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8节
标与可能性的关系。在“二战”后美国所打的五场战争朝鲜战争c越南战争c海湾战争c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只有乔治h布什总统领导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实现了美国开战时提出的目标，国内也没有出现显著的分歧。其他战争的结局从僵局到单方面撤出是何时注定的，是另一个争论话题。目前，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寻求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一个作用不可或缺的国家在履行职责前，必须对这个职责以及自身有清醒的认识。
身处历史事件之中，对其本质总是当局者迷。伊拉克战争可被视为地区大转型的催化剂。这个地区转型的根本性质至今仍不清晰，还要等待“阿拉伯之春”c伊朗构成的核挑战和地缘政治挑战以及“圣战”分子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袭击等问题尘埃落定。2004年伊拉克实现了选举政治，必然激起本地区其他国家建立参与式制度的要求；但这些要求能否与和平妥协和宽容精神结合起来，还要拭目以待。
美国总结21世纪战争教训的时候不应忘记，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大国能把改善人类境遇作为战略目标之一。美国的战争目标不仅是惩罚敌人，还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追求胜利不是为了占领土地而是分享自由的果实，这样的国家必定与众不同。如果放弃这一重要的理想主义，美国就是背叛自己。不理会国家经历中这一核心内容，美国也无法安抚朋友，战胜敌人。然而，要想取得成效，雄心勃勃的政策离不开对深层因素客观冷静的分析。这些深层因素包括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地缘政治结构，反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敌人的决心和策略。实现美国的道德愿望，要依靠可行的方法，要考虑政策的战略要素，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并延续多个政治周期。
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经一针见血地阐述了美国的矛盾心态：
美国人是讲道义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反映举国拥护的价值观；但是美国人也是务实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收到成效。50美国的国内辩论经常被描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对美国和世界来说，两者之争的结果也许是：如果美国不能二者兼顾，二者都会落空。
第九章
技术c均衡与人的意识
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旋律。它是一套解读世界的信念，通过解释周围发生的各种事件，激励或安慰个人。在中世纪时期，主旋律是宗教；在启蒙时期，是理性；在19~20世纪，是民族主义和历史观。科学和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观念,它们推动了人类福祉史无前例的进步。科技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文化限制，但也催生了足以毁灭人类的武器。技术带来的通信方式使全球各地的个人或机构能够即时联络，一触按钮便可储存和提取海量信息。可是，技术应该用于什么目的呢如果技术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自成一体，会对国际秩序产生什么影响面对破坏性如此巨大的现代武器技术，共同恐惧能促使人类团结起来消除战争灾难吗还是拥有这些武器会让人永不安宁通信的方便快捷和无处不及能够突破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壁垒吗在透明的世界里，能让古老的人类共同体梦想变成现实吗还是正好相反，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c网络透明度c缺乏，人类被迫进入一个没有任何界限或秩序的世界，在无法理解的危机之中挣扎
作者自认无法跟上这些先进的技术，但关心技术所代表的内涵。
核时代的国际秩序
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政治单元不管是否称为国家都把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不过，技术让战争成为可能，也限制了战争的范围。面对众多的战争目标，实力最强大c装备最精良的国家也只能在有限的距离内部署一定数量的兵力。雄心勃勃的领导人既受制于传统，也受制于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大胆的行动方案受到实施步伐的制约。外交指令必须考虑信息传递期间发生的突发事件。这强迫人们暂停下来进行反思，并承认领导人有些事情能够控制，有些则无能为力。
不管国家之间的均势是正式原则，还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具体做法，某种形式的均衡都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关注外围的均势，欧洲则把均势作为核心运行原则。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变化的步伐加快，现代军队的力量更具破坏性。在技术差距巨大的时代，甚至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普通技术也能造成种族灭绝的后果。欧洲的技术和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美洲原有的文明。新的能力带来了新的毁灭潜力，正如大规模征兵制强化了技术的复合效应。
核武器的诞生把这一进程推到恐怖的顶点。“二战”中，各大国的科学家潜心研究，掌握了原子的秘密，并能让它释放出能量。美国的努力取得了胜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曼哈顿工程。这项工程动用了美国c英国最优秀的人才和散居各地的欧洲犹太移民。1945年7月，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第一次成功进行了核试验，领导这一秘密武器研发项目的理论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被自己的成功震撼。他想起了薄伽梵歌里的一句诗：“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在以前，人们对战争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盘算：胜利的收益大于成本。弱者努力增加强者的成本，以打破这个等式，于是组建同盟扩大实力，让对手对己方的力量联盟放弃幻想，打消开战动机在主权国家社会里，消除人们对终极意图的疑虑是可能的。一般认为，军事冲突带来的损失小于战败的损失。与之相反，在核时代，使用核武器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
核时代带来一个难题，即如何从道德和政治层面考虑现代武器的毁灭性与战争目标的关系。不管建设何种国际秩序，乃至为了人类生存，当务之急都是缓和大国冲突，如果无法消除大国冲突的话。人们努力寻求理论上的限制，不让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最大限度地使用军事能力。
战略稳定的定义是一种均势，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对方的报复措施总能造成不可接受的破坏。1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哈佛大学c加州理工学院c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一系列研讨会上，有人提出“有限使用论”，试图把核武器的使用限制在战场或军事目标上。但这些理论探索均告失败，因为不管设置了什么限制，一旦越过核战争的门槛，现代技术就会突破有形的限制措施，对手总有能力让战争升级。最终，美苏双方的战略家在“确保相互摧毁”概念上至少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个概念成为核时代的和平机制。鉴于美苏双方都拥有能挺过首轮打击的核武库，所以目标是消除各种骇人的威胁，让双方放弃这种尝试。
到20世纪60年代末，两个超级大国的主流战略学说都是基于对假想敌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害的能力。当然，敌人认为什么无法接受不得而知，双方也不可能就此进行沟通。
对威慑力的计算都是基于各种假设。它需要在各种假想情况之间建立起“合乎逻辑的”等式，即假定伤亡水平超过四年世界大战总和，以及几天或几小时内伤亡多少人。因为从来没人真正使用过造成这类威胁的武器，所以威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敌人心理的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声称在核战争中中国不惜牺牲数亿人口，这被西方广泛认为是情绪失控或意识错乱的表现。2其实，这很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为了抵御前所未有的军事威胁，一个国家需要展现出超越人类理解力的牺牲意愿。对于这句话，西方和华约国家都感到震撼，但它们恰恰忘记了超级大国本身的威慑理念正是建立在世界末日的风险之上。说得更委婉一些，确保相互摧毁论背后的逻辑是，领导人为了和平而故意把平民置于灭绝的威胁之下。
各国做出了不懈努力，避免陷入拥有庞大核武库却不能使用甚至不能威胁使用的困境。人们曾经推演出种种复杂的战争场景。但据我所知一度我也能直接知悉，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具体危机中，双方都没有达到真正使用核武器的地步。3除了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某个作战师起初获得授权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自卫，在相互对抗或针对第三方非核国家时，双方都没有接近使用核武器的临界点。
在这一背景下，占用超级大国大量国防预算的最令人恐惧的武器，在领导人面对危机时失去了意义，于是“双方一起自杀”成了国际秩序机制。冷战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互相挑衅也只能通过代理人战争。核时代到达巅峰时，常规力量反而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个时代的军事斗争发生在遥远的边缘地带：朝鲜的仁川c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c安哥拉的罗安达，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对发展中国家盟友提供有效支持。简言之，大国的战略武器库与想要实现的政治目标不相匹配，事态的实际发展击碎了核武器无所不能的错觉。
在这个背景下，1969年，尼克松总统与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简称salt开始正式谈判。1972年双方签署协议，设立了进攻性武器增长的上限，并将每个超级大国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限制为1个实际上变成了训练场，因为根据1969年尼克松最初的提议，美国要部署完整的反弹道导弹系统需要12个发射场。美国的考虑是，既然国会拒绝批准两个以上导弹防御发射场，就必须在确保相互摧毁的基础上建立威慑。按这种战略导弹要求，双方的进攻性核武器已经足够实际上远甚于此造成无法接受的伤亡水平。没有导弹防御，消除了不确定性，确保了相互威慑。当然一旦威慑失败，结果也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毁灭。
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里根颠倒了确保相互摧毁的方式。他提议销毁双方的所有进攻性武器，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建立防御系统。他试图通过禁止进攻系统，把防御系统作为对抗违规的手段，从而抛弃确保相互摧毁理念。但是戈尔巴乔夫错误地认为美国导弹防御项目进展顺利，而苏联因缺乏相应的技术和经济基础无法跟进，于是坚持维持反弹道导弹条约。实际上，苏联三年后放弃了战略武器竞赛，结束了冷战。
从那时起，根据与苏联俄罗斯的协议，先是乔治布什总统，然后是奥巴马总统，削减了进攻性战略核弹头数量，减至每方约1500枚，约为确保相互摧毁战略高峰时期弹头数量的10。削减后的数量也远远足以实施确保相互摧毁战略。
核均势对国际秩序产生了矛盾的影响。历史上的均势帮助西方控制了当时的殖民地世界。相比之下，西方自己创造的核秩序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优势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但由于发达国家投入大量精力发展只在严重危机时才能使用的核武器，核武器的用途反而无意之间打了折扣。地区性大国可以通过拖长战争时间的战略，消磨“发达”国家公众支持战争的意愿，来弥补整体军事差距，比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经历，美国在朝鲜半岛c越南c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苏联在阿富汗的经历。除了朝鲜战争，其他几场战争的最终结局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常规力量冲突后，实力强大得多的国家单方撤军。传统的战争学说是线性的，针对的是敌方领土，而现在出现了非对称战争。游击战不需保卫任何领土，但能集中制造伤亡，销蚀公众继续支持战争的政治意愿。在这种意义上，技术上的优势变成了地缘政治上的无能。
核扩散的挑战
随着冷战结束，现有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威胁基本消失。但是技术的传播，尤其是和平使用核技术的推广，大大增加了获得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意识形态分歧日益扩大，地区冲突旷日持久，都增强了获取核武器的动机，包括“流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冷战时核大国相互之间没有安全感，于是产生了相互克制。但对那些核领域的新进入者来说，这一点不可能同样适用，更别说对非国家行为体了。核武器扩散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秩序中一个全面的战略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风险，美国c苏联和英国谈判达成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并于1968年开放供其他国家签署。美国c苏联和英国于1968年签署，法国和中国于1992年签署。该条约旨在防止核武器进一步蔓延。非核国家只要接受保障措施，确保核项目纯粹用于非军事用途，有核国家就可以在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给予援助。撰写本书之时，这份核不扩散协议共有189个缔约国。
不过，这个全球防扩散机制难以成为真正的国际准则。有人攻击它是一种“核种族隔离”，许多国家认为它偏向富裕国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限制条款诱劝其他国家必须遵约，但常常沦为一种愿望，而不具有约束力。非法制造核武器的迹象难以发现，也难以抵制，因为它的最初步骤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授权的和平利用核能完全相同。该条约禁止但未能防止缔约国例如利比亚c叙利亚c伊拉克和伊朗从事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保障措施的秘密核项目，也未能阻止朝鲜2003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在不受任何国际监控的情况下试验和扩散核技术。
当一国违反或拒绝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款，打擦边球，或者干脆拒绝承认防扩散这一国际准则的合法性时，并没有明确的国际机制来强制其履约。迄今为止，只有美国针对伊拉克c以色列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这也是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的因素之一，苏联20世纪60年代曾考虑对中国动手，但最终收手。
在通过协商放弃核计划方面，防扩散机制也取得了几次重要成功。南非c巴西c阿根廷和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先后放弃了核武器项目。那些核武器项目中有的接近完成，有的已经取得重要技术进展。同时，自从1949年美国的核垄断地位终结以来，核武器已被苏联俄罗斯c英国c法国c以色列c中国c印度c巴基斯坦和朝鲜掌握，伊朗也处于核门槛水平。而且巴基斯坦和朝鲜已经广泛扩散了核技术。
新拥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对核均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英国和法国的核能力只是对北约核武库的微不足道的补充。如果英国和法国被美国遗弃，且英法两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受到某个大国威胁，才会使用这一最后手段，或者凭借核武器在核战争中置身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设施首先是相互瞄准对方，并以两种方式影响着战略均势。冲突升级的风险可能降低在这个次大陆全面爆发常规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核武器系统易受攻击，技术也难以防范短程袭击，先发制人的诱惑成为这种技术与生俱来的特点，尤其是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总之，核扩散带来了典型的核困境：核武器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但战争一旦爆发，惨烈程度将大大提高。
印度与中国的核关系最接近冷战对手之间的威慑态势。也就是说，它们倾向于避免使用核武器。巴基斯坦的核设施对地区和全球问题也有影响。巴基斯坦靠近中东，国内有大量的穆斯林，它偶尔会暗示自己承担着核保护者或核军械师的角色。向伊朗扩散核武器将会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参见第四章。
久而久之，核武器的持续扩散甚至会影响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均势。现有核国家领导人必须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这既包括其他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也包括核扩散国家带来的威胁。他们必须通盘考虑核战略，既要顾及主要潜在对手的威胁，也要为应对扩散留有余力。如果每个核大国都这样盘算，核扩散将导致这种余力成比例增长，接近或超过现在的极限。而且随着扩散的加剧，这些核关系相互交叠，日趋复杂。冷战期间相对稳定的核秩序将被新的国际秩序取代。在新秩序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宁愿给人留下不怕世界末日到来的印象，因为这也许反而使之比对手更能占据优势。
为了获得一张防范核超级大国的安全网，拥核国家甚至也会暗中或公然依附在某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之下例如处于核门槛的以色列c欧洲核国家和日本，还有中东地区其他核扩散或接近扩散的国家。所以人们会发现，核武器扩散会形成联盟体系。虽然该体系在全球影响力和破坏力上远超导致“一战”的各种同盟体系，但僵硬程度与其大体相似。
当一个拥核国家的军事进攻能力接近两个核超级大国时中国和印度都能做到，就可能出现极其严重的不平衡。任何一个核大国，如果能置身于另外两国核冲突之外，它就能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在多极的核世界，如果这个国家能联合其中一个超级大国，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因为两者力量相加就有了战略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前超级大国间的大致核均势就有可能发生不利于战略稳定的变化。俄罗斯与美国核裁军幅度越大，就越是如此。
核武器进一步扩散会大大提高核对抗的可能性。这增加了蓄意或未经授权转移核武器的危险，最终会影响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平衡。而且，随着核武器的研发无视正在进行的所有谈判蔓延至伊朗乃至朝鲜，其他国家跟风效仿的动机将无法抑制。
面对这些趋势，美国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技术。冷战期间，核技术被广泛视为美国科技成就的前沿，是一种带来最大战略挑战的领先知识。当前，最优秀的技术人才都致力于对公众更加有益的项目。也许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禁止发展核技术被视为不可改变，尽管与此同时，核扩散国家在发展核武器，其他国家也在竞相提高核技术。即使美国在谈判限制使用核技术的同时，它也必须始终处于核技术的前列。
过去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大国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核武器似乎让这个世界更不容易爆发战争。但是，随着战争次数的减少，非国家行为体或一些国家以非战争名义制造的暴力事件大幅增加。巨大的风险，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揭示了非对称战争的可能性，也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无法长期保持克制带来的挑战。
最重大的挑战也许是，如果核扩散国家真的相互使用核武器，现有核大国该作何反应。首先，在现有协议之外，如何防
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身处历史事件之中，对其本质总是当局者迷。伊拉克战争可被视为地区大转型的催化剂。这个地区转型的根本性质至今仍不清晰，还要等待“阿拉伯之春”c伊朗构成的核挑战和地缘政治挑战以及“圣战”分子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袭击等问题尘埃落定。2004年伊拉克实现了选举政治，必然激起本地区其他国家建立参与式制度的要求；但这些要求能否与和平妥协和宽容精神结合起来，还要拭目以待。
美国总结21世纪战争教训的时候不应忘记，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大国能把改善人类境遇作为战略目标之一。美国的战争目标不仅是惩罚敌人，还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追求胜利不是为了占领土地而是分享自由的果实，这样的国家必定与众不同。如果放弃这一重要的理想主义，美国就是背叛自己。不理会国家经历中这一核心内容，美国也无法安抚朋友，战胜敌人。然而，要想取得成效，雄心勃勃的政策离不开对深层因素客观冷静的分析。这些深层因素包括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地缘政治结构，反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敌人的决心和策略。实现美国的道德愿望，要依靠可行的方法，要考虑政策的战略要素，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并延续多个政治周期。
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经一针见血地阐述了美国的矛盾心态：
美国人是讲道义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反映举国拥护的价值观；但是美国人也是务实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收到成效。50美国的国内辩论经常被描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对美国和世界来说，两者之争的结果也许是：如果美国不能二者兼顾，二者都会落空。
第九章
技术c均衡与人的意识
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旋律。它是一套解读世界的信念，通过解释周围发生的各种事件，激励或安慰个人。在中世纪时期，主旋律是宗教；在启蒙时期，是理性；在19~20世纪，是民族主义和历史观。科学和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观念,它们推动了人类福祉史无前例的进步。科技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文化限制，但也催生了足以毁灭人类的武器。技术带来的通信方式使全球各地的个人或机构能够即时联络，一触按钮便可储存和提取海量信息。可是，技术应该用于什么目的呢如果技术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自成一体，会对国际秩序产生什么影响面对破坏性如此巨大的现代武器技术，共同恐惧能促使人类团结起来消除战争灾难吗还是拥有这些武器会让人永不安宁通信的方便快捷和无处不及能够突破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壁垒吗在透明的世界里，能让古老的人类共同体梦想变成现实吗还是正好相反，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c网络透明度c缺乏，人类被迫进入一个没有任何界限或秩序的世界，在无法理解的危机之中挣扎
作者自认无法跟上这些先进的技术，但关心技术所代表的内涵。
核时代的国际秩序
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政治单元不管是否称为国家都把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不过，技术让战争成为可能，也限制了战争的范围。面对众多的战争目标，实力最强大c装备最精良的国家也只能在有限的距离内部署一定数量的兵力。雄心勃勃的领导人既受制于传统，也受制于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大胆的行动方案受到实施步伐的制约。外交指令必须考虑信息传递期间发生的突发事件。这强迫人们暂停下来进行反思，并承认领导人有些事情能够控制，有些则无能为力。
不管国家之间的均势是正式原则，还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具体做法，某种形式的均衡都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关注外围的均势，欧洲则把均势作为核心运行原则。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变化的步伐加快，现代军队的力量更具破坏性。在技术差距巨大的时代，甚至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普通技术也能造成种族灭绝的后果。欧洲的技术和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美洲原有的文明。新的能力带来了新的毁灭潜力，正如大规模征兵制强化了技术的复合效应。
核武器的诞生把这一进程推到恐怖的顶点。“二战”中，各大国的科学家潜心研究，掌握了原子的秘密，并能让它释放出能量。美国的努力取得了胜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曼哈顿工程。这项工程动用了美国c英国最优秀的人才和散居各地的欧洲犹太移民。1945年7月，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第一次成功进行了核试验，领导这一秘密武器研发项目的理论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被自己的成功震撼。他想起了薄伽梵歌里的一句诗：“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在以前，人们对战争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盘算：胜利的收益大于成本。弱者努力增加强者的成本，以打破这个等式，于是组建同盟扩大实力，让对手对己方的力量联盟放弃幻想，打消开战动机在主权国家社会里，消除人们对终极意图的疑虑是可能的。一般认为，军事冲突带来的损失小于战败的损失。与之相反，在核时代，使用核武器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
核时代带来一个难题，即如何从道德和政治层面考虑现代武器的毁灭性与战争目标的关系。不管建设何种国际秩序，乃至为了人类生存，当务之急都是缓和大国冲突，如果无法消除大国冲突的话。人们努力寻求理论上的限制，不让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最大限度地使用军事能力。
战略稳定的定义是一种均势，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对方的报复措施总能造成不可接受的破坏。1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哈佛大学c加州理工学院c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一系列研讨会上，有人提出“有限使用论”，试图把核武器的使用限制在战场或军事目标上。但这些理论探索均告失败，因为不管设置了什么限制，一旦越过核战争的门槛，现代技术就会突破有形的限制措施，对手总有能力让战争升级。最终，美苏双方的战略家在“确保相互摧毁”概念上至少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个概念成为核时代的和平机制。鉴于美苏双方都拥有能挺过首轮打击的核武库，所以目标是消除各种骇人的威胁，让双方放弃这种尝试。
到20世纪60年代末，两个超级大国的主流战略学说都是基于对假想敌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害的能力。当然，敌人认为什么无法接受不得而知，双方也不可能就此进行沟通。
对威慑力的计算都是基于各种假设。它需要在各种假想情况之间建立起“合乎逻辑的”等式，即假定伤亡水平超过四年世界大战总和，以及几天或几小时内伤亡多少人。因为从来没人真正使用过造成这类威胁的武器，所以威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敌人心理的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声称在核战争中中国不惜牺牲数亿人口，这被西方广泛认为是情绪失控或意识错乱的表现。2其实，这很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为了抵御前所未有的军事威胁，一个国家需要展现出超越人类理解力的牺牲意愿。对于这句话，西方和华约国家都感到震撼，但它们恰恰忘记了超级大国本身的威慑理念正是建立在世界末日的风险之上。说得更委婉一些，确保相互摧毁论背后的逻辑是，领导人为了和平而故意把平民置于灭绝的威胁之下。
各国做出了不懈努力，避免陷入拥有庞大核武库却不能使用甚至不能威胁使用的困境。人们曾经推演出种种复杂的战争场景。但据我所知一度我也能直接知悉，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具体危机中，双方都没有达到真正使用核武器的地步。3除了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某个作战师起初获得授权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自卫，在相互对抗或针对第三方非核国家时，双方都没有接近使用核武器的临界点。
在这一背景下，占用超级大国大量国防预算的最令人恐惧的武器，在领导人面对危机时失去了意义，于是“双方一起自杀”成了国际秩序机制。冷战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互相挑衅也只能通过代理人战争。核时代到达巅峰时，常规力量反而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个时代的军事斗争发生在遥远的边缘地带：朝鲜的仁川c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c安哥拉的罗安达，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对发展中国家盟友提供有效支持。简言之，大国的战略武器库与想要实现的政治目标不相匹配，事态的实际发展击碎了核武器无所不能的错觉。
在这个背景下，1969年，尼克松总统与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简称salt开始正式谈判。1972年双方签署协议，设立了进攻性武器增长的上限，并将每个超级大国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限制为1个实际上变成了训练场，因为根据1969年尼克松最初的提议，美国要部署完整的反弹道导弹系统需要12个发射场。美国的考虑是，既然国会拒绝批准两个以上导弹防御发射场，就必须在确保相互摧毁的基础上建立威慑。按这种战略导弹要求，双方的进攻性核武器已经足够实际上远甚于此造成无法接受的伤亡水平。没有导弹防御，消除了不确定性，确保了相互威慑。当然一旦威慑失败，结果也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毁灭。
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里根颠倒了确保相互摧毁的方式。他提议销毁双方的所有进攻性武器，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建立防御系统。他试图通过禁止进攻系统，把防御系统作为对抗违规的手段，从而抛弃确保相互摧毁理念。但是戈尔巴乔夫错误地认为美国导弹防御项目进展顺利，而苏联因缺乏相应的技术和经济基础无法跟进，于是坚持维持反弹道导弹条约。实际上，苏联三年后放弃了战略武器竞赛，结束了冷战。
从那时起，根据与苏联俄罗斯的协议，先是乔治布什总统，然后是奥巴马总统，削减了进攻性战略核弹头数量，减至每方约1500枚，约为确保相互摧毁战略高峰时期弹头数量的10。削减后的数量也远远足以实施确保相互摧毁战略。
核均势对国际秩序产生了矛盾的影响。历史上的均势帮助西方控制了当时的殖民地世界。相比之下，西方自己创造的核秩序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优势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但由于发达国家投入大量精力发展只在严重危机时才能使用的核武器，核武器的用途反而无意之间打了折扣。地区性大国可以通过拖长战争时间的战略，消磨“发达”国家公众支持战争的意愿，来弥补整体军事差距，比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经历，美国在朝鲜半岛c越南c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苏联在阿富汗的经历。除了朝鲜战争，其他几场战争的最终结局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常规力量冲突后，实力强大得多的国家单方撤军。传统的战争学说是线性的，针对的是敌方领土，而现在出现了非对称战争。游击战不需保卫任何领土，但能集中制造伤亡，销蚀公众继续支持战争的政治意愿。在这种意义上，技术上的优势变成了地缘政治上的无能。
核扩散的挑战
随着冷战结束，现有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威胁基本消失。但是技术的传播，尤其是和平使用核技术的推广，大大增加了获得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意识形态分歧日益扩大，地区冲突旷日持久，都增强了获取核武器的动机，包括“流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冷战时核大国相互之间没有安全感，于是产生了相互克制。但对那些核领域的新进入者来说，这一点不可能同样适用，更别说对非国家行为体了。核武器扩散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秩序中一个全面的战略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风险，美国c苏联和英国谈判达成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并于1968年开放供其他国家签署。美国c苏联和英国于1968年签署，法国和中国于1992年签署。该条约旨在防止核武器进一步蔓延。非核国家只要接受保障措施，确保核项目纯粹用于非军事用途，有核国家就可以在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给予援助。撰写本书之时，这份核不扩散协议共有189个缔约国。
不过，这个全球防扩散机制难以成为真正的国际准则。有人攻击它是一种“核种族隔离”，许多国家认为它偏向富裕国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限制条款诱劝其他国家必须遵约，但常常沦为一种愿望，而不具有约束力。非法制造核武器的迹象难以发现，也难以抵制，因为它的最初步骤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授权的和平利用核能完全相同。该条约禁止但未能防止缔约国例如利比亚c叙利亚c伊拉克和伊朗从事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保障措施的秘密核项目，也未能阻止朝鲜2003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在不受任何国际监控的情况下试验和扩散核技术。
当一国违反或拒绝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款，打擦边球，或者干脆拒绝承认防扩散这一国际准则的合法性时，并没有明确的国际机制来强制其履约。迄今为止，只有美国针对伊拉克c以色列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这也是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的因素之一，苏联20世纪60年代曾考虑对中国动手，但最终收手。
在通过协商放弃核计划方面，防扩散机制也取得了几次重要成功。南非c巴西c阿根廷和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先后放弃了核武器项目。那些核武器项目中有的接近完成，有的已经取得重要技术进展。同时，自从1949年美国的核垄断地位终结以来，核武器已被苏联俄罗斯c英国c法国c以色列c中国c印度c巴基斯坦和朝鲜掌握，伊朗也处于核门槛水平。而且巴基斯坦和朝鲜已经广泛扩散了核技术。
新拥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对核均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英国和法国的核能力只是对北约核武库的微不足道的补充。如果英国和法国被美国遗弃，且英法两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受到某个大国威胁，才会使用这一最后手段，或者凭借核武器在核战争中置身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设施首先是相互瞄准对方，并以两种方式影响着战略均势。冲突升级的风险可能降低在这个次大陆全面爆发常规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核武器系统易受攻击，技术也难以防范短程袭击，先发制人的诱惑成为这种技术与生俱来的特点，尤其是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总之，核扩散带来了典型的核困境：核武器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但战争一旦爆发，惨烈程度将大大提高。
印度与中国的核关系最接近冷战对手之间的威慑态势。也就是说，它们倾向于避免使用核武器。巴基斯坦的核设施对地区和全球问题也有影响。巴基斯坦靠近中东，国内有大量的穆斯林，它偶尔会暗示自己承担着核保护者或核军械师的角色。向伊朗扩散核武器将会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参见第四章。
久而久之，核武器的持续扩散甚至会影响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均势。现有核国家领导人必须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这既包括其他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也包括核扩散国家带来的威胁。他们必须通盘考虑核战略，既要顾及主要潜在对手的威胁，也要为应对扩散留有余力。如果每个核大国都这样盘算，核扩散将导致这种余力成比例增长，接近或超过现在的极限。而且随着扩散的加剧，这些核关系相互交叠，日趋复杂。冷战期间相对稳定的核秩序将被新的国际秩序取代。在新秩序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宁愿给人留下不怕世界末日到来的印象，因为这也许反而使之比对手更能占据优势。
为了获得一张防范核超级大国的安全网，拥核国家甚至也会暗中或公然依附在某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之下例如处于核门槛的以色列c欧洲核国家和日本，还有中东地区其他核扩散或接近扩散的国家。所以人们会发现，核武器扩散会形成联盟体系。虽然该体系在全球影响力和破坏力上远超导致“一战”的各种同盟体系，但僵硬程度与其大体相似。
当一个拥核国家的军事进攻能力接近两个核超级大国时中国和印度都能做到，就可能出现极其严重的不平衡。任何一个核大国，如果能置身于另外两国核冲突之外，它就能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在多极的核世界，如果这个国家能联合其中一个超级大国，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因为两者力量相加就有了战略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前超级大国间的大致核均势就有可能发生不利于战略稳定的变化。俄罗斯与美国核裁军幅度越大，就越是如此。
核武器进一步扩散会大大提高核对抗的可能性。这增加了蓄意或未经授权转移核武器的危险，最终会影响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平衡。而且，随着核武器的研发无视正在进行的所有谈判蔓延至伊朗乃至朝鲜，其他国家跟风效仿的动机将无法抑制。
面对这些趋势，美国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技术。冷战期间，核技术被广泛视为美国科技成就的前沿，是一种带来最大战略挑战的领先知识。当前，最优秀的技术人才都致力于对公众更加有益的项目。也许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禁止发展核技术被视为不可改变，尽管与此同时，核扩散国家在发展核武器，其他国家也在竞相提高核技术。即使美国在谈判限制使用核技术的同时，它也必须始终处于核技术的前列。
过去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大国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核武器似乎让这个世界更不容易爆发战争。但是，随着战争次数的减少，非国家行为体或一些国家以非战争名义制造的暴力事件大幅增加。巨大的风险，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揭示了非对称战争的可能性，也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无法长期保持克制带来的挑战。
最重大的挑战也许是，如果核扩散国家真的相互使用核武器，现有核大国该作何反应。首先，在现有协议之外，如何防
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推荐自己的新书《天命讨债人》齐天大魔猴
桀骜齐天圣，铮铮大魔猴
第817章 四公子当真与众不同？清穿后每天被迫撩
【欢脱独宠，沙雕撩夫日
新书《谜城》开启神峰
一次偶然， 他踏足修
第270章 酒吧偶遇网游之影子大师
我，在黑夜中行走 我
007儿女成群婚城难入
十八岁的她，一心想用高
第四百一十六章 邀请剑神之剑弑乾坤
《剑神之剑弑乾坤》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