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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40节

  室专集第2册。

  2刘师培中国中古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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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师培的地理环境论的观点,北方自然条件恶劣,民尚实际,文多记事c析理,多属“语”类。而南方自然条件优越,民尚虚无,文多言志c抒情,注意形式美,偏于“文言”类了。因此,在文学创作中注重美学特征的问题上,北方之文远逊于南方之文。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赞颂南方以老c庄c屈c宋为代表的文学,以及受老c庄影响极深的魏晋南北朝文学。

  因为魏晋c南北朝的“人的自觉”带来了“文的自觉”

  ,讲究文辞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和文的个人风格。刘师培在骈文读本序中指出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形式美的追求:

  至若龙璪齐辉,上下异昭,笙镛节律,间代而鸣,彰彩谐音,率由世巧。由是而言,前哲因情以纬文,后贤截文以适轨,故沈思翰藻,今古斯同,而美媲黄裳,六朝臻极1。

  二严格文笔c文语之区别。

  刘师培继承了阮元的文言论中的观点,写了一篇广阮氏文言论,把包括经c传c史c谏c诏c小说c论难记事性的作品,归入笔类或语类。因为它们是不押韵c不重格律和排偶的散文体章。

  相反,他把用韵c讲究对仗声律,注重俪句c偶句的文体归入文类,加以严格的区分:

  就物象言,则光融者为文,华丽者亦为文:就应对言,则直言为言,论难为语,修词者始为文。文也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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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993

  者,别乎鄙词俚者也。故魏c晋c六朝,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文选,亦以沈思翰藻为文也。两汉之世,虽或以笔为文,然均指典册及文字言,非言文体1。

  他坚持文笔c文语之分,征引了大量的古籍进行分析c论征,同阮元一样,实际的矛头对准了崇尚宋儒和散行之体的桐城派。他认为:

  散行之体,概与文殊。唐c宋以降,此谊弗明,散体之作,亦入文集。若从孔子“正名”之谊,则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

  又文苑列传,前史佥同。唐c宋以降,文学陵迟,仅工散体,恒立专2。

  他尤其对明朝以来奉推唐宋八大家的文人表示非议,认为韩欧散文只能称笔,而不能称为文。

  把散行之体奉为文之正宗,是误笔为文。

  三文必杂糅多方,以造成和谐之美。

  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序同阮元的“文笔论”持相同观点,提出:

  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

  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毗阳则躆剽,毗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33页。

  2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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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阴则沉膇,理所必至也,于相杂选用之旨均无当也1。

  李兆洛说明了文必奇偶相杂选用,而不能相离,相杂才能以为文,才能符合自然之道。反对把奇偶分开。这里包含了文必杂糅多方,以造成和谐之美的思想,并为刘师培继承和发展刘师培在广阮氏文言论中,征引古籍,把“文”训为“饰”

  c训为“错画”。文会集众采,以成锦绣,文章不仅要有华丽之美c工整之美,而且要有不同的音c韵c调c字c句相互参杂,以造成和谐之美。集字成句,骈异相同,奇偶相成,异韵相参,异调互换,集句成章,长短参差,低昂应节。

  即使间或有无韵之文,也必须是奇偶相成,抑扬相间,八音协唱,默契吕律之道,只有这些相互协和,文章便更加华丽而不同于一般非文学的记事之文。

  这也是文体所必备的。

  他注意到了对四声。平仄的分析。句中的平声c仄声要有一定的安排规律,这样吟咏时才能有轻重c低昂相间c具有一种和谐的韵律之美,也便于记忆。此外,他还说明了虚字必须与实字相互参用,以助语意的表达和文句的美。

  所有这一切,都同他为“文”所下的定义“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

  2,有着极大的关系。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9页551页。

  2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9页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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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04

  第四节 对中古文学风貌的探索

  中古是指汉末c魏晋和宋c齐c梁c陈这一时期。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其中有很大的变迁,显露其特色和异彩。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就是探索中国中古文学风貌的学术专著,“议论不多,却自成体系,学术上也颇有些可取之处”

  1。因为该书以辑录排比所论的当时的文学评论为主,略加引论和案语,以为连缀,写作方法较为特殊。刘师培指出: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 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2。

  这一段案语,揭示了汉末的文学从经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宫廷玩物的地位而变为自觉的地位,成了建安文学变革以前的原型或基础。造成这种变迁的原型或基础的原因,主

  1舒芜:校点后记,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43页。

  2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再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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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要是时代c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

  “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尚清峻”

  ,而这一“清峻”又成为建安文学的四大特点之一。

  “通侻”为第二特点,“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

  ,是思想解放的一种反映。

  “骋词”

  c“华靡”这第三c四两大特点,体现在用词造句的风格上。建安文学的清峻c通侻c骋词c华靡,基本上为后来的鲁迅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变为“清峻c通侻c毕丽c壮大”

  1。

  鲁迅具体分析了汉末魏初文章“清峻c通侻c华丽c壮大”的原因,指出:“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在曹操的统治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

  ,“影响到文学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意思”

  ,而且“他的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

  ,使“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2。

  他还提出“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

  ,3主张“歌以鸮志”

  4。他不再把文学作为阐发儒家经义的工具,而是用来多方面地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感情,成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5。而“华丽”则是曹丕提倡的。他反对寓教训于诗赋,重视作品的技巧和形式美。提倡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c利于抒情言志的文体,文以气为主。

  这便在华丽之外又加上了壮大。鲁迅所作的分析和研究,自然

  1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04页。

  2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87489页。

  3转引文心雕龙。章表第二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版,第407页。

  4曹操集。步出夏门行。

  5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87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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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304

  比刘师培的论述,更加全面c系统和精确了。

  在论及“魏晋文学之变迁”时,刘师培指出:

  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辈出。

  其文约分两派:一为王弼c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c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盖成于傅嘏,而王c何集其大成;夏侯玄c钟会之流,亦属此派;溯其远源,则孔融c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c阮籍之文。文章壮丽c揌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

  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诸贤;溯其远源,则阮瑀c陈琳已开其始。惟阮c陈不善持论,孔c王虽善持论,而不能藻以玄思,故世之论魏c晋文学者,昧厥远源之所出1。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中有一条注,说魏晋名士,有三类型,不仅在时间上有先后,在性格上也有异同。这前两种类型的名士,为正始名士夏侯玄c何晏c王弼和竹林名士阮籍c嵇康c山涛c向秀c刘伶c阮咸c王戎

  ,刘师培把他们划分为魏晋文学的两大派。所谓“正始名士”

  ,在思想上以老子为主,又附以易义。这是思辩的玄学,是与两汉繁烦经学反动而来。其中,除夏侯玄有“规格局度”为世所重外,何晏c王弼在生活上都比较庸俗。

  从这些名士身上,不能启发出太多的艺术精神。文章充其量就如刘师培所说的“消峻简约,文质兼备”而已。

  1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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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竹林名士”也就是通称“竹林七贤”。他们的思想以庄子为主,并由思辩落实于生活上。这也可以说是性情的玄学,与思辩的玄学不同。他们各自性情十分自挚,严酷的现实压抑着他们,希望在精神领域中流露自我;对人生c对时代的感受十分痛切。阮籍“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他一面“不与世事,逐酣饮为常”

  ;“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另一面又在登广武观楚汉战争处时,发出感慨:“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他这种郁勃难平难言之志,发为奇诡特异的八十多首詠怀诗。他在“天地解兮开,星辰陨兮日月颓”的情景下,要求“我腾而上将何怀”。

  “腾而上”

  ,即对世俗的超越,他怎样“腾而上”呢庄子本人是靠虚静工夫,而阮籍则是模仿庄子。庄子的精神本来就具有艺术的精神。所以竹林名士,实以开魏晋时代的艺术自觉的关键人物,表现在刘师培所揭示的“文章壮丽,揌采骋辞”

  的风格,是十分自然的流露。

  无论是“正始名士”

  ,还是“竹林名士”在“阐发道家之绪”

  ,也即魏晋玄学上是一致的。刘师培在此基础下,又找出“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区别,认为前者“与名c法家言为近者”

  ,后者“与纵横家言为近者”。实际上前者注重思辩,后者注重文辞,分析基本上还是正确的。至于他又把“正始名士”

  “竹林名士”

  与建安七子中的个别作家相联系,作为远源,就显得不够周到了。因为连鲁迅都承认建安七子的“文章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在很难判断”

  1,不能只凭辑录前人

  1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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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504

  的材料。

  在论及宋c齐c梁c陈的文学时,刘师培认为,该时期文学之盛,除承前代的遗绪外,还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而重视文学和文士。当时的一些帝c王c侯多有文彩,喜爱文学,招纳文士,以收名誉。一些文士,大抵出于世族之家。“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此亦秦c汉以来之特色。”

  1他归纳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有四个特点:一矜言数典,以富博为长也。即文章以用事为贵。

  二梁代宫体,别为新变也。即文章多用艳丽c浮靡之词。

  三文士崇讲论,并语悉成章也。当时文士沿习晋人尚清言之风,以才辩辞义相高;后崇讲学,学士多以辩论儒玄为务。文章受此风影响。

  四谐隐之文,斯时益甚也。当时作者益为轻薄,多讥刺c嘲讽,文体因之亦愈卑矣c。

  从以上四个特点,可以看出宋c齐c梁c陈这一时期文学的概貌和变迁。

  最后,他又进行了概括,与魏晋“清峻c通侻c骋词c华靡”的文学风格相比,成了另一番景象:

  要而论之,南朝之文,当晋c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c嗣则渐趋缛丽。齐c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

  1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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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1。

  历史自有公断。随时间流逝而消失者,毫不足惜。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所作大量的辑录c评论工作,足以为后世的研究者引证和参考。

  此书直到刘师培死后的八年,即1928年,鲁迅还把它与其他中国文学史相比,认为确实是一本较好的断代文学史2;又在前一年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也曾推荐了这本断代文学史,并吸收了这本文学史中的观点。这本断代文学史,在刘师培美学思想中,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文学风格论的阐述和研究上。但是,对于中古时期的文学与作者所处的时代c环境c经历和著作的关系,研究得不够充分,影响作为历史著作的才c识c学的充分发挥。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刘师培中国中古学史关系,不只是详细互明而已,而是恰恰在救偏补弊上,鲁迅超过了刘师培,显示出博大精深,极富战斗性。

  1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2页。

  2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1982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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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704

  第十四章 林 纾

  林纾18521924年

  ,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c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光绪举人,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曾依靠他人口述,用古文翻译欧c美等国小说170余种,其中不少是外国名作,译笔也很流畅,统称为“林译小说”

  ,对当时颇有影响。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甚力,是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能诗画,撰有畏庐文集c春觉斋论画c畏庐诗存及传奇c小说c笔记等多种著述。

  第一节林译小说序跋中的中西文学比较

  在晚清文坛上,对中外小说的评价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以侠人为代表。认为“吾国小说的价值真过西洋万万也”。

  在这些人看来。西洋只有先进的理化之学,坚舰利炮,决无如中国的辉煌文学。另一种以新知主人为代表,认为“中国小说不如外国”

  ,“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入目前;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遍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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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境,不能领略其中况味也。“

  1林纾则是在比较中国古典小说的基础上,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了较为实事求是的分析,既避免了盲目称大味排外,又克服了对外国文学顶礼膜拜c俯首称臣的自卑感。林纾在林译小说的序c跋中,对中西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题材方面。

  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中,赞扬狄更斯“从未有刻划市井卑污c龌龊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栏之观鱼鳖虾蟹焉。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正矣”。然而“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这里,林纾认为,孝女耐儿传和红楼梦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美学风貌,其原因在于彼此选取的题材不同。

  狄更斯善于“刻划市井龌龊卑污之事”

  ,在孝女耐儿传中,“不写耐儿,专写耐儿之大父凄恋耐儿之状,疑睡疑死,由昏愦中露出至情”。这是因为“写耐儿,则嫌近于高雅;惟写其大父一穷促无聊之愚叟,始不背其专意下等社会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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