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5节
帮，必须帮，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14不过，他也告诉周恩来，如果美国停留在平壤至元山一线，中队不必立即进攻，应该停下来加紧练兵。至于中国暂时勒兵不前期间和之后会发生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
可是美队没有停下脚步。华盛顿批准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允许他一直推进到中国边境。
对来说，美国向中国边境推进不只涉及朝鲜的利益。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杜鲁门已经把第七舰队派至台湾海峡，声称是为了保护中国内战双方，展现美国对亚洲和平的承诺。那个时候，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不到九个月。如果朝鲜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大批美队陈兵边境，美国舰队又在台湾与大陆之间插足，那么中国允许北朝鲜攻入南朝鲜将会变成一个战略灾难。
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观迎头相撞之时，美国试图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和国际法原则维护现状。但维护现状不符合的革命使命感。中国历史一次次地告诉他，朝鲜一直是他国入侵中国的通道。他自己的革命经历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内战不胜则败，没有模糊地带。而且他深信，一旦美国在中朝之间的鸭绿江沿岸驻扎下来，下一步便是进入越南，完成对中国的包围。四年后，美国果然卷入了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道出了这种分析，并表明了朝鲜在中国战略思维中的巨大作用。1950年8月26日，他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说，朝鲜“确实成为世界斗争的焦点美国压服朝鲜之后，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15。
这样的考虑促使再次使用了1593年中国统治者对付丰臣秀吉率领的日本人入侵的战略。16与超级大国打仗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想法，至少有两名中国陆军将领拒绝带兵与美军作战，但坚持出兵。中国的突然进攻迫使美军从鸭绿江撤退。
但在中国插手干预之后，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什么应该采用什么战略这些问题在美国国内掀起了激烈的争论，预示着在未来的战争中，美国将面临更加痛苦的争议。与反对越南战争的人不同，批评朝鲜战争的人指责杜鲁门政府没有使用足够武力。他们要的是胜利而不是撤退。
战区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的杜鲁门政府发生了公开争论。麦克阿瑟强调了美国历次军事行动背后的传统考虑：战争的目的是胜利，只要需要，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包括空袭中国本土。僵持是战略上的挫折。侵略无论出现在哪里，都要击败它，包括在亚洲。美国的军事实力该用就用，不能留着用于遥远地区指西欧假设的意外事件。
杜鲁门政府以两种方式回应了麦克阿瑟。为了表明美国文职政府控制着军队，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的军事指挥权，理由是他发表与政府政策相矛盾的言论。实质上，杜鲁门强化了遏制概念，即主要威胁是苏联，苏联的战略目标是主宰欧洲。因此，用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对德作战中的一位高级将领的话说，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战争，甚至深入中国境内，是“在错误的地点c错误的时间与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17。
几个月后，1951年6月，战场前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这是战争开始的地方，而且500年前的一场战争也是从这里打响的。这时中国提议进行谈判，美国接受了提议。两年之后双方达成了解决方案，和平持续了60多年，直到本书写作的时候，尽管在这期间和平被无情地打断过，但为时很短。
如同这场战争的起源一样，谈判中两种不同的战略手法也发生了碰撞。杜鲁门政府表达了美方对权力与合法性关系的看法：战争与和平是两个不同的政策阶段；谈判开始后，不再使用武力，外交取而代之。每个阶段都有适用的规则。有时需要使用武力促成谈判，但之后武力必须退居次席。谈判结果取决于友好氛围，军事压力会破坏气氛。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美队在会谈期间只能奉命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避免首先发起大规模进攻。
中国的观点正好相反。战争与和平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谈判是战争的延伸。根据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所说，“攻心为上”，要打乱对手的盘算，削弱对手的信心；“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对手减弱攻势是内心虚弱的信号，可乘机扩大己方军事优势。方面利用这一僵局，让谈判议而不决，加大了美国民众的不安。实际上，在谈判期间，美国遭受的伤亡与战争进攻阶段相当。
最终，双方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美国维持了遏制学说，捍卫了盟国的领土完整，并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亚洲的一个重要国家。中国证明了捍卫边境安全的决心，表达了对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的蔑视。最后的结果是一场平局。但它揭示了美国能力的潜在弱点，即无法很好地将战略与外交c权力与合法性相结合，确定自己的首要目标。最终，朝鲜半岛画了一条跨世纪的界线。这是美国明确放弃胜利目标的第一场战争，并为后来的许多事情埋下了伏笔。
最大的输家是苏联。它最初鼓励进攻的决定，并向盟国提供大量物资作为进攻的后援，但它失去了盟国的信任。中苏分裂的种子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已播下，因为苏联坚持要求中国为得到的援助付款，还拒绝提供战斗支援。这场战争也激发美国快速大规模地重整军备，大踏步地纠正了西欧的失衡局面，确立了美国执行遏制政策所需的实力地位。
各方都遭受了挫折。一些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为了支持一个不可靠的盟国，失去了统一台湾的机会。美国失去了“二战”后一直享有的不可战胜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方向感。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者学到了经验，即把美国拖入不确定的战争会削弱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美国的战略和国际秩序思维中的不足依然存在，它将因此在越南的丛林中付出惨痛的代价。
国家共识的瓦解
还在朝鲜战争的困难时期，威尔逊主义原则就与罗斯福式地缘战略相结合，形成了冷战政策头15年背后的非凡动力。尽管最初也有一些争论，但它让美国挺过了一系列事件，包括美国1948~1949年利用空运挫败苏联关于柏林通道的最后通牒c朝鲜战争c1962年挫败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核弹道导弹的企图。紧接着1963年，美国与苏联签署放弃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标志着这两个超级大国认识到需要讨论和限制它们毁灭人类的能力。遏制政策得到国会两党共识的支持。决策层与知识界高度默契，都专注于共同的长期目标。
但大致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前后，国家共识开始瓦解。这位年轻总统遇刺带来的震惊是一部分原因，他曾经号召美国践行理想主义传统。虽然刺客是一位曾在苏联逗留的者，但在年青一代心目中，肯尼迪遇刺引起了对美国事业的道德正当性的质疑。
冷战之初的号召是支持全世界的民主和自由，肯尼迪就任增强了这一号召。但是一段时间之后，遏制战略背后的军事学说开始瓦解公众意识。在武器的毁灭性与使用武器的目的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所有有限使用军事核技术的理论都不可行。占主导地位的战略背后的实力将造成无法接受的平民伤亡，必定在几天内便殃及双方数千万人口。这一估算动摇了美国领导人的自信，也动摇了民众对领导人的信任。
此外，遏制政策运用于亚洲边缘时，遇到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情况。马歇尔计划和北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欧洲国家政府的政治传统虽然遭到破坏，但依然存在，经济复苏也能帮助恢复政治活力。但在许多不发达国家，政治架构脆弱或刚刚建立，经济援助快速实现了稳定，但也马上带来了。
这种困境在越南战争期间达到顶点。1951年，杜鲁门派出文职顾问到达越南，对抗游击战争。1954年，艾森豪威尔增派了军事顾问。1962年，肯尼迪批准作战部队作为辅助人员进入南越。1965年，约翰逊部署了远征部队，人数最终达到50万人。肯尼迪政府已经走到参战的边缘，约翰逊政府更是走到台前，因为它深信北越袭击南越是中苏在全球争夺主导权的前奏，美国必须出动军队进行抵制，以免东南亚落入的控制。
保卫亚洲的时候，美国建议像在西欧那样推进。按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一国陷入，其他国家也会跟着陷落，所以美国运用遏制理论按照北约模式来反击侵略者，实施经济和政治重建如同马歇尔计划。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扩大战争”，美国极力避免打击河内的军队位于柬埔寨和老挝的庇护所，而他们则利用这些地方发动进攻，造成数千人伤亡，然后又退回原处，躲避追击。
美国的政策是捍卫南越的，消灭北越武装和部署的颠覆南越的力量，集中力量轰炸北越，促使北越重新考虑其征服政策并开始谈判。除此之外，美国历届政府从未制订过一项终止战争的计划。直到约翰逊政府中期，美国的政策既没有收到显著成效，也没有引起多大争议。1968年的新年攻势从传统军事角度来看是北越遭到惨败。但被西方媒体描述为北越惊人的大捷和美国失败的例证。这一波民众抗议和媒体批评的浪潮触动了政府官员的神经。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也许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亚洲领导人。他在言谈和作品中都坚定且高调地认为，对于维护东南亚的，美国的干预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在越南取得胜利对整个地区的影响，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到美国全面参与越南战争的时候，中苏团结已经不复存在，而且整个20世纪60年代两国都处于明显的危机之中。中国受到“大跃进”和“文革”的严重破坏后，越来越把苏联视为危险的对手。
在欧洲使用的遏制原则在亚洲证明并不奏效。在欧洲，战争导致经济危机，就会威胁和破坏传统的国内政治制度，就会出现不稳定。但东南亚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这些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尤其是南越，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美国试图在做出军事努力的同时，加紧开展政治建设，以缩小差距。美国一方面与北越主力打常规战，另一方面与越共游击队打丛林战，还要在这个数世纪以来不知自治和民主为何物的地区大搞政治工程。
经过一系列政变其中1963年11月那次政变实际上受到美国大使馆的鼓励，并得到了白宫的默许，期望军事统治能够带来更加自由的体制，阮文绍将军崛起为南越总统。冷战之初，南越政府的非倾向曾让美国相信应该支持它，以防范苏联的图谋。可是现在，在一片相互指责中，南越在血腥内战中未能成为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反而遭到激烈的谴责。一场起初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支持的战争，一场被美国总统提升到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高度的战争，现在却被当成美国道德迟钝的独特证据。不道德和欺骗等指责满天飞，“野蛮”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形容词。美国的军事介入被说成某种“精神错乱”，反映了美国生活方式的深刻缺陷。肆意屠杀平民的指控成了家常便饭。18
美国国内有关越战的争论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伤痛。在涉足印度支那事务的历届美国政府中，有许多官员充满智慧c廉洁正直，但他们突然被指控为可耻的傻子和骗子。这些争论起初还是关于可行性和战略的理性辩论，最终却变成了街头游行c恶语谩骂和暴力行为。
批评者正确地指出，在战争开始阶段，美国的战略极不适应非对称冲突的现实。轰炸时断时续，以测试河内的谈判意愿，但结果常常造成僵局。美国动用的武力足以招致谴责和抵抗，但不足以坚定对手进行严肃谈判的意愿。越南僵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渐进升级理论的后果。尽管核超级大国对峙时这一概念运用得体，但它并不适用于与采取游击策略的对手进行非对称冲突。有人希望经济改革与政治演变相互促进，但事实证明这在亚洲行不通。这些都是可以严肃辩论的问题，但不是诽谤中伤甚至在抗议活动中袭击大学和政府建筑的理由。
远大志向的破灭摧毁了自信，而失去自信后，执政者变得手足无措。此前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的领导人尤其对学生的怒火感到痛苦。由于年长者的不安全感，懵懂青年的正常不满变成了有组织的发泄愤怒，造成了全国性的精神创伤。民众示威愈演愈烈，约翰逊总统他依然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保护自由人民c抵抗极权主义的行动在任最后一年公开露面仅限于军事基地。
1969年，约翰逊总统任期结束之后的数月中，这场战争的几位重要谋划者先后公开辞职，并呼吁结束军事行动，撤出美队。这些话题不断发酵，直到执政者对“结束战争”计划达成共识，即美国单方面撤出，仅以释放战俘作为交换条件。
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仍有50万美人在远离美国的越南作战。根据约翰逊确定的时间表，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尼克松从一开始就承诺结束这场战争，可是他也认为他有责任在撤军的同时继续履行美国维持战后国际秩序的全球承诺。尼克松是在苏联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五个月之后上台的，当时苏联正在建造洲际导弹，威胁到有人甚至认为超过了美国的威慑力量。而且中国与美国依然相互敌对。如果美国放弃对这个地区的安全承诺，那么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承诺也必定会受到挑战。维护美国捍卫盟国及全球秩序的信誉美国已经履行这项职责20多年了仍然在尼克松的盘算中不可或缺。
尼克松按照每年15万人的速度撤出美队，1971年美军不再参与地面作战。他同意进行谈判，但有一个不容商量的条件：他永远不会接受河内的要求，在和平进程开始时用河内提议的人选组成联合政府，替换美国盟国南越政府。这一条件被美国强硬拒绝了四年，直到1972年北越攻势遭到失败没有美国地面部队参与。河内最终同意停火，接受了它一直拒绝的政治解决方案。
美国国内辩论的焦点是，人们普遍希望结束这场战争给印度支那人民造成的创伤，好像美国是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然而河内坚持继续战斗，这不是因为它不相信美国的和平承诺，而是因为它希望借此耗尽美国继续牺牲的意愿。为了争夺主导权，河内大打心理战，以推行它夺取统治权的计划。事实表明，河内就此坚决不肯妥协。
尼克松下令发动的军事行动我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表示支持再加上灵活的外交政策，使越南问题在1973年最终得到解决。尼克松政府确信，西贡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一般规模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将提供空中和海上援助，对抗北越的全面进攻。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南越政府能够建立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向着更加透明的体制演进就像韩国出现的情况一样。
这一进程能否更快，以及能否给美国的信誉另外一种定义，将一直是热烈讨论的话题。最主要的障碍是美国难以理解北越的思维方式。约翰逊政府高估了美事力量的作用。与一般看法相反，尼克松则高估了谈判的效力。对北越久经沙场的领导人来说，不惜牺牲投入战斗就是为了取得胜利，妥协与战败没有区别，建立多元社会不可想象。
如何解决这场争论，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对所有相关各方来说，这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尼克松实现了完全撤军，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他相信这给予南越人民一个塑造自己命运的良好机会。然而，经过10年的争论，在水门危机群情激昂的余波中，国会1973年对援助实施严格限制，并于1975年切断所有援助。北越军队倾巢而出，越界攻克了南越。国际社会保持了沉默，国会禁止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由于革命，老挝和柬埔寨政府先后倒台。红色高棉在柬埔寨进行了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暴力清算。
美国第一次输掉战争，也失去了推进国际秩序观的思路。
尼克松与国际秩序
20世纪60年代充斥着暗杀c暴乱和没完没了的战争。历经这一乱局，尼克松1969年接过了恢复美国国家凝聚力和外交政策连贯性的重任。作为富有经验的公众人物，尼克松聪明过人，却有少见的个人不安全感，因此他并不是恢复国内和平的理想领导人。但是也必须记住，当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职的时候，大规模示威c恐吓威胁c非暴力反抗等手段已成气候，逐渐脱离了和平抗议的范畴。
不过对于重新确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这项任务，尼克松已经胸有成竹。作为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c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以及多次参选的总统候选人，他见多识广。外国领导人与尼克松接触时，一般不会与他对抗，让他难堪，而是愿意与他进行他最擅长的实质性对话。与一般有政治抱负的人相比，他独来独往的个性让他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因此他更愿意潜心读书。这使他成为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外交政策上准备最充分的候任总统。
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如此系统地从理论上将国际秩序作为一个全球概念加以阐述。1971年与时代杂志编辑对话时，尼克松提出了这个概念。在他的想象中，五个主要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将在非正式承诺的基础上运行，都以克制的态度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们的雄心和克制相互交织，形成了均衡：
我们必须记住，世界历史上唯一一次拥有较长的和平时期，是在形成均势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相对其潜在竞争者实力无限大的时候，正是战争危险来临的时候。所以我希望美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我认为，如果我们看到强大而健康的美国c欧洲c苏联c中国和日本形成合理的平衡，相互制衡，但不相互拆台，那么这将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更加美好的世界。19这篇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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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美队没有停下脚步。华盛顿批准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允许他一直推进到中国边境。
对来说，美国向中国边境推进不只涉及朝鲜的利益。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杜鲁门已经把第七舰队派至台湾海峡，声称是为了保护中国内战双方，展现美国对亚洲和平的承诺。那个时候，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不到九个月。如果朝鲜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大批美队陈兵边境，美国舰队又在台湾与大陆之间插足，那么中国允许北朝鲜攻入南朝鲜将会变成一个战略灾难。
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观迎头相撞之时，美国试图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和国际法原则维护现状。但维护现状不符合的革命使命感。中国历史一次次地告诉他，朝鲜一直是他国入侵中国的通道。他自己的革命经历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内战不胜则败，没有模糊地带。而且他深信，一旦美国在中朝之间的鸭绿江沿岸驻扎下来，下一步便是进入越南，完成对中国的包围。四年后，美国果然卷入了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道出了这种分析，并表明了朝鲜在中国战略思维中的巨大作用。1950年8月26日，他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说，朝鲜“确实成为世界斗争的焦点美国压服朝鲜之后，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15。
这样的考虑促使再次使用了1593年中国统治者对付丰臣秀吉率领的日本人入侵的战略。16与超级大国打仗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想法，至少有两名中国陆军将领拒绝带兵与美军作战，但坚持出兵。中国的突然进攻迫使美军从鸭绿江撤退。
但在中国插手干预之后，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什么应该采用什么战略这些问题在美国国内掀起了激烈的争论，预示着在未来的战争中，美国将面临更加痛苦的争议。与反对越南战争的人不同，批评朝鲜战争的人指责杜鲁门政府没有使用足够武力。他们要的是胜利而不是撤退。
战区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的杜鲁门政府发生了公开争论。麦克阿瑟强调了美国历次军事行动背后的传统考虑：战争的目的是胜利，只要需要，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包括空袭中国本土。僵持是战略上的挫折。侵略无论出现在哪里，都要击败它，包括在亚洲。美国的军事实力该用就用，不能留着用于遥远地区指西欧假设的意外事件。
杜鲁门政府以两种方式回应了麦克阿瑟。为了表明美国文职政府控制着军队，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的军事指挥权，理由是他发表与政府政策相矛盾的言论。实质上，杜鲁门强化了遏制概念，即主要威胁是苏联，苏联的战略目标是主宰欧洲。因此，用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对德作战中的一位高级将领的话说，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战争，甚至深入中国境内，是“在错误的地点c错误的时间与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17。
几个月后，1951年6月，战场前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这是战争开始的地方，而且500年前的一场战争也是从这里打响的。这时中国提议进行谈判，美国接受了提议。两年之后双方达成了解决方案，和平持续了60多年，直到本书写作的时候，尽管在这期间和平被无情地打断过，但为时很短。
如同这场战争的起源一样，谈判中两种不同的战略手法也发生了碰撞。杜鲁门政府表达了美方对权力与合法性关系的看法：战争与和平是两个不同的政策阶段；谈判开始后，不再使用武力，外交取而代之。每个阶段都有适用的规则。有时需要使用武力促成谈判，但之后武力必须退居次席。谈判结果取决于友好氛围，军事压力会破坏气氛。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美队在会谈期间只能奉命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避免首先发起大规模进攻。
中国的观点正好相反。战争与和平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谈判是战争的延伸。根据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所说，“攻心为上”，要打乱对手的盘算，削弱对手的信心；“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对手减弱攻势是内心虚弱的信号，可乘机扩大己方军事优势。方面利用这一僵局，让谈判议而不决，加大了美国民众的不安。实际上，在谈判期间，美国遭受的伤亡与战争进攻阶段相当。
最终，双方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美国维持了遏制学说，捍卫了盟国的领土完整，并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亚洲的一个重要国家。中国证明了捍卫边境安全的决心，表达了对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的蔑视。最后的结果是一场平局。但它揭示了美国能力的潜在弱点，即无法很好地将战略与外交c权力与合法性相结合，确定自己的首要目标。最终，朝鲜半岛画了一条跨世纪的界线。这是美国明确放弃胜利目标的第一场战争，并为后来的许多事情埋下了伏笔。
最大的输家是苏联。它最初鼓励进攻的决定，并向盟国提供大量物资作为进攻的后援，但它失去了盟国的信任。中苏分裂的种子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已播下，因为苏联坚持要求中国为得到的援助付款，还拒绝提供战斗支援。这场战争也激发美国快速大规模地重整军备，大踏步地纠正了西欧的失衡局面，确立了美国执行遏制政策所需的实力地位。
各方都遭受了挫折。一些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为了支持一个不可靠的盟国，失去了统一台湾的机会。美国失去了“二战”后一直享有的不可战胜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方向感。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者学到了经验，即把美国拖入不确定的战争会削弱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美国的战略和国际秩序思维中的不足依然存在，它将因此在越南的丛林中付出惨痛的代价。
国家共识的瓦解
还在朝鲜战争的困难时期，威尔逊主义原则就与罗斯福式地缘战略相结合，形成了冷战政策头15年背后的非凡动力。尽管最初也有一些争论，但它让美国挺过了一系列事件，包括美国1948~1949年利用空运挫败苏联关于柏林通道的最后通牒c朝鲜战争c1962年挫败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核弹道导弹的企图。紧接着1963年，美国与苏联签署放弃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标志着这两个超级大国认识到需要讨论和限制它们毁灭人类的能力。遏制政策得到国会两党共识的支持。决策层与知识界高度默契，都专注于共同的长期目标。
但大致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前后，国家共识开始瓦解。这位年轻总统遇刺带来的震惊是一部分原因，他曾经号召美国践行理想主义传统。虽然刺客是一位曾在苏联逗留的者，但在年青一代心目中，肯尼迪遇刺引起了对美国事业的道德正当性的质疑。
冷战之初的号召是支持全世界的民主和自由，肯尼迪就任增强了这一号召。但是一段时间之后，遏制战略背后的军事学说开始瓦解公众意识。在武器的毁灭性与使用武器的目的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所有有限使用军事核技术的理论都不可行。占主导地位的战略背后的实力将造成无法接受的平民伤亡，必定在几天内便殃及双方数千万人口。这一估算动摇了美国领导人的自信，也动摇了民众对领导人的信任。
此外，遏制政策运用于亚洲边缘时，遇到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情况。马歇尔计划和北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欧洲国家政府的政治传统虽然遭到破坏，但依然存在，经济复苏也能帮助恢复政治活力。但在许多不发达国家，政治架构脆弱或刚刚建立，经济援助快速实现了稳定，但也马上带来了。
这种困境在越南战争期间达到顶点。1951年，杜鲁门派出文职顾问到达越南，对抗游击战争。1954年，艾森豪威尔增派了军事顾问。1962年，肯尼迪批准作战部队作为辅助人员进入南越。1965年，约翰逊部署了远征部队，人数最终达到50万人。肯尼迪政府已经走到参战的边缘，约翰逊政府更是走到台前，因为它深信北越袭击南越是中苏在全球争夺主导权的前奏，美国必须出动军队进行抵制，以免东南亚落入的控制。
保卫亚洲的时候，美国建议像在西欧那样推进。按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一国陷入，其他国家也会跟着陷落，所以美国运用遏制理论按照北约模式来反击侵略者，实施经济和政治重建如同马歇尔计划。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扩大战争”，美国极力避免打击河内的军队位于柬埔寨和老挝的庇护所，而他们则利用这些地方发动进攻，造成数千人伤亡，然后又退回原处，躲避追击。
美国的政策是捍卫南越的，消灭北越武装和部署的颠覆南越的力量，集中力量轰炸北越，促使北越重新考虑其征服政策并开始谈判。除此之外，美国历届政府从未制订过一项终止战争的计划。直到约翰逊政府中期，美国的政策既没有收到显著成效，也没有引起多大争议。1968年的新年攻势从传统军事角度来看是北越遭到惨败。但被西方媒体描述为北越惊人的大捷和美国失败的例证。这一波民众抗议和媒体批评的浪潮触动了政府官员的神经。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也许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亚洲领导人。他在言谈和作品中都坚定且高调地认为，对于维护东南亚的，美国的干预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在越南取得胜利对整个地区的影响，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到美国全面参与越南战争的时候，中苏团结已经不复存在，而且整个20世纪60年代两国都处于明显的危机之中。中国受到“大跃进”和“文革”的严重破坏后，越来越把苏联视为危险的对手。
在欧洲使用的遏制原则在亚洲证明并不奏效。在欧洲，战争导致经济危机，就会威胁和破坏传统的国内政治制度，就会出现不稳定。但东南亚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这些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尤其是南越，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美国试图在做出军事努力的同时，加紧开展政治建设，以缩小差距。美国一方面与北越主力打常规战，另一方面与越共游击队打丛林战，还要在这个数世纪以来不知自治和民主为何物的地区大搞政治工程。
经过一系列政变其中1963年11月那次政变实际上受到美国大使馆的鼓励，并得到了白宫的默许，期望军事统治能够带来更加自由的体制，阮文绍将军崛起为南越总统。冷战之初，南越政府的非倾向曾让美国相信应该支持它，以防范苏联的图谋。可是现在，在一片相互指责中，南越在血腥内战中未能成为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反而遭到激烈的谴责。一场起初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支持的战争，一场被美国总统提升到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高度的战争，现在却被当成美国道德迟钝的独特证据。不道德和欺骗等指责满天飞，“野蛮”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形容词。美国的军事介入被说成某种“精神错乱”，反映了美国生活方式的深刻缺陷。肆意屠杀平民的指控成了家常便饭。18
美国国内有关越战的争论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伤痛。在涉足印度支那事务的历届美国政府中，有许多官员充满智慧c廉洁正直，但他们突然被指控为可耻的傻子和骗子。这些争论起初还是关于可行性和战略的理性辩论，最终却变成了街头游行c恶语谩骂和暴力行为。
批评者正确地指出，在战争开始阶段，美国的战略极不适应非对称冲突的现实。轰炸时断时续，以测试河内的谈判意愿，但结果常常造成僵局。美国动用的武力足以招致谴责和抵抗，但不足以坚定对手进行严肃谈判的意愿。越南僵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渐进升级理论的后果。尽管核超级大国对峙时这一概念运用得体，但它并不适用于与采取游击策略的对手进行非对称冲突。有人希望经济改革与政治演变相互促进，但事实证明这在亚洲行不通。这些都是可以严肃辩论的问题，但不是诽谤中伤甚至在抗议活动中袭击大学和政府建筑的理由。
远大志向的破灭摧毁了自信，而失去自信后，执政者变得手足无措。此前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的领导人尤其对学生的怒火感到痛苦。由于年长者的不安全感，懵懂青年的正常不满变成了有组织的发泄愤怒，造成了全国性的精神创伤。民众示威愈演愈烈，约翰逊总统他依然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保护自由人民c抵抗极权主义的行动在任最后一年公开露面仅限于军事基地。
1969年，约翰逊总统任期结束之后的数月中，这场战争的几位重要谋划者先后公开辞职，并呼吁结束军事行动，撤出美队。这些话题不断发酵，直到执政者对“结束战争”计划达成共识，即美国单方面撤出，仅以释放战俘作为交换条件。
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仍有50万美人在远离美国的越南作战。根据约翰逊确定的时间表，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尼克松从一开始就承诺结束这场战争，可是他也认为他有责任在撤军的同时继续履行美国维持战后国际秩序的全球承诺。尼克松是在苏联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五个月之后上台的，当时苏联正在建造洲际导弹，威胁到有人甚至认为超过了美国的威慑力量。而且中国与美国依然相互敌对。如果美国放弃对这个地区的安全承诺，那么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承诺也必定会受到挑战。维护美国捍卫盟国及全球秩序的信誉美国已经履行这项职责20多年了仍然在尼克松的盘算中不可或缺。
尼克松按照每年15万人的速度撤出美队，1971年美军不再参与地面作战。他同意进行谈判，但有一个不容商量的条件：他永远不会接受河内的要求，在和平进程开始时用河内提议的人选组成联合政府，替换美国盟国南越政府。这一条件被美国强硬拒绝了四年，直到1972年北越攻势遭到失败没有美国地面部队参与。河内最终同意停火，接受了它一直拒绝的政治解决方案。
美国国内辩论的焦点是，人们普遍希望结束这场战争给印度支那人民造成的创伤，好像美国是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然而河内坚持继续战斗，这不是因为它不相信美国的和平承诺，而是因为它希望借此耗尽美国继续牺牲的意愿。为了争夺主导权，河内大打心理战，以推行它夺取统治权的计划。事实表明，河内就此坚决不肯妥协。
尼克松下令发动的军事行动我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表示支持再加上灵活的外交政策，使越南问题在1973年最终得到解决。尼克松政府确信，西贡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一般规模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将提供空中和海上援助，对抗北越的全面进攻。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南越政府能够建立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向着更加透明的体制演进就像韩国出现的情况一样。
这一进程能否更快，以及能否给美国的信誉另外一种定义，将一直是热烈讨论的话题。最主要的障碍是美国难以理解北越的思维方式。约翰逊政府高估了美事力量的作用。与一般看法相反，尼克松则高估了谈判的效力。对北越久经沙场的领导人来说，不惜牺牲投入战斗就是为了取得胜利，妥协与战败没有区别，建立多元社会不可想象。
如何解决这场争论，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对所有相关各方来说，这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尼克松实现了完全撤军，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他相信这给予南越人民一个塑造自己命运的良好机会。然而，经过10年的争论，在水门危机群情激昂的余波中，国会1973年对援助实施严格限制，并于1975年切断所有援助。北越军队倾巢而出，越界攻克了南越。国际社会保持了沉默，国会禁止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由于革命，老挝和柬埔寨政府先后倒台。红色高棉在柬埔寨进行了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暴力清算。
美国第一次输掉战争，也失去了推进国际秩序观的思路。
尼克松与国际秩序
20世纪60年代充斥着暗杀c暴乱和没完没了的战争。历经这一乱局，尼克松1969年接过了恢复美国国家凝聚力和外交政策连贯性的重任。作为富有经验的公众人物，尼克松聪明过人，却有少见的个人不安全感，因此他并不是恢复国内和平的理想领导人。但是也必须记住，当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职的时候，大规模示威c恐吓威胁c非暴力反抗等手段已成气候，逐渐脱离了和平抗议的范畴。
不过对于重新确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这项任务，尼克松已经胸有成竹。作为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c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以及多次参选的总统候选人，他见多识广。外国领导人与尼克松接触时，一般不会与他对抗，让他难堪，而是愿意与他进行他最擅长的实质性对话。与一般有政治抱负的人相比，他独来独往的个性让他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因此他更愿意潜心读书。这使他成为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外交政策上准备最充分的候任总统。
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如此系统地从理论上将国际秩序作为一个全球概念加以阐述。1971年与时代杂志编辑对话时，尼克松提出了这个概念。在他的想象中，五个主要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将在非正式承诺的基础上运行，都以克制的态度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们的雄心和克制相互交织，形成了均衡：
我们必须记住，世界历史上唯一一次拥有较长的和平时期，是在形成均势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相对其潜在竞争者实力无限大的时候，正是战争危险来临的时候。所以我希望美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我认为，如果我们看到强大而健康的美国c欧洲c苏联c中国和日本形成合理的平衡，相互制衡，但不相互拆台，那么这将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更加美好的世界。19这篇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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