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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26节

  中的两个国家其实是敌对国家:苏联和中国。美国与前者陷入冷战,与后者在中断关系20多年后刚刚恢复外交接触,美国与中国既没有互设大使馆,也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西奥多罗斯福曾提出一种国际秩序设想,美国在其中充当全球均势的守卫者。尼克松更进一步,认为世界秩序千变万化,均势不会一成不变,美国不是平衡者,而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尼克松在这段话中宣布放弃挑动均势中的一方斗另一方,这展示了他的策略技巧。警告潜在对手的微妙方式就是,公开声明放弃对方已知的我方能力,而这种能力实际上不受声明的影响。尼克松是在起程访问北京之前说这番话的。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两国关系显著改善,也是在任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美国与这两个巨人的关系比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用中国制衡苏联当然成为这项渐进战略的用心所在。1971年2月,尼克松的年度外交政策报告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官方文件首次给予中国这一级别的承认,并宣称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与北京对话”20。

  1971年7月我正在所谓的秘密访华途中,尼克松就中国的国内政策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中,尼克松认为:

  中国的国内阵痛即“文化大革命”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因为当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看待时我在世界各地见到过他们,他们富有创造力,成就卓著,是世界上最能干的民族之一。8亿中国人民必定会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这就意味着,凭着这些特质,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他们也能够在其他领域大显身手。21这些说法在今天已经是老生常谈,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22这些是尼克松的即兴谈话,而我当时与华盛顿无法联络,所以我是在20多年来与北京的首次对话中从周恩来口中听到这番话的。尼克松尽管是一位坚定不移的产主义者,但他认定,地缘政治平衡的迫切性超过了意识形态纯洁性的需要,这一认识与他的中国同行不谋而合。

  在1972年总统竞选中,尼克松的对手乔治麦戈文曾经嘲弄地说:“回家吧,美国”尼克松的回应是,如果美国逃避其国际责任,那么它肯定在国内也会失败。他宣称:“只有在履行海外责任方面有大作为,我们才能始终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有继续作为伟大的国家,我们才能在克服国内挑战方面有大作为。”23与此同时,他希望抑制“我们自恃高明,好为别人借箸代筹的本能”,从而不让“他们依赖我们为其定计”24。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尼克松开启了编写世界现状年度报告的做法。就像所有的总统文件均由白宫同事起草,这类报告由我主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不过,尼克松要确定文件的总体战略基调,并在定稿之前多次审阅。它们是政府部门的外交政策指南,更重要的是,它们向其他国家表明了美国的战略方向。

  尼克松强调,美国不能把命运全部或部分寄托于他国的善意。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可谓一个现实主义者。正如他在1970年的报告中强调的,和平需要谈判,也需要有寻求新型伙伴关系的意愿,但只有这些还不够:“持久和平的第二个元素必须是美国的实力。我们知道,和平不可能仅仅通过善意实现。”25他断定,通过持续展示美国的力量以及开展全球行动的明确意愿,和平就会得到巩固而不会被阻滞。这让人想起了西奥多罗斯福1907~1909年派遣大白舰队进行的环球航行。同样,美国也不能期望其他国家把未来押在他人的善意之上。主导原则是努力建立权力与合法性相得益彰的国际秩序,做到使这一秩序的所有关键成员都认为这种安排公正合理:

  对于所有国家,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维护国际体系都与其利益攸关。他们必须感觉到他们的原则得到了尊重,他们的国家利益得到了维护如果国际环境满足了他们的重要关切,他们就会努力去维护它。26正是这种国际秩序愿景为对华打开大门提供了最初动力。尼克松认为向中国开放是整个愿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向中国开放的一个原因是试图走出过去10年美国的国内争吵。尼克松接掌的美国已经被10年国内国际动荡和无休止的战争所动摇。至关重要的是,要向美国传递一个和平与国际礼让的愿景,鼓舞它去追求一个无愧于历史和价值观的愿景。同样重要的是,尼克松重新定义了美国的世界秩序概念。与中国改善关系将逐渐孤立苏联,或者迫使苏联寻求改善对美关系。只要美国小心行事,与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胜过它们之间的关系,困扰美国外交政策20年的中苏合作追求世界霸权的噩梦将被驱散。在适当的时候,苏联会发现在欧洲和亚洲两面受敌,与自己貌合神离的意识形态阵营里也出现了敌人。苏联已经无力驾驭这个自设的无解困局。

  尼克松力图让美国的理想主义更加实际,让美国的实用主义更具有长远眼光,结果却受到两面夹击,反映出美国人在实力和原则之间摇摆不定。理想主义者批评尼克松按照地缘政治原则推行外交政策。保守派对他提出质疑,声称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是在对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畏缩退让。两派批评者都忽视了以下事实:尼克松在苏联周边部署了坚不可摧的防御措施;他是第一位访问东欧南斯拉夫c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美国总统,象征着对苏联的控制发出了挑战;他让美国平安度过了与苏联的几次危机,其中两次1970年10月和1973年10月他义无反顾地让美军进入警戒状态。

  在建立国际秩序的地缘政治方面,尼克松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技巧。他不厌其烦地将各种战略要素联系起来,在抵御危机时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在追求外交政策长期目标时则坚韧不拔。他惯用的逻辑是:“半途而废与坚持到底要付出同样的代价,那干脆坚持到底好了。”结果,从1972年至1973年,在18个月之内,他结束了越南战争,对华打开了大门;为抵抗北越攻势而不断升级军事措施的同时就与苏联举行了峰会,让苏联盟国埃及转而与美国紧密合作;在中东促成了两份脱离接触协议一份在以色列与埃及之间,另一份在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以叙脱离接触协议持续至今,连目前的血腥内战都没有影响它;启动了欧洲安全会议。长期来看,欧安会严重削弱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

  这些策略成果即将转化成长远的世界秩序概念,把令人鼓舞的愿景与切实可靠的均势联系起来。但就在这个节点上,悲剧发生了。越南战争让各方筋疲力尽。水门风暴纯粹是愚蠢的自作自受,又被尼克松的长期批评者无情利用,让整个行政部门陷入瘫痪。在正常时期,尼克松的政策多路并进,完全可以汇聚成美国新的长期战略。尼克松已经看见了希望与现实交汇的乐土冷战结束c重新定义大西洋联盟c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c大步迈向中东和平c苏联开始重新融入国际秩序,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将地缘政治愿景与这些进展融合起来,这段旅程只能留给他人去走完了。

  复兴的开端

  历经20世纪60年代的痛苦和总统的下台,美国首先需要的是恢复凝聚力。幸运的是,应时势召唤来完成这一空前任务的人是杰拉尔德福特。

  福特从未涉足总统政治的复杂旋涡,却被推上了一个他想都没想过的职位。正因如此,他不受焦点群体和公共关系的困扰,能够在总统任期内实践善意的价值观和他自小培养起来的对国家的信念。他长期在众议院任职,身居重要的国防和情报小组委员会,熟谙外交政策挑战。

  福特的历史任务是弥合美国内部的分歧。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努力且通常成功地将实力与原则相结合。他的政府见证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这里指埃及之间首份协议的签订,其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第二次西奈停火协议标志着埃及不可逆转地转向支持和平协议。福特发起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促成南部非洲由多数人统治,这是第一位美国总统在此问题上采取明确行动。面对国内强烈的反对,他监督召开了欧洲安全会议,会议产生的一些条款把人权奉为欧洲安全原则之一。这些条款被波兰的莱赫瓦文萨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人大胆采用,在他们的国家引入了民主,开启了东欧剧变的序幕。

  在杰拉尔德福特的葬礼上,我致悼词,其中几句话是:

  自古以来,尽管人类罪孽深重,上帝还是保留了人类,因为在任何时期,总会有十个正义之士来救赎人类,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杰拉尔德福特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美国还享有不可战胜的光环,印度支那的失败给美国带来了无法想象的挑战。吉米卡特正是这时成为美国总统的。一直是中东地区秩序的支柱的伊朗被一些什叶派领袖接管。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向美国宣战,颠覆了中东的力量均势。其标志就是围困美国驻德黑兰外交使团400多天。几乎同时,苏联认为入侵并占领阿富汗的时机已到。

  值此动荡之际,卡特大胆地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最终在白宫举行了签字仪式。埃以和平条约的签署是一个历史件。虽然这得益于前几届政府消除了苏联的影响,开启了和平进程,但在卡特任内结束谈判却是这一持久而坚定的外交努力的顶点。卡特与中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巩固了对华开放政策,就这一新方向形成了两党共识。而且他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做出强烈反应,支持抵抗苏联占领的人。固然,直到任期结束,他在新的战略挑战面前曾经有过犹豫寻找权力和合法性之间的平衡,但就是在这段极度痛苦的时期,卡特重申了人类尊严的价值,这对美国自身的形象至关重要。

  罗纳德里根和冷战的结束

  罗纳德里根生逢其时,这样的总统在美国历史上少之又少。早10年,里根可能显得过于好战,不够务实;晚10年,他的诉求可能显得过于肤浅。他就任总统期间,苏联经济陷入停滞,该国年迈的领导人接连去世。美国公众舆论急于摆脱一段幻灭的时期。于是里根把美国潜在的c有时看似不可调和的力量理想主义c韧性c创造力和经济活力整合起来。

  里根意识到了苏联潜在的弱点,并对美国制度的优越性高度自信他对美国政治哲学的理解比其国内批评者要深,他把19世纪让美国态度模棱两可的两种成分权力与合法性捏合在了一起。依托一些被国会长期搁置的计划,他向苏联发起挑战,使其陷入无法取胜的军备和技术竞赛。

  同时,里根在演讲中或多或少地重提威尔逊的道德主义,激发了强大精神动力。1989年他离任时发表的告别演说也许是最深刻的例子。在这篇讲话中,他描述了对美国这个辉煌的山巅之城的憧憬:

  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我曾经一再谈起这座辉煌的山巅之城,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清楚地表达了我的思想。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座高大的c令人骄傲的城市,它建立在坚实的基石上,而绝非空中楼阁。上帝保佑着它,街上人来人往,各种肤色的人生活在和睦与和平之中。这是一座拥有自由港c商业繁荣并且富有创造力的城市。如果这座城市建有城墙,那么城门一定向所有梦寐以求来到这里的人们敞开。我过去这样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27对里根来说,美国作为辉煌的山巅之城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真实存在,因为他决心把它变成现实。

  这是罗纳德里根与理查德尼克松的一个重要区别。两人的实际政策并行不悖,但绝不相同。尼克松把外交政策当成没有终点的努力,就像一套需要跟上的音乐节拍。他像完成一位异常严厉的老师留下的作业一样,一丝不苟地理清其中的纷乱和矛盾。他希望美国大获全胜,但那可能是一项漫长c艰苦而且在他离任之后才能完成的事业。相形之下,1977年,里根用他特有的乐观口吻对其助手总结了他的冷战策略:“我们会获胜,他们将失败。”尼克松的决策风格对提升冷战外交的活力至关重要,里根的风格则对以外交方式结束冷战不可或缺。

  在一个层面上,里根的言辞包括他1983年3月称苏联为邪恶帝国的讲话可能预示着东西方外交前途渺茫。在更深的层面上,它象征着一段过渡时期。苏联逐渐意识到军备竞赛徒劳无益,而年迈的领导层也面临着接班问题。里根化繁为简,提出了与苏联和解的设想,但尼克松可能永远不会那么直言不讳。

  里根深信,者拒不妥协,是出于无知而不是恶意,是因为误解而不是敌对。尼克松认为对自身利益的深思熟虑可以促使美国与苏联达成和解,但里根不同,他认为,对手只要意识到美国原则的优越性,斗争就会结束。1984年,资深人契尔年科被任命为苏联最高领导人。里根在日记中透露:“我有一种冲动,想跟他面对面地谈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看看能不能让他相信,如果他们加入国际大家庭,苏联会得到实际利益。”28

  一年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里根的乐观情绪高涨起来。他告诉同事他有一个梦想,就是陪同这位新任苏联领导人参观美国工人阶级社区。一位传记作者回忆道,里根曾经设想:“直升机落地后,里根上前邀请戈尔巴乔夫去挨家挨户敲门,问这些居民,你们认为我们的制度怎么样工人们会告诉他生活在美国多么美好。”29这一切将会说服苏联加入全球民主运动,进而缔造和平,因为“得到被统治者认可的政府不会向邻国开战”30。这正是威尔逊国际秩序观的核心原则。

  里根把这一设想应用到了核军备控制上。1986年,他与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举行峰会,提议销毁所有核武器运载系统,只保留和建设反导弹系统。这样的结果将实现里根经常强调的一个目标,即废除进攻能力,消除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建设导弹防御系统,牵制违反协议的国家。这个想法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想象,所以他在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努力讨价还价,要求把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限制在“实验室里”。销毁核武器运载系统的提议无论如何也没有可操作性,因为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会强烈反对。他们深信如果没有核武器,欧洲将无法防御,而他们的威慑力量则是最后的保障。多年以后,我问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苏联为什么不在核试验问题上做出妥协。他回答:“因为我们没想到里根会拂袖而去。”

  戈尔巴乔夫想用苏联的改革概念对抗里根的设想。可是,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挂在嘴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对他们不利。运转不灵的经济模式已经支撑不了这个帝国长达40多年的四面扩张。美国虽然有分裂和摇摆,但保留了实力地位的关键要素: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它已经建立了由主要工业中心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非正式反苏联盟。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苏联无法维持现行路线,但低估了苏联制度的脆弱性。他的改革呼吁释放出来的力量杂乱无章,无法进行真正的改革,也打击了士气,无法继续实施极权主义领导。这验证了半个世纪前凯南的预测。

  只靠里根对民主的理想主义承诺不可能产生这种结果。强大的国防和经济政策c对苏联弱点的精准分析c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都是他的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不过,没有里根的理想主义有时近于藐视历史,苏联的挑战也不会在全世界都支持民主的氛围中终结。

  40年前以及之后的数十年里,人们一直认为建立和平国际秩序的主要挑战来自苏联。这背后的逻辑是,的崩溃只是想象,要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将开启一个社会稳定和国家友好的时代。但事实很快表明,历史运行的周期通常更长一些。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之前,必须先清理冷战的断壁残垣。

  这个任务落在了乔治h布什的肩上。他靠节制和智慧保持着美国的优势地位。布什在康涅狄格接受了良好教育,却在美国较质朴c重创业的得克萨斯州起家。布什拥有政府各个层级的任职经验,运用娴熟的技巧处理了一系列让人目不暇接的危机。这些危机既考验着美国价值观的适用性,也考验着美国巨大实力的极限。上任几个月后,中国1989年的引发的动荡挑战了美国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凸显了美中关系对维持全球平衡的重要性。布什曾经在中美建交之前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的处事方式既维护了美国的原则,也保留了最终走向合作的前景。他以巧妙的外交手段应对德国统一,在那之前,人们一直以为德国统一会引发战争,他决定不在苏联帝国崩溃时落井下石,也使得德国统一之路更加顺畅。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当柏林墙1989年倒塌时,布什拒绝了所有提议,没有飞往柏林去庆祝苏联政策的失败。

  布什终结冷战的老练手法掩盖了国内的争议。美国从这些争议中一路走来,且争议仍是下一阶段面临的挑战。随着冷战落下帷幕,美国人形成了共识,认为意识形态演变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只要民主国家潜心帮助仍处于威权统治之下的国家进行最后一波民主转型,和平的世界秩序就会浮现,威尔逊的终极愿景就会实现,自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将会扩展,埋葬过时的对抗态势,实现更大范围的和谐。

  秉持这种精神,布什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通过联合国组建了自愿者联盟,击退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这是朝鲜战争以来大国首次采取联合行动。一旦达到了联合国决议中的授权界限,他就停止了军事行动也许曾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他想吸取麦克阿瑟将军的教训,不愿意重蹈麦克阿瑟仁川大捷后决定跨过南北朝鲜分界线的覆辙。

  美国1991年率军击退萨达姆侯赛因军事占领科威特,这背后有强大的全球共识。在一段时间里,这好像证明美国多年来希望建立的以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确已存在。1990年11月在布拉格,布什提出了“自由联合体”概念,联合体将接受法治管理,是“一个致力于自由理想的道义共同体”31。所有国家都能参加联合体,也许有一天,它将包括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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