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7节
步，而且，非常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那些看似固若金汤的办事方式在正面面对挑战时会主动迎接改革。为了保持或者重新获得合法性，没有了敌人的国家必须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各级政府之所以会失信于民，完全是因为它们的繁琐和低效。在一个商业组织能够迅速回应变化而且步伐更加轻便的世界上，政府很可能会远远落在后面。“官僚机构”这个术语及其所伴随的“官僚作风”这一含义毕竟是专门用来指代政府的。政府的结构调整应当遵循“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的生态学原则，这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精简裁员，而应当理解为提高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大多数政府机构都可以从最好的商业惯例中学到许多东西，比如目标控制c有效审计c灵活的决策结构以及不断增强的雇员参与等等，其中最后一项也是民主化当中的一个要素。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回应这样一种批评，即：由于缺乏市场机制的约束，国家机构变得非常懒惰，它们提供的服务也十分低劣。
正像美国政治评论家笛欧恩ejdi一nne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论调可能变成一种滑稽的自我模仿，好像政府是无效率的同义词，而完全忽视了好的学校c公立医院或公园的存在。合适的回答应该是：只要还有一丝可能性，就不要引进市场机制或者准市场。政府应当模仿市场这一观点是戴维奥斯伯恩david
一sb一e和泰德伽布勒ted
gaebler的彻底改造政府一书的主旨。他们的著作影响了克林顿在90年代初的政策。彻底改造政府有时意味着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但是，它还应当意味着重申政府在面对市场时的有效性。全球化向下施加的压力使得用新的民主形式来取代传统的投票过程不仅成了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政府可以通过“民主试验”，比如地方直接民主c电子投票c公民陪审团和其他可能的方式，来重建政府与公民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些方式不会取代地方和中央政府中的正常投票机制，而将成为对它们的一种持久性的补充。一个模型就是瑞典在二十年以前所使用的那种方法，当时政府使公众直接参与到能源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政府c工会。政党和教育机构开办了许多为期一天的能源问题培训班。任何参加这种培训d班的人都可以向政府提出正式的建议。有七万人参加了这一决定性地影响了政策制定的演练。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它们管理风险的能力。正像前面已经强调过的那样，风险管理并非只是在现有福利国家的情景中对风险的一般性理解那样要提供安全保障；对风险的管理也不只涉及到经济风险。其他风险，比如科学和技术所导致的风险也对政府造成着直接的冲击。政府理所应当地担负着调控科技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问题的任务。
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那样，界定风险并不只是专家的任务。从一开始，它就需要公众的参与。在可能导致危险的各种情况之中，有一种情况就是风险特别严重而责任机构的工作动力却严重不足。在产生风险决策的每一个步骤上，都需要有一定的协商程序，这一程序通常必须有专家c政府和外行人士参加。风险界定的目标是阐明可行的选择以及现有的科技知识的局限性。许多风险情形的复杂性通常意味着协商的范围必须是非常大的。
“加利福尼亚比较风险项目”是把风险评估同协商性的公民参与结合起来的一个典范。该项目共设立了三个分别针对健康c生态保护和社会福利问题的技术委员会，它们各自地评估本专业范畴内的风险。另外还设立了三个委员会来商讨如何管理风险以及风险的法律和经济含义。当它们各自完成自己必须单独完成的任务之后，这两套委员会将被召集到一起，并且得出结论。外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许多技术委员会完全忽略的问题，导致了关于风险标准的丰富的公共讨论，其中有些意见后来被吸收到公共政策之中。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不能仅仅被当成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事情，国家应当具有全球性的眼光，而向上的民主化也不应当停留在地区层次上。向下的民主化以公民社会的更新为前提，而这一进程要稍后才能展开。这些要点结合起来就产生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加以推进的政府形式：新型的民主国家。
新型的民主国家是一种理想，而且是一种开放性的理想。我不想在此装出一副能够展示出赋予其现实生命力的全部细节的样子。而且，所有的改革都具有自身的复杂性。比如，权力分散和权力下放都拥有一道引人注目的光环：把权力还给地区c城市和社区但是，正像所有的民主化进程一样，与它们的好处相伴而来的必定还有一连串的不利后果。如果不以一种权力的“向上”移交来加以平衡的话，权力下放很可能会导致分裂。它并非必然地就是民主化过程，但我们必须使它成为这样。正像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权力下放可能会在那些已经处于政治中心的地方官僚等级上又添加新的等级。据说，英国的那些“贫困c悲哀”的城市可能会借助自治而得以改头换面，而且，这种说法肯定是确实的。但是，可能由此导致的一种风险是，某些城市和地区借助自治而远远超过其他的城市或地区，从而使英国本来已经存在的地区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
公民社会问题
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与老左派轻视对社会的公民素质ivility的日渐衰落的担忧相比，新型的政治承认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体现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单纯是保守主义政治家们的一种杜撰。它表现为某些乡村社区和城市街道中团结感的弱化c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解体。
右派倾向于否认经济贫困与这些问题有关。但是，老左派把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化约为一个经济问题的做法，与否认贫穷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不利影响一样，都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把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归咎于福利国家的侵蚀，也不能假定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把自主权交给公民社会而得到逆转。政府应当而且能够在更新公民文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开展合作，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共同体或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但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口号。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以社区为重点”不仅成为可能c而且变得非常必要，这是因为这一进程产生的向下的压力。“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c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永久的界限。根据情况的不同，政府有时候需要比较深入地干预公民社会的事务，有时候又必须从公民社会中退出来。当政府撤回自己的直接干预时，它的资源对于接管或启动某些活动的地方群体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尤其是如此。但是，恰恰是在比较贫困的社区，培育当地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的活动能够收到最大的回报。
有时，普遍性的社会淡漠的一个标志，是对政治家和其他权威人物失去信任。但是，正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情况并非真正如此，也可能还正好相反。一个越来越具有反思性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以高度的自治组织为标志的社会。在美国c英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进行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背景中，一个公民的领域正在迅速兴起。某些老式的公民组织和公民活动可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但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共同力量正在取代着它们。关键在于要采取既有利于当地社区c又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案来利用它们，从而使之服务于更为普遍的社会利益。
罗伯特伍斯诺r一bert
hn一研究了美国”群体运动”的发展。他所称的小群体是指定期集会以促进共同利益的一小群人。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指出：有40的美国人大约七千五百万人至少参加了一个定期集会的小群体。在这些小群体中，人们萌生了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但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某一地区的归属感。毋宁说，这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走到一起来，共同寻求一条“生活旅程：群体的批评者无法想像出他们做得多么出色。他们所营造的共同体很少是弱不禁风的。人们感到自己得到了他人的关心。他们互相帮助小群体成员之间产生的友谊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并不是由一些渴望走完一生的c顽固的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相反，即使当我们的社会呈现出紊乱的趋势之时，我们仍然能够根据相互支持的原则结合到一起。
这些小群体中有许多形成于60年代，并且体现了一种当时颇为流行的，关于集体行动的思想。有一些小群体非常明确地追求着被英格哈特称之为后物质主义的那种价值。治疗型模式影响着大多数这样的群体，不论它们的具体关注点是什么。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自助性团体。正像所有的群体或共同体一样，小群体显然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和问题，但它们的确提供了一种体现公民社会生活之丰富性的例证。
在其对50年代后期的英国所进行的研究中，彼得霍尔指出：第三部门的活动即志愿性工作在过去四十年中呈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许多传统的群体衰落了，但它们为更多的新的群体所取代，特别是自助性团体和环境保护团体。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参加这些群体的妇女人数不断增加。慈善团体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1991年，英国共有十六万个注册的慈善团体。平均每年有将近20的人口参与到某种形式的志愿性工作之中，而且有大约10的人是每周都从事一定的志愿性工作。霍尔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志愿性工作的积极性丝毫不亚于以前几代人。
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大多数公民活动的增加都发生在比较富裕的阶层。贫困阶层的人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非正式社会交往范围局限在近亲范围内。比起贫穷阶层来，在富裕阶层那里，出现完全得不到社会支持cia
supp一rt的情况要少得多。
政府介入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应当是帮助恢复在这些群体中的公共秩序。工人阶级共同体的团结是一个持久而稳固的形象，但是，现在这种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过去。在那些受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扫荡而变得边缘化的地区和街道，公民参与是最为欠缺的。破败的地方社区的复兴有赖于企业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导致广义的社会文明复兴的一种资源。60年代的社会工程带给我们的启示已经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了解。最近的研究表明，只要拥有适当的外部支持，地方的主动性甚至可以扭转最难抵御的衰落过程。2
世界各地，而不仅是欧洲和美国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巴西西北部的西阿拉州就是一个例子。这一地区的改革是由一群从事电视c零售和服务业的年轻的商业界成功人士率先发动的。西阿拉地区的传统的精英们则主要致力于把当地的农产品出口到国外，他们更关心的是降低工资而不基本地区的发展。
改革者们随后开始与政府部门进行合作，他们采用参与式的规划技术并且与社区的各种组织见面。为了促进本地区的发展，他们设立了把新企业引入该地区的项目。每一户最贫困的家庭都可以分到一份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这里还开设了许多托儿所，它们的管理者不是政府，而是受最低工资保障的志愿人员。街道团体和社区组织获得一定的资源，从而得以开展小规模的放贷活动比如，借给一位妇女一些钱，使她可以购买台缝纫机，从而藉此自食其力。在1987年到1994年期间，西阿拉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达到4，而同期整个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4。
社会办企业是另外一种情况。自从80年代末期以来，各种各样的社会办企业项目在不同的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一种形式是服务信用”，它流行于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城市。参加慈善工作的志愿者可以从别的志愿者那里得到以时间为单位的“报酬”。一套计算机系统登记着每一“时间一货币”的收支情况并且定期向参与者提供结算表。时间一货币是免税的，并且可以积累起来以支付保健以及其他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包括降低健康保险的成本。“纽约时间一货币协会”正在创建个就业机构，它将为人们提供获得工作c接受培训和获得帮助的机会。个人可以利用该机构来获取有关的工作信息，并且，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工资外，还能得到支付自己每小时的工作的时间一货币。这些“钱”可以储蓄起来，用于接受培训或者作为失业时的一种资源。1998年启动的一个项目将在全世界52个城市建立中心，提供与教育和保健有关的由企业主资助的志愿者项目。这些项目仍然以时间一货币项目为基础，试图采用复杂的计算机技术来建立一种志愿性的时间经济。
政府应当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为这样的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并鼓励其他形式的c自下而上的决策和地方自主。比如，小额贷款项目就是一种被证明为行之有效地刺激地方经济活力的办法。地方社区可以自行开展某些活动，但这些活动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或监督。比如，教育就是这样的一种活动，学校虽然可能已经拥有各种各样的新的权力，但这些权力的使用却必须受到政府的规范。
在城市中。动地区的持续性投资可以创造相关的工作机会，使当地私营企业得到发展并为建筑物的维修提供资金。政府不仅可以直接投资，还可以创造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引导私营公司来进行投资c提供培训项目以及培育地方的主动性。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州拥有正在运行的成功的经济开发区，而其他各州也正在积极筹划这样的开发区。各种进一步的建议书也已经拟就。其中一项建议就是：如果企业把利润转化为由开发区内的居民分享的股份并重新投入到生产和经营之中，就可以免交资本收益税。另一种建议是，只要收入被重新投入到提供技能培训域其他的社区资源建设上的非赢利性组织，就可以免税。
社区复兴政策不能忽视公共领域。一个开放的领域不论在国家层次上还是在地方层次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还是使民主化进程与社区发展直接联系起来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社区复兴项目就很容易使社区从大社会中孤立出来并且很容易走向腐化。在这里，“公共”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地方社区的衰落不仅以普遍的破败为标志，而且还以安全的公共空间街道c广场c公园以及其他使人们感到安全的地方的消失为标志。
国家有可能会吞没公民社会。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东欧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中，那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公共领域，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家里那里通常只有很少的餐馆c咖啡厅或其他供社会交往之用的公共设施。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个人免受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害。但是，公民社会也不像某些人天真地想像的那样是自生自发的c秩序与和谐的源泉。社区改造会导致自己的问题和紧张。街道管理机构应当享有多大的权力当地方的各类积极分子群体之间就社区的未来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由谁来确定社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分界线政府必须对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难题作出斟酌和判断。国家还应当保护个人免受公民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利益冲突之害。国家不能消解为公民社会：“如果国家无所不在，那么它也就不存在。”
犯罪与社区
预防犯罪与消除对犯罪的恐惧对社区的改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犯罪学在近年来的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就是发现：日复一日的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与犯罪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严重的犯罪上面，比如抢劫c伤害或其他暴力犯罪。但是，比较小的犯罪和公共秩序紊乱形式更有可能造成累积性的严重后果。在欧洲和美国的城市，当人们被问及他们感到烦恼的问题时，住在比较混乱的街区的居民往往会谈到废弃的汽车c乱涂乱画c卖淫c小青年组成的流氓团伙以及其他类似的现象。
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忧虑，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行动：他们尽可能地搬离有治安问题的地区，或者在他们的门窗上加上牢固的防盗锁和结实的防护栏，并且放弃去那些有公共设施的地方。不受控制的失序行为dirderly
be－havi一ur向人们表明这个地区是不安全的。担惊受怕的人们远离街道，避开某些邻居，并且限制自己的正常活动和交往。在他们自己抽身而退的时候，他们也放弃了公民之间的相互支持，并因此取消了以前曾经有助于维持社区成员的公民素质的那些社会控制机制。“一个城市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结构受到破坏的街区将变得越来越脆弱，很容易受到更多的失序行为和严重犯罪的影响。”
这一命题的含义必须得到充分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要增强警力来扫除街上的一切不受欢迎的东西。几乎完全相反，这意味着警方应当同公民密切合作以提高当地社区的道德水准并改善公民的行为方式，在此过程中应当采用教育c说服和咨询等手段而不是动不动就传讯。在其近著中，斯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律师描绘了社会的公民素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他把公民素质定义为“我们为了共同生活而应该付出的各种牺牲的总和”。社会的公民素质涉及到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在公共场所与那些我们可能不会再遇见第二次的陌生人遭遇时，我们应当有一种安全感。
人们常说现在的人越来越陷入一种对犯罪的莫名其妙的恐惧之中。老年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贫民区的老人，经常担心自已被人抢劫，虽然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并不高。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有可能成为被侵犯的对象。但是，这同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对犯罪怀有恐惧心理的人会调整他们自己的行为，比如天黑后不出门等等，以避免可能出现的令人恐惧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成为犯罪受害人的可能性与本来的实际情况相比似乎就真的减少了。
合作式治安不仅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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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美国政治评论家笛欧恩ejdi一nne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论调可能变成一种滑稽的自我模仿，好像政府是无效率的同义词，而完全忽视了好的学校c公立医院或公园的存在。合适的回答应该是：只要还有一丝可能性，就不要引进市场机制或者准市场。政府应当模仿市场这一观点是戴维奥斯伯恩david
一sb一e和泰德伽布勒ted
gaebler的彻底改造政府一书的主旨。他们的著作影响了克林顿在90年代初的政策。彻底改造政府有时意味着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但是，它还应当意味着重申政府在面对市场时的有效性。全球化向下施加的压力使得用新的民主形式来取代传统的投票过程不仅成了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政府可以通过“民主试验”，比如地方直接民主c电子投票c公民陪审团和其他可能的方式，来重建政府与公民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些方式不会取代地方和中央政府中的正常投票机制，而将成为对它们的一种持久性的补充。一个模型就是瑞典在二十年以前所使用的那种方法，当时政府使公众直接参与到能源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政府c工会。政党和教育机构开办了许多为期一天的能源问题培训班。任何参加这种培训d班的人都可以向政府提出正式的建议。有七万人参加了这一决定性地影响了政策制定的演练。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它们管理风险的能力。正像前面已经强调过的那样，风险管理并非只是在现有福利国家的情景中对风险的一般性理解那样要提供安全保障；对风险的管理也不只涉及到经济风险。其他风险，比如科学和技术所导致的风险也对政府造成着直接的冲击。政府理所应当地担负着调控科技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问题的任务。
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那样，界定风险并不只是专家的任务。从一开始，它就需要公众的参与。在可能导致危险的各种情况之中，有一种情况就是风险特别严重而责任机构的工作动力却严重不足。在产生风险决策的每一个步骤上，都需要有一定的协商程序，这一程序通常必须有专家c政府和外行人士参加。风险界定的目标是阐明可行的选择以及现有的科技知识的局限性。许多风险情形的复杂性通常意味着协商的范围必须是非常大的。
“加利福尼亚比较风险项目”是把风险评估同协商性的公民参与结合起来的一个典范。该项目共设立了三个分别针对健康c生态保护和社会福利问题的技术委员会，它们各自地评估本专业范畴内的风险。另外还设立了三个委员会来商讨如何管理风险以及风险的法律和经济含义。当它们各自完成自己必须单独完成的任务之后，这两套委员会将被召集到一起，并且得出结论。外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许多技术委员会完全忽略的问题，导致了关于风险标准的丰富的公共讨论，其中有些意见后来被吸收到公共政策之中。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不能仅仅被当成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事情，国家应当具有全球性的眼光，而向上的民主化也不应当停留在地区层次上。向下的民主化以公民社会的更新为前提，而这一进程要稍后才能展开。这些要点结合起来就产生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加以推进的政府形式：新型的民主国家。
新型的民主国家是一种理想，而且是一种开放性的理想。我不想在此装出一副能够展示出赋予其现实生命力的全部细节的样子。而且，所有的改革都具有自身的复杂性。比如，权力分散和权力下放都拥有一道引人注目的光环：把权力还给地区c城市和社区但是，正像所有的民主化进程一样，与它们的好处相伴而来的必定还有一连串的不利后果。如果不以一种权力的“向上”移交来加以平衡的话，权力下放很可能会导致分裂。它并非必然地就是民主化过程，但我们必须使它成为这样。正像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权力下放可能会在那些已经处于政治中心的地方官僚等级上又添加新的等级。据说，英国的那些“贫困c悲哀”的城市可能会借助自治而得以改头换面，而且，这种说法肯定是确实的。但是，可能由此导致的一种风险是，某些城市和地区借助自治而远远超过其他的城市或地区，从而使英国本来已经存在的地区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
公民社会问题
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与老左派轻视对社会的公民素质ivility的日渐衰落的担忧相比，新型的政治承认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体现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单纯是保守主义政治家们的一种杜撰。它表现为某些乡村社区和城市街道中团结感的弱化c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解体。
右派倾向于否认经济贫困与这些问题有关。但是，老左派把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化约为一个经济问题的做法，与否认贫穷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不利影响一样，都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把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归咎于福利国家的侵蚀，也不能假定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把自主权交给公民社会而得到逆转。政府应当而且能够在更新公民文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开展合作，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共同体或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但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口号。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以社区为重点”不仅成为可能c而且变得非常必要，这是因为这一进程产生的向下的压力。“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c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永久的界限。根据情况的不同，政府有时候需要比较深入地干预公民社会的事务，有时候又必须从公民社会中退出来。当政府撤回自己的直接干预时，它的资源对于接管或启动某些活动的地方群体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尤其是如此。但是，恰恰是在比较贫困的社区，培育当地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的活动能够收到最大的回报。
有时，普遍性的社会淡漠的一个标志，是对政治家和其他权威人物失去信任。但是，正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情况并非真正如此，也可能还正好相反。一个越来越具有反思性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以高度的自治组织为标志的社会。在美国c英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进行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背景中，一个公民的领域正在迅速兴起。某些老式的公民组织和公民活动可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但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共同力量正在取代着它们。关键在于要采取既有利于当地社区c又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案来利用它们，从而使之服务于更为普遍的社会利益。
罗伯特伍斯诺r一bert
hn一研究了美国”群体运动”的发展。他所称的小群体是指定期集会以促进共同利益的一小群人。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指出：有40的美国人大约七千五百万人至少参加了一个定期集会的小群体。在这些小群体中，人们萌生了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但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某一地区的归属感。毋宁说，这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走到一起来，共同寻求一条“生活旅程：群体的批评者无法想像出他们做得多么出色。他们所营造的共同体很少是弱不禁风的。人们感到自己得到了他人的关心。他们互相帮助小群体成员之间产生的友谊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并不是由一些渴望走完一生的c顽固的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相反，即使当我们的社会呈现出紊乱的趋势之时，我们仍然能够根据相互支持的原则结合到一起。
这些小群体中有许多形成于60年代，并且体现了一种当时颇为流行的，关于集体行动的思想。有一些小群体非常明确地追求着被英格哈特称之为后物质主义的那种价值。治疗型模式影响着大多数这样的群体，不论它们的具体关注点是什么。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自助性团体。正像所有的群体或共同体一样，小群体显然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和问题，但它们的确提供了一种体现公民社会生活之丰富性的例证。
在其对50年代后期的英国所进行的研究中，彼得霍尔指出：第三部门的活动即志愿性工作在过去四十年中呈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许多传统的群体衰落了，但它们为更多的新的群体所取代，特别是自助性团体和环境保护团体。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参加这些群体的妇女人数不断增加。慈善团体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1991年，英国共有十六万个注册的慈善团体。平均每年有将近20的人口参与到某种形式的志愿性工作之中，而且有大约10的人是每周都从事一定的志愿性工作。霍尔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志愿性工作的积极性丝毫不亚于以前几代人。
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大多数公民活动的增加都发生在比较富裕的阶层。贫困阶层的人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非正式社会交往范围局限在近亲范围内。比起贫穷阶层来，在富裕阶层那里，出现完全得不到社会支持cia
supp一rt的情况要少得多。
政府介入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应当是帮助恢复在这些群体中的公共秩序。工人阶级共同体的团结是一个持久而稳固的形象，但是，现在这种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过去。在那些受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扫荡而变得边缘化的地区和街道，公民参与是最为欠缺的。破败的地方社区的复兴有赖于企业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导致广义的社会文明复兴的一种资源。60年代的社会工程带给我们的启示已经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了解。最近的研究表明，只要拥有适当的外部支持，地方的主动性甚至可以扭转最难抵御的衰落过程。2
世界各地，而不仅是欧洲和美国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巴西西北部的西阿拉州就是一个例子。这一地区的改革是由一群从事电视c零售和服务业的年轻的商业界成功人士率先发动的。西阿拉地区的传统的精英们则主要致力于把当地的农产品出口到国外，他们更关心的是降低工资而不基本地区的发展。
改革者们随后开始与政府部门进行合作，他们采用参与式的规划技术并且与社区的各种组织见面。为了促进本地区的发展，他们设立了把新企业引入该地区的项目。每一户最贫困的家庭都可以分到一份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这里还开设了许多托儿所，它们的管理者不是政府，而是受最低工资保障的志愿人员。街道团体和社区组织获得一定的资源，从而得以开展小规模的放贷活动比如，借给一位妇女一些钱，使她可以购买台缝纫机，从而藉此自食其力。在1987年到1994年期间，西阿拉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达到4，而同期整个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4。
社会办企业是另外一种情况。自从80年代末期以来，各种各样的社会办企业项目在不同的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一种形式是服务信用”，它流行于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城市。参加慈善工作的志愿者可以从别的志愿者那里得到以时间为单位的“报酬”。一套计算机系统登记着每一“时间一货币”的收支情况并且定期向参与者提供结算表。时间一货币是免税的，并且可以积累起来以支付保健以及其他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包括降低健康保险的成本。“纽约时间一货币协会”正在创建个就业机构，它将为人们提供获得工作c接受培训和获得帮助的机会。个人可以利用该机构来获取有关的工作信息，并且，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工资外，还能得到支付自己每小时的工作的时间一货币。这些“钱”可以储蓄起来，用于接受培训或者作为失业时的一种资源。1998年启动的一个项目将在全世界52个城市建立中心，提供与教育和保健有关的由企业主资助的志愿者项目。这些项目仍然以时间一货币项目为基础，试图采用复杂的计算机技术来建立一种志愿性的时间经济。
政府应当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为这样的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并鼓励其他形式的c自下而上的决策和地方自主。比如，小额贷款项目就是一种被证明为行之有效地刺激地方经济活力的办法。地方社区可以自行开展某些活动，但这些活动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或监督。比如，教育就是这样的一种活动，学校虽然可能已经拥有各种各样的新的权力，但这些权力的使用却必须受到政府的规范。
在城市中。动地区的持续性投资可以创造相关的工作机会，使当地私营企业得到发展并为建筑物的维修提供资金。政府不仅可以直接投资，还可以创造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引导私营公司来进行投资c提供培训项目以及培育地方的主动性。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州拥有正在运行的成功的经济开发区，而其他各州也正在积极筹划这样的开发区。各种进一步的建议书也已经拟就。其中一项建议就是：如果企业把利润转化为由开发区内的居民分享的股份并重新投入到生产和经营之中，就可以免交资本收益税。另一种建议是，只要收入被重新投入到提供技能培训域其他的社区资源建设上的非赢利性组织，就可以免税。
社区复兴政策不能忽视公共领域。一个开放的领域不论在国家层次上还是在地方层次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还是使民主化进程与社区发展直接联系起来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社区复兴项目就很容易使社区从大社会中孤立出来并且很容易走向腐化。在这里，“公共”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地方社区的衰落不仅以普遍的破败为标志，而且还以安全的公共空间街道c广场c公园以及其他使人们感到安全的地方的消失为标志。
国家有可能会吞没公民社会。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东欧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中，那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公共领域，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家里那里通常只有很少的餐馆c咖啡厅或其他供社会交往之用的公共设施。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个人免受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害。但是，公民社会也不像某些人天真地想像的那样是自生自发的c秩序与和谐的源泉。社区改造会导致自己的问题和紧张。街道管理机构应当享有多大的权力当地方的各类积极分子群体之间就社区的未来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由谁来确定社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分界线政府必须对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难题作出斟酌和判断。国家还应当保护个人免受公民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利益冲突之害。国家不能消解为公民社会：“如果国家无所不在，那么它也就不存在。”
犯罪与社区
预防犯罪与消除对犯罪的恐惧对社区的改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犯罪学在近年来的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就是发现：日复一日的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与犯罪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严重的犯罪上面，比如抢劫c伤害或其他暴力犯罪。但是，比较小的犯罪和公共秩序紊乱形式更有可能造成累积性的严重后果。在欧洲和美国的城市，当人们被问及他们感到烦恼的问题时，住在比较混乱的街区的居民往往会谈到废弃的汽车c乱涂乱画c卖淫c小青年组成的流氓团伙以及其他类似的现象。
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忧虑，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行动：他们尽可能地搬离有治安问题的地区，或者在他们的门窗上加上牢固的防盗锁和结实的防护栏，并且放弃去那些有公共设施的地方。不受控制的失序行为dirderly
be－havi一ur向人们表明这个地区是不安全的。担惊受怕的人们远离街道，避开某些邻居，并且限制自己的正常活动和交往。在他们自己抽身而退的时候，他们也放弃了公民之间的相互支持，并因此取消了以前曾经有助于维持社区成员的公民素质的那些社会控制机制。“一个城市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结构受到破坏的街区将变得越来越脆弱，很容易受到更多的失序行为和严重犯罪的影响。”
这一命题的含义必须得到充分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要增强警力来扫除街上的一切不受欢迎的东西。几乎完全相反，这意味着警方应当同公民密切合作以提高当地社区的道德水准并改善公民的行为方式，在此过程中应当采用教育c说服和咨询等手段而不是动不动就传讯。在其近著中，斯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律师描绘了社会的公民素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他把公民素质定义为“我们为了共同生活而应该付出的各种牺牲的总和”。社会的公民素质涉及到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在公共场所与那些我们可能不会再遇见第二次的陌生人遭遇时，我们应当有一种安全感。
人们常说现在的人越来越陷入一种对犯罪的莫名其妙的恐惧之中。老年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贫民区的老人，经常担心自已被人抢劫，虽然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并不高。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有可能成为被侵犯的对象。但是，这同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对犯罪怀有恐惧心理的人会调整他们自己的行为，比如天黑后不出门等等，以避免可能出现的令人恐惧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成为犯罪受害人的可能性与本来的实际情况相比似乎就真的减少了。
合作式治安不仅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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