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4节

  使任何既定权力结构彻底丧失合法性，并进而使之垮台的捷径。因而，对人类整体之规划依然保留着，同样也是由意识形态专家们用他们的笔墨所绘就，根据对自己所能发挥的作用或注定要扮演的角色的理解，他们先是用笔勾勒轮廓，他们的社会生活领域，成为他们的画笔所汲取的色彩的源泉。曼海姆使得一个长期被遗忘了的词复活了，这是他真正创新的地方，这一创新仅仅被附加在这一规划的一个局部。虽然曼海姆在对意识形态的使用中，这个词依然保持着自拿破仑勃然大怒之后所带上的贬抑的味道，但是，他的方案可以说是对拿破仑的继承者们的反戈一击。

  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所指的，正是最初的那批意识形态专家们渴望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对抗并摧毁的东西：偏见c迷信c错误的判断c愚昧。这些使人痛苦的东西困扰着人的理解能力，并使人丧失理智的思考能力，现在，这些东西被归咎于认知角度的偏颇，是由一些集团的受到狭隘限制的c惯常的和重复的实践活动所导致的。诸如此类的偏见，在那些官僚c军人和保守政客的身上最容易被找到这些类型的行动者受到他们自己无法控制的行为模式的奴役，正是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群体生产了这些行为模式，后者倾向于根据他们的集体性回忆来构想他们眼下的任务，因而他们仍然是被他们自己的过去所控制的人。细心审视一下，曼海姆所说的集团意识的意识形态性所具有的那些特征，与拿破仑挥舞着用来证明政治家具有独一无二的统治的能力的证据所具有的那些特征，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一l一gy

  anduia，事实上可以作为国立研究院对拿破仑对他们的指责的迟到的回答。

  一种普遍性的认知视角，现在正遭到片面的并可能对对象产生曲解的其他观察视角的抗拒；普遍性的认知视角并不是没有任何观察角度，而是高高地凌驾于一切特殊的社会阶层之上，从而把所有社会阶层都看作是局部性的，它并不被局限于任何局部的日常实践，同时，它又要使日常实践显示其狭隘性，并依赖于其自身的历史。在曼海姆看来，这种“视角终结了所有其他视角”，这正是一切知识分子的一个规定性特征，也是知识阶层有教养的精英集团的规定性特征。这一特征把神圣性赋予了知识分子，后者的使命及权利是：对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进行裁决，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片面的c怀有偏见的世界观，揭示出它缺乏普遍性基础，因此，在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自身领域之外，它是无效的，在本质上，它是“不可移植的”，当面对真理的普遍性标准的时候，意识形态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曼海姆的理论重建没有为开明的独裁者留下位置。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不是为立法者们提供有用的服务，它也不是提供给立法者的顾问们使用的。在知识者与统治者之间的那道不可弥合的裂隙，在此已经被看作是组织人类社会的一种方式而被无可争议地接受，并且几乎被赋予了一种本体论的牢固基础的性质。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曼海姆的意识形态观断绝了获取权力支持的念头，意识形态概念刚刚出现的时候，就获得了权力的支持。曼海姆的知识分子依然执著地为社会秩序描绘蓝图，制定最有效地实现他们使命的方针政策；其实，现今尚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的，他们是唯一的一类。只有到现在，他们才不再把政治领袖看作是他们的普遍规划的执行者，或者，不再看作是实现这一使命的盟友或合作者。曼海姆的知识分子站得比政客们要高后者如果要保住他们的政客的身分，就永无可能达到知识分子的水平，他们是分析家，是审判者，是批判者。不是权力的知识化，而是知识能够努力成为权力性的力量。

  把曼海姆的重建工作，解释为试图复兴“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这一古老的格言，似乎是有道理的，而最初使这一格言得以成立的社会条件，在他的时代却已不复存在了。曼海姆对知识分子的颂扬，使得意识形态专家们在出谋划策时的趾高气扬和自命不凡，相形之下反显得和缓与小心谨慎了；然而，曼海姆的时代对他的趾高气扬却置若罔闻。他的同时代人既不会去颂扬德斯蒂特德特拉西，也不会去颂扬他的继承者，不会稍加留意，甚至不会为此而恼怒。并非由于曼海姆没有卡巴尼斯或沃尔内这些学者来得重要，而是由于这个由拿破仑的子孙所统治的国度，远不再是那个对技术效能缺乏信心而急于从公民美德或国民的爱国热情中去寻找它的根基的国度了。它不需要思想来使臣民服从，更有甚者，现在它相信这并非完全不合理思想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在曼海姆的时代，全景式的c训练有素的官僚制度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家行政管理的坚固的c安全的技术基础，它没有为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绝对真理”的存在，为开明独裁者的存在，留下任何余地。曼海姆对意识形态专家的遗物的修正，是古老戏剧的最后一幕，而不是一出新戏的开场。密涅瓦的猫头鹰又一次在黄昏张开了翅膀。

  然而，黄昏过后，夜晚紧接着降临，问题就在这里，曼海姆思想中的种种长处，不久便会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一代人以后，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看来与它必须揭示并批判的意识范畴一样局部化了。当需要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时候，曼海姆的理论却仅仅展示了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然而，正是他的理论，引导我们超越了立法者时代，并彻底进入了阐释者的时代。因此，我们将不得不稍后再来讨论由哲学家的意象构建起来的错综复杂的世界历史的最后阶段。

  8立法者的没落

  欧洲的文化精英的自负，也投射到了与之相近的那些人群之中，其投射的程度大小，与他们所认为的亲缘关系的远近，成严格的正比关系。于是，与他们自己的那些无知迷信的劳动阶级或乡民比较起来，以文明生活方式为特征的那个集团看起来毫无疑问是要高出一筹的。而受教育的欧洲人和未受教育的欧洲人则共同构成了一个种族，一个历史的种族，而其他的种族最多不过就是力图达到欧洲人的水准。文化精英的这种特有的自信，与其说是来源于对进步的信仰，不如说是在对自己的优越性从未遭受挫败的经验中，塑造了这种进步的观念。文化精英分子对于改造他人思想的这种传教士般的狂热，与其说是来源于他们未加批判的对人的无限的完满性的信仰，不如说是从自己在对其他群体不是对他们自己的训戒c操练c教育c疗治c惩罚和感化作用的体验中，塑造了人类本性的可塑性观念，塑造了人类本性可以接受社会的铸造和改造的思想。在面对所有其他社会群体时，文化精英群体承担了“园丁”的功能，他们的这种集体性的经历被重建为历史理论。

  正如马克思的方法论法则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钥匙，文化精英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或世界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这一部分人主导了，或他们认为主导了这个世界来权衡所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生活形式过去的，或现在的，并且把所有其他的生活形式看作是发展迟缓的c落后的c不成熟的c不完善的，或者，畸形的c残缺的c扭曲的类型，并且处在其他的诸如此类的低级发展阶段中或低级的自我认识阶段中。文化精英自己的生活形态，通常称之为“现代性”，意味着一种动荡不安的c永恒变化的历史方向；在他们看来，所有其他已知的或未知的生活形态似乎都已过时c被抛在了一边，或陷于绝境。各种互相竞争着的现代性理论，总是与一种历史理论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上，它们的立场是共同的：都把在西方世界的各个领域中发展起来的生活形式，看作在二元对立中“直接出现的”c“无特征的”一方，世界的其他地方和其他的历史时代相对而言则成为有问题的c“特殊的”一方，后者之所以能够被理解，不过是因为它们不同于被认为是常态的西方模式。这里，差异首先被认为是一系列的缺乏缺乏作为进入最先进时代的必不可少的那些特征。

  我们已经探讨了现代性的诸理论形态的一个方面：把历史看作是les

  eres的永不止息的进步，看作是一场最终能够胜利凯旋的艰难的战斗，看作是一场理智反对情感或动物本能c科学反对宗教与巫术c真理反对偏见c正确知识反对迷信c反思反对无批判之生活c合理性反对情感的作用及习惯统治的斗争。在它的理论化的形态中，现代首先把自己界定为理智与理性的王国，相应地，把其他的生活方式看作是这两种东西的缺乏。这是在为现代性进行自我定义的理论形态中首要的c基本的方面，也是那些为现代性进行理论建构的人最极力强调的方面，显而易见的也是最受他们欣赏的那个方面。要知道，这一定义毕竟把这些理论的塑造者自身放到了掌握历史杠杆的地位上，并在本质上使他们成为历史变迁的最重要和最有力的发言人。我们还记得，这种理论已内在于les

  phil一phes的思想中，在孔多塞和其他意识形态专家的著作中已有全面的表述；经过孔德的整理，它已成为辉格党人的历史观的基本教条和必然框架；在韦伯的那种把历史等同于理性化进程的思想中，在他的把现代社会看作是与过去的一种根本断裂的思想中人们从这一断裂中看到的是，过去首先意味着非理性行为的漫长统治，这种历史理论发展到了它的巅峰，得到了最为透彻的阐发。

  最近，马歇尔伯曼在对现代性的造诣颇深的杰出研究中提示我们：在马克思看来，在这个时代，“一切可靠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一切神圣之物都遭到亵渎”，在这个时代，发展日新月异，物质财富的数量在增长，人类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在提高，人类的创造潜力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曾经受到压制和阻碍，而在我们的时代，人类摆脱了所有的限制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获得了全面的解放。马克思认为，这一切首先是由于征服自然的物质手段的突然迸发，以及人类拥有了运用这些手段的能力和意愿；其次是由于建立了人类生产力的新的制度：个人的生产活动被节奏化，形成为固定的程序，相互合作，服从于一个有目的的规划，被监控并被委以操作工具之责任，由此，工具力量的发挥不再受到它的微不足道的所有者的有限能力视野的限制。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将最终抛弃极少数残存的对征服自然的运用手段的限制；他强调，生产工具已经具有“社会性”，而所有权的私人性质，无论范围多广，都是缺乏普遍性的，后者将是最后一种被消解的“可靠性”。那时，“人类自由”标志是，首先从必然性的需要中获得解放，其次从大自然中获得解放将获得实现。

  当然，并非所有的理论都无保留地颂扬现代性。尤其快到19世纪末的时候，现代的种种现象看起来可以说是福祸参半。人类成就巨大，这是勿庸置疑的，但代价也是很高的，或许可以说代价巨大。在文化精英看来，预想之中的理性王国实现的进程正在放慢，这已愈来愈明显。更要紧的是，理性王国究竟是否会到来，这一点已开始变得不那么明确了。理性王国其实从来都意味着它的代言人的统治。现在这种统治变得愈来愈遥远，愈来愈少可能性。人类并没有变得更富于人性，也就是说，不是那些更具有人性的人，而是其他的一些类型的人，在规划着社会秩序，并负责规划的实施，“被启蒙的”那一部分人的权力在日益增长，而启蒙者的地位也愈来愈趋于中心，两者的联合却已破裂。理论染上了一层戏剧性的色彩，历史进步的形象愈来愈使人回想起希腊的悲剧，在希腊的悲剧中，牺牲是一切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因牺牲而遭受的痛苦，其程度恰如成功所带来的喜悦。

  尼采及他的追随者所讲的浮士德类型，是在现代意象中被塑造出来的，浮士德类型的人自豪于他的权力和卓越，视他人为草芥。但浮士德类型的人不同于他的哲学前辈或创业者们，他们不再任意地将他们的那种自信与精神或物质进步的不可动摇的无所不在的力量挂起钩来，他不得不肩负起实现现代性的使命，这是人类的最伟大的成就。浮士德类型的人既不是古典主义者，也不是实证主义者，而是浪漫主义者；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历史的创造者；他必须排除万难去创造历史，必须迫使历史服从他的意志，而不是指望历史注定会自己屈服。辉格党的奉承者们依然把历史看作是一场凯旋：探险c勇气c洞见c博学c敏锐对盲从c怯懦c迷信c混乱c愚昧的胜利。但现在胜利已经是难以保证了尤其是产生了在那些似乎注定将要成为胜利者的意料之外的力量。正如所有的战争，这场战争的代价将是高昂的。在一切征服中，有胜利者也有牺牲者。浮士德类型的人必须让自己接受这种必然：他必须踏着弱者的尸体前进。他之为浮士德，端视其所为。

  现代性的另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弗洛伊德提出的。这一观点将现代描绘成“现实原则”reality

  prciple对“快乐原则”pleasure

  prciple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其结果是，这一时代的人把他的一部分自由与快乐换取某种程度上的安全，这个时代的基础是清洁卫生c洁身自好c太平无事的环境。这种交换或许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它是对“自然”冲动进行压抑c对人的行为模式进行强制的产物，这种模式与人类的易感性不调和，且只能给本能和激情提供变相的发泄渠道。压抑的痛苦在心灵留下难以治愈的创伤。精神方面的疾病和神经疾病的更趋频繁是现代性的代价，文明播种了反对自己的种子，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造成永恒的潜在或公开的冲突。

  文明及其不满civilisati一n

  anditsdisntent面世后不久，在这本书引发的广泛而深远的震荡和推崇的声浪中，青年诺贝特埃利亚斯决定膺服弗洛伊德的假说，以它们作为一种直觉形式和理想类型来指导历史研究。埃利亚斯的决定导致了名著文明的进程civilisg

  的诞生，该书对许多从未被研究过的始终被冷落的原始材料进行了研究，从此，“日常生活”进入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埃利亚斯开辟了社会史研究的新天地。埃利亚斯证明，弗洛伊德从成熟了的现代性的本质中推论得出的“压抑本能”，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进程，这一进程发生在特定的时间c场所和社会结构当中。埃利亚斯的杰出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成果，其中之一便是认为，文明进程获得胜利的顶点乃在这一个历史时刻：对自然本能的压抑已经被忘却，最新引入的行为模式被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合理性的合法证明，历史的生活形态完全被“自然化”。埃利亚斯对于文明进程的阐释，从根本上说是直接攻击了韦伯的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化时代的辉格党人的观点。产生并维持现代社会的力量，已不再被理性所认同。然而，其成就之本质的进步性，也不再被质疑。

  齐美尔对都市社会的观点，充满了对现代性的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他的观点与稍后的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创造性洞见的阐释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双重交织是对悲剧性的一种生动写照无法化解的矛盾辩证地缠绕在一起：绝对仅仅在个人及其遭遇的独特性中展示自身，永恒隐身于瞬间即逝的事件背后，常态隐身于唯一性的背后。最重要的是，现代性的戏剧性来自于“文化的悲剧”，来自于人类缺乏消化吸收因精神创造力的解放所产生的过量的文化产品的能力。文化的进程一旦启动，便获得自身的推动力，发展出自己的逻辑，并成倍成倍地生产出新的现实，后者在个人看来，是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它是如此地强大，如此地难以接近，从而根本无法“重新掌握它”。对象化的文化的丰富，导致人类个体文化的贫乏，个人现在根据一iahabentes，nihil

  p一ssidentes的原则行动正如京特s斯滕特把圣方济各的著名原则颠倒过来那样。对对象化客体的疯狂的追求，恰恰使得重新恢复已丧失意义的努力成为徒劳。齐美尔哀叹“非普遍性的知识分子”partial

  tellectuals的降生这个术语后来是由福柯提出的，哀叹一个时代的逝去，在这个时代里，那本渊博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ciples

  一fp一liticalen一成为当时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的共同财产，并受到诸如狄更斯或罗斯金等“非专业人士”的广泛评论。这种对现代性的看法，来自于大都市知识分子的视角，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是作为lesphil一phes遗产的那种角色能够延续下去，然而现在的状况使这种延续几乎不可能，而且这种状况恰恰是哲学家遗产的巨大成功所导致的。

  以上阐述极其概括和简单化，所谓传统的或古典的对现代性的看法并没有包含在这里，后者拥有广泛的信徒且对公众意识有着巨大影响。这些看法之间彼此存在差异，甚至有时还尖锐对立。几十年来，差异与对立遮蔽了其间的共同性，支配着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战。不过近几年来，由于采用了一种新的认知视角，这些差异才开始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以被看作是发生在一个家族内部的口角。另一方面，新视角恰恰使在那些显然相互对抗的观点之间的密切的亲缘关系变得突出了，现阶段的讨论已倾向于淡化它们之间的差异。

  至少有三个共同特点使它们联结成为一个共同的家族。

  首先，以上所枚举的所有的观点，以及当代其他可以想象的不同观点或它们的各种理论变种中的绝大部分，不管是明确的，还是含蓄的，都认为现代性意味着或导致了无法挽回的特征变迁。在衡量现代社会有关的生活形态之善恶的时候，它们或许能够持一种热忱的c苛刻的或直言不讳的批判态度，然而它们几乎从不会质疑现代性之“优越性”，后者使被它所取代的前现代处于隶属的c边缘的c被驱逐的或被消灭的状态。没有一种观点即使有也不是出自内在的原因对现代性的在本质上的统治怀有疑问，绝大多数的观点认为这种统治是必然的这里所谓的必然不是在决定论意义上的，也不是说现代性的来临是历史的必然，它的意思是，现代性一旦出现于世界的某一地方，那么，它的统治或它的普遍化是不可阻挡的。把现代性看作是这一个发展的顶点，激发了采用描绘或估量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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