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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6节

  虽已贵为天朝大臣,但西崽情意结不退,当时就屏声静息,瞪起圆眼,打算目睹盛况;于是乎大批舞娘登台,左扭右扭,前扭后扭,十分热闹,可是我却一直觉得眼熟得很,好像啥地方见过;正在迟疑,洋女唱起来啦,词曰:“一更里,大门开,小妹妹绣房等郎来。”噫,这不是柏杨先生家乡打牙牌小调乎而她们跳的不也是凤阳花鼓乎怪不得面善面善。在场的中国观众,只好端出严肃表情,以掩饰内心的微笑,柏杨夫人却噗哧一声,口沫四溅。纽约时报记者立刻访问曰:“夫人,觉得不对劲呀”柏杨夫人答曰:“非也,非也,贵国土风舞集各国之精华,步法音乐,均有异禀,为世界最有教育意义的舞蹈之一。”按,这话是这次亚展时,一位日本导演对台湾记者说的,柏杨夫人不过套而用之,便把该夷搞得喜笑颜开,真聪明绝顶者也。

  中国人在国际性场合中,挑明地要跳中国舞,就应该跳中国舞。我们民族舞蹈提倡了十几年,年年有比赛,处处有学堂,就是赌一块钱,我也不相信全部都是日本舞搬家,难道没有一个舞是纯中国的乎,即令没有,临时编也编得出来,可能编的不好,可能演出效果不佳,但总不能说不是中国的也。如今竟选出来一个打牙牌,不但日本人龇牙,连韩国c马来西亚也得龇牙。如果这种行为是故意的,故意让夷人龇牙,以便把他们活活龇死,当然没啥可说。如果这种行为不是故意的,我们就要问啦,为啥如此低能嗟夫,所有贻笑国际,腾笑万邦,都是这样制造出来的也。

  另一个砸锅的事件发生在大会上,报上已有详细报导,那就是贵宾席上竟坐满了酒女,世界上也只有台湾有这种杰出现象。不过这倒跟亚展当局无关,盖时代风气如此,酒女出现贵宾席,还是小事哩,如果再仔细研究研究,恐怕谁都会冷了半截。随便举个例子吧,中国小姐第二届选拔之时,不是在台北国际学舍举办乎有个姓彭的奇大之官焉,由其当差的手执赠券,像押解犯人似的,把他押解前往,见了熟人,还含笑点头,以示民主,可是在门口却被挡住啦,他阁下只有两张票,却硬要进四个人,收票的家伙如果有柏杨先生这种学问,他的官既如此之奇大,不要说四个人啦,就是四只狗我都照放,偏偏这年头没学问的人太多,竟敢据理力争,硬是不肯,该官大概认为有损尊严,勃然大怒,原来的狰狞面目出笼,把票一撕,掉头而去。

  骄其妻妾

  所以说,无论啥育乐性的晚会,发票送票,成了第一等学问。学问大的,晚会结束后,人人称赞,皆大欢喜。学问小的,恐怕还没有等到开演,老板就教他卷铺盖。即令不这么严重,却也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他至少已种下了卷铺盖的种子,现在虽不马上卷,将来终有一天卷也。

  有些畸形人,不但送票的人明知道他不会去看,就是畸形人自己也知道自己决不会去看,可是你不能不把最好的票,惶恐送上;否则的话,就是瞧他不起,夫民族的自尊越是颓败,个人的自卑则越是强烈。以台湾官坛的畸形人而论,恐怕是世界上最奇异的动物之一,而他们的补偿要求,因之也最迫切,几乎天天都在提心吊胆,惟恐有谁没把他看到眼里。你不送票给他试试,第二天开“项目小组”时,他准宣传:“际此军民枕戈待旦之际,反攻大陆前夕,是何居心,天良安在”如果你送的是三十排以后的座位,那比不送还糟;不送的话,必要时还可假装忘啦,在他面前痛哭流涕,以示该死,还有挽回一点局面的希望,如果真的送了后座之票,连“忘啦”的借口都找不出,那算糟到了底。

  这就是孟轲先生说的那种“骄其妻妾”的小儿科心理,他因没有送他票而暗下毒手,并不是他重视晚会和重视票,而是他重视别人瞧他起,或瞧他不起,所以只要真的送了上去,他就兴喷喷而喜洋洋矣,自然不会真往一观。盖一曰:他阁下太忙。忙确实是忙,有开会忙焉,有应酬忙焉,有被更大一号的老板叫去骂之训之忙焉,有抱着酒女捞女或其他名女人喊娘喊姐忙焉。二曰:他阁下根本没有那种境界。有些道貌岸然,请他去听听黄梅调,他能接受;请他去听听交响乐,恐怕还不如在他屁眼里塞一根萝卜。

  问题是,不去虽然不去,票还是要照送。呜呼,一旦票至,看他那股得意之状吧,柏杨先生为了想看亚展,怎么奔走都弄不到一张票,偶去拜访一位老友,该老友这几年和高阶层颇有一手,官崽们嗅觉特别灵感,就也送了他几张,票是我刚落座时送到的,他昂起尊脸,徐徐打开。我紧张曰:“是啥子票”他作不在乎状曰:“亚展的票。”接着其词若有憾焉曰:“我哪有工夫去看那些臭女人,前天打狗脱死迷死已邀定请我吃咖啡啦,顺便还要谈谈小儿入美国籍的事。嘿,阿兰,拿去跟隔壁那个阿玉看吧,你不是喜欢凌波乎”我正要阻拦,阿兰女士已笑嘻嘻地接了过去,转身而飞矣。

  大概是一九五六年,那时候台北三军球场还在,中华口琴会曾举办了一个口琴合奏晚会。开演之前,总指挥王庆辉先生照例向司令台一鞠躬。三军球场的司令台等于中山堂的贵宾席,当时也是鸦鸦乌一片,挤满了泼皮顽童。他们既不听口琴,当然也不管有人鞠躬。有的手执棒冰,望天大嚼。有的跳来跳去,捉其迷藏,木屐呱哒之声,连火车站都听得见。有的挤在一起,高唱“红灯绿灯各色灯”,其声嘶哑,惨不忍闻。其中一部分固是成人,但露胸搓泥者有之,用尊手捏脚者有之,捏到痒处龇牙咧嘴者更有之。身旁一个老头叹曰:“让总指挥向他们敬礼,真是作孽。”事后问过主办人,埋怨之曰:“你们怎么弄些小孩子上去乎”谁知道主办人比我这个发问的人气还大,号曰:“是龟儿子弄些小孩子上去的。”盖他们送的票全都是大头目,谁知道大头目不去,却转送给他们的司机三轮车夫,和送煤球的小子啦。

  洋大人看歌剧,都是穿礼服的,而且除非有特别事情,很少中途离场。我们要达到这种境界,恐怕不太容易。但有一件最容易的事,不必靠外力,只靠一念之间就可办到的,那就是,晚会之类的票,达官贵人似乎应该想一想,既然有那么一种分量,使得发票单位不得不送,祖坟上已经冒了青烟啦,面子上也很够啦。自己去看,当然更妙,自己不去看,最好附一封信退回。人性多一点的,不妨在信上说两句客气致谢的话。官性多一点的,不附信退回。即令伟大过度,不肯主动退回,也没有关系,扔到字纸篓里可矣。即令转送亲友,至少应做到一点,转送的对象应该选择选择,好比吧,有一天焉,柏杨先生正在尊府拍你的马屁,把你拍得舒服非凡,恰巧送来两张国际性钢琴演奏会赠券,你就顺手转送给我,以示你有办法呀有办法,届时我偕老妻,蓬头垢面,拖了双破鞋,臭袜之味四溢,贼头贼脑,坐在诸位外国使节之间,试想丢的不是国家之人乎

  我们家乡有句俗话曰:“不拉屎,占毛坑。”占毛坑还算高级的。而让毛坑时,不让给那些快要拉到裤子里的,却让给也是根本不拉屎的,那才是混蛋加生蛆。我敢和你赌一块钱,这种人下辈子再生为人时,一定没有屁眼,乃乱占毛坑,只蹲不拉之报也。至于像二届中国小姐选拔时,在门口撕票跺脚的那位彭姓的,其尊臀更伸出坑外,还要霸占别人的毛坑哩,他下辈子不但没有屁眼,恐怕连肚脐眼都不会有也。柏老按:“晚会”这玩艺儿,热闹了二十余年,在一九七○年代后期,似乎已销声匿迹。八○年代之后的读者老爷,恐怕已弄不清怎么回事,无法想像当日盛况矣。

  希特拉

  人类自从有了货币,也就是说,自从有了钱,就有了银行,不过名称和组织不同罢啦。犹太人以放高利贷闻名于世,西洋一提犹太人,就马上想起来可怕的“臭虫式利息”,臭虫在台湾是绝了种的有一阵子好像电影院有过,中国人恐怕已经忘记它阁下啦,据说臭虫先生的繁殖率十分惊人,把一位男臭虫和一位女臭虫放在一起,一会工夫,就如三字经上说的“父而子,子而孙,至曾孙,又玄孙”盖弟兄姐妹互相交配,一窝下来就是几百,两天一代吧动物学专家千万别抬杠,一月工夫,就满坑满谷矣。犹太朋友借给你阁下十块钱,利息本已高得够你皮肉发紧,而利息再算利息,一年以后,你把被子卖掉都还不起他。所以西洋各国,一提起反犹,无不大喜若狂;而在中国便反不起来,盖我们没有切身痛苦也。

  ──说起犹太,忍不住要插一句嘴,台北统一饭店的经理,就是一位犹太老爷,此公是德国籍的,我想任何一个洋大人都可瞧不起中国人,惟有德国籍的犹太人,似乎没有资格。报上载,立法委员阿不都拉先生在统一饭店脱掉上衣跳舞,该犹太大发虎威,把盘子端了去;而且经常指使一些西崽,殴打一些有自尊心的中国籍侍者;好像这天下就是他的,而他就代表二十世纪文明。有一则小幽默上写着这么一个故事,某一个绝大的饭店里,侍者一不小心,摔了一个筋斗,把一碗热腾腾的罗宋汤,隆重地扣到一位绅士身上。作揖打恭的结果,绅士允许不予深究,但的衣服怎么办欤只好脱下来由侍者拿到阳台上吹干。于是乎,不久以后,经理先生大概是统一饭店该犹太的同类昂昂然走到眼前,端起嘴脸曰:“先生,对不起,我们这里是文明之地,不招待只穿衬衫的客人。”

  统一饭店的犹太所本的,似乎就是这种文明规则。只不知道他瞧一下寒暑表没有盖我们不反对衣帽整齐,而只反对他的嘴脸也。呜呼,中国的大礼服是长袍马褂,我真希望有长袍马褂的朋友,穿之前去,跳一个扭扭舞,看看该犹太再耍啥花样而菲律宾的大礼服根本就是一袭香港衫,如果该犹太是联合国秘书长,恐怕真要连菲律宾的会籍都开除了矣。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本于人类丰富的同情心,特别提醒该犹太朋友注意,以后你阁下再端客人盘子的时候,务必先看清楚。万一抬头一瞧,该客人竟是希特拉先生,你说,是继续端乎抑一声不响,回去打包袱径往集中营报到乎对啦,我建议统一饭店的中国籍员工,不妨学一句德文“希特拉万岁”,或弄张希特拉先生的玉照,闲来无事,向该犹太朋友喊上两声,或掏出来发发他思古的幽情,似乎也是一种牛黄上清丸,能帮助其头脑清醒也。

  由银行说到统一饭店,扯得太远,实在是银行和犹太不可分,每一个干银行的多少都有点犹太气质,对乎

  在我们中国,犹太人虽少,但放高利贷的朋友,却同样普遍,而且因社会的需要,不得不由个人而集体,由零星而整批。到了清王朝,遂有“钱庄”出现。夫钱庄者,大型的犹太,小型的银行也。这种钱庄,一直到一九一○年代,仍声势烜赫;柏杨先生年轻时在奉天作事,便是一直由三和票号,往家给老妻汇钱的,汇钱时,手续简单的要命,只要把银子往柜台上一放,柜台的小子就立刻笑脸相迎,先请你坐,然后一杯香茶,茶还没喝完,银票已双手送到跟前,这是自己汇的。如果托钱庄汇,他就给你一纸收据。不出三天,家信还没有发哩,老妻已来信说钱早收到啦,不但早收到啦,还早买了裹脚布啦,真是既恶心又窝心也。

  不过钱庄离现代企业化,仍有一段距离,因再大的钱庄都是家天下,家天下这玩艺儿好像麻将牌上的清一色,如果对手是一群鸭子屎,而自己手气又顺,可能清一色加双龙抱,赢得一塌糊涂。可是,小民越来懂得越多,清一色就难做矣,再加上手气发背,三十二圈下来,连壶都不开,而仍得意洋洋,照做清一色不误,他不把裤子输掉,也得把袜子输掉。

  家天下的钱庄纷纷完蛋后,代之而起的就是洋式的企业化的银行。银行的学问比钱庄大得多啦,大学堂里专门有“银行系”,研究四年都研究不完,还要到研究所再啃书本,才能略窥门径,我们当然不打算去钻这个钢板。而只是感觉到,在我们中国,银行虽取钱庄而代之,这银行焉,那银行焉,还有国营的合作金库焉,风起云涌,花样多端,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不叫银行,只是当铺而已。

  君读过橘子和枳子的故事乎这故事连三岁顽童都知道,但也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反而忽略它的严重性。据说橘子这玩艺儿,在江南时是橘子,又大又肥,又甜又润。北方佬瞧在心眼里,痒在心头,就弄一批移种到北方,好容易开花结果,正要皆大欢喜,谁晓得长出来的,样子好像橘子,却硬不是橘子,干瘪苦涩,实在难以下咽,只好称之为枳子,以免侮辱橘子的美名。

  中国自宋明两个王朝之后,一千年来的斲丧,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酱缸,不要说橘子啦,啥玩艺酱到里头,都会酱得不成东西,变成枳子还算好的,连原子弹都能变成石块也。呜呼,伊藤博文先生和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同学时,所学的都是治世强国之术,伊藤博文先生回到日本,“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七搞八搞,搞出明治维新,小小东夷,竟成为第一等强国。而辜鸿铭先生回到中国,忽咚一声,跌到酱缸里,只好当一名教书匠,度其残生。

  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朋友,看洋大人如彼之强,而中国却偏偏如此之弱,没有一个不义愤填膺,想努力奋斗一番。当初柏杨先生回国之时,也同样想“把头卖给识货的”。可是,折腾的结果,大家都被酱住,有的脑筋酱死啦,就也混水摸鱼;有的脑筋虽没有被酱死,也只好眼睁睁而干着急,偶尔哎哟哎哟,就被帽子铺掌柜的弄出各式各样的帽子,祭在头上,祭得走投无路。

  是当铺

  人生在世,锦上添花的多,雪里送炭的少,你越有办法的时候,就越有办法;越没办法的时候,就越没办法。去年一九六三有个朋友出岛考察,驾临柏府,教我给他出个主意,看能不能弄一个名誉学位,以便唬唬眼皮薄的中国同胞。我曰:“依我看来,你老哥周游世界一趟,平安归来就不错啦。”他听了甚为泄气,我曰:“名誉学位是典型的锦上添花,你如今既无赫赫之名在台湾小岛上,折腾的人人见了都鞠躬,那不算数,说了半天他还不知道你是干啥的,怎能有学位到手假如你阁下得了诺贝尔奖金,或是腰缠巨款,到了某一大学堂,捐上美金一千万元,盖个图书馆,或盖个女生宿舍,看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吧。”

  名誉学位是求名,而向银行贷款是求利,毛病都是一样的,越是需要它,它越不来,等你忽然伟大啦,不需要它啦,它反而往你怀里硬塞。胡适先生共有三十七个学位,呜呼,随便转让给柏杨先生一个,我就一辈子吃之不尽矣。美国有些政治型科学家,脑袋上的学位,能有一二百个,真是天生的铁头,不怕压烂也。而我们想出了神经病,却硬是想不到一个。向银行贷款也是一样,越是晴天,他越借给你伞,一旦大雨倾盆,正需要伞的时候,他不但不借给你伞啦,反而把已借给你,正在遮雨的伞索回。而你阁下如果手里有美金二千亿──这数目未免有点太多,可能把当铺掌柜的吓成羊癫疯;所以,不妨少一点,你阁下如果手里有美金一百万元吧,过年过节,银行老板都会请你“吃油大”──坐上席吃猪肉。平常日子,一个电话,要多少有多少,不要说教他送钱啦,就是教他送女儿他都干。

  这是银行家的本质,移到中国,变成当铺,就更为稀烂。到了最近几年,权势和家兄也插上一脚──而且是一大脚,就更不可收拾。官崽同志每每吹曰:“这个起飞啦,那个起飞啦。”我想,仔细研究研究,恐怕只有当铺才真正起了飞。

  于是乎畸形人开腔啦,说不是他乱限制呀,而是空头支票满天飞,影响银行的信誉呀。嗟夫,银行既然成了当铺,还有啥信誉的。而且即令影响信誉的话,影响的也是客户的信誉,固影响不到银行的信誉,不必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也。

  关于空头支票满天飞,跟银行开户滥不滥根本没有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限制开户就可减少空头支票的话,那么柏杨先生又有一个妙法,用此妙法,不但可以减少空头支票,而且还能根本杜绝。说出来也很稀松,只要下令所有的银行关门,岂不就根本没有空头支票乎哉。写到这里,我又有建设性的建议,孔丘先生一辈子都是主张“正名”的,为了正名,还是索性改称吧,除了交通银行外,其他银行,一律改称当铺,台湾银行改为“台湾当铺”,“华南银行”改为“华南当铺”,“第一银行”改为“第一当铺”,“合作金库”改为“合作当铺”,“土地银行”改为“土地当铺”。一味乱叫“银行”,实在有点扰乱听闻,动摇国本。

  有人说世界上最难同化的有两个民族,一是日本的大和民族,一个是中国的汉民族,这句话至少有一半是真的,凭天地良心说,日本人实在是其软如棉,而又其硬如铁,对外来的文化,吸收之快,消化之强,教人伸大拇指。当一个日本学者,他根本不需要了解任何一种外国文字,就可从事更高深的研究和更精彩的发明。盖洋大人辛辛苦苦,费了一辈子精力,才写了一本书,不出一个月,日文译本就在东京堂而皇之地出了笼。洋大人对日本这种搞法,真是又喜又恨;喜的是,自己著作在世界上迅速得到反应;恨的是,自己费了那么大劲可能他阁下为了这本书断了一条腿,而日本人却轻轻松松,顺手拈来,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哉美国有位教授,曾化了十四年功夫,在亚马逊河研究土著巫医所用的若干种特效药,回国后写了一本书,他的投资机构正想发笔大财,谁晓得只几天光景,日本译本就寄了回来,向其表示敬意。虽然气得张口结舌,却仍不能不拍个复电表示感谢。

  日本人这种吸收力和消化力,对洋大人的科学如此,对洋大人的文学也同样如此,别小看该可怜兮兮的三岛,他只要一天和外界保持联络,他就会一天走到时代的前端,而永不落伍,别人有啥,他准也有啥。美国的汽车世界第一,日本的汽车却硬挤进了美国市场,把美国佬挤得牙齿痒痒。德国的照相机世界第一,日本照相机也使德国坐卧不安。这种例子多啦,举一天都举不完。而日本人对文学欣赏的程度,也挤进世界第一流国家之列,就是去年一九六三,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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