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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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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斯认为在这种网格中可以捕捉到现代主义艺术的最基本特征；克劳斯证明，典型的网格结构在前现代绘画中是缺乏的这表明了与过去的决裂，在前现代的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存在的这表明了与社会的决裂，是艺术取得自主权的宣言。即使对前一主张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么，后一主张似乎也是出于一种误解。事实上，在现代绘画中的网格可以被解释为最基本的和最一贯的努力，以图用艺术这一媒介来捕捉和表现社会的基本现实，它可以被看作是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用心分析所得之产物。列维－斯特劳斯在解读naiara人的饰物时，把他们的饰物看作是对权威结构的真实情况的一种潜意识的表达，这种表达也有其他的方式，如隐身于神话的烟幕背后。在现代绘画中，作为一种充分意识到的科学分析的可论证的结果，网格解读了体现在划分c分类c归类c归档c排序和关联这一些活动中的现代权威的作用。现代艺术的自我意识完全集中于自身的媒介与技术，这种媒介与技术是其工作的至关重要的或唯一的主题，也是它的职责的至关重要的或唯一的范围，现代艺术受到它的这种关切及其自主性的困扰，几乎不可能割断与现代之zeitist的联系；它完全地并且全身心地参与到这一时代的对真理c对科学分析方法的探索活动中，并且同样坚信现实能够并且应该置于理性控制之下。现代主义艺术家与作为其分析家和评论家的知识分子持的是同样的调门。他们用自己所驾轻就熟的东西来回应分析家和评论家们，他们习惯于通过他们的训练和传承下来的体制化的美学来从事活动。那些分析家和评论家发现，许多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意味着一种困惑不过他们知道，对此有办法解决，他们能找到这一解决方法的途径。

  另一方面，体现于后现代艺术中的困惑，确确实实难倒了那些分析家们。在新的发展面前束手无措c迷失方向的感觉，来源于以下这种稳妥可靠的信念的丧失：新的只是在同一东西上增添一点，新的形式只是在惯常形式上的增加，这种新形式从陌生到习以为常，并为人的理智所把握，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为完成这一工作，可资利用的手段是足够的，同时，运用这些手段的知识也是充分的。换句话说，不安来源于那些分析家们没有能力履行他们的传统职责，来源于他们这一社会角色的基础现在看来受到威胁。对于到今天为止的他们的社会职能，霍华德s贝克作了简明扼要的阐发：“美学家不只是想把事物分门别类，放入有用的范畴中去而且还要把有价值的东西从没有价值的东西中区分出来，并使之明确无误这一工作就是分配荣誉头衔，从它的逻辑出发，就要求剔除某些东西，因为并非可以想象得到的每一种东西或活动，都可以被授予某种专门的荣誉头衔。”

  实际上，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在整个摩登时代包括现代主义时期，美学家们依然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和艺术判断领域大约如此，这是从今天回过头去看的结果，且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状况比较而言。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意味着作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在美学领域，知识分子权力看来尤其未曾遭到质疑，事实上可以说他们垄断了控制这个领域的权力。至少在西方，没有其他哪种权力试图干预那些“博学多识者”的判断。

  确实，教养良好c经验丰富c气质高贵c趣味优雅的精英人物，拥有提供有约束力的审美判断c区分价值与非价值或非艺术判断的权力，他们的权力往往在当他们的评判或实践的权威遭到挑战从而引战的时候体现出来。有教养者的权威并且，尽管是间接的然而最重要的是，赋予了权威性的教育能力，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的表现方式，而只能通过对于它的对立面的解释：与其对立的任何反对者的自命不凡是没有任何根基的，他们的品位缺乏任何合理性，他们的选择是不正确的；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方式。艺术王国的统治精英们总要有他们的对手，这些对手是他们的统治对象，对手的存在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必要性c合法性，他们的对手就是：庸众。用贡布里希的话来说：

  在16c17世纪的严格的等级制社会中准确地说，应该是在这些世纪的旧等级制正处在瓦解的状况中作者按，“平庸”与“高贵”之间的对立成为审美批评的首要话题他们相信，在众多模式中的某一些形式是“真正”庸俗的，因为这些形式取悦于下层民众，而另一些生来就是高贵的，因为只有那些具有高雅趣味的人才能够欣赏它们。

  早期论争的要点在于需要对旧等级制进行重新界定这种旧的等级制行将丧失其政治和经济的传统的基础，以更适应于正在形成中的权威结构，但“高贵”与“平庸”之间的差异，相对而言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和勿庸置疑的。以后，随着一个日益膨胀的中产阶级的出现，随着其人数与购买力的不断增长，从而淡化了原先稳妥的二元对立的意识，于是问题便变得愈来愈复杂了。中产阶级既不粗野，也不优雅，既没有蒙昧到无知的程度，也没有修身养性达到精英自许的那种标准，既不会把艺术拱手让给更优秀者，也没有能力对艺术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中产阶级马上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这些因素对判断等级制度的存在，对受审美训练之精英的权威性，构成了威胁。无怪乎精英对中产阶级用其所有的最致命的毒箭进行攻击。

  “庸众”依然是一个贬义词，但其内涵发生了变化；现在它指的是那些小市民petty

  b一ur一isc市侩，这是一些敢于在实践中作出自己的审美判断的中产阶级，他们在所提供的文化产品中进行选择，但对美学家的权威却一无所知。中产阶级把知识权力与金钱权力等量齐观；如果由他们自己来作判断，可以想象，他们会掏空知识权力，并使关于品位的理论判断失效，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便不会受到任何挑战。正是这种对实践中的文化选择的另一种标准的引入，被知识分子精英看作是对他们权力的威胁。用布尔迪厄的话说：

  小市民与文化的关系，他们的那种使他们所接触的一切“肤浅化”的力量，不是他们的“本性”，而是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这就好像失火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把眼光转向“救火者”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正统的文化并非是为他而创造的，所以，他也不是为了文化而活着；只要他把某一文化产品据为已有，这一文化产品就不再是文化的了

  也就是说，只要文化消费者作出他自己的选择正是出于这一理由，他已经被贴上了“庸众”c“市侩”，或，事实上的“小市民”的标签了。正是这种艺术判断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就精英的判断而言的激起了愤怒与谴责。

  在摩登时代的大多数时期中，这样的愤怒与谴责是卓有成效的，在面临真正的或推测的攻击时，它们确实维护了精英判断的优越性。卓有成效的原因在于，它们最终被那些为精英所攻击的受害者们内化了teri一rized。这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良知，害怕“庸俗”，害怕缺乏审美能力，成为中产阶级的“艺术的自我”这一“被征服的城池的守卫者”，成为精英统治的最可靠的卫兵。怀利赛弗对这一内化过程作了精辟的描述：

  19世纪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他们必然会贬抑古老礼俗，他们是一个对文化不满的阶级，就像我们今天的那些发迹了的“工人”一样。伴随着这些市侩们的发迹过程，他们在文化上忧心忡忡，忧虑表现在所有令人尴尬的对于庸俗的看法当中，后者成为上层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个范畴麦考利直言不讳用“市侩”称呼他们附带说一句，麦考利的这个词带有贬义，但与伊波利特泰纳的“正是那种残忍与粗鄙的肆无忌惮”把“愚昧与无知从他们的无足轻重的情感中解放出来”的话相比，或与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平庸的心智知道如何使它自己平庸，它必然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这些权利强加于它所到之处”的话相比，看上去要柔和得多，不怎么伤人作者按。在维多利亚时代，对于庸俗的忧虑是对成功的一种惩罚。成功人士必须是“优雅的”。

  精英对庸俗的暴发户的鄙视与不屑，仍然没有弱化，衡量“优雅”的标准则提高了，这样，昨天的那些暴发户们发现，要缓和口气，说“我已达到了这个标准”，更加困难了。但是，现代社会的总体结构具有对教育c真理c科学和理性的内在崇拜以及对表述这些价值的权威者的尊敬，保证了一种机制的存在，这种机制能够吸收和消解对精英判断的潜在威胁。对于所有实践意图和目的而言，精妙复杂的审美判断的优越地位，从未在实践中遭到质疑，不过，它经常遭到怨恨或被忽视。波德莱尔坚持“凡是美的和高贵的，都是理性和思想的结果”，坚持“善永远是某一类艺术的产物”，表明波德莱尔是一位最深刻的现代性思想家，是一位固守权威的美学家和知识的传道者。

  正是这种权威，现在陷于困境；作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假设前提，它开始进入了理论探讨的核心，这恰恰是因为它在实践中的无效。以下几个方面突然变得非常清晰了：审美判断的有效性依赖于它所诞生的“位所”site，权威性是属于这个位所的；这个陷于疑问中的权威，并不是这个位所的“天然的”c不可剥夺的财产，而是随着这个位所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这个位所则是处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结构当中；传统上的由美学家艺术领域中的知识分子专家保藏这个位所的权威性，已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

  在艺术专家看来，用传统方式表述的审美判断所谓传统方式，既关涉到知识的既定内容，亦关涉到既定程序，此两者体现为自我繁衍的话语及其特权成员，显然没有能力起着一种自我论证的作用，从而重新导致了一种混乱状况。在本质上，这种混乱是一种我们无法预知，无法改变，无法控制的事态。哈桑说，现代主义“创造了它自己的权威形式”简言之，由职业美学家稳固地把持着，而后现代主义则“趋向于一种无序状态，与那些正在崩溃的事物乃是一丘之貉”。或许在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的流行用法中还保留了一些与这个概念由汤因比提出初始意义的联系和相似之处，这就是把它作为非理性c混乱与危险的不确定性的同义词。

  在哲学家看来，这样的一种正处于混乱状态之中的艺术，首先意味着在制作某一种“艺术作品”时的各种参与要素的内在的“不纯性”，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可能通过一种由哲学家自己完全垄断的关于现象的陈述，以区分艺术与非艺术，或者，区分优秀艺术与拙劣艺术。不纯性首先是因为“文化消费”的急剧膨胀，这就使哲学家陷入深深的疑惑之中，因为“大众文化”的产生这是一种遭到贬抑的低级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庸人与市侩占了上风，及其不可避免的伴生物艺术品市场，被加上了它自己的实践判断标准，并诞生了它自己的权威性位所。哲学家们自然渴望一种有效的“具有威望的理论”the一ry一f

  reputati一n，说得更精确一点，渴望一种遵循并倾向于自我证明的理论，根据霍华德s贝克的说法，这一理论应该涵有以下几项内容：“1具有特殊天赋的人。2创造出异常美好与深刻的作品。3作品表达了丰富的人类情感和文化价值。4作品的独特品质证明了它的创造者的特殊天赋，同时，他的已经广为人知的天赋证明了他的作品的特殊品质。”当然，这一方案是以“美”c“深刻”c“价值”等这样一些概念为核心的，所有这些概念都假设了理论家的垄断性的权能；这种具有威望的理论重申并再造了理论家的权威性。问题在于，按照上述几项所建立起来的具有威望的理论在今天的实践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贝克指出，事实上，“艺术家c作品及其他东西的威望来源于艺术市场的集体活动”。如果说完全如此，有人会反对。但是，即使这仅仅是一个特例，只要对威望进行分配的艺术市场，对理论家自身多少是严格地关闭着的，那么，对后者来说，“艺术市场活动”的作用依然是无形的，无法为他们所看到。一旦理论家丧失了对作品进行“对象化的”c“疏离化”的控制，丧失了使之成为v一rhanden细察及反思之对象的控制，那么，这种作用便昭然若揭了。

  对于在这赋予威望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新的状况，贝克的回答是提出一种艺术的制度理论stituti一nal

  the一ry一fart，在这一理论中，他把这一新的现实归咎于另一些权威位所的出现，它们是混杂的c非哲学的c非美学的，如：美术馆c艺术收藏家c媒体舆论c消费者自身。他希望这一理论能够解决这个令人困惑的谜团，即是什么因素使一个作品成为一件艺术品，使一个创作者成为一个艺术家。然而，他补充道，“哲学家渴望能够非常明确地对艺术与非艺术作出判定，在这里的制度理论中，这种渴望无法得到满足”。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毕竟这一理论指出了“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仅仅靠界定或舆论而成为艺术品，因为并非所有的东西都符合艺术市场的公认的通行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除了命名之外，我们还能做更多的事情以使一样东西成为一件艺术品”。

  好吧，坦率地说，艺术的制度理论正如其他价值领域的制度理论一样听上去是在为哲学家统治的梦想敲响了丧钟。取绝对法则而代之的，是作为整体的“舆论一律”，只有哲学家才有权利，且有能力操纵绝对法则，而“舆论一律”则捉摸不定，难以把握，无法预测。确实，哲学家过去通常对舆论持支持的态度，寻求意见的一致，是哲学家自身的话语活动的不成文的c普遍存在的无声的前提假设。哲学家终究是在以下这个假设的基础上从事活动的：辩论准确地说，这是哲学家自己的活动形式的胜负除了论证本身的力量之外，没有其他的理由，因此，意见一致必然是成功的唯一标准。新的问题并不在于共识具有权威性，而是在于现在的这种拥有对威望进行分配之权威的舆论一律，不再是哲学家之间的意见一致。从其他的一些非哲学领域来的赞同意见，也是随时可获得的，当然，这种赞同的获得决不仅仅是由于论证本身的力量。玛西娅米尤尔德伊顿本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艺术理论家们为适应这种使人困惑和忧虑的权威性共识的新形式而做的许多富有价值的努力的极好范例。她得出的结论是，“被认为是艺术品的东西，必须经受某种方式的讨论”；她承认，进行“讨论”的“我们”不同于传统的那些从事讨论的专家也是“社会的c文化的c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中的成员”；她努力去寻找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些规范，这些规范使多样化“成员”之间达到一致成为可能，而且，这些规范能够使一个具有渊博学识的人用最低限度的确定性知识作出一个艺术评价；她用这样的一句话总结了她的探索及其著作：“如果罗伯塔彼得在她今晚举行的音乐会上像麋鹿一样地叫，这也算唱歌吗或许我们可以等待明天的评论来回答这个问题。”

  之所以花了许多时间来讨论艺术状况，不仅是因为我们对于进入一个后现代的时代的感受首先要归因于“美学”领域的知识分子，而且，花如此长的篇幅来讨论这个枝节问题，还出于对如下事实并非首次出现的考虑：正是在艺术领域和艺术批评中，在知识分子世界及其所从事的工作中，一场范围广泛的调整似乎正在开始。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在传统上，没有哪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如此不曾遭受到非知识分子权威的干预，从而知识分子权威在此处是如此地完善和不可置疑。与其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活动领域中的薄弱部位，不如说这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世界是知识分子活动领域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防御工事中最坚固的地方事实上，正当我们在与那些受其他世俗权力控制的社会实践领域进行斗争的时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艺术领域是一个辉煌的而又独一无二的范例。因而，对后现代状况的震撼的感受，乃是深入肺腑的，震撼所到之处，剧烈变化便发生了，根深蒂固的神话被颠覆了。因而，在普遍的不安感与重新讨论传统知识分子活动策略的迫切要求中可以用后现代危机一词来描述，或更准确地说，其中隐含着后现代危机，我们对知识世界的整个反应机制，认识得更清楚了。

  如果说，有关趣味的判断康德称为“不受利益影响的”，意味着仅仅服从于理性占据着围绕着立法者意象而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活动领域的中心，那么，我们就可以料想，在知识分子的其他活动领域中，愈是靠近这一中心，愈是刻骨铭心地感受到后现代的震撼。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了现实。除了美学领域，受到后现代挑战的影响最明显的，是那些与真理c确定性和相对主义问题有关的哲学话语，以及涉及社会组织原理的那些领域。通常，这些话语为已经由既存的等级制权力所构造起来的社会现实提供合法性，然而，只要这种结构丝毫未损且没有遭到任何威胁，那么，在合法性legiticy与立法legistg这两种表述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今天，等级制既非毫发无损，亦非不受威胁。一旦设想的合法化的立法权力的理据遭到侵蚀，合法化实践与立法活动突然间便显得相去甚远。当我们感到论证不再具有任何的立法能力，当我们感到在多元生活方式和多元真理观背后存在着多种权力，在这种多元性里面，没有什么可以使其成为更低劣的，从而也无法使它向那种论证其低劣性的理论屈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够通过讨论某一个问题来支持或反对某一种生活方式呢两个世纪以来的对于确定性的哲学探索，对于完美性以及“善的生活”的普遍标准的哲学探索，突然间显得是徒劳无益的。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不喜欢这一探索本身把我们所带到的那个领地，相反，这意味着其他人拒绝这些标准，拒绝追随我们，这才是令人堪忧的，这促使我们寻求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旋律，以使我们依然可以高歌猛进。如果我们希望保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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