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7节
她打得鼻青脸肿的男友，有一次男友吐露出想参加治疗团体的心声，但是他接下来的念头是：“太丢人了。”
有天下午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弗雷德威尔森走过来与我交谈，把我吓了一跳。他身高两米，戴着金指环，脖子上挂着大金牌，戴一副太阳镜，脑袋剃成光头，肌肉粗大，块头大概有我五个大他是那种我走在路上会躲得远远的人，我觉得对他们最好敬而远之。他曾有过很严重的毒瘾，这使他不断抢劫路人c偷窃店家，推倒老妇夺取皮包。他当了一阵子游民，个性粗暴。虽然被社会所不齿，但这个可怕的人也有沮丧与孤独的一面。
弗雷德的一大突破是他突然体认到，或许是情绪障碍使他开始嗑药，把他搞得一团糟的“不只是白粉”。我碰到他时，他正在找能治疗他的抗郁剂。弗雷德有种领袖魅力，他知道在世界的顶端是什么滋味。他一脸苦笑地说：“我一直有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能力。如果你有这种能力，你根本不必工作或做什么事，想要就有了。我不知道忍耐是什么感觉。想干什么都行，”他又说：“我不必担心什么，你懂我的话吗随便就可以弄到让我亢奋的货。你懂得那是什么意思吧我还蛮能接受那种东西的，它让我可以挨过自责和羞愧。”弗雷德在“蹲苦窑”的时候接受了人类艾滋病病毒的检测，很快就发现他的母亲是带菌者，她因艾滋病而过世，“这绝对不是件小事情，因为最终的后果就是死。从某方面来说，我也算有成就啦，我在寻找其他该做的事，你知道吧可是不管怎样，我开始讨厌自己了。像我被逮c在街头流浪等这些时候，我发现之所以会像这样过日子，是因为我做的选择，你听得懂吧因为我一直都很孤独。如果没钱，当你想嗑药时，别人也不会给你。”
弗雷德接受了艾滋病的治疗，但他不久前中断治疗，因为他不觉得好了多少。他治疗时的副作用很轻微，药物带来的麻烦也不大，但是“我在死掉之前，应该让自己快活一点，”他对我说。医生对他失望透顶，只好劝他服用抗郁剂，希望借着抗郁剂唤起他的求生，然后继续服用蛋白酶抑制剂治疗艾滋病的药。
坚强的意志力常常是抵抗忧郁症的最佳武器。许多贫困忧郁者的性格消极，没什么抱负，这种人可能最难治疗。其他人即使在忧郁时，仍对人生充满希望。
我曾把本章节的初稿投给某家畅销新闻杂志，他们提出两个理由要我重写。第一，我所描述的故事太过吓人，不像是真的。“那会变得很可笑，”一位编辑对我说：“我的意思是说，不可能有人会碰到这么多事情，要是真的，难怪他们会得忧郁症。”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痊愈得太快又太戏剧化。“像那个有自杀倾向的妇人，后来居然变成避险基金经理人，”那位编辑尖酸地说：“这也转得太突然了吧。”我努力解释说，身处于悲惨现实处境的人，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一生，正是这类故事的张力所在，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我的解释。我发现真实故事有时居然比虚构小说还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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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节：关于男性患者2
当科学家首次在南极洲发现臭氧层破洞时，他们还以为是观察仪器出故障了，因为那个洞大得令人不敢相信，结果证明那个破洞真的存在。美国贫困忧郁症者的破洞也是真实而巨大的，但与臭氧层破洞不同的是，这洞还有修补的可能。我不知道萝莉c露丝安c卡莉坦c弗雷德，以及其他数十位我访问过的贫困忧郁症者，若是还长期陷于忧郁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我们最晚从圣经的时代就已经开始用物质的方法解决贫穷问题，最近十年，我们已经放弃这种方法，发现金钱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自以为是地改革社会救济计划，以为只有不再补助贫困者，他们才会努力工作。给提供他们医药与治疗的补助，让他们恢复正常，更快乐地过日子，这难道不是值得做的事吗要找到能够改变这个族群生活的社会工作者不太容易，但要是没有更多的关怀与经费，那些有天赋c有热忱的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此一来，这种恐怖c孤独c无望的苦难就会一再重演。
第十章政治
无法叙述或了解自身经验的社会边缘人，可以凭借忧郁症获得许多权力，忧郁症的语言也可以被无止境地操弄。
保险业者应该提供忧郁症的健康保险，国会应该制订保护忧郁者的法律，卓越的学者应该将其当成影响未来的重大题目来研究。
我们生活与自由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追求快乐的权利，却是一天比一天费解。
每个人与忧郁症的搏斗过程，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忧郁症和一样，笼罩着难以消灭的神秘氛围。任何时代的忧郁症，都是新的疾病。
谁在研究忧郁症c谁可以得到治疗c谁该负责把人送进收容所吗忧郁症可以在社区里治疗吗治疗是医生的权力还是社工的任务什么样的诊断结果可以得到政府的医疗补助无法叙述或了解自身经验的社会边缘人，可以凭借忧郁症获得许多权力，忧郁症的语言也可以被无止境地操弄。占有优势的社会成员透过这些语言来感受他们的疾病，而这些语言是由美国议会c美国医药协会与医药产业各自运作所构成的。
如果忧郁症是“简单的身体性疾病”，那就该像对待其他身体性疾病一样对待忧郁症保险公司应该像提供癌症保险一样提供重度忧郁症的保险；如果忧郁症是根源于个人性格，那就像愚钝一样，是患者自己的错。如果每个人都可能在任何时期得忧郁症，那预防工作就会受到大家重视；如果只会侵袭贫困者c教育程度不高或弱势群体，那么，在我们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预防工作就不会受到重视。如果忧郁症患者会伤害其他人，为了社会着想，大家会注意控制他们的病情；如果患者只会乖乖待在家里或消失不见，人们便会因为难以察觉而轻易忽略患者的存在。
过去十年来，美国政府已改变了对忧郁症的政策，而且仍在持续修改；其他国家也有显著的变化。有四项主要因素影响政府对忧郁症的看法政策的实施也与其相关。第一项是医药化。在根深蒂固的美国精神里，我们不需治疗这样的疾病归咎于自己的疾病或因为人格缺陷而得的疾病，但是保险公司至少还会提供肝硬化和肺癌的保险。一般大众总认为去看精神科医师是一种自我放纵的行为，它更接近于去找美容师，而不是去看癌症医生。把情感性障碍视为医学疾病，等于驳斥了这种愚蠢的看法，不要把忧郁症的责任推给患者自己，才更能够证明治疗是“师出有名”。第二项影响认知的因素是过度简化说来奇怪，二千五百多年来我们对忧郁症一直认识不清，其中最严重的过度简化是，普遍认为忧郁症是血清素太低的结果，就像糖尿病是胰岛素太低所致医药产业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助长了这种想法。第三项因素是脑部影像。如果你把忧郁症大脑的图像以颜色标明新陈代谢率和正常大脑的图像同样的上色法放在一起比较，结果十分吓人：忧郁的人，大脑是灰色的；快乐的人，大脑则色彩缤纷。这改变了观者心情上和科学上的看法，虽然非常不自然颜色是造影技术做出来的，而不是大脑真的有深浅浓淡的色彩，但这种胜过千言万语的图片可说服人立即接受治疗。第四项因素是政治影响力太薄弱。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琳恩里弗斯说：“忧郁的人讲话声音不够大。”对特定疾病的关照，通常是国会游说团体为提高人们对这类疾病的注意而努力的结果：艾滋病得到高度重视，就是感染此疾病或高危险族群强力运作的成果。不幸的是，忧郁症者常会觉得日常生活就已经够烦了，因此他们无暇或无力成为游说者。此外，许多忧郁症者就算在状况较好的时候，也不太想多谈：忧郁症是可耻的秘密，你想进行游说就一定要揭露出这个丢人的秘密。“若有人找民意代表反应特定疾病的严重性，会对我们造成强大的影响力，”伊利诺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波特是“劳工c健康与人道服务预算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国会中对精神障碍预算的审查案，他说：“受到民众口述患病经验的影响，我会努力地将修正案带上议事席，让特定疾病得到专用的特别预算。国会议员多半会这么做但是很少为精神障碍说话。”不过，美国还是有许多精神障碍游说团体在为忧郁症者奋斗，其中最杰出的是全国精神障碍联盟和全国忧郁症与躁郁症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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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节：有关忧郁症的“秘密”1
有关忧郁症的“秘密”
进步的最大阻力可能还是社会上对忧郁症的刻板印象，其他疾病都不像忧郁症一样有这种挥之不去的阻碍，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史蒂文海曼曾把这种阻碍形容为“公共健康的灾难”。我在写作本书时所访问的人常会要求匿名，不要泄漏他们的身分。我问他们，如果别人知道他们是忧郁症患者，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别人会认为我是废物，”有位男士这么回答，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但在我看来，他罹患严重疾病而最终治愈，表示他有惊人的毅力。虽然人们喊着“出柜”，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c酗酒者c性病患者c童年遭受性侵害者，但我们依然耻于在文字记录上表明自己是忧郁症患者。
本书中提到的故事，都是花了不少力气得来的并不是因为忧郁症罕见，而是因为愿意对自己及他人坦诚的人是少数的例外。“大家都不信任我，”一位得过忧郁症的律师说，他休养了一年，然后开始“计划未来”。他捏造出所有请假时做的事情，还花了许多精力包括伪造的度假照片好让人相信他的谎言。与他访谈完后，在他任职的办公大楼等电梯时，我与一位年轻的职员聊起来。我随口说是来这里找律师谈契约，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回答说正在写这本书。“哦”他指出我刚访问的人，“有个家伙”，他热心地说，“曾经彻底崩溃过忧郁c发疯，就像你说的。疯了好大一阵子。他现在还是有点怪怪的，照了一堆诡异的海滩照片挂在办公室外头，他编了很多故事吧有点无厘头对不对但还是回来工作了，就专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个心思细密c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他愿意，你真的应该跟他聊聊，探探究竟。”在这个例子里，这位律师在对抗忧郁症得到的好名声，比罹患忧郁症得到的恶名声还多，而他的伪装是失败的欺瞒之举，就像糟糕的接发技术一样捏造了一个可笑故事，还不如坦荡一点但是保密的心态还是无所不在。我的文章在纽约客上表之后，我收到了许多署名为“知名不具”c“无名氏”的来信。
我这辈子还没写过一本书，像忧郁症这样吸引来这么秘密，在餐桌上c火车上和其他我碰到访谈对象的地方，人们会对我吐露惊人的故事，但最后总要交待：“千万别说出去。”有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告诉我，她母亲恐吓她说，要是我把她的名字写在书上，就不跟她说话了。精神世界往往不为人知，深刻的感情常被锁在心里。我们只能借由谈话来认识这个人，没有人可以打开别人重重深锁的心门。“我从来不谈这些，”某人曾与我谈到他的奋斗，“因为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处。”我们不清楚忧郁症盛行的程度，因为很少听到真相，而真相之所以很少被谈论，部分原因正是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有多盛行。
有一次在英国参加一个家庭宴会，发生了一段奇特的经历。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坦诚回答说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晚餐后，一位美丽高雅c金发盘成髻的女士在花园里走到我身边。她轻柔地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问我可否与她聊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漫步在花园中，她告诉我她骇人的悲伤及对抗忧郁症的故事。她曾采用药物治疗，多少有点帮助，但依然觉得难以克服，担心自己的精神状况会毁了她的婚姻。“拜托”，她最后告诉我，“千万别说出去，尤其是我丈夫，绝不能让他知道，他听不懂也无法接受。”我答应了。那是个天气晴朗的周末，晚上又点起了舒适的火炉，这群人，包括对我诉苦的女士，都十分愉快地谈笑着。回到马厩的半路上，那位女士的丈夫突然转过来尴尬地说：“我不常讲这些事，”说到这里，他停下马，沉默了一会儿。我猜他大概想问他妻子的事，因为他曾看到我与她在不同场合聊天。“我觉得没有多少人会真的了解。”他咳了一声。我微笑着鼓励他说下去。“我指的是忧郁症”，他终于说出来了，“你在写忧郁症吧”我回答说是，等着他的回应。他问：“为什么你会对这种主题感兴趣我说我曾得过忧郁症，然后再次重复自己的解释，但他打断我的话：“真的你得过忧郁症，现在还要写成书因为，重点是，我不喜欢多谈，但这是实情。我曾有过很糟糕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生活不错c婚姻美满c小孩很乖，一切顺利，跟别人差不多，但却要去看精神科医师，他开给我一堆该死的药。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像原来的我，可是，你说，我真的是原来的我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甚至不敢跟妻儿讲，因为她们听不懂，不敢相信一家之主也会这样。我不能再多说了，但你懂吗，我到底是谁”结束了我们简短的谈话后，他交待我不要说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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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节：有关忧郁症的“秘密”2
我没有告诉这位先生他妻子也在服相同的药，也没有告诉那位太太她先生会非常了解她的状况。我甚至没有跟他们说，活在秘密中是辛苦的事情，羞耻感可能加剧了他们的忧郁症。我也没提到，不愿彼此交心的婚姻不堪一击。但我还是告诉他们，忧郁症会遗传，要他们多注意小孩。我认为，对下一代开诚布公是父母不容推卸的责任。
最近各方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言论，对洗刷忧郁症的污名大有帮助。如果蒂波戈尔前美国副总统夫人c麦克威历斯资深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威廉史狄龙美国小说家都可以谈忧郁症，那么平民百姓应该也可以。为了发表这本书，我放弃了该有的。但我必须说，讲出我的忧郁症，更有助于我承受它带来的苦难，也更能预防它再度来袭。我建议大家公开自己的忧郁症。保密是件累赘又烦人的事情，考虑何时才说出保守的秘密也十分令人苦恼。
但是无论你如何谈论你的忧郁症，人们都不会相信，除非他们从你的言谈中看出你的症状，这真是不可思议，却又千真万确我很懂得隐藏情绪，就像一位精神科医师曾对我说，我是“努力让自己过度社会化”。不过，有一次某位上流社会的熟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去戒酒会，并要我原谅他偶尔表现出的冷淡态度，这令我十分惊讶。他说他的冷漠无情并不是势利眼作祟，而是嫉妒我“近乎完美”的生活。我并没有多谈自己生活中数不尽的缺陷，即使我说了，他依然认为我的生活很完美。“我知道你有段时间很忧郁”，他说，“但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我心里想说那次忧郁症发作改变并决定了我的下半辈子，但还是没说出口。他从来没见过我蜷缩在床上的模样，他根本无从想象。我把保密得太好了。纽约客的一位编辑最近对我说，我可能根本没得过忧郁症。我反驳说没得过忧郁症的人不可能装出忧郁症的样子，但他不相信。“少来了，”他说：“你哪来的什么鬼忧郁”我复原后，压抑了所有的不愉快。我的过去和我断续发作的忧郁似乎全然无关，而且我公开说我持续服用抗郁剂好像也很令他人疑惑。这是忧郁症被冠以污名的另一种奇怪后果。他说：“我才不会上忧郁症这回事的当。”好像我和书中的人物一同共谋，博取世界更多的同情。这种偏执者我碰过好几个，至今依然令我感到困扰。不会有人对我祖母说她其实根本没有心脏病，也不会有人说皮肤癌患病率愈来愈高是大众的想象。但是忧郁症太可怕也太令人心有余悸，许多人宁愿否认有这种病，拒绝相信有人确实深陷其中。
不过，开诚布公和找麻烦是两回事。谈论忧郁症会令人讨厌，没有什么事比一个人老爱谈论自己受苦的经验更烦人。陷入忧郁时不太能控制自己，但这并不表示你非得在聊天时拼命谈忧郁症。我常听到人们说：“我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敢对精神科医师说”我觉得在鸡尾酒派对中一直重复你和医生说的话，实在是愚蠢的行为。
来自于不安全感的偏见，至今依然存在。最近我和几位友人同车，路过一家知名的医院。“喂，瞧那里，”一位友人说：“那是伊莎贝尔接受电刑的地方。”然后用左食指在耳朵旁比了个“神经病”的手势。我突然有一股冲动，于是问他伊莎贝尔到底怎么了，果然如我猜想，她是去那家医院接受电疗。“她一定很痛苦，”我说，试图以不太严肃的方法为那位可怜的女孩辩解：“想想看，被电击有多难过啊。”他大笑起来：“我有一次帮老婆修吹风机时，也差点给自己来了一次电疗。”我是很重视幽默感的人，并没有真正被他激怒，但我实在不敢想象，要是我们经过的医院是伊莎贝尔做癌症化疗的地方，他是否还有办法开这种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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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节：艰难的政策改革1
艰难的政策改革
美国国会制定的“美国残障者法案”要求提供大量残障车位c雇主不可羞辱精神障碍者。这项法案带来了难解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在神奇百忧解出版之后才被大众所知。如果因服用抗郁剂而使工作表现不太好，老板是否可以批评你如果停止服用而出现戒断症状，老板是否可以以不胜任为由将你解雇患了疾病但症状得到控制的人如果还能做某些工作，当然不应该禁止他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残酷的真相是，下半身瘫痪的人不能当操作员，胖女孩当不了超级模特。如果我雇用常常陷入忧郁的人，我也会有所顾虑。歧视c法令和忧郁症患者的缺陷会相互影响，有些部分很明显，有些部分则较不醒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不准忧郁患症者为商业目的驾驶飞机：如果飞行员要继续服抗郁剂，那他就得退休。这种规定的结果可能只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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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下午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弗雷德威尔森走过来与我交谈，把我吓了一跳。他身高两米，戴着金指环，脖子上挂着大金牌，戴一副太阳镜，脑袋剃成光头，肌肉粗大，块头大概有我五个大他是那种我走在路上会躲得远远的人，我觉得对他们最好敬而远之。他曾有过很严重的毒瘾，这使他不断抢劫路人c偷窃店家，推倒老妇夺取皮包。他当了一阵子游民，个性粗暴。虽然被社会所不齿，但这个可怕的人也有沮丧与孤独的一面。
弗雷德的一大突破是他突然体认到，或许是情绪障碍使他开始嗑药，把他搞得一团糟的“不只是白粉”。我碰到他时，他正在找能治疗他的抗郁剂。弗雷德有种领袖魅力，他知道在世界的顶端是什么滋味。他一脸苦笑地说：“我一直有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能力。如果你有这种能力，你根本不必工作或做什么事，想要就有了。我不知道忍耐是什么感觉。想干什么都行，”他又说：“我不必担心什么，你懂我的话吗随便就可以弄到让我亢奋的货。你懂得那是什么意思吧我还蛮能接受那种东西的，它让我可以挨过自责和羞愧。”弗雷德在“蹲苦窑”的时候接受了人类艾滋病病毒的检测，很快就发现他的母亲是带菌者，她因艾滋病而过世，“这绝对不是件小事情，因为最终的后果就是死。从某方面来说，我也算有成就啦，我在寻找其他该做的事，你知道吧可是不管怎样，我开始讨厌自己了。像我被逮c在街头流浪等这些时候，我发现之所以会像这样过日子，是因为我做的选择，你听得懂吧因为我一直都很孤独。如果没钱，当你想嗑药时，别人也不会给你。”
弗雷德接受了艾滋病的治疗，但他不久前中断治疗，因为他不觉得好了多少。他治疗时的副作用很轻微，药物带来的麻烦也不大，但是“我在死掉之前，应该让自己快活一点，”他对我说。医生对他失望透顶，只好劝他服用抗郁剂，希望借着抗郁剂唤起他的求生，然后继续服用蛋白酶抑制剂治疗艾滋病的药。
坚强的意志力常常是抵抗忧郁症的最佳武器。许多贫困忧郁者的性格消极，没什么抱负，这种人可能最难治疗。其他人即使在忧郁时，仍对人生充满希望。
我曾把本章节的初稿投给某家畅销新闻杂志，他们提出两个理由要我重写。第一，我所描述的故事太过吓人，不像是真的。“那会变得很可笑，”一位编辑对我说：“我的意思是说，不可能有人会碰到这么多事情，要是真的，难怪他们会得忧郁症。”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痊愈得太快又太戏剧化。“像那个有自杀倾向的妇人，后来居然变成避险基金经理人，”那位编辑尖酸地说：“这也转得太突然了吧。”我努力解释说，身处于悲惨现实处境的人，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一生，正是这类故事的张力所在，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我的解释。我发现真实故事有时居然比虚构小说还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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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节：关于男性患者2
当科学家首次在南极洲发现臭氧层破洞时，他们还以为是观察仪器出故障了，因为那个洞大得令人不敢相信，结果证明那个破洞真的存在。美国贫困忧郁症者的破洞也是真实而巨大的，但与臭氧层破洞不同的是，这洞还有修补的可能。我不知道萝莉c露丝安c卡莉坦c弗雷德，以及其他数十位我访问过的贫困忧郁症者，若是还长期陷于忧郁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我们最晚从圣经的时代就已经开始用物质的方法解决贫穷问题，最近十年，我们已经放弃这种方法，发现金钱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自以为是地改革社会救济计划，以为只有不再补助贫困者，他们才会努力工作。给提供他们医药与治疗的补助，让他们恢复正常，更快乐地过日子，这难道不是值得做的事吗要找到能够改变这个族群生活的社会工作者不太容易，但要是没有更多的关怀与经费，那些有天赋c有热忱的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此一来，这种恐怖c孤独c无望的苦难就会一再重演。
第十章政治
无法叙述或了解自身经验的社会边缘人，可以凭借忧郁症获得许多权力，忧郁症的语言也可以被无止境地操弄。
保险业者应该提供忧郁症的健康保险，国会应该制订保护忧郁者的法律，卓越的学者应该将其当成影响未来的重大题目来研究。
我们生活与自由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追求快乐的权利，却是一天比一天费解。
每个人与忧郁症的搏斗过程，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忧郁症和一样，笼罩着难以消灭的神秘氛围。任何时代的忧郁症，都是新的疾病。
谁在研究忧郁症c谁可以得到治疗c谁该负责把人送进收容所吗忧郁症可以在社区里治疗吗治疗是医生的权力还是社工的任务什么样的诊断结果可以得到政府的医疗补助无法叙述或了解自身经验的社会边缘人，可以凭借忧郁症获得许多权力，忧郁症的语言也可以被无止境地操弄。占有优势的社会成员透过这些语言来感受他们的疾病，而这些语言是由美国议会c美国医药协会与医药产业各自运作所构成的。
如果忧郁症是“简单的身体性疾病”，那就该像对待其他身体性疾病一样对待忧郁症保险公司应该像提供癌症保险一样提供重度忧郁症的保险；如果忧郁症是根源于个人性格，那就像愚钝一样，是患者自己的错。如果每个人都可能在任何时期得忧郁症，那预防工作就会受到大家重视；如果只会侵袭贫困者c教育程度不高或弱势群体，那么，在我们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预防工作就不会受到重视。如果忧郁症患者会伤害其他人，为了社会着想，大家会注意控制他们的病情；如果患者只会乖乖待在家里或消失不见，人们便会因为难以察觉而轻易忽略患者的存在。
过去十年来，美国政府已改变了对忧郁症的政策，而且仍在持续修改；其他国家也有显著的变化。有四项主要因素影响政府对忧郁症的看法政策的实施也与其相关。第一项是医药化。在根深蒂固的美国精神里，我们不需治疗这样的疾病归咎于自己的疾病或因为人格缺陷而得的疾病，但是保险公司至少还会提供肝硬化和肺癌的保险。一般大众总认为去看精神科医师是一种自我放纵的行为，它更接近于去找美容师，而不是去看癌症医生。把情感性障碍视为医学疾病，等于驳斥了这种愚蠢的看法，不要把忧郁症的责任推给患者自己，才更能够证明治疗是“师出有名”。第二项影响认知的因素是过度简化说来奇怪，二千五百多年来我们对忧郁症一直认识不清，其中最严重的过度简化是，普遍认为忧郁症是血清素太低的结果，就像糖尿病是胰岛素太低所致医药产业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助长了这种想法。第三项因素是脑部影像。如果你把忧郁症大脑的图像以颜色标明新陈代谢率和正常大脑的图像同样的上色法放在一起比较，结果十分吓人：忧郁的人，大脑是灰色的；快乐的人，大脑则色彩缤纷。这改变了观者心情上和科学上的看法，虽然非常不自然颜色是造影技术做出来的，而不是大脑真的有深浅浓淡的色彩，但这种胜过千言万语的图片可说服人立即接受治疗。第四项因素是政治影响力太薄弱。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琳恩里弗斯说：“忧郁的人讲话声音不够大。”对特定疾病的关照，通常是国会游说团体为提高人们对这类疾病的注意而努力的结果：艾滋病得到高度重视，就是感染此疾病或高危险族群强力运作的成果。不幸的是，忧郁症者常会觉得日常生活就已经够烦了，因此他们无暇或无力成为游说者。此外，许多忧郁症者就算在状况较好的时候，也不太想多谈：忧郁症是可耻的秘密，你想进行游说就一定要揭露出这个丢人的秘密。“若有人找民意代表反应特定疾病的严重性，会对我们造成强大的影响力，”伊利诺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波特是“劳工c健康与人道服务预算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国会中对精神障碍预算的审查案，他说：“受到民众口述患病经验的影响，我会努力地将修正案带上议事席，让特定疾病得到专用的特别预算。国会议员多半会这么做但是很少为精神障碍说话。”不过，美国还是有许多精神障碍游说团体在为忧郁症者奋斗，其中最杰出的是全国精神障碍联盟和全国忧郁症与躁郁症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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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节：有关忧郁症的“秘密”1
有关忧郁症的“秘密”
进步的最大阻力可能还是社会上对忧郁症的刻板印象，其他疾病都不像忧郁症一样有这种挥之不去的阻碍，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史蒂文海曼曾把这种阻碍形容为“公共健康的灾难”。我在写作本书时所访问的人常会要求匿名，不要泄漏他们的身分。我问他们，如果别人知道他们是忧郁症患者，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别人会认为我是废物，”有位男士这么回答，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但在我看来，他罹患严重疾病而最终治愈，表示他有惊人的毅力。虽然人们喊着“出柜”，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c酗酒者c性病患者c童年遭受性侵害者，但我们依然耻于在文字记录上表明自己是忧郁症患者。
本书中提到的故事，都是花了不少力气得来的并不是因为忧郁症罕见，而是因为愿意对自己及他人坦诚的人是少数的例外。“大家都不信任我，”一位得过忧郁症的律师说，他休养了一年，然后开始“计划未来”。他捏造出所有请假时做的事情，还花了许多精力包括伪造的度假照片好让人相信他的谎言。与他访谈完后，在他任职的办公大楼等电梯时，我与一位年轻的职员聊起来。我随口说是来这里找律师谈契约，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回答说正在写这本书。“哦”他指出我刚访问的人，“有个家伙”，他热心地说，“曾经彻底崩溃过忧郁c发疯，就像你说的。疯了好大一阵子。他现在还是有点怪怪的，照了一堆诡异的海滩照片挂在办公室外头，他编了很多故事吧有点无厘头对不对但还是回来工作了，就专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个心思细密c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他愿意，你真的应该跟他聊聊，探探究竟。”在这个例子里，这位律师在对抗忧郁症得到的好名声，比罹患忧郁症得到的恶名声还多，而他的伪装是失败的欺瞒之举，就像糟糕的接发技术一样捏造了一个可笑故事，还不如坦荡一点但是保密的心态还是无所不在。我的文章在纽约客上表之后，我收到了许多署名为“知名不具”c“无名氏”的来信。
我这辈子还没写过一本书，像忧郁症这样吸引来这么秘密，在餐桌上c火车上和其他我碰到访谈对象的地方，人们会对我吐露惊人的故事，但最后总要交待：“千万别说出去。”有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告诉我，她母亲恐吓她说，要是我把她的名字写在书上，就不跟她说话了。精神世界往往不为人知，深刻的感情常被锁在心里。我们只能借由谈话来认识这个人，没有人可以打开别人重重深锁的心门。“我从来不谈这些，”某人曾与我谈到他的奋斗，“因为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处。”我们不清楚忧郁症盛行的程度，因为很少听到真相，而真相之所以很少被谈论，部分原因正是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有多盛行。
有一次在英国参加一个家庭宴会，发生了一段奇特的经历。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坦诚回答说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晚餐后，一位美丽高雅c金发盘成髻的女士在花园里走到我身边。她轻柔地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问我可否与她聊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漫步在花园中，她告诉我她骇人的悲伤及对抗忧郁症的故事。她曾采用药物治疗，多少有点帮助，但依然觉得难以克服，担心自己的精神状况会毁了她的婚姻。“拜托”，她最后告诉我，“千万别说出去，尤其是我丈夫，绝不能让他知道，他听不懂也无法接受。”我答应了。那是个天气晴朗的周末，晚上又点起了舒适的火炉，这群人，包括对我诉苦的女士，都十分愉快地谈笑着。回到马厩的半路上，那位女士的丈夫突然转过来尴尬地说：“我不常讲这些事，”说到这里，他停下马，沉默了一会儿。我猜他大概想问他妻子的事，因为他曾看到我与她在不同场合聊天。“我觉得没有多少人会真的了解。”他咳了一声。我微笑着鼓励他说下去。“我指的是忧郁症”，他终于说出来了，“你在写忧郁症吧”我回答说是，等着他的回应。他问：“为什么你会对这种主题感兴趣我说我曾得过忧郁症，然后再次重复自己的解释，但他打断我的话：“真的你得过忧郁症，现在还要写成书因为，重点是，我不喜欢多谈，但这是实情。我曾有过很糟糕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生活不错c婚姻美满c小孩很乖，一切顺利，跟别人差不多，但却要去看精神科医师，他开给我一堆该死的药。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像原来的我，可是，你说，我真的是原来的我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甚至不敢跟妻儿讲，因为她们听不懂，不敢相信一家之主也会这样。我不能再多说了，但你懂吗，我到底是谁”结束了我们简短的谈话后，他交待我不要说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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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节：有关忧郁症的“秘密”2
我没有告诉这位先生他妻子也在服相同的药，也没有告诉那位太太她先生会非常了解她的状况。我甚至没有跟他们说，活在秘密中是辛苦的事情，羞耻感可能加剧了他们的忧郁症。我也没提到，不愿彼此交心的婚姻不堪一击。但我还是告诉他们，忧郁症会遗传，要他们多注意小孩。我认为，对下一代开诚布公是父母不容推卸的责任。
最近各方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言论，对洗刷忧郁症的污名大有帮助。如果蒂波戈尔前美国副总统夫人c麦克威历斯资深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威廉史狄龙美国小说家都可以谈忧郁症，那么平民百姓应该也可以。为了发表这本书，我放弃了该有的。但我必须说，讲出我的忧郁症，更有助于我承受它带来的苦难，也更能预防它再度来袭。我建议大家公开自己的忧郁症。保密是件累赘又烦人的事情，考虑何时才说出保守的秘密也十分令人苦恼。
但是无论你如何谈论你的忧郁症，人们都不会相信，除非他们从你的言谈中看出你的症状，这真是不可思议，却又千真万确我很懂得隐藏情绪，就像一位精神科医师曾对我说，我是“努力让自己过度社会化”。不过，有一次某位上流社会的熟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去戒酒会，并要我原谅他偶尔表现出的冷淡态度，这令我十分惊讶。他说他的冷漠无情并不是势利眼作祟，而是嫉妒我“近乎完美”的生活。我并没有多谈自己生活中数不尽的缺陷，即使我说了，他依然认为我的生活很完美。“我知道你有段时间很忧郁”，他说，“但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我心里想说那次忧郁症发作改变并决定了我的下半辈子，但还是没说出口。他从来没见过我蜷缩在床上的模样，他根本无从想象。我把保密得太好了。纽约客的一位编辑最近对我说，我可能根本没得过忧郁症。我反驳说没得过忧郁症的人不可能装出忧郁症的样子，但他不相信。“少来了，”他说：“你哪来的什么鬼忧郁”我复原后，压抑了所有的不愉快。我的过去和我断续发作的忧郁似乎全然无关，而且我公开说我持续服用抗郁剂好像也很令他人疑惑。这是忧郁症被冠以污名的另一种奇怪后果。他说：“我才不会上忧郁症这回事的当。”好像我和书中的人物一同共谋，博取世界更多的同情。这种偏执者我碰过好几个，至今依然令我感到困扰。不会有人对我祖母说她其实根本没有心脏病，也不会有人说皮肤癌患病率愈来愈高是大众的想象。但是忧郁症太可怕也太令人心有余悸，许多人宁愿否认有这种病，拒绝相信有人确实深陷其中。
不过，开诚布公和找麻烦是两回事。谈论忧郁症会令人讨厌，没有什么事比一个人老爱谈论自己受苦的经验更烦人。陷入忧郁时不太能控制自己，但这并不表示你非得在聊天时拼命谈忧郁症。我常听到人们说：“我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敢对精神科医师说”我觉得在鸡尾酒派对中一直重复你和医生说的话，实在是愚蠢的行为。
来自于不安全感的偏见，至今依然存在。最近我和几位友人同车，路过一家知名的医院。“喂，瞧那里，”一位友人说：“那是伊莎贝尔接受电刑的地方。”然后用左食指在耳朵旁比了个“神经病”的手势。我突然有一股冲动，于是问他伊莎贝尔到底怎么了，果然如我猜想，她是去那家医院接受电疗。“她一定很痛苦，”我说，试图以不太严肃的方法为那位可怜的女孩辩解：“想想看，被电击有多难过啊。”他大笑起来：“我有一次帮老婆修吹风机时，也差点给自己来了一次电疗。”我是很重视幽默感的人，并没有真正被他激怒，但我实在不敢想象，要是我们经过的医院是伊莎贝尔做癌症化疗的地方，他是否还有办法开这种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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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节：艰难的政策改革1
艰难的政策改革
美国国会制定的“美国残障者法案”要求提供大量残障车位c雇主不可羞辱精神障碍者。这项法案带来了难解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在神奇百忧解出版之后才被大众所知。如果因服用抗郁剂而使工作表现不太好，老板是否可以批评你如果停止服用而出现戒断症状，老板是否可以以不胜任为由将你解雇患了疾病但症状得到控制的人如果还能做某些工作，当然不应该禁止他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残酷的真相是，下半身瘫痪的人不能当操作员，胖女孩当不了超级模特。如果我雇用常常陷入忧郁的人，我也会有所顾虑。歧视c法令和忧郁症患者的缺陷会相互影响，有些部分很明显，有些部分则较不醒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不准忧郁患症者为商业目的驾驶飞机：如果飞行员要继续服抗郁剂，那他就得退休。这种规定的结果可能只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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