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8节

  党。”耀邦同志说：“好。这件事你就办到这儿，以后的事我们办。”做了这件事，我感到极大欣慰，心里轻松了许多。以后就是中央按照正常手续办了。5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正式党员。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这些都派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向她宣布。5月29日晚，宋庆龄同志在北京她的寓所逝世。宋庆龄同志逝世那天，我到她的住处去了。我看到廖承志同志在。后来小平同志也来了。廖承志同志拿着一把钥匙，到宋庆龄卧室打开抽屉，想看看她有没有留下什么遗嘱。好像是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他去看的，想知道她有没有政治方面的遗嘱。小平同志在楼下等着。廖承志同志打开抽屉一看，遗嘱是有的，但是经济方面的，就是说她有什么遗产，怎么处理，分给谁谁多少。小平同志听完这个就走了。过了一会儿，看廖承志等同志处理完了有关事情，我也走了。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对党尽了责，也对宋庆龄同志尽了心。

  王光美访谈录建国后的杨尚昆和所谓“窃听器事件”

  黄峥：光美同志，您家从西楼搬到福禄居，可能还关系到一个大背景，就是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后，阶级斗争似乎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也不平静了。因为这期间中央办公厅发生了“窃听器事件”，还牵连到杨尚昆同志。王光美：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并不是什么窃听器，是录音机。它的起因是这样的：的一些讲话，因为现场没有录音，也不可能时时有人跟着记录，再说靠手工笔记也不准，事后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据，传来传去很不准确，还出过一些问题。杨尚昆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为这事很伤脑筋。有一次，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c真老虎的关系，当时安排了录音，后来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很准确。看后很赞赏，表扬了这件事。于是，就开始在中央领导同志开会，特别是讲话时，尽量安排录音。可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不是很正式，录音话筒往面前一放，就感到不舒服，有拘束。怎么办呢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表面上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出事以后，才听说在的专列上也装了录音，配了录音员，麦克风放在花盆里等看不见的地方，是汪东兴安排的，事先没有同说。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他的专列上有录音，大发脾气。但当时只是有关人员作检讨，没怎么严重处理。随着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这事也就一步步上纲上线，最后牵连到杨尚昆同志。“文革”一开始，他就和彭真c罗瑞卿c陆定一同志一起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黄峥：杨尚昆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c中央办公厅主任。1965年11月，中央发出一个通知，宣布免去杨尚昆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可实际上他没有到任，很快被批判和隔离反省，主要罪名就是“安装窃听器”。可所谓“窃听器”实际不是杨尚昆同志具体办的，具体经办这件事的副主任反而没事，这确实有点费解。王光美：在西楼的时候，尚昆同志家和我们家住得很近。那时在西楼公共食堂小餐厅吃饭的领导同志有4家：朱德同志c彭德怀同志c杨尚昆同志家和我们家。还有一个的姐姐，本来也在小餐厅吃饭，她一看这里都是领导同志，不好意思，就一个人挪到食堂后面的准备间去吃了。4家各有各的厨师，各吃各的饭。我们家和朱老总家伙食比较差，因为孩子多，平时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有时星期日，朱总的儿子孙子都来了，要开两桌饭，用小脸盆那么大的盆装菜。彭总和尚昆同志家伙食比较好。彭总没有子女，经常是一个人吃饭，浦安修同志平时不怎么来中南海吃饭。尚昆同志夫人李伯钊同志是中央戏剧学校校长，是文艺高级专业人员，工资比较高。刘源：尚昆同志家伙食好，可吃饭时冷清，不像我们家小孩多，星期天都回家，开饭时热闹非凡。我们家一般都是家常菜，茄子c粉条c豆角什么的。开饭时，我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不多说话。每次一等他夹完，我们就上前抢呀孩子们抢着吃，很热闹。尚昆同志一见我们这里热闹，我父亲又走了，就把他那里的好菜端过来，给我们小孩吃，他背着手站在后面笑咪咪地看，看我们抢菜吃。有时还把我们拉到他的桌子上吃。彭总有时也叫我们孩子上他那儿吃。尚昆同志脾气特别好，喜欢小孩，我们都叫他杨爸爸。为什么叫他杨爸爸呢开始是叫杨叔叔的，可不知怎么的，我们从小叫李伯钊同志“李妈妈”。有一次尚昆同志说：你们叫她李妈妈，可叫我杨叔叔，这就不合情理了。后来，我们就叫他杨爸爸了。前几年香港报纸上说，邓小平同志的孩子叫杨尚昆同志“杨爸爸”，说明他们两家的关系不一般。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那时中南海里家庭关系比较近的这些孩子都叫他杨爸爸。当时在中南海里，我们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大的人叫伯伯，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小的人叫叔叔，例如叫“毛伯伯”，叫周总理“周伯伯”。惟一例外的是叫朱老总“朱爹爹”，是跟着李讷叫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尚昆同志的女儿妞妞下放在一个县相邻的两个队，常约好了在一个中间的小树林里见面说话。妞妞时不时买些罐头什么的送给我打牙祭，我到现在都很感谢她。她当时有些钱，因为她父亲打倒得早，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多些。我们是扫地出门，什么都没有带。“文革”中我们两家的孩子来往比较多。杨家小二和我姐姐涛涛都插队在承德。我去承德找涛涛，还去看了小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两家都平反了。尚昆同志见到我们，非常亲切。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我专门去看望他，他特别高兴，谈了很长时间。黄峥：尚昆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最早是1930年在莫斯科，少奇同志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尚昆同志是中国工会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具体帮助少奇同志工作。19311932年，少奇同志任中央职工部部长c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尚昆同志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长征中，少奇同志曾任五军团c八军团党中央代表，后来又到三军团兼任政治部主任，尚昆同志是三军团政委。抗日战争开始后，少奇同志兼任北方局书记，尚昆同志是副书记。建国后，尚昆同志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少奇同志主特党中央日常工作，工作关系就更密切了。王光美：少奇同志平反的时候，尚昆同志还在广东省委当书记。他主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专门请了北京的有关同志参加，写了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1988年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的时候，在湖南少奇同志的家乡，建树了少奇同志的铜像。尚昆同志那时是国家主席，亲自去湖南主持了少奇同志铜像的揭幕仪式。1998年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尚昆同志又组织人写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这篇题为卓著功勋，彪炳千秋为少奇同志一百周年诞辰而作的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黄峥：我和我们那里的另一位同志参与了起草工作。起草过程中，尚昆同志多次约我们到他的家里，同我们谈文章的思路和内容。文章起草的时候，尚昆同志身体还好，不久就因病住院了。他在病床上最后审定了全文，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1998年9月14日，尚昆同志不幸患白血病逝世。人民日报在1998年11月24日即少奇同志的诞辰日，发表了卓著功勋，彪炳千秋一文。这时尚昆同志已与世长辞。这篇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成了他的绝笔。

  王光美访谈录建国后的“四清”运动开始了

  黄峥：从1963年开始，我国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这场运动，人们看法不一，里面有许多问题还不大清楚。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点有关的事情王光美：自从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以后，首先在干部中间越来越多地议论这个问题。1963年2月，在北京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推荐湖南c河北等地抓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根据的提议，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当时说的“四清”，就是清理账目c清理仓库c清理财物c清理工分，是河北保定地区的做法。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四清”的内容演变为清政治c清经济c清组织c清思想。“五反”就是反对贪污盗窃c反对投机倒把c反对铺张浪费c反对分散主义c反对官僚主义。这次会议少奇同志出席了。他赞成的意见，同意开展这两个运动。但这次会上还只是决定要开展“四清”c“五反”运动，来不及准备政策性文件，因此对运动没有具体部署。为了指导农村“四清”运动，1963年5月，在杭州主持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中提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9月，党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个文件都有10个条文，所以习惯称为前十条c后十条，是指导“四清”运动最早的c基本的文件。在中央制定这两个文件期间，正好少奇同志连续出访印度尼西亚c缅甸c柬埔寨c越南c朝鲜和忙于处理几件国际事务，所以前十条c后十条的讨论他都没有参加。少奇同志出访印尼c缅甸c柬埔寨c越南，我跟他去了。从越南回来以后，可能因为劳累，少奇的肺病复发了。少奇对生死问题从来是很坦然的。这次，我感觉他有所考虑，工作更抢时间。

  少奇要我下基层王光美：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一些地方试点。有一天，少奇对我说，他提议我下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他没有多说理由，我想是为了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同时我感觉他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多年来我一直跟着他，担任他的政治秘书，没有独当一面工作过，将来他不在了怎么办所以让我下去，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其实，我自己倒没有想这么多，我是全心全意c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助手。看到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觉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从心里感到高兴c自豪。而且，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多年来他的生活起居一直是我照顾，离开他，我实在不放心，也不忍心。再加上，我们的孩子都还小，平平c源源c婷婷才10来岁，小女儿小小只有三四岁，正是需要管教的年龄，我走了怎么办所以，在开始一段时间，我对下基层这件事心里非常矛盾。少奇同志正式提出要我下基层，我当然要尊重他的决定。再说，党中央c号召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作为员，应该积极响应，同时也可以补上基层锻炼这一课。于是，我把这一安排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干部们作了转达，以便大家有所准备。但这事遭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一致反对。他们举出种种理由，认为我不该下去。不知是谁，把这件事捅给了周恩来同志。周总理也不赞成我下去。他已经知道少奇同志肺病复发，便催我们赶紧安排少奇同志到北戴河休养。这样一来，我下基层的事只好暂时搁置。7月25日，我陪少奇到北戴河休养。一般每年夏天，中央同志都要到北戴河，或者开会，或者边工作边休息。但1963年夏天c周总理等中央同志都没去，我们在那里感到空荡荡的。少奇在那里就是休养c治疗，哪也没去，也没有见什么人。我记得那时萧劲光同志也在北戴河，就是他来看过少奇一次。那几年萧劲光同志喜欢收集古画，可能买了不少，在干部中有些反映。他来找少奇同志，对这事做了些解释。萧劲光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俩就一起，比较熟。经过治疗和休息，少奇的身体好些了。从北戴河回来，按原定计划，少奇同志准备出访朝鲜。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夫人可以不去，秘书中就派了刘振德同志跟去。少奇临走前，再次提出要我下基层。他听说身边工作人员都反对我下去，特意说，不要顾虑他的身体，他自己会注意，保证一定和工作人员配合好，教育孩子的事也由他来管，家务事有问题可以让工作人员随时问他。他要我把他的这些意见转告秘书c警卫等工作人员。见少奇下这么大的决心，我很感动，也暗暗下决心，坚决照他的话去做。但当时面临一个怎么下的问题：下到哪里下去干什么向谁申请具体关系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少奇同志出访朝鲜后，我在家一面安排搬家，从西楼甲楼搬往福禄居，一面关心留意下去的途径c方式。国庆节前夕，少奇同志从朝鲜回来了。他见我还没有下去，就催促说：“如果不能一下子到基层，哪怕先下一级也好。”我说：“我不是怕下去，我已经下了决心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下”不久，听到田家英同志在一个会上作报告，宣讲前十条c后十条。他在报告中说：“我要带一个工作队，到山东搞四清，欢迎大家跟我去。”他这个话一下子启发了我：我可以采取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方式下去，这样可以直接下到基层，而且我以前参加过土改工作队，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经过考虑和联系，我选择去河北省，时间方面设想下去一年左右。当时想得很简单：我是北方人，到北方农村可能适应快一些。记得1961年我随少奇同志到湖南农村调查，那里的生活习惯和北方差别很大，话也听不懂，要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肯定没法开展工作，对此我记忆犹新。再说，河北离北京相对比较近，家里有事也能尽快赶回来。当时，确实一点也没有要搞一个典型经验的想法。有一天，中南海春耦斋有舞会，我去了。见到，我就向他报告了少奇同志要我下基层c我准备到河北农村参加“四清”的事。听了高兴地说：“好哇”见主席也支持我下去，我的信心更足了。下去的事定下来以后，我开始抓紧时间作准备。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党支部还专门开了个会，讨论相应的工作安排。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反对我下去。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少奇已经65岁了，平时工作又那么忙，我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好多事情我就包了，要是我不在，他们担心照顾不过来，弄不好要出事。特别是，少奇每天晚上睡觉都离不开安眠药，第一次服药后还要坐在床上看文件两三个小时，然后再吃一次才能入睡。入睡前后他要起来上厕所，吃了安眠药脑子迷迷糊糊，就很容易摔跤，已经摔倒过好几次，有时还从床上摔下来。卫士组的同志提出，我走后必须在少奇同志卧室门口安排夜间值班。原有人手本来就紧张，就只能向警卫局申请增加人。我把这事跟少奇同志说了。他不同意再加人，说：“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你们无非是担心我从床上摔下来，我睡地铺不就解决了吗”这样，在我下去的前一天，我们真的就把卧室的床架子拆掉，将床垫子直接放在地上。从此，少奇睡起了地铺。我是11月下旬正式离开中南海下去的。本来是可以早一点走的，为什么又拖了些时间呢一是因为这期间正好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是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必须出席；二是办理这样那样的手续。我拿着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同志，请他帮助安排。刘子厚同志很欢迎我去，说：“河北四清现在有两个点，一个在邯郸，一个在抚宁。抚宁的点是林铁同志在那里挂帅，你就去抚宁吧”他还建议我最好改个名字。刘子厚同志的建议很有道理。那个年代，中国绝大部分的城市没有电视，农村是完全没有，所以我们下去，一般人都不认识。但由于出国访问等情况，有时候报纸上会出现我的名字。改个化名，可以方便工作。回家以后，我就和少奇同志说改名字的事。他也说这样好。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我化名董朴。董，是随了我母亲的姓；朴，就是艰苦朴素的意思。刘子厚同志把我去抚宁参加“四清”的事告诉了林铁同志。林铁同志后来在到北京时上我们家来了一次，向少奇同志汇报河北的抗洪救灾工作，同时谈了谈我下去的安排。我抓紧时间向其他秘书交待工作，并把家务事安排了一下。平时在家里，大小事包括经济开支都是我管，少奇是根本不管的。我走了怎么办呢我把家里每个月的开支情况写了一张清单，让少奇交待给刘振德秘书掌管。我们家每月工资收入共500多元，少奇400多元，我100多元。平时每月初我领到工资后，首先要支出以下几项，这是固定的：交给卫士组100元，为少奇同志买香烟c茶叶和别的小日用品；交给厨师郝苗同志150元，作为全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交给我母亲130元，由她统一安排我们5个孩子的学杂费c服装费和其他零用钱；付给我们家的老阿姨赵淑君同志工资30元；上交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党费25元；付每月的房租c水电费等40多元。这些基本开支，每个月得400多元，这还不包括添置一些大一点的用具c衣服和接济亲友。所以，平时我们家很节俭，孩子们穿的衣服很少有不带补丁的，花钱不精打细算不行，一不小心就会透支。临走前我数了一下放钱的小铁盒，里面只有20多元，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底了。交待完工作和家务，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也就是一个旅行包，一个铺盖卷。下去后要住在老乡家里，老乡不可能提供被褥，所以睡觉用的一套东西要自己带。我把平时睡的被褥枕头卷在一起，用绳子捆好，把日常生活用品装进旅行包，就出发了。走的时候，少奇同志从办公室出来，为我送行。他提起这两件行李，掂掂份量，笑着说：“还不重。轻装上阵，这样好”我拿着行李往外走，回头看看，少奇一直站在办公室门口目送我走出大门。想到这次下去要一年时间，心里实在不放心。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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