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4节

  而不是去研究文学艺术书籍。在一座陌生的城市c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象往昔那样,第一条路是通往那里的博物馆c风景区,而是去领事馆c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过去,当我们这些人坐到一起,常常是谈论波德菜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谈论的是被盘问的情况c许可证的情况,打听是否要提出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便你缩

  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和一个托斯卡尼尼或者

  一位罗曼罗兰结成友谊更为重要。人们得始终凭着天性知道,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人们不停地受到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时至今日,我,作为一个出生于比较自由的时代c不接受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的世界共和国里的公民,还一直觉得

  我的护照上的每一个图章犹如犯人额上的一个烙印；每次盘问c每次检查犹

  如一种侮辱。那是一些小事情,始终只是一些小事情,我知道那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的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情。不过,只有当人们紧抓住那些小小的症状,往后的时代才能将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临床表现记录下来,那种精神失常笼罩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我们这个世界。

  我大概从很早开始就放纵惯了。我的敏感大概也由于近几年来激剧的变化而渐渐受到过分的刺激。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这也必须要自已经历过,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c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坦率承认,自从我不得不靠外国人身分证或者护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原来的我c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我变得比原来的我谨小慎微多了,我早先的一名世界主义者今天时时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现在一定要对每一口被我这个外国人吸走的空气特别感恩戴德似的。我心里自然很明白,我知道这种奇怪的想法是荒谬的,可是什么时候理智能战胜自己的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干事。

  在我失去我护照的那一天,哦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

  但并非我一个人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动乱不安开始渐渐遍及整个欧洲。

  自从希特勒入侵奥地利那一天起,政治局势始终不明朗。在英国,那些曾经悄悄地为希特勒开辟道路c希望能以此来换取自己国家和平的人,现在开始变得慎重了。从一九三八年起,在伦敦c巴黎c罗马c布鲁塞尔c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不再有什么议论,不管那些议论的话题开始多么偏僻,但最终都要说到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是否可以以及怎样才能避免或至少推迟战争。当我今天口顾战争恐惧在欧洲不断上升的那几个月,我只记得总共只有两三天的时间真正有信心,在那两三天里,人们再次c也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感觉:阴云总会稍散,人们又会象往常一样和平c自由地呼吸。奇怪的是,

  那两三天正是今天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就是张伯伦和希特勒

  在慕尼黑会谈的日子。

  我知道,今天人们很不愿意回忆那一次会谈,在那一次会谈中张伯伦和达拉第自投罗网,向希特勒和墨素里尼投降。可是由于我要在这里忠于事实的真相,我得说,每一个在英国经历了那三天的人当时都觉得那次会谈好极了。只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最后几天,局势才令人绝望。张伯伦刚刚第二次从希特勒那里飞回来。几天之后人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伯伦到那里去,是为了在戈德斯贝格1毫无保留地同意希特勒以前在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希特勒在几个星期前还能感到满足的事,现在已填不满他的欲壑了。缓靖政策和“争取再争取”的政策可怜地失败了。在英国的轻信时期一夜之间结束了。英国c法国c捷克斯洛伐克c欧洲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在希特勒的无法改变的权力意志面前屈服,要么用武器同他对抗。看来英国下决心豁出去了。人们不再对备战保持缄默,而是公开示威。工人们忽然出现了,他们在伦敦的公园里c在海德公园c摄政工公园,特别是在德国大使馋对面筑起了防空洞,以对付轰炸的威胁。舰队也作了战时准备,总参谋部的军官经常在巴黎和伦敦之间飞来飞去,以便共同制订最后措施。开往美国的船只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及时到达安全地带,自一九一四年以来,英国尚未有过这样的觉醒。人们走起路来显得更加严肃和沉思。大家眼望着房屋和繁华的街道,心里暗暗想着:炸弹会不会明天就落在它们上面人们在屋内围着收音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收听晚间新闻。笼罩着全国的可怕的紧张气氛一直留驻在每个人的身上c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

  接着召开了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国会会议,张伯伦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他曾再次努力,试图和希特勒达成协议,并且再次,即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议,为了拯救受到严重威胁的和平,他愿意到德国任何一个地方去会见希特勒。

  但对他的建议的答复尚未到达。接着,正在举行会议期间安排得太戏剧性了回电来了,电报说希特勒和墨素里尼同意在慕尼黑共同举行一次会议,在那一瞬间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国会失去了控制。议员们跳将起来,喊叫着,拍着手,大厅里响彻了欢笑声。多少年来,在那庄严的大厅里,还从未象当时那样爆发出如此欢乐的情绪。从人的感情角度说,那是一出精彩的戏,为拯救和平的那种纯真热情是怎样战胜英1德国地名。白一九六九年起成为波恩城市一部分。

  国人在一般情况下表现出来的那种老成持重的。但从政治角度说,那种欢乐情绪的爆发是否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国会仍国家通过那样无忧无虑的欢呼,暴露出它对战争是如何深恶痛绍,为了和平,它非常愿意作出一切牺牲c放弃自己的利益c乃至自己的成信。所以,张伯伦从一开始就是那样一个人,他去慕尼黑并不是为了赢得和平,而是为了乞求和平。但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面临着怎样的投降。所有的人我不否认,也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张伯伦去慕尼黑是为了谈判,而不是为了投降。然后,焦急等待的两三夭来到了,啊,三天的时间,在那三天里,整个世界仿佛停止了呼吸。在公园里,人们挖着壕沟,兵工厂忙个不停,有的地方架起了防卫的大炮,防毒圃具也分发完毕,疏散伦敦的孩子也已作好安排,还做了很秘密的准备,有的人不理解那些准备,但每个人都知道那些准备是针对谁的。早晨过去了,中午c晚上过去了,深夜过去了,人们等待着报纸,细听收音机里发出的消息。一丸一四年七月的那一刹那又重现了,人们忧心忡忡地c精神恍惚地等待着成还是不成。

  接着,象突然袭来的一阵飓风把逼得人们透不过气来的乌云吹得四分五散,心中的石头落地了,情绪轻松多了。消息传来了,希特勒和张伯伦c达拉第和墨素里尼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张伯伦成功地和德国达成了一项协议,那项协议隐瞒了今后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冲突的办法。看起来,好象是一位本身并不重要c平庸的政治家用坚抓不拔的和平意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最初的时刻,所有的人都激动地感谢他。人们在收音机里首先听到的是“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篇消息,它向我们受过考验的那一代人宣告:我们可以再次在和平中生活,可以逍遥自在,可以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出力。可是,今天每一个人都不说真话,企图否认我们当年是怎样被那漂亮的词句迷惑的。因为谁会相信,一个吃了败仗的人竟要准备凯旋式呢倘若伦敦的广大群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那无早晨的准确时间,一定会有几十万人到克洛伊敦机场去向他表示祝贺,向他欢呼；正如我们当时所有的人相信的那样,他拯救了欧洲的和平和英国的荣誉。接着报纸出版了,报纸上的照片表现了张伯伦神气地大笑着在机舱门口挥动着那张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宣告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是把它作为珍贵的礼物带园来送给自己的人民的。张伯伦的面容平时是非常呆板的,一种类似痛苦的表情,显得神经过敏。当天晚上电影院里也已放映了那些场面；看电影的人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欢呼c喊叫。他们以为世界将会开始新的和睦局面,怀着那种感情几乎互相要拥抱起来,对当时在伦敦c在英国的每一个人来说,那是空前绝后c震撼人心的一天。

  我喜欢在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在街上转悠,以便更强烈c更具体地去感受那种气氛,去真正呼吸那个时代的空气,工人们停止了在花园里挖防空洞的工作,人们笑着围住他们聊天,因为有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些防空洞己成为多余的了。我听见两个小伙于在用流利的伦敦话嘲弄说,希望把那些防空洞改成地下公共厕所,因为伦敦的公共厕所不够用。每个人都高兴地跟着一块儿大笑。所有的人都象雷雨后的植物,显得更加精神饱满c生气勃勃。他们走路时胸脯挺得比一天以前更直了,肩膀显得更轻松了。平时显得非常冷淡的英国人的眼睛,现在也闪烁着愉快的光辉。当人们知道那些房屋再也不会受到轰炸的威胁后,这些房子也好象变得更为明亮了,公共汽车也装饰得更漂亮了,太阳更加灿烂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也由于那令人陶醉的字眼而更加活跃c更加丰富。我感觉到自己也为此振奋不已。我不知疲倦地走着,越走越快,越走越轻松,新的信心的浪潮也有力地c欢快地。

  把我推向前去。突然有一个人从皮克第利拐角那边匆匆向我走来。他是一位英国政府官员。我们也只是萍水相逢。他完全是一个感情不易冲动c非常内向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只是礼貌地互相打个招呼,他从来不欢喜和我攀谈。可是现在。他的眼里闪耀着明亮的光芒,朝我走来。他说:“您觉得张伯伦怎么样。没有人相信过他,可是他做对了。他没有让步,他挽救了和平。”他高兴得神采飞扬。

  他们大家都是那种感觉,我在那一天也是那种感觉。第二天又是幸福的一天。报纸仍然一致欢呼,在交易所,行情猛涨。多少年来又从德国第一次传来了友好的声音,在法国有人建议给张伯伦树立一座纪念碑。唉,可是那只是火焰最终熄灭以前的最后的熊熊燃烧。在以后几天里,各种令人不安的细节透露出来了,对希特勒的投降是多么彻底啊,多么卑鄙地出卖了自己曾郑重答应援助和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啊。过了一个星期,形势更加明朗。投降已不能使希特勒满足了,条哟。上签字的墨迹未干,希特勒已违反了条约的全部条文。戈培尔毫无顾忌地公开吹嘘,他在慕尼黑把英国逼得走投无路。

  伟大的希望之光幻灭了,但它曾照亮过一两天时间,温暖过我们的心。我不能c也不想忘掉那几天。

  从我们认识到在慕尼黑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起,荒谬的是我在英国反而看不到多少英国人。当然责任在我,因为我回避他们,或者确切些说,避免和他们交谈,尽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钦佩他们。他们对成群结队而来的难民表现得慷慨大方,他们有高贵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但在他们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在这一方和那一方之间,内心上产生了隔阂:我们已经遭遇到的事情,他们还没有遭遇到。我们懂得已经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而他们还不愿去弄懂部分人是违心的他们不顾一切现实,竭力坚持自己的幻想:说出来的话是算数的,条约就是条约,只要理智地c用人性去和希特勒谈话,是能够同他进行谈判的。几个世纪以来,英国领导人物由于民主传统而献身于正义事业,他们不可能承认或者不愿承认,一种蓄意欺世c无视道德的新伎俩正在他们身边形成,那个新德国在和各国人民打交道时以及在法律范屈内践踏了一切以前有效的准则,一旦它觉得那些准则碍事胸话。对那些早就把一切冒险行为弃置脑后c清醒而高瞻远瞩的英国人来说,既然那个家伙1那么快c那么容易c达到了那么多目的,竟还要键而走险,觉得太不可能了。他们始终相信和希望,那个家伙1将首先针对别的国家最好是针对俄国了然后在这段时间里能够和他达成某种谅解。而我们却知道,最可怕的事必将发生。我们每个人都见过一个被打死的朋友的照片,一个被拷打的同伴的照片,因此我们的目光比较严厉c比较尖锐,比较无情。

  我们这些被歧视c被驱赶c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知道,只要事关抢掠与权力,任何借口都不会显得太荒:唐c太虚伪。所以,我们这些受过考验和正准备接受考验的人我们这些流亡者,和英国人说的话就不一样；如果我今天说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以外,我们是当时在英国唯一认识到全部:危险而不彼迷惑1指希特勒。

  的人,我相信这话绝不夸大。正象当初在奥地。利一样,我在英国也肯定会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和痛苦的敏锐目光相当清楚地预见到那不可避免的事,只不过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外国人c作为一个被收留的客人,不能提出警告罢了。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预先尝到未来的苦味的时候,我们这些已被命运打上了罪犯烙印的人只能在自己人中间说说,我们为那个把我们亲切收留的国家而忧虑,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呵不过,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和一位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谈话,也会给人以无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励,我在灾难来临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有幸和西格豪特弗洛伊德度过了美好的数小时,使我难以忘怀。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到那位八十三岁c有病的弗洛伊德还留在希特勒占领的维也纳。后来,那位出色的玛丽亚波拿巴公主他的最忠实的女学生成功地将那位住在被奴役的维也纳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来,挞到伦敦。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运的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他踏上岛国。我本以为我已经失去我那位最尊敬的朋友,我却又看到他从阴间回来了。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位伟大而又严肃的学者,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象他那样深化和扩大过有关的精神的知识。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当时他在那里被看作一个固执己见丝不苟c十分怪癖的人而受到敌视。他狂热追求真理,但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象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他曾离开大学乃其学院式的谨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动摇地c勇往直前地向至今无人涉足和胆怯地回避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即当时正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进军。乐观主义的自由世界无意之中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其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自由世界的遁过”理智“

  和“进步”逐渐抑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以其无情揭开面纱的手法,使自由世界回避难堪问题的研究法岌岌可危。然而,不仅仅是大学c不仅仅是老派的神经病医生行会那些医生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这位令人讨厌的“叛经离道者”而是整个世界c整个旧世界c旧思想c伦理“常规”c还有整个时代都在这位揭开面纱者面前感到恐惧。医生们开始慢慢地集体抵制他,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可是由于他的论点以及他提出的那些最大胆的问题在学术上驳不倒,他们就试图按维也纳人的方式:用讽刺c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的关于梦的理论。只有少数忠实的信徒每星期聚集到这位孤独者的周围,举行讨论晚会。精神分析学说这门新科学就是在那些讨论晚会上初步形成的。早在我本人知道那次由弗洛伊德的最初的奠基性著作准备的思想革命的全部规模之前,那位杰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赢得了我对他的钦佩。他终究是一位科学人物,年轻人多么梦想能把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在他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和绝对的把握以前,他对每一个论断都是小心谨慎的。但是一旦他的假设得到证实,他就会对整个世界的抵制采取坚决对抗的态度。他本人非常谦虚,但是为自己学说的每一个信条而战斗,却是十分执着,他捍卫自己认识到的内在真理,至死不渝。

  人们恐怕想不出还有比他在思想上更无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随时都敢讲出自

  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这样清楚c不顾情面他说出来,会使别人感到不安

  和不快；他从未想用最小的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一妥协来改变自己的困难

  处境。我今天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准备谨慎地把这些理论粉饰一下,把“”说成“情爱”c把“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不要总是毫不留情地明说那些最后结论,而仅仅作出暗示,孤么,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而能把自己五分之四的理论发表出来。可是,凡是遇到他的学说和真理的地方,他从不迁就。外界的抵制愈强烈,他的决心就愈大。如果我今天要

  为道德勇气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别人牺牲的英雄主义的概念寻找一个

  象征性的人物,我始终看到弗洛伊德那副有着一双目光坦率c安详的深色眼睛c具有男性秀丽的容貌。

  他给自己祖国增添的荣誉是世界性的和超越时代的,现在他从那个祖国逃到伦敦来,按照他的岁数,他早已是一个年468迈c身患重病的人了。但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c不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我曾有一点儿暗自担心,他在维也纳一定经历了全部痛苦的时刻,现在再见到他,想必愤懑填胸或者心烦意乱,可是我发现,他比以往更开朗,甚至更精神饱满。他把我领到他在伦敦一幢郊区住宅的花园里。“我住的地方更漂亮了吧”他问我,曾经是非常严肃的嘴角边露出轻松的微笑。他把自己心爱的那些埃及小雕像拿给我看,那是玛丽亚波拿巴帮他抢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待在家中了吗”写字台上摊着他的手稿的大张对开纸,他已八十三岁高龄,每天仍用清楚的圆形字体写作,精神焕发,孜孜不倦,一切都象他在风华正茂的岁月时一样；他的坚强意志战胜了一切,战胜了病魔c年迈c流亡,他在战斗的漫长岁月里没有外露的善良本性现在第一次从他身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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