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0节
身体上,抱怨浑身各处的疼痛和环境的恶劣:这张椅子不那么舒服了c莲蓬头水流变小了c我的右手一拿茶杯就会疼c房里的灯太亮了,诸如此类,无休无止。他们个性变得易怒,不好伺候,情绪上通常会对身边的人显现出恼人的粗鲁或冷漠,偶尔会“情绪失控”。他们的忧郁要直接归咎于器质系统的变化包括脑部供血量减少,也可能是对身体衰老感到痛苦与羞辱所导致。老人的忧郁通常伴随失智症与老化,虽然是一起发生,但却是不同的事情。老人失智是下意识心智反应能力退化:基本的记忆力变差,尤其是短期记忆。忧郁症者的精神受到阻碍:想不起复杂久远的回忆,也无法接收新资讯。但大多数的老人察觉不到这样的变化,他们以为这些忧郁症状是因为年纪大了,轻微失智是本来就会有的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迟迟不肯跨出改善自己状况的第一步。
我有个快一百岁的婶婆在公寓里摔断了腿,腿接好后,在一群护士的护送下回到家。刚开始她发现根本不能走路,康复医生特别设计的运动,她也做得很勉强。一个月后,她的腿复原速度非常快,但还是很怕走路,抗拒运动。她已经习惯使用放在床边的便盆,不愿走到十五尺外的厕所。她原来好面子的个性突然都改变了,拒绝上发廊,但之前半个世纪以来,她每周都要去两次。事实上,她根本就不想出门,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好几个星期,即使不再长指甲的脚一直在痛,也迟迟不去看医生。另一方面,睡眠紊乱,也睡不安稳。我的表兄妹打电话来她都不接。她本来对私事都小心翼翼的,还很注意小节,如今她叫我帮忙拿钱去付账单,因为账单把她搞得一头雾水。简单的事情也搞不清楚:她要我把周末的计划讲了八次,这种认知迟钝和老化差不多。她的行为愈来愈反常,虽然不悲伤,但整个人都在退化。她的医生坚称她只是处于创伤后的紧张状态,但我看得出她已经在等死了,无论她有多老,我相信这不是摔断腿后的合理反应。
后来我说服精神科医师来到公寓看她,和她聊聊,他立刻就诊断出是严重的老年忧郁症,开了舒忧给她服。三个星期后,我们带她去看脚病。我强迫她走出去,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她的脚需要治疗,但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她有必要鼓起勇气走入外面的世界。我带她出门时,她痛苦地看着我,好像老得不行了,她惊慌失措,不知在怕什么。又过了两个星期,我们约了帮她接腿的医生来公寓,我一走进去,发现她盛装打扮,头发梳得很整齐,擦了口红,戴上她常在特殊日子拿出来炫耀的珍珠别针。没人陪着,自己走下楼。她之前在医院耍脾气c有点偏执,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但现在她跟外科医生谈话却很愉快又条理分明。最后一次看诊时,我和护士用轮椅把她推进大楼,她高兴地知道腿好了,不停地感谢每一个人。看到她整个人复原得这么好,我十分得意,但离开她时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婶婆,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好吗”我们进了一家我们都很喜欢的餐厅,她甚至在我的协助下在餐厅内走了一会儿,我们聊了一回,有说有笑,她还抱怨咖啡不够热,要求换一杯,她又活过来了。她虽然无法像以往那样活力十足,但答应从此之后每隔几星期就出门走走,而且基本的思考逻辑和幽默感也慢慢恢复了。半年后,她有点轻微内出血的问题,在医院住了三天。我很关心她,很高兴地得知她心情恢复的状况不错,入院不会惊慌害怕。她一周后出院回家,我登门拜访,并确定她的药是否还够用,我发现舒忧药瓶跟之前看到的一样满,“你在吃这些药吗”我问。“哦,没有,”她回答:“医生说我不用再吃了。”我猜她一定误会了,但是医生指示时护士也在场,她没搞错。老实说,我吓得寒毛直竖。舒忧没有伤肠胃的副作用,这跟她的内出血似乎没什么关系,没有理由要她停药,更不必这么突然停下来,即使是年轻健康的人,停药也得依一定步骤循序渐进。服药而效果不错的人不该完全停止,但是治疗我婶婆的医生竟天真地要她停服“非必要”的药。我打电话把那位医生骂得狗血淋头,又写了封充满火气的信给医院的院长,要求让我婶婆继续服药。现在她活得很快乐,就在本书出版前不到一个月,她刚过了一百大寿。我们每两周带她上一次发廊,这样她在我们为她办的小宴会,就会显得神采奕奕。我每周二都会去陪她一整个下午,之前她在这时候都一副慵懒无力的样子,但现在却精神矍铄。我向她报告最近一周家族里的好消息时,她会高兴得鼓掌唱起歌来。我们无话不谈,她那慢慢恢复的乐观与智慧,让我受益匪浅。
第66节:其他主要病因
其他主要病因
中风也常会造成忧郁症。初次中风发作一年后的人,得忧郁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两倍。这可能是大脑某部分受到生理损害所致,有些研究认为,左前额叶中风特别容易造成情绪障碍。许多中风老人在初步的复原后,会为微不足道的好事或坏事突然地大哭一场。有位中风病人最多在一天之内可以大哭一百次,每次持续一至十分钟,这使他筋疲力尽,几乎虚脱。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治疗可以快速改善大哭的状况,但只要一停药,又会开始大哭,这位病人现在持续服药。还有位男士十年无法工作,因为随中风之后而来的忧郁使他不定时大哭,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治疗后,他又振作起来,快七十岁的时候还能继续工作。大脑特定部位的中风,无疑会破坏正常情绪表现,但在许多案例中,这些问题都可以控制。
在生理上,种族不太像性别或年龄那样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文化传统会形成忧郁症的不同表现。伊恩哈金在他的名著疯狂的旅人中提到一种症状无意识地四处游荡,在十九世纪末,不少人有这种毛病,几十年后又消失了。现在没有人会四处乱走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和社会区域必然会有特别的心理症状。“我所说的暂时性心理疾病,”哈金解释:“指的是出现在特定时间c地点,后来消失的疾病。这种疾病会发生于特定社会阶级或性别,尤其是贫穷女性或富有男性。我不是说它会发生在某个人身上,而是说,这种精神病只存在于特定时间和特定地方。”哈金仔细说明由爱德华休特发明的理论,他认为十八世纪会突然昏倒和哭泣的人,到了十九世纪就是歇斯底里的瘫痪或痉挛的患者,若在现代,就是忧郁症c慢性疲劳或厌食症。
种族c阶级与教育之间的关联,就算是在得忧郁症的美国人之中,也是纠缠不清,难以一一列举。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广泛的共通性。密西根大学的胡安洛佩兹是个有趣的家伙,性格幽默c热情c玩世不恭。“我是古巴人,娶了波多黎各人为妻,收了一个墨西哥小孩为教子,”他说:“我还在西班牙住过一段时间。所以我很熟悉各种拉丁文化。”洛佩兹曾与众多密西根的拉丁美洲裔工人及担任他们主要监护人的教士一同工作,他还为他们担起心理治疗的任务。“美国最棒的地方是”,他说,“你可以和病症相同而文化背景不同的患者互动。”洛佩兹发现,拉丁人常用身体描述他们的心理问题。“来找我的妇女多半和我有亲属关系,她们说,哦,我背痛c我肚子不舒服c我的腿怪怪的,等等。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们会这么说,是不想承认心理问题,还是她们碰到地忧郁症就是如此,而没有一般忧郁者常见的症状。他们常靠听沃特马卡度讲道来治疗自己,这位波多黎各传奇人物是和杰利霍威尔美国著名电视传道人和吉茵狄克森美国著名占星家齐名的人物,如果他们这样就能改善,那他们体内的生物机制是怎么变化的”受过教育的拉丁裔忧郁症者,症状就与一般人十分接近。
我有一位多米尼加的朋友,他在四十多岁时经历了一次意外,突然的c压倒性的崩溃,他不得不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她搬出住所,而他也愈来愈无法继续从事大楼管理员的工作。即使简单的工作也难以胜任,他不再进食,睡眠不安稳,不与朋友接触,连小孩也不联络。“我不知道那是忧郁症,”他后来告诉我:“我以为我快死了,可能是有什么身体的疾病。我想,我那时应该知道自己心情不好,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非常情绪化,但也觉得自己很有男子气概,所以我有很多感受,可是很难说出来,我绝不会掉眼泪。”连续两个月不分昼夜地坐在他工作的大楼地下室中“我不知道是怎么保住工作的,但运气不错,没有一户家里发生漏水之类的事”最后,他回到故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十岁之前他都在那里,还有许多亲戚。“我在飞机上喝了酒,要灌醉自己,因为我什么都害怕,连回家也害怕。然后开始哭起来,飞行全程都在哭,站在机场里也哭,看到来接机的叔叔也哭。我既尴尬又伤心c害怕,但至少走出了那间该死的地下室。后来我在海滩待了几天,遇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她觉得我从美国来,真是太有魅力了。不知为何,我开始透过她的眼睛看自己,觉得好多了。我还是喝酒,但不再哭了,因为我不想在她面前哭,这对我可能是件好事。你知道,像我这种多米尼加人,真的很需要女人的青睐,若女人不理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几个月后,他和妻子复合,虽然悲伤的感觉依旧残留着,但焦虑已经消失了。我问起治疗法,他摇摇头,“你知道,我这个人,”他说:“不会为了感觉而吃药。”
非洲裔美国人的忧郁症有其特别的难题。美里丹夸在她优美而深刻的著作柳树为我泣中提到这个问题:“临床的忧郁症根本不可能存在于我的世界里,或者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黑人女性的世界。像我这样的黑人女人,自认有刻苦和上进的品质,向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黑人女性常陷入这样的迷思:我天生具有刻苦的能耐,要承受生命的一切。人们认为黑人女人很坚强,是其他人的监护者c养育者和治疗者等一百多种黑人保姆的变形。人们认为我们天生就该含辛茹苦。身为黑人又是女人,就要背负这种成见。”美里丹夸平常时候有各种情绪,但就是没有忧郁:一位美丽c时髦c表情丰富c又有威严的女人。她写的关于自己失落岁月的故事,却令人心碎。她永远忘不了过去黑暗的日子。“我很高兴,”有一次她告诉我:“我有一个女儿而不是儿子。我不愿想起那段时间,黑人男性和活在有忧郁症病史家庭里的小孩所过的日子。我不敢想,我若生了儿子,他长大后会活在监狱里。黑人女人没有忧郁的余地,但黑人男性根本没资格忧郁。”
第67节:黑人的忧郁1
黑人的忧郁
黑人的忧郁似乎没什么代表性。内化的种族主义隔绝于主流社会之外所产生的自我怀疑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书提到许多非裔美国人的故事,除非这个人的忧郁症与他的种族有紧密的关联,否则我不会特别点明。在我听过的型事例中,迪尔里珀登特别令我觉得亲切,他是有海地血统的非洲裔美国人,忧郁症的经历让他的个性更坚强,更善于与他人互动,他对黑人身分c对情感和人生的影响有深刻的体会。他住在贫穷的布鲁克林区的贝福德,父母退伍后又搬到佛特劳德达,他是九个小孩中的老幺。母亲曾是兼职的家庭卫生助理,父亲是木匠,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家教极严,迪尔里必须在家教和生存于世界最险恶的街道之间取得平衡。他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锻炼得十分坚强,才能在父母期望c生活挑战与外在世界逼他面对的搏斗之间求生存。“从童年开始,在面对体罚和羞辱时,我就有种旁观者的感觉。小时候,我的邻居有很多海地人,而我们家是方圆数里内唯一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我因为与众不同而常被挑衅,邻居小孩都叫我椰子头。我们是这个地区少数不靠救济金度日的家庭,而且我还是这附近皮肤最黑的小孩,我必须懂得自处。在家里,我们的文化认为小孩有耳无口,还有光宗耀祖的宗教教条,我从小就被教育不可以生气连表现出来都不行。然而街头巷尾却常常硝烟弥漫,邻居之间常发生暴力事件,当我受到攻击和挑衅时,我依教会所说的,别人给你一巴掌,你把另一面脸也转过去让他打,大家都嘲笑我。我活在恐惧的阴影里,后来还一度有语言障碍。”
“到了十二岁,老是被身高体壮c凶狠狡猾的小孩羞辱c劫掠和欺凌,我受够了,我开始学中国功夫。我开始能够忍受最重的打击和严格的生活,这让我十分得意。我要让自己的身体强健,但也在寻求让心灵坚强起来的方法。我得在学校中求生存,忍受种族歧视和警察的暴行我开始读哥哥的黑豹杂志激进黑人民权刊物不让自己碰毒品或被关进监牢。我比最小的哥哥小九岁,我知道自己将来注定要参加不少亲人的丧礼首先是我父母,我出生时他们已经老了。我不知道能期待什么未来,恐惧掺杂着深深的绝望,我时常感到悲痛,但尽量不表现出来。我的怒气没有出口,所以靠着练武c洗滚烫的热水澡和不断地阅读来发泄。那时我十六岁,愤怒开始浮现出来。我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你对我怎样都没关系,但要是把我惹火了,你就死定了。打架变得很容易上瘾,肾上腺素冲进脑门,我想,若是能压抑下来,就没人伤得了我。我努力地掩饰自己无望的感情。”
在身体与心灵痛苦的折磨之下,迪尔里终于度过青春期,脱离贫民区,进入麻州大学修法国文学。到巴黎的那段时间,他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于是决定多待一年。“虽然当时还是学生,”他回忆:“我的生活十分多姿多彩。我当上广告和t型台的模特儿,热衷于欣赏爵士乐表演和到欧洲旅行,但对法国警察的种族歧视却没有心理准备。”经过一年被无由地拦检c搜身和扣押十多次之后,他在一次抗拒巴黎警察过火的行为时,被警察视为扰乱治安,遭到公然殴打c逮捕。迪尔里深藏的怒火萌发成为严重忧郁症的征兆。虽然还可以正常活动,但他感受到“身上有着千斤压力”。
迪尔里回到美国完成学业,1990年搬到纽约找工作。他连续担任好几个公关工作。但五年后,“我觉得自己专业所学十分有限,身边的人很多都比我有成就,其他人都在飞快进步,有更远大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心里某个东西已经不见了,我的忧郁更深了。”
第68节:黑人的忧郁2
1995年,迪尔里成立了“鲁登健身公司”,一家个人健身指导中心,经营得很成功。现在他对客户说话的口气充满了自信,其中有些人会到他家中上课,那是一幢翻修过的褐石屋,位于布鲁克林区。虽然只是锻炼身体,但他的课程是全面的,能够影响心灵。他的学员被他刻苦的精神所感召。“我选择以最诚恳的态度来待人,我想我当教练最特别的才能,是可以接受最固执c最别扭的客人,并且能够找到一个方法来改变他们。这需要许多同情心c敏感度和圆融的沟通技巧。这项工作可以发挥我的长处来帮助别人,我对此十分高兴。最近认识一位女士,她是社工人员,希望能够结合健美训练和辅导工作以激励个人。我觉得这是很棒的点子。你看,这个工作就是要通过控制你可以控制的东西你的身体来控制你的心。”
无论是活在以前的贫穷世界,还是现在的富裕世界,迪尔里的痛苦依然存在。他高尚的外表穿着名贵而得体的服饰得来不易,他可以应付压力,因为他用敏锐的眼光看着所处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一直以锐利的眼光看着他。迪尔里让所有家人得知他患忧郁症时,有一段难过的日子。虽然他的父亲和几位家人也有忧郁症的症状,但他并不确定家人是否可从他的眼光了解这种病症。他很难表现出像一般家庭的老么那样的活泼举止。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姐姐是临床心理学博士,在波士顿开了家私人诊所,她在他第一次寻求协助时,为他指点出一条明路。他的妻子毫不迟疑地付出同情,全力支持他,但她一开始还是很难把可靠的丈夫与忧郁症者的形象连在一起。
从第一次在巴黎寻求治疗以来,他已经接受了谈话治疗,并且断断续续地服用抗郁剂。最近的治疗是跟着一位女治疗师,“她让我确认了一些事情。我慢慢了解到,我要发脾气有多困难。我害怕自己如果对谁发起脾气来都不可收拾,会毁了别人。现在我不再害怕了。经过治疗,我学会了一些新技巧。我变得更能平衡,更自觉。能够认清自己的感情而不是抗拒感情,我觉得舒服多了。”先是美满的婚姻,接着女儿的出世也缓和了他的忧郁。“我女儿的脆弱也是她最强的地方,那是她最有力的工具。这改变了我对脆弱的看法。”不过,他的忧郁症还是复发了,脆弱浮上表面,药的剂量需要调整。“有一天突然发生了些倒霉的事情,我觉得失去了生命的深度。若没有妻子和女儿的爱帮助我走出来,我早就放弃了。经过治疗,我学会掌握那些会引发忧郁的事情。有了正确的治疗和支持,我开始控制病情,而不是让它控制我。”
迪尔里一直受到种族主义的压迫,主要原因是他吓人的身高和体格,最讽刺的是,还有他俊美的外表。我见过店员故意与他保持距离,我和他在纽约的街头,他花了十五分钟叫计程车,没有一辆停下来,而当我举起手,十秒就招到车。他曾在离布鲁克林家的三个街口外被警察逮捕,说他长得像某通缉犯,还被关在看守所或拷在柱子上好几个小时,监禁他的政府当局完全无视他的举止和出示的证件。种族主义不断的羞辱和当局敷衍的态度,让他的忧郁症愈来愈难忍受。老是在街上被当成歹徒,被看成罪犯,当然令人十分沮丧。他被许多人的误会孤立了。
等到迪尔里康复后,他已经习惯于不断发生歧视,不再那么在意,但有些事还是让他不太好过,有一次他告诉我,“忧郁症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我想,在你消沉的时候,你的颜色可能是黄的c蓝的c白的或红的。当我陷入忧郁时,我看到身边的人有各种颜色c体形和身材,我心想,天我是地球上唯一忧郁的人,这些人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
“但这时候,种族差别就出现了。你觉得这个世界要把你扯下去。我是个高大c强壮的黑人,没有人会在我身上浪费同情心。如果你在地铁里突然哭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想应该会有人好心地问你怎么了。但要是我在地铁里哭起来,别人会以为我嗑了什么烂药。要是有人对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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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快一百岁的婶婆在公寓里摔断了腿,腿接好后,在一群护士的护送下回到家。刚开始她发现根本不能走路,康复医生特别设计的运动,她也做得很勉强。一个月后,她的腿复原速度非常快,但还是很怕走路,抗拒运动。她已经习惯使用放在床边的便盆,不愿走到十五尺外的厕所。她原来好面子的个性突然都改变了,拒绝上发廊,但之前半个世纪以来,她每周都要去两次。事实上,她根本就不想出门,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好几个星期,即使不再长指甲的脚一直在痛,也迟迟不去看医生。另一方面,睡眠紊乱,也睡不安稳。我的表兄妹打电话来她都不接。她本来对私事都小心翼翼的,还很注意小节,如今她叫我帮忙拿钱去付账单,因为账单把她搞得一头雾水。简单的事情也搞不清楚:她要我把周末的计划讲了八次,这种认知迟钝和老化差不多。她的行为愈来愈反常,虽然不悲伤,但整个人都在退化。她的医生坚称她只是处于创伤后的紧张状态,但我看得出她已经在等死了,无论她有多老,我相信这不是摔断腿后的合理反应。
后来我说服精神科医师来到公寓看她,和她聊聊,他立刻就诊断出是严重的老年忧郁症,开了舒忧给她服。三个星期后,我们带她去看脚病。我强迫她走出去,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她的脚需要治疗,但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她有必要鼓起勇气走入外面的世界。我带她出门时,她痛苦地看着我,好像老得不行了,她惊慌失措,不知在怕什么。又过了两个星期,我们约了帮她接腿的医生来公寓,我一走进去,发现她盛装打扮,头发梳得很整齐,擦了口红,戴上她常在特殊日子拿出来炫耀的珍珠别针。没人陪着,自己走下楼。她之前在医院耍脾气c有点偏执,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但现在她跟外科医生谈话却很愉快又条理分明。最后一次看诊时,我和护士用轮椅把她推进大楼,她高兴地知道腿好了,不停地感谢每一个人。看到她整个人复原得这么好,我十分得意,但离开她时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婶婆,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好吗”我们进了一家我们都很喜欢的餐厅,她甚至在我的协助下在餐厅内走了一会儿,我们聊了一回,有说有笑,她还抱怨咖啡不够热,要求换一杯,她又活过来了。她虽然无法像以往那样活力十足,但答应从此之后每隔几星期就出门走走,而且基本的思考逻辑和幽默感也慢慢恢复了。半年后,她有点轻微内出血的问题,在医院住了三天。我很关心她,很高兴地得知她心情恢复的状况不错,入院不会惊慌害怕。她一周后出院回家,我登门拜访,并确定她的药是否还够用,我发现舒忧药瓶跟之前看到的一样满,“你在吃这些药吗”我问。“哦,没有,”她回答:“医生说我不用再吃了。”我猜她一定误会了,但是医生指示时护士也在场,她没搞错。老实说,我吓得寒毛直竖。舒忧没有伤肠胃的副作用,这跟她的内出血似乎没什么关系,没有理由要她停药,更不必这么突然停下来,即使是年轻健康的人,停药也得依一定步骤循序渐进。服药而效果不错的人不该完全停止,但是治疗我婶婆的医生竟天真地要她停服“非必要”的药。我打电话把那位医生骂得狗血淋头,又写了封充满火气的信给医院的院长,要求让我婶婆继续服药。现在她活得很快乐,就在本书出版前不到一个月,她刚过了一百大寿。我们每两周带她上一次发廊,这样她在我们为她办的小宴会,就会显得神采奕奕。我每周二都会去陪她一整个下午,之前她在这时候都一副慵懒无力的样子,但现在却精神矍铄。我向她报告最近一周家族里的好消息时,她会高兴得鼓掌唱起歌来。我们无话不谈,她那慢慢恢复的乐观与智慧,让我受益匪浅。
第66节:其他主要病因
其他主要病因
中风也常会造成忧郁症。初次中风发作一年后的人,得忧郁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两倍。这可能是大脑某部分受到生理损害所致,有些研究认为,左前额叶中风特别容易造成情绪障碍。许多中风老人在初步的复原后,会为微不足道的好事或坏事突然地大哭一场。有位中风病人最多在一天之内可以大哭一百次,每次持续一至十分钟,这使他筋疲力尽,几乎虚脱。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治疗可以快速改善大哭的状况,但只要一停药,又会开始大哭,这位病人现在持续服药。还有位男士十年无法工作,因为随中风之后而来的忧郁使他不定时大哭,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治疗后,他又振作起来,快七十岁的时候还能继续工作。大脑特定部位的中风,无疑会破坏正常情绪表现,但在许多案例中,这些问题都可以控制。
在生理上,种族不太像性别或年龄那样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文化传统会形成忧郁症的不同表现。伊恩哈金在他的名著疯狂的旅人中提到一种症状无意识地四处游荡,在十九世纪末,不少人有这种毛病,几十年后又消失了。现在没有人会四处乱走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和社会区域必然会有特别的心理症状。“我所说的暂时性心理疾病,”哈金解释:“指的是出现在特定时间c地点,后来消失的疾病。这种疾病会发生于特定社会阶级或性别,尤其是贫穷女性或富有男性。我不是说它会发生在某个人身上,而是说,这种精神病只存在于特定时间和特定地方。”哈金仔细说明由爱德华休特发明的理论,他认为十八世纪会突然昏倒和哭泣的人,到了十九世纪就是歇斯底里的瘫痪或痉挛的患者,若在现代,就是忧郁症c慢性疲劳或厌食症。
种族c阶级与教育之间的关联,就算是在得忧郁症的美国人之中,也是纠缠不清,难以一一列举。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广泛的共通性。密西根大学的胡安洛佩兹是个有趣的家伙,性格幽默c热情c玩世不恭。“我是古巴人,娶了波多黎各人为妻,收了一个墨西哥小孩为教子,”他说:“我还在西班牙住过一段时间。所以我很熟悉各种拉丁文化。”洛佩兹曾与众多密西根的拉丁美洲裔工人及担任他们主要监护人的教士一同工作,他还为他们担起心理治疗的任务。“美国最棒的地方是”,他说,“你可以和病症相同而文化背景不同的患者互动。”洛佩兹发现,拉丁人常用身体描述他们的心理问题。“来找我的妇女多半和我有亲属关系,她们说,哦,我背痛c我肚子不舒服c我的腿怪怪的,等等。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们会这么说,是不想承认心理问题,还是她们碰到地忧郁症就是如此,而没有一般忧郁者常见的症状。他们常靠听沃特马卡度讲道来治疗自己,这位波多黎各传奇人物是和杰利霍威尔美国著名电视传道人和吉茵狄克森美国著名占星家齐名的人物,如果他们这样就能改善,那他们体内的生物机制是怎么变化的”受过教育的拉丁裔忧郁症者,症状就与一般人十分接近。
我有一位多米尼加的朋友,他在四十多岁时经历了一次意外,突然的c压倒性的崩溃,他不得不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她搬出住所,而他也愈来愈无法继续从事大楼管理员的工作。即使简单的工作也难以胜任,他不再进食,睡眠不安稳,不与朋友接触,连小孩也不联络。“我不知道那是忧郁症,”他后来告诉我:“我以为我快死了,可能是有什么身体的疾病。我想,我那时应该知道自己心情不好,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非常情绪化,但也觉得自己很有男子气概,所以我有很多感受,可是很难说出来,我绝不会掉眼泪。”连续两个月不分昼夜地坐在他工作的大楼地下室中“我不知道是怎么保住工作的,但运气不错,没有一户家里发生漏水之类的事”最后,他回到故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十岁之前他都在那里,还有许多亲戚。“我在飞机上喝了酒,要灌醉自己,因为我什么都害怕,连回家也害怕。然后开始哭起来,飞行全程都在哭,站在机场里也哭,看到来接机的叔叔也哭。我既尴尬又伤心c害怕,但至少走出了那间该死的地下室。后来我在海滩待了几天,遇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她觉得我从美国来,真是太有魅力了。不知为何,我开始透过她的眼睛看自己,觉得好多了。我还是喝酒,但不再哭了,因为我不想在她面前哭,这对我可能是件好事。你知道,像我这种多米尼加人,真的很需要女人的青睐,若女人不理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几个月后,他和妻子复合,虽然悲伤的感觉依旧残留着,但焦虑已经消失了。我问起治疗法,他摇摇头,“你知道,我这个人,”他说:“不会为了感觉而吃药。”
非洲裔美国人的忧郁症有其特别的难题。美里丹夸在她优美而深刻的著作柳树为我泣中提到这个问题:“临床的忧郁症根本不可能存在于我的世界里,或者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黑人女性的世界。像我这样的黑人女人,自认有刻苦和上进的品质,向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黑人女性常陷入这样的迷思:我天生具有刻苦的能耐,要承受生命的一切。人们认为黑人女人很坚强,是其他人的监护者c养育者和治疗者等一百多种黑人保姆的变形。人们认为我们天生就该含辛茹苦。身为黑人又是女人,就要背负这种成见。”美里丹夸平常时候有各种情绪,但就是没有忧郁:一位美丽c时髦c表情丰富c又有威严的女人。她写的关于自己失落岁月的故事,却令人心碎。她永远忘不了过去黑暗的日子。“我很高兴,”有一次她告诉我:“我有一个女儿而不是儿子。我不愿想起那段时间,黑人男性和活在有忧郁症病史家庭里的小孩所过的日子。我不敢想,我若生了儿子,他长大后会活在监狱里。黑人女人没有忧郁的余地,但黑人男性根本没资格忧郁。”
第67节:黑人的忧郁1
黑人的忧郁
黑人的忧郁似乎没什么代表性。内化的种族主义隔绝于主流社会之外所产生的自我怀疑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书提到许多非裔美国人的故事,除非这个人的忧郁症与他的种族有紧密的关联,否则我不会特别点明。在我听过的型事例中,迪尔里珀登特别令我觉得亲切,他是有海地血统的非洲裔美国人,忧郁症的经历让他的个性更坚强,更善于与他人互动,他对黑人身分c对情感和人生的影响有深刻的体会。他住在贫穷的布鲁克林区的贝福德,父母退伍后又搬到佛特劳德达,他是九个小孩中的老幺。母亲曾是兼职的家庭卫生助理,父亲是木匠,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家教极严,迪尔里必须在家教和生存于世界最险恶的街道之间取得平衡。他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锻炼得十分坚强,才能在父母期望c生活挑战与外在世界逼他面对的搏斗之间求生存。“从童年开始,在面对体罚和羞辱时,我就有种旁观者的感觉。小时候,我的邻居有很多海地人,而我们家是方圆数里内唯一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我因为与众不同而常被挑衅,邻居小孩都叫我椰子头。我们是这个地区少数不靠救济金度日的家庭,而且我还是这附近皮肤最黑的小孩,我必须懂得自处。在家里,我们的文化认为小孩有耳无口,还有光宗耀祖的宗教教条,我从小就被教育不可以生气连表现出来都不行。然而街头巷尾却常常硝烟弥漫,邻居之间常发生暴力事件,当我受到攻击和挑衅时,我依教会所说的,别人给你一巴掌,你把另一面脸也转过去让他打,大家都嘲笑我。我活在恐惧的阴影里,后来还一度有语言障碍。”
“到了十二岁,老是被身高体壮c凶狠狡猾的小孩羞辱c劫掠和欺凌,我受够了,我开始学中国功夫。我开始能够忍受最重的打击和严格的生活,这让我十分得意。我要让自己的身体强健,但也在寻求让心灵坚强起来的方法。我得在学校中求生存,忍受种族歧视和警察的暴行我开始读哥哥的黑豹杂志激进黑人民权刊物不让自己碰毒品或被关进监牢。我比最小的哥哥小九岁,我知道自己将来注定要参加不少亲人的丧礼首先是我父母,我出生时他们已经老了。我不知道能期待什么未来,恐惧掺杂着深深的绝望,我时常感到悲痛,但尽量不表现出来。我的怒气没有出口,所以靠着练武c洗滚烫的热水澡和不断地阅读来发泄。那时我十六岁,愤怒开始浮现出来。我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你对我怎样都没关系,但要是把我惹火了,你就死定了。打架变得很容易上瘾,肾上腺素冲进脑门,我想,若是能压抑下来,就没人伤得了我。我努力地掩饰自己无望的感情。”
在身体与心灵痛苦的折磨之下,迪尔里终于度过青春期,脱离贫民区,进入麻州大学修法国文学。到巴黎的那段时间,他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于是决定多待一年。“虽然当时还是学生,”他回忆:“我的生活十分多姿多彩。我当上广告和t型台的模特儿,热衷于欣赏爵士乐表演和到欧洲旅行,但对法国警察的种族歧视却没有心理准备。”经过一年被无由地拦检c搜身和扣押十多次之后,他在一次抗拒巴黎警察过火的行为时,被警察视为扰乱治安,遭到公然殴打c逮捕。迪尔里深藏的怒火萌发成为严重忧郁症的征兆。虽然还可以正常活动,但他感受到“身上有着千斤压力”。
迪尔里回到美国完成学业,1990年搬到纽约找工作。他连续担任好几个公关工作。但五年后,“我觉得自己专业所学十分有限,身边的人很多都比我有成就,其他人都在飞快进步,有更远大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心里某个东西已经不见了,我的忧郁更深了。”
第68节:黑人的忧郁2
1995年,迪尔里成立了“鲁登健身公司”,一家个人健身指导中心,经营得很成功。现在他对客户说话的口气充满了自信,其中有些人会到他家中上课,那是一幢翻修过的褐石屋,位于布鲁克林区。虽然只是锻炼身体,但他的课程是全面的,能够影响心灵。他的学员被他刻苦的精神所感召。“我选择以最诚恳的态度来待人,我想我当教练最特别的才能,是可以接受最固执c最别扭的客人,并且能够找到一个方法来改变他们。这需要许多同情心c敏感度和圆融的沟通技巧。这项工作可以发挥我的长处来帮助别人,我对此十分高兴。最近认识一位女士,她是社工人员,希望能够结合健美训练和辅导工作以激励个人。我觉得这是很棒的点子。你看,这个工作就是要通过控制你可以控制的东西你的身体来控制你的心。”
无论是活在以前的贫穷世界,还是现在的富裕世界,迪尔里的痛苦依然存在。他高尚的外表穿着名贵而得体的服饰得来不易,他可以应付压力,因为他用敏锐的眼光看着所处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一直以锐利的眼光看着他。迪尔里让所有家人得知他患忧郁症时,有一段难过的日子。虽然他的父亲和几位家人也有忧郁症的症状,但他并不确定家人是否可从他的眼光了解这种病症。他很难表现出像一般家庭的老么那样的活泼举止。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姐姐是临床心理学博士,在波士顿开了家私人诊所,她在他第一次寻求协助时,为他指点出一条明路。他的妻子毫不迟疑地付出同情,全力支持他,但她一开始还是很难把可靠的丈夫与忧郁症者的形象连在一起。
从第一次在巴黎寻求治疗以来,他已经接受了谈话治疗,并且断断续续地服用抗郁剂。最近的治疗是跟着一位女治疗师,“她让我确认了一些事情。我慢慢了解到,我要发脾气有多困难。我害怕自己如果对谁发起脾气来都不可收拾,会毁了别人。现在我不再害怕了。经过治疗,我学会了一些新技巧。我变得更能平衡,更自觉。能够认清自己的感情而不是抗拒感情,我觉得舒服多了。”先是美满的婚姻,接着女儿的出世也缓和了他的忧郁。“我女儿的脆弱也是她最强的地方,那是她最有力的工具。这改变了我对脆弱的看法。”不过,他的忧郁症还是复发了,脆弱浮上表面,药的剂量需要调整。“有一天突然发生了些倒霉的事情,我觉得失去了生命的深度。若没有妻子和女儿的爱帮助我走出来,我早就放弃了。经过治疗,我学会掌握那些会引发忧郁的事情。有了正确的治疗和支持,我开始控制病情,而不是让它控制我。”
迪尔里一直受到种族主义的压迫,主要原因是他吓人的身高和体格,最讽刺的是,还有他俊美的外表。我见过店员故意与他保持距离,我和他在纽约的街头,他花了十五分钟叫计程车,没有一辆停下来,而当我举起手,十秒就招到车。他曾在离布鲁克林家的三个街口外被警察逮捕,说他长得像某通缉犯,还被关在看守所或拷在柱子上好几个小时,监禁他的政府当局完全无视他的举止和出示的证件。种族主义不断的羞辱和当局敷衍的态度,让他的忧郁症愈来愈难忍受。老是在街上被当成歹徒,被看成罪犯,当然令人十分沮丧。他被许多人的误会孤立了。
等到迪尔里康复后,他已经习惯于不断发生歧视,不再那么在意,但有些事还是让他不太好过,有一次他告诉我,“忧郁症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我想,在你消沉的时候,你的颜色可能是黄的c蓝的c白的或红的。当我陷入忧郁时,我看到身边的人有各种颜色c体形和身材,我心想,天我是地球上唯一忧郁的人,这些人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
“但这时候,种族差别就出现了。你觉得这个世界要把你扯下去。我是个高大c强壮的黑人,没有人会在我身上浪费同情心。如果你在地铁里突然哭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想应该会有人好心地问你怎么了。但要是我在地铁里哭起来,别人会以为我嗑了什么烂药。要是有人对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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