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8节
84年新，第3页。
3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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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585
“性”
，主要指人的思想c品格c天赋等内在的本质；“情”则是指喜c怒c哀c乐c爱c憎等外在表现。性与情，人皆有之。但有性情，不等于就有诗。只有“感于物而形于声”
，即把主观的精神性的东西，寄寓在由辞采c声律等因素组成的艺术形式之中，以直接诉诸读者的感官，唤起人们相近的精神活动，这才叫做诗。所谓“物”
，章炳麟认为，“兼万物c物色c事物三义”
，可以说它包括自然与社会中的各种事物。
“物”是情感之源，而于诗人所感之“物”中，章炳麟特别指出了“与金鼓之节相依”的“奇材剑客”
c“命世将帅”的战斗经历和“念国政”
，“思贤才”的政治生活；其次才是“下悲小己”的“荣辱得失”
1。
在章炳麟看来，诗歌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的高下，主要取决于诗歌中表现性情的真实程度。
只有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才能反映社会生活，扣动读者心弦。正因为如此，他特别重视诗三百中的风。他说，雅c颂c赋，“三者皆因缘经术，旁涉典纪”
，只有风才是“愤懑而不得舒，其辞从之，无取一通之书，数言之训。”
2后来，“王粲c曹植c阮籍c左思c刘瑰c郭璞诸家”
，显然继承了风的传统，“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
3，才获得了杰出的成就。而宋以后的诗人，把诗歌当成了伪饰自己的工具，“怙权而称恬退，冯生而言任达，得意恣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8页。
2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8页。
3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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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而为牢愁之声“
1，这类作品，不论其形式多么精致，也不算是真正的诗歌。真正的诗歌，应该既要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又能作为当时的时代的记录。
章炳麟在韵文集自序中谈到他自身创作的动机和目的，作了如此的说明：
余生残清之季，逃窜东隅，躬执大象，幸而有功。
余烈未殄，复遭姗议，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既壹郁无与语，时假声韵以寄悲愤。躬自移录，不敢比于古人。采之夜诵，抑可见世盛衰2。
就像他早年诗作狱中赠邹容c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在揭露清朝政府镇压革命者的暴行中，表现了革命者不怕杀头的英雄气慨，直抒胸怀，热情磅礴，不加任何雕饰，又感人至深，无怪乎鲁迅早年读过，直到晚年还是记忆犹新的。
章炳麟还指出，与性情真实相对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就是“熹杂书”。
他说，宋人之诗，于“小说杂传禅家方技之言，莫不征引”
，已使诗“辞无友纪”
；到了清代，“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曾国藩等人，又“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
，结果弄得“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
3。完全把诗歌创作引进了死胡同。
总结历史上诗歌创作的正反面经验，章炳麟把诗歌兴衰
1治平吟草序，章太炎文录续编卷二。
2转引自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3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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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规律，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本性情，限辞语，则诗盛；远形性，熹杂书，则诗衰1。
应该说，“本情性，限辞语”
，作为强调创作要有真情实感，反对大量用典的理解，是正确的；章炳麟自身早年优秀之作也实践了这一主张的。问题在于章炳麟的文学观中，诗赋推重汉魏而薄中唐以降，以至在诗辩中对唐代某些诗人的批评，有失公允。
发展到后来，对白话体新诗，也颇有微辞。
这一点上，不及柳亚子写了一辈子旧体诗词，而又不反对白话新诗2。章炳麟反对新诗过分散文化，要求“缘情体物”
，“依韵成章”
，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认为“诗本旧名，当用旧式”
，“不当以新式强合旧名”
3，即认为诗歌形式，只能复古，不能创新，否则就不是“诗”
，便完全错了。
第五节 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关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章炳麟在其美学思想中表现得极为错宗复杂。主导面仍为文学可以反映社会生活，文学能够与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作用。
首先，彰炳麟认为，社会生活内容决定了文字发达与否，影响到文学的发展。
他在论述文学定义时说，在中国历史上，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7页。
2柳亚子：新诗和旧诗，怀旧集，耕耘出版社1947年版，第1415页。
3答曹聚仁论白话诗，章太炎年谱长编，第731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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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蚩而上，结绳而治”
，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便发明了简单的书契，但在当时，生活单纯，“语不完备，无伤于达指”。后来，“自历史变故，诸子继起，意内言外，分析实多”
，而文字非“孳乳”
c丰富，便不足以表达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内容了。
“故有熊以降，下逮共和，社会日进，而史籀始为大篆矣。自周宣以降，下逮嬴氏，社会日进，而李斯更为小篆矣。”
1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的进步，推动了语言文字的发展，语言文字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的繁荣。
章炳麟在菿汉微言和关于文学流别的讲演中2，一再论及“一代有一代的文章”。所谓“一代有一代的文章”
，统观来看，社会治乱，确实决定了文学的盛衰：
修辞之术，上有闳雄，其次隐约。
知谀辞之不令，则碑表符命不作：明直言之无忌，则变雅楚辞不兴。故世乱则文辞盛c学说衰，世治则学说盛c文辞衰3。
这就是说社会治乱，不仅决定了文学的兴衰，而且还决定了不同文学样式的不同的盛衰。
如果再进一步细微分析c研究，“一代有一代的文章”
，涉及到各个朝代国力的强弱，决定了文学风格的不同。例如，两汉国力强盛，“其文应之，故雅丽而刚劲”
；东汉国力少衰，“文辞亦视昔为弱”。从三国到南北朝，天下分崩，国势日弱，“其文安雅清妍”
；至唐，“国威复振，兵力远届”
，其文应之，也变得瑰玮雄壮了。宋代国势积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03页c413页2见苏中校刊第69期。诸祖歌：记太炎先生讲文章流别。
3检论卷五正名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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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欧阳修c曾巩之文，擅阴柔之美，又略似南朝。当然一般中也有个别。例如，宋代文章，以阴柔为主，而宋祁c苏舜钦等人的文章，却颇有刚气。
不过，与时代不合的文章，在当时总得不到多少人的赞赏。这恰恰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文章风格，“因乎国势民情”。
“文辞刚柔，因世盛衰”
1，强调社会生活中国力盛衰对于文学风格刚柔的决定作用，含有正确的成份。
当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只是文学被动地反映生活，受着社会治乱或国力盛衰的支配和影响；文学在一定条件下，还能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作用，移风易俗。章炳麟指出：
夫文章与风俗相系，固也，然寻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汙所致，怀王不信谗，则离骚不作，汉武不求仙，则大人赋不献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从他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出发，回顾总结历史经验，论证了革命舆论的重要性。
他指出，清王朝建立以来，“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身受”
，早就应该发生革命了。但是，二百六十年中，除了吕留良c曾静c齐周华等少数人以外，几乎听不到什么鼓吹反抗的音声，致使清王朝的罪恶统治一代代沿续下来，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运动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
1检论卷五，正名杂义。
2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五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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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于没有以革命舆论战胜反革命舆论，招致了“仇敌之空言，足以堕我实事”的遗憾。因为，不少“笃行有道之十”
，在反动舆论的左右下，不仅不赞助民族革命，反而任敌驱使，去残杀起义民众，倾覆汉族政权，“悖德逆伦”
，至死不悟1。
章炳麟针对“世皆嚣昧而不知话言”的现实情况，要求文学家自觉地为民族c民主革命服务，提出了开创革命文风的历史要求。革命理论宣传，“言谈虽虚，要以促社会之自觉”
，其效果将远不止“寸鳞一翮之助”。法国革命时，“官军有利器，足以摧坚入深，而革命党无军需，仓皇遇警，有持机案道具以相格者。此非必败之道耶徒以大风所播，合军民为一心，而效死以藩王室者少，故民党得因之成业。”
2为此，他的革命军序批评当时的革命志士，包括章炳麟自己在内，“文墨议论”
，还没有打破“主文讽切”
，“务为蕴藉”的老调，没有创造出适合表现革命内容的文学形式。基于这一状况，他高度评价邹容的革命军一书，“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的崭新风格，赞扬它：“叫咷恣言”
，“径直易知”
的形式特点。他说这是革命的雷霆，既能感动材士奋起，又能唤醒下层群众，所谓“不文”
，正是民族革命需要的“文”
3。
当时的章炳麟，也确实实践了自己关于文学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主张。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c民报纪念会祝辞c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书c讨满洲檄等文章，发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1959年版，第401页。
2章炳麟：社会通诠商兑。
3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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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蹈厉，声情激越，其横扫千军往无前的革命气概，决不是选派文人c桐城遗老所能梦见的。
1908年，黄小配世仲
洪秀全演义这部章回小说出版。章炳麟在该书序义中认为，洪氏“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其时朝政虽粗略未具，而人物方略多可观者”。
预计此书出后，“尊念洪王者，当与尊念诸葛武侯c岳鄂王相等”。并称洪氏失败，虽云憾事，但不必气馁，因为“复有洪王作也”。他把这部小说，比之如三国演义及说岳全传。此书“遗事得之故老，文亦通俗”
1。即使在1913年至1914年间被袁世凯软禁时，“终日杜门，诗以写愤”
2，“自娱文史”
3，以保名节。鲁迅曾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4。而他对革命文学的社会作用的提法，也可以说是章炳麟美学思想中最激进的部分。
不过，革命军序片面强调了民族革命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民主革命的内容。在阐述民族革命的任务时，又夹杂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忘记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在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上，随着晚年政治上的颓唐和学术上的复古，渐渐失去了早年革命军序中激进的美学思想的光辉，也不能忽视其非主导面。
1转引自阿英：黄小配的小说辛亥革命文谈之四
，人民日报1961年10月30日。
2汤国黎编次：章太炎先生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a。
3同上，第18页b。
4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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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半截子的文学发展观
1906年，章炳麟正处在他一生中思想最激进的时期，在与人论朴学报书中，提出了文学发展的观点，认为：
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千载，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挽近毛诗c春秋c论语c荀卿之录，经纪人伦，平章百姓，训辞深厚，宜为典章。然人事百端，变易未文，或非或是，积久渐明，岂有百世之前发凡起例，以待后人遵其格令者1
这段文字，思想锐达，议论闳通，说明了文学法式是随着“政俗”
c“人事”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古代的优秀作品，包括经c论c诸子，虽然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作为后人学习的典范，但也不能把古人的格式c理论，当作僵死的万古不变的教条。
“人事百端，变易未艾”。社会生活在发展，文学就发展。所以，章炳麟在接受西方进化论新观点的同时，又依据易传中朴素的辩证法，论证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指出：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文之久而变者，亦易道也2
。具体说来，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四言之变为五言，又变
1章氏丛书。文录二。
2天放楼文言序，太炎文录续编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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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395
为七言，再变而为长短句。章炳麟称之为“数极而迁”
1。问题在于，文学发展为什么会如此呢这除了受社会生活的变化影响外，章炳麟还提出了两点原因：其一，与文学语言有关。
章炳麟指出，文学发展，有“因”
继承有“创”
革新
；穷变通久，运行不息，其内在依据是文学语言本身的不断变化。唐以后历代的古文字，动辄标举“秦汉之文”
，以为至美；就是只强调“因”
，而忽视“创”。他说：其实，“秦汉之文不可尽可法。
如太史公书常有辞不比顺c意不相属者。
又邹阳上书，缠复激饶，转笔引事，其立意乃与上同，使今人为之，适足为笑。而古人之文，若终不可及者，亦时势为之，立文造句，今昔不同，生当其时，则辞气自异。“
2虽然章炳麟讲的是文字型的杂文学，但他认识到“语言c文字出于一本”
3。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学语言书面语言总要受口语变化的影响，不仅立文造句c语调辞气不同，而且表达习惯也差别很大。如果只知“因”而不知“创”
，不适应变化了的文学语言，总是刻意模古，就会把文学创作引上了绝路。
其二，与学术相系。
章炳麟认为，“文章之道，亦本与学术相系”
4。
学术不同，文辞各异。
只有在学术上博取众长，才能在文学上有所创造。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7页。
2章氏丛书。菿汉微言。
3章氏丛书。菿汉微言。
4与孙思昉论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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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史记之文，所以“深远要眇”而又“通俗政治学术消息之故”
，就因为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春秋“史法”
，融汇了他的删诗之志，而且还能能深明道家之意，推本溯源，广综博取，所以才能首创纪传体通史，以寄闳美深眇之旨。他在论述九流诸子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时，特别重视道家玄学一派。他感到，老庄的社会政治理论，比儒家站得高，看得深，虑得远。同时，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也非常深刻。他说：
文章滥觞，实始诸子，九流虽异，儒墨以外，多近道家1。
与道家相关的，还有魏晋玄学。章炳麟认为文章“上遗秦汉”。而“以魏晋为法”
，一再说魏晋之文优于两汉而接近晚周，但他不像王闿运那样着眼于辞采韵偶，而是倾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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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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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主要指人的思想c品格c天赋等内在的本质；“情”则是指喜c怒c哀c乐c爱c憎等外在表现。性与情，人皆有之。但有性情，不等于就有诗。只有“感于物而形于声”
，即把主观的精神性的东西，寄寓在由辞采c声律等因素组成的艺术形式之中，以直接诉诸读者的感官，唤起人们相近的精神活动，这才叫做诗。所谓“物”
，章炳麟认为，“兼万物c物色c事物三义”
，可以说它包括自然与社会中的各种事物。
“物”是情感之源，而于诗人所感之“物”中，章炳麟特别指出了“与金鼓之节相依”的“奇材剑客”
c“命世将帅”的战斗经历和“念国政”
，“思贤才”的政治生活；其次才是“下悲小己”的“荣辱得失”
1。
在章炳麟看来，诗歌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的高下，主要取决于诗歌中表现性情的真实程度。
只有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才能反映社会生活，扣动读者心弦。正因为如此，他特别重视诗三百中的风。他说，雅c颂c赋，“三者皆因缘经术，旁涉典纪”
，只有风才是“愤懑而不得舒，其辞从之，无取一通之书，数言之训。”
2后来，“王粲c曹植c阮籍c左思c刘瑰c郭璞诸家”
，显然继承了风的传统，“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
3，才获得了杰出的成就。而宋以后的诗人，把诗歌当成了伪饰自己的工具，“怙权而称恬退，冯生而言任达，得意恣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8页。
2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8页。
3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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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欲而为牢愁之声“
1，这类作品，不论其形式多么精致，也不算是真正的诗歌。真正的诗歌，应该既要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又能作为当时的时代的记录。
章炳麟在韵文集自序中谈到他自身创作的动机和目的，作了如此的说明：
余生残清之季，逃窜东隅，躬执大象，幸而有功。
余烈未殄，复遭姗议，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既壹郁无与语，时假声韵以寄悲愤。躬自移录，不敢比于古人。采之夜诵，抑可见世盛衰2。
就像他早年诗作狱中赠邹容c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在揭露清朝政府镇压革命者的暴行中，表现了革命者不怕杀头的英雄气慨，直抒胸怀，热情磅礴，不加任何雕饰，又感人至深，无怪乎鲁迅早年读过，直到晚年还是记忆犹新的。
章炳麟还指出，与性情真实相对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就是“熹杂书”。
他说，宋人之诗，于“小说杂传禅家方技之言，莫不征引”
，已使诗“辞无友纪”
；到了清代，“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曾国藩等人，又“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
，结果弄得“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
3。完全把诗歌创作引进了死胡同。
总结历史上诗歌创作的正反面经验，章炳麟把诗歌兴衰
1治平吟草序，章太炎文录续编卷二。
2转引自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3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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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785
的基本规律，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本性情，限辞语，则诗盛；远形性，熹杂书，则诗衰1。
应该说，“本情性，限辞语”
，作为强调创作要有真情实感，反对大量用典的理解，是正确的；章炳麟自身早年优秀之作也实践了这一主张的。问题在于章炳麟的文学观中，诗赋推重汉魏而薄中唐以降，以至在诗辩中对唐代某些诗人的批评，有失公允。
发展到后来，对白话体新诗，也颇有微辞。
这一点上，不及柳亚子写了一辈子旧体诗词，而又不反对白话新诗2。章炳麟反对新诗过分散文化，要求“缘情体物”
，“依韵成章”
，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认为“诗本旧名，当用旧式”
，“不当以新式强合旧名”
3，即认为诗歌形式，只能复古，不能创新，否则就不是“诗”
，便完全错了。
第五节 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关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章炳麟在其美学思想中表现得极为错宗复杂。主导面仍为文学可以反映社会生活，文学能够与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作用。
首先，彰炳麟认为，社会生活内容决定了文字发达与否，影响到文学的发展。
他在论述文学定义时说，在中国历史上，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7页。
2柳亚子：新诗和旧诗，怀旧集，耕耘出版社1947年版，第1415页。
3答曹聚仁论白话诗，章太炎年谱长编，第731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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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蚩而上，结绳而治”
，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便发明了简单的书契，但在当时，生活单纯，“语不完备，无伤于达指”。后来，“自历史变故，诸子继起，意内言外，分析实多”
，而文字非“孳乳”
c丰富，便不足以表达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内容了。
“故有熊以降，下逮共和，社会日进，而史籀始为大篆矣。自周宣以降，下逮嬴氏，社会日进，而李斯更为小篆矣。”
1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的进步，推动了语言文字的发展，语言文字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的繁荣。
章炳麟在菿汉微言和关于文学流别的讲演中2，一再论及“一代有一代的文章”。所谓“一代有一代的文章”
，统观来看，社会治乱，确实决定了文学的盛衰：
修辞之术，上有闳雄，其次隐约。
知谀辞之不令，则碑表符命不作：明直言之无忌，则变雅楚辞不兴。故世乱则文辞盛c学说衰，世治则学说盛c文辞衰3。
这就是说社会治乱，不仅决定了文学的兴衰，而且还决定了不同文学样式的不同的盛衰。
如果再进一步细微分析c研究，“一代有一代的文章”
，涉及到各个朝代国力的强弱，决定了文学风格的不同。例如，两汉国力强盛，“其文应之，故雅丽而刚劲”
；东汉国力少衰，“文辞亦视昔为弱”。从三国到南北朝，天下分崩，国势日弱，“其文安雅清妍”
；至唐，“国威复振，兵力远届”
，其文应之，也变得瑰玮雄壮了。宋代国势积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03页c413页2见苏中校刊第69期。诸祖歌：记太炎先生讲文章流别。
3检论卷五正名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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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985
弱，欧阳修c曾巩之文，擅阴柔之美，又略似南朝。当然一般中也有个别。例如，宋代文章，以阴柔为主，而宋祁c苏舜钦等人的文章，却颇有刚气。
不过，与时代不合的文章，在当时总得不到多少人的赞赏。这恰恰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文章风格，“因乎国势民情”。
“文辞刚柔，因世盛衰”
1，强调社会生活中国力盛衰对于文学风格刚柔的决定作用，含有正确的成份。
当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只是文学被动地反映生活，受着社会治乱或国力盛衰的支配和影响；文学在一定条件下，还能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作用，移风易俗。章炳麟指出：
夫文章与风俗相系，固也，然寻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汙所致，怀王不信谗，则离骚不作，汉武不求仙，则大人赋不献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从他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出发，回顾总结历史经验，论证了革命舆论的重要性。
他指出，清王朝建立以来，“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身受”
，早就应该发生革命了。但是，二百六十年中，除了吕留良c曾静c齐周华等少数人以外，几乎听不到什么鼓吹反抗的音声，致使清王朝的罪恶统治一代代沿续下来，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运动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
1检论卷五，正名杂义。
2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五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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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也在于没有以革命舆论战胜反革命舆论，招致了“仇敌之空言，足以堕我实事”的遗憾。因为，不少“笃行有道之十”
，在反动舆论的左右下，不仅不赞助民族革命，反而任敌驱使，去残杀起义民众，倾覆汉族政权，“悖德逆伦”
，至死不悟1。
章炳麟针对“世皆嚣昧而不知话言”的现实情况，要求文学家自觉地为民族c民主革命服务，提出了开创革命文风的历史要求。革命理论宣传，“言谈虽虚，要以促社会之自觉”
，其效果将远不止“寸鳞一翮之助”。法国革命时，“官军有利器，足以摧坚入深，而革命党无军需，仓皇遇警，有持机案道具以相格者。此非必败之道耶徒以大风所播，合军民为一心，而效死以藩王室者少，故民党得因之成业。”
2为此，他的革命军序批评当时的革命志士，包括章炳麟自己在内，“文墨议论”
，还没有打破“主文讽切”
，“务为蕴藉”的老调，没有创造出适合表现革命内容的文学形式。基于这一状况，他高度评价邹容的革命军一书，“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的崭新风格，赞扬它：“叫咷恣言”
，“径直易知”
的形式特点。他说这是革命的雷霆，既能感动材士奋起，又能唤醒下层群众，所谓“不文”
，正是民族革命需要的“文”
3。
当时的章炳麟，也确实实践了自己关于文学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主张。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c民报纪念会祝辞c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书c讨满洲檄等文章，发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1959年版，第401页。
2章炳麟：社会通诠商兑。
3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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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95
扬蹈厉，声情激越，其横扫千军往无前的革命气概，决不是选派文人c桐城遗老所能梦见的。
1908年，黄小配世仲
洪秀全演义这部章回小说出版。章炳麟在该书序义中认为，洪氏“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其时朝政虽粗略未具，而人物方略多可观者”。
预计此书出后，“尊念洪王者，当与尊念诸葛武侯c岳鄂王相等”。并称洪氏失败，虽云憾事，但不必气馁，因为“复有洪王作也”。他把这部小说，比之如三国演义及说岳全传。此书“遗事得之故老，文亦通俗”
1。即使在1913年至1914年间被袁世凯软禁时，“终日杜门，诗以写愤”
2，“自娱文史”
3，以保名节。鲁迅曾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4。而他对革命文学的社会作用的提法，也可以说是章炳麟美学思想中最激进的部分。
不过，革命军序片面强调了民族革命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民主革命的内容。在阐述民族革命的任务时，又夹杂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忘记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在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上，随着晚年政治上的颓唐和学术上的复古，渐渐失去了早年革命军序中激进的美学思想的光辉，也不能忽视其非主导面。
1转引自阿英：黄小配的小说辛亥革命文谈之四
，人民日报1961年10月30日。
2汤国黎编次：章太炎先生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a。
3同上，第18页b。
4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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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第六节 半截子的文学发展观
1906年，章炳麟正处在他一生中思想最激进的时期，在与人论朴学报书中，提出了文学发展的观点，认为：
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千载，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挽近毛诗c春秋c论语c荀卿之录，经纪人伦，平章百姓，训辞深厚，宜为典章。然人事百端，变易未文，或非或是，积久渐明，岂有百世之前发凡起例，以待后人遵其格令者1
这段文字，思想锐达，议论闳通，说明了文学法式是随着“政俗”
c“人事”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古代的优秀作品，包括经c论c诸子，虽然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作为后人学习的典范，但也不能把古人的格式c理论，当作僵死的万古不变的教条。
“人事百端，变易未艾”。社会生活在发展，文学就发展。所以，章炳麟在接受西方进化论新观点的同时，又依据易传中朴素的辩证法，论证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指出：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文之久而变者，亦易道也2
。具体说来，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四言之变为五言，又变
1章氏丛书。文录二。
2天放楼文言序，太炎文录续编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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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395
为七言，再变而为长短句。章炳麟称之为“数极而迁”
1。问题在于，文学发展为什么会如此呢这除了受社会生活的变化影响外，章炳麟还提出了两点原因：其一，与文学语言有关。
章炳麟指出，文学发展，有“因”
继承有“创”
革新
；穷变通久，运行不息，其内在依据是文学语言本身的不断变化。唐以后历代的古文字，动辄标举“秦汉之文”
，以为至美；就是只强调“因”
，而忽视“创”。他说：其实，“秦汉之文不可尽可法。
如太史公书常有辞不比顺c意不相属者。
又邹阳上书，缠复激饶，转笔引事，其立意乃与上同，使今人为之，适足为笑。而古人之文，若终不可及者，亦时势为之，立文造句，今昔不同，生当其时，则辞气自异。“
2虽然章炳麟讲的是文字型的杂文学，但他认识到“语言c文字出于一本”
3。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学语言书面语言总要受口语变化的影响，不仅立文造句c语调辞气不同，而且表达习惯也差别很大。如果只知“因”而不知“创”
，不适应变化了的文学语言，总是刻意模古，就会把文学创作引上了绝路。
其二，与学术相系。
章炳麟认为，“文章之道，亦本与学术相系”
4。
学术不同，文辞各异。
只有在学术上博取众长，才能在文学上有所创造。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7页。
2章氏丛书。菿汉微言。
3章氏丛书。菿汉微言。
4与孙思昉论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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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他说，史记之文，所以“深远要眇”而又“通俗政治学术消息之故”
，就因为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春秋“史法”
，融汇了他的删诗之志，而且还能能深明道家之意，推本溯源，广综博取，所以才能首创纪传体通史，以寄闳美深眇之旨。他在论述九流诸子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时，特别重视道家玄学一派。他感到，老庄的社会政治理论，比儒家站得高，看得深，虑得远。同时，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也非常深刻。他说：
文章滥觞，实始诸子，九流虽异，儒墨以外，多近道家1。
与道家相关的，还有魏晋玄学。章炳麟认为文章“上遗秦汉”。而“以魏晋为法”
，一再说魏晋之文优于两汉而接近晚周，但他不像王闿运那样着眼于辞采韵偶，而是倾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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