为自由世界发起道德攻势。
在这一事业中，美国的政策被描述为无私地努力推进人类普遍利益。就连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样一位精明的危机管理者c美国实力的强硬倡导者，也把美国外交政策表述为一种全球志愿行为，所秉承的指导原则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不同。他指出，尽管“许多人难以理解”，但美国的“动机真的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12。根据他这一观点，美国的影响不会恢复地缘政治平衡，而是会超越它：“数百年来，各国已经习惯于谋取自身利益，伤害对手，还没准备好进入各国遵章行事的新时代。”
别国图“私利”，而美国有“原则”和“天命”，这种暗示和美国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新鲜的是，美国在这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不再置身事外，而是成了领导者。它为这场竞争提出的理由主要是道义上的理由，宣称美国的国家利益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世界责任的呼唤支撑着美国果断投入，重建满目疮痍的战后世界，团结一致对抗苏联扩张。可是，到了在掌权的世界周边打“热”战的时候，这种责任感就不是足够明确的指引了。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已经停战，但没画上句号。它引发的争论为10年后撕裂了美国社会的问题埋下了种子。
1945年前，朝鲜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之后被获胜的盟国解放，北半部被苏联占领，南半部由美国占领。1948年和1949年，两国撤出前分别在自己的地盘上支持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政府。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认为，这是中苏仿照“二战”前德日模式实施侵略的典型例子。美队在前几年已经大规模削减，但杜鲁门果断地决定进行抵抗，主要依靠驻扎在日本的美军。
当代研究结果表明，方面的动机是复杂的。1950年4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请求斯大林同意他统一朝鲜半岛，得到了斯大林的鼓励。斯大林从两年前铁托背叛一事领悟到，第一代领导人尤其难以融入苏联卫星国体系，而这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自从1949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不到三个月访问莫斯科起，斯大林就对这一强人领导下的中国的潜力感到不安。朝鲜战争也许能把中国拖入一场边境危机，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到亚洲，并且无论如何，都可以消耗美国的资源。如果朝鲜在苏联支持下获得成功，朝鲜半岛的统一会让苏联在朝鲜半岛占据支配地位，再加上这几个国家历史上相互猜疑，就会在亚洲对中国形成一定牵制。出于相反的理由，答应听从苏联的指示金日成向传达苏联的指示时肯定极尽渲染之能事，他担心被苏联包围。俄国对朝鲜半岛的凯觎之心几个世纪来早就显露无遗。作为中苏结盟的代价，斯大林甚至要求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俯首帖耳。
有一次一位中国知名人士告诉我，跟在斯大林后面同意卷入朝鲜战争是犯下的唯一战略错误。朝鲜战争最终把中国的统一推迟了一个世纪，因为它使美国更加坚定了保护台湾的承诺。即便如此，朝鲜战争的起源与其说是中苏联手抗美的考虑，倒不如说是国际秩序内争夺主导地位的三角博弈。金日成为了争取对其出兵计划的支持，不断抬高出价，结果这场战争给全球造成的后果震惊了所有参战大国。
世界的复杂战略考虑非美国方面能比。实际上，美国是为了一项原则而战击退侵略，并通过联合国落实这一原则。美国之所以能够得到联合国的批准，是因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不断抗议联合国将中国排除在外，因而缺席了安理会的关键投票。但“击退侵略”这个短语的意思就不那么清晰了。是指全胜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简言之，打算怎么收场
结果，经验走到了理论的前面。1950年9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突然在仁川登陆，包围了深入南方的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军队大败。获得大胜的军队应该越过“三八线”北上统一朝鲜半岛吗13如果是这样，就逾越了集体安全原则的字面意义，因为“击退侵略”在法律概念上已经实现了。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呢如果“侵略者”最终不过是回到原状，而无须承担其他后果，那么其他地方会不会有人步其后尘
当时还有其他几种选择，比如在平壤至元山一线的半岛狭长地带停止前进，这里距中国边界大约150英里。这既能摧毁北朝鲜的大部分战斗力，将90的北朝鲜人口置于南朝鲜统治之下，也能保证不触碰中国边界。
我们现在知道，早在美国政策规划者开始考虑在哪里停止前进这个话题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准备干预了。1950年7月，中国已在中朝边境集结了25万军队。到8月，中国高层决策者已经预想到，一旦实力强大的美军全面部署至战场，正在向前推进的北朝鲜军队将被击溃其实他们准确预测到了麦克阿瑟在仁川的突然登陆。8月4日，当前线仍在所谓的釜山防线之际，对政治局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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