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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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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进行合理的计算这一原因而失败。这一点米塞斯教授和布鲁思卡斯教授已经预见过。伴随着政策的屡次倒退，发展的过程只是表明，俄国的统治者不得不从经验中了解在系统分析问题当中已被揭示出来的所有障碍。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新的重要问题，更不必说提出解决办法了。对于所产生的几乎一切困难，官方的责难仍然加在不幸的个人头上，这些人因为妨碍计划的执行没有遵守中央权威的命令或在执行过程中过于刻板而受到迫害。虽然这意味着计划权威只不过承认使人民忠实地遵循计划有明显的困难，但是毫无疑问，更为严重的令人沮丧之处还得归因于任何中央计划的内在困难。事实上，从类似于布鲁思卡斯教授提供的资料可知，目前的趋势远非朝着提高计划合理程度的方向，而是放弃了过去曾使用过的相对科学的方法来快刀斩乱麻。取而代之的是对专门问题更加武断和孤立的决定，就像它们是每天偶然地确定的。就我们所关心的政治哲学而言，俄国的经历也许非常富有启发性。但对于学习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生来说，这除了提供一些已知结论的图解之外并没有更多的东西。这也无助于我们去回答理智上的问题由重建理性社会的愿望所引起的问题。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将不得不对不同的设想的体制进行系统的考察，只是从理论建议的角度看，这些制度都很有必要存在。

  三

  我们在第七章已经指出，英语文献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相对晚些，但是其水平相对较高，尽管还不能说这些最初的努力都真正涉及到重要之处。f泰勒和罗珀这两个美国人最先发起这种讨论。他们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国的hd迪金森的分析直接表明，在假定对所有的相关资料完全知晓的条件下，生产的不同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可以用某种手段来确定，通过这种手段，理论经济学解释了完全竞争体系中价格的形成和生产的方向。现在，必须承认，如果仅从逻辑上是否矛盾的角度看，这并非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通过价格决定方式在逻辑上是否可行，来争论这是否是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并没什么效力，这只是表明问题的真正性质还没有被领悟。而必须去做的工作是，尝试着设想，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实践将意味着什么，以便检验出它的不可实践性和不可能性。很显然，这种解决方法必然建立在一系列方程正如巴龙的文章所提出的的基础上。然而，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种方程体系的正式结构，而在于求得数量解答所需信息的数量和性质，在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数量解答所涉及的任务的规模。当然，信息详细到何种程度，计算达到怎样的精确程度以使解答完美无缺，都不是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方法的结果与竞争体制的结果相比，至少相差多远。让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如果中央指导真正地代替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对后者在某些方面的决策权限作出极为荒谬的限制，那么，只进行一般性的指导就不够了，而必须细致指导，几乎说明每分钟应做些什么，并且要对一切事情确实负责。如果无法同时确定已在使用的设备和工具是应该继续使用还是处理掉，以及用何种方式来使用和处理它们，那么，就不可能合理性地确定把多少原料或新设备，分配到哪个企业以及在什么价格计算意义上说的水平下，这样做有道理。问题在于，像技术细节c某种而不是其它的原材料的贮存，或某种小规模的经济活动等等，都能逐渐地决定企业的成败，所以在任何一个不准备不可救药地浪费的中央计划里，都必须要考虑到这类因素。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各种机器c工具c建筑物区别对待它们的用途由各自的磨损c布局等状况而定，而不是将它们当成物质相似的同一类物体。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每一批产于不同地区c彼此有所不同的产品。这意味着，如果要在这方面达到竞争体制所保证的经济合理程度，中央计划权威的计算就不得不把现存的生产工具产品的“主体”作为各类产品有许多不同的单位的组合。就日常的商品而言，比如供短期消费或生产的半成品或最终产品，很显然，它们的不同类型将会比按技术特征加以归类后我们所能想像的数量高出数倍。两种技术上具有一致性的产品，由于产地不同c包装不同，出厂时间不同，对于大多数有特定目的之情形来说，就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甚至在最低程度地保证有效使用的情形下也是如此。

  由于在中央指导型经济中，每个具体计划的管理者彼剥夺了按其意愿用一种商品来代替另一种商品的权力，因此大量的不同单位的情况必然会分别进入计划权威的计算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数字统计的任务就会远远超过迄今为止所曾做过的这类工作。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任务。中央计划权威所需的信息还应包括对每种产品的有关技术性质的全面描绘。这种描绘包括将产品运到其使用效益更大的另一地的费用，以及实际修理或改装的成本，等等。

  但是，这又会引出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问题。在解释竞争体制的均衡时，理论上的抽象通常包含了假定某一类特定的技术知识是“给定”的。这当然并非意味着一切最佳的技术知识会在某一个人的头脑中凝聚着，而是指总会有具有各种知识的人，他们要参与某一特定的职业的竞争，总的来说，那些能够适当地使用这些技术知识的人将会在竞争中取得成功。而在中央计划社会中，只有一切知识都能应用到中央权威的计算之中，才有可能从已知的技术方法当中作出最恰当的选择。这就是说，在实践中，这些知识必须要凝聚在一个或至多是很少几个实际制定求解方程者的头脑中。简直无须强调，甚至就那些能被严格地称作时刻都“存在”的知识而言，这种想法也是荒谬的。但是，大量的应用着的知识并没有什么以现成的形式出现的“存在状态”。这些知识大多数存在于思考之中，它们使得单个的管理者一旦面对环境中的新情况就能迅速发现新的解决方法。假定这些问题实际上能够用数学方法求得答案，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再假定，集中于中央权威手中的知识将包括发现任何技术细节改进的能力。

  在能够实际制定出合适的生产方法以及计算出生产量之前，还必须掌握第三类资料，即关于不同品种和数量的消费品的重要性的资料。在一个消费者能够随其所好自由地花费收入的社会中，这些资料必定采取所有消费品各种数量的完整清单的形式，这些消费品可以在各种可得到的消费品价格的可能组合条件下购买。这些数据必然会具有基于过去的经验对未来时期进行估计的性质。但是，过去的经验并不能提供所需的全部知识，况且由于消费者的口味时时发生变化，因而各种商品数量的排列也将会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

  恐怕明确无疑的事实是：只是资料的收集这一任务就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不过，假如这个中央控制的社会的运行和竞争的社会效率相同，并且象它一样把捜集资料的任务分散化，那么这些资料就会呈现出来，让我们暂时假定统计技术上的困难大多数计划者轻蔑地提到它实际上可以克服，但是这也不过只是解决主要问题的第一步，一旦搜集到了资料，还需做出与这些资料有关的具体决策。于是，进行这种必要的数学运算工作量的大小将取决于被确定的未知量的数目。未知量的数目又将和应被生产的产品的数目相等。我们已经懂得，必须将所有最终生产者在不同时间所完成的产品看做是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开始生产或继续生产都有既定的时间。到此，我们还说不出这些产品的数目，但是假定在一个相当发达的社会里，产品数量起码要成千上万，这样说并不过分夸张。这就是说，在每一个连续的时点上，每一个决策都将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来做出，这个任务，用我们目前1935年已知的手段，是终身都完成不了的。此外，这些决策不但要连续地制定出来，而且它还要迅速地送到执行这些决策的人手里。

  或许会有人说，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精确程度，因为我们所讨论的经济体系本身也根本达不到这么精确。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我们显然永远也无法到达由这样的方程系统的求解所描绘的均衡状态，但这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除非没有任何外在的变化，否则我们就不应该指望均衡能够实现。所讨论的有关经济体系的本质问题在于，如果这种计算是可以做到的，它也确实只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重视所有那些小的变化和差异，而这些变化和差异在我们所讨论的经济体系中被有意地忽略不计了。因此我们不可能对所有问题的细节做出理性决策；但这些细微的事件累积起来决定着为生产所付出的努力能否得到成功。

  任何一个了解这项任务解方程工作量之大的人，都恐怕不会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以综合方程体系为基础的计划体系。实际上那些提出这种分析方法的人在自己的头脑中有这样的信念，即从一个已知的状态出发这种状狈假定为已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可以通过试验和改正错误的方法逐渐适应日常所发生的较小变化。但是，这种建议由于两个基本错误而站不住脚。第一，正如我已经多次指出的，我们不允许假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所引起的相对价值的变化不太重要，因而就不能用先前存在的资本主义价格体系作为一种，以企图避免价格体系的全面重新安排。不过，即使我们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异议，也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去设想方程求解的任务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为了明确这不是一种通过竞争能近似地得到解答的方法，我们只要想想在即使只有很少商品的情况下确定价格的难处就够了。如果进一步仔细考虑一下，在这个体系中，不仅要对少数产品，而且要对全部产品，不管是成品还是半成品都要确定价格，那么价格的确定就会象资本主义社会中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价格的变动那样频繁和多样。几乎每种个别价格的变化将会引起所需的成百上千种价格的变动，但其他价格的变动大多并不是等比例的，而是受需求弹性的大小c替代的可能性以及生产方法变更的影响。设想当人们注意到上述所有价格的调整的必要性时，这些调整全都由中央权威连续不断的命令来完成，然后再设想每个价格都已确定，并且可以变化，直到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均衡，那么这些设想都肯定是荒谬的想法。虽然不十分现实，但是至少可以想象，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确定这些价格。但是，在对于经济体系细节部分的观察之基础上进行权威的价格确定，则是在任何环境下部无法理性地完成的任务。任何试图沿着这个方向的企图都会要么陷入前面讨论过的数学求解方程式的危险之中，要么只能完全放弃这种幻想。

  四

  考虑到上述这些困难，我们就不会奇怪，实际上所有真正想为中央计划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人，都会对在一个消费者的每个一时兴致都可能会完全打乱精心制定的计划的世界里找到这种解决方法不抱希望。现在，人们或多或少地承认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可能还有职业选择的自由和中央计划具有无法相容的目标。这种现象使人们认为，消费者口味的无法预言性是计划取得成功的唯一或主要的障碍，但是，莫里斯道布近来却据此得出了逻辑结论，他断言：如果这种牺牲能够使社会主义行得通的话，就值得使用不顾及消费者自由的价格。毫无疑问这是个非常有胆识的举动。在过去，社会主义者都一致反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好像是生活在兵营中的，其细节受到管辖的说法。道布博士却认为这些看法已经过时。我们在此并不关心，如果道布公开声称这些观点，是否会在社会主义者团体中找到许多的追随者。我们所关心的是它是否提供了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方法。

  道布博士公开承认他已放弃了目前为迪金森和其他人所坚持的观点，即在某种价格体系下，最终产品的价格和原料动力的价格由某市场决定，而所有其它产品的价格则通过某些计算与上述价格分开来确定，这样就会解决问题。但是看来他似乎蒙上了虚妄的幻想色彩。他幻想，价格存在的必要性仅仅归因于应当尊重消费者的各种偏好这一成见，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理论的范畴，具体他说就是所有的价值问题，将会失去意义。“如果通行的报酬是平等的，由于货币成本将会没有意义，市场定价将根据这一事实失去其据说应有的意义。”

  现在，不应否认，取消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将会在某些方面使问题简化。一个不可预知的变量被消除了，在这方面所需的再调整的频繁程度稍有减少。但是，像道布博士那样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不再需要某些价格形式，也没有必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精确的比较，这就确实表现出对真正的问题一无所知。只有当人们能够假定社会主义状态下的生产将没有任何确定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的目标将不受妥善规定的偏好顺序之引导而且这种目标被专横地确定好了，而国家将只简单地去生产一些产品，消费者将只能获得已生产过的产品时，价格才不再有必要了。道布博士责问道：这样会失去什么呢答案是几乎会失掉一切。只有用成本决定价值，因而，在我们以某种方式使用各种可能得到的资源时，其使用方式并不影响我们的福利因为其被使用这一事实赋予了产品的价值，在此情况下，道布博士的观点才站得住脚。但是，我们是更多地还是更少地消费，我们是否应保持或是否应提高生活水平，我们是不是总是落到处在饥饿边缘的野蛮境地，都主要依据我们如何使用资源。在存有差异的产业中，资源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配置及组合的差别，意味着短缺和充裕之间的差别。一个根据自己的是非观来排列社会成员们不同需要之顺序的独裁者，会使自己兔除发现人们真正喜爱什么这一烦恼，也可以避免把产业规模组合成体现一般公正愿望的规模这一无法实现的任务。但是，如果他想以某种程度的理性或一致性去遵循这种标准，如果他想知道他所考虑的正是社会的目标，他就不得不去解决所有我们讨论过的问题，他甚至看不到他的计划没有被不可预见的变化所打乱的现象。因为兴趣的变动决不是唯一的，恐怕也不是最重要的不可预见的变动。气候的变化，人口数量和健康状况的变化，机械设备的毁坏，矿藏的发现或耗尽，以及其它成百上千万不停的变化，将使他时时刻刻重构自己的计划。这些计划与真正应用于实践之间的距离以及合理地行动的障碍，都将只会以牺牲某种理想为代价而被稍稍减轻一点。了解这些理想的意义的极少数人会很快地抛弃它们。

  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容易理解，道布的激进解决办法不会有很多的追随者，并且有许多较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从完全相反的方向寻求出路。当道布想要压制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设想中仍然存在的自由或竞争的残余时，许多最近的讨论却打算重新全面引进竞争。在德国，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且已在讨论。但是在英国，这方面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胚胎阶段。迪金森的建议沿这一方向迈出了较小的一步。但是，众所周知，一些较年轻的经济学家在对这些问题思考时走得更远，并且准备干到底以重新恢复完全竞争，至少就他们的观点而言，他们并不与由国家保持一切物质生产手段的所有权相冲突。虽然我们还不可能提及他们已出版的著作，但是仅从交谈和讨论中所得到的有关情况，已经足以值得我们花时间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一些研究了。

  在许多方面，这些计划都非常有趣。共同的基本思想是：在的企业家或各企业的管理者之间应当存在市场和竞争，因而应当存在货币价格；由于在现在这种社会中，对所有的产品无论是中间产品还是成品来说，企业家并不是其所使用的生产手段的主人，而是领取薪水的政府官员，他们在国家指导下工作和生产，并不是为了利润，结果是产品的售价刚刚收回成本。

  要问这样的理论是否还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意义。大体上说，它似乎应当包括在那个旗帜之下。更重要的问题是：是否还应当认为它是在制定计划看来，它并不比为资本主义构造的理性的合法的框架包含更多的计划。如果从纯粹定义上说，我们可以认识到，在这种理论中经济活动的方向将会全部转向竞争，这种计划也将会只限于某种永久框架的规定之内，在这种框架中，集中的行动将会转变为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这种计划或那种中央生产组织它彼认为能比“混乱的”竞争更具理性地组织人类行为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真正实现这种情况的程度如何，当然要取决于竞争引入的程度。就是说，要取决于在此处所谈的各个方面都十分重要的关键问题：那种的单位，即在市场上买和卖的单位的性质是什么。

  初看起来，这种体制可能具有两种类型。我们可以或是假定只是在各种行业间存在竞争，而且每个行业视作只有一个企业；或是假定每一个行业中都有大量的彼此的企业，它们相互之间展开竞争；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建议才能真正避免大部分反对中央计划的意见，但又会产生了它本身所具有的问题。这些问题非常耐人寻味。在其纯粹意义上，它们提出了私有财产在其一般和基本方面的合理问题。这样，问题就并不在于中央权威能否合理地决定生产和分配，而在于那些既非财产主人而且对自己所管辖的生产手段也无直接兴趣的个人，能否成功地担当责任并做出决策。为什么对现存任何生产设备的使用总是应当与个人对这些设备所带来的利润与损失的兴趣相连呢这里是否有什么决定性的原因或者，这实际上不过只是个别的管理者他在我们所讨论的体制中，担任行使财产权力的社会代表是否会为公共目标恪尽职守或是去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

  六

  当我们详尽地论及这种体制的细节时，可能会给此问题最好的论述。但是这里有必要先表明，如果竞争具有令人满意的功能，那么它为什么必然会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过程而不停留在部分地重新引入的程度上。因此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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