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7节

  个人收入最多的是作家，而不是电影明星和首相大臣，在半开化的酱缸国家里，恐怕连梦都梦想不到天底下竟真有此太虚幻境也。

  日本之所以能如此飞黄腾达，完全仗着他的吸收和消化，不过这种吸收，一旦到了无处可吸收，没啥可消化的地步，也就是说，一旦发生天灾，使大日本和外界隔绝啦，事情就恐怕不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日本连露了几手，大军所指，勇不可当，尤其零式飞机，把美利坚搞得束手无策，飞行员们一听说来袭的是零式飞机，就两腿发软。可是，过了两年，就不行啦，洋大人不断有新鲜玩艺搬到战场上，而日本却仍是老一套，盖存货用光啦，余劲使尽啦，肚里空空，只好垮台。

  怪哉的是，日本虽勇于吸收，善于消化，其精髓和形式却始终不变，当然不是说一星一点都不变，而是说日本始终有他自己的一套，那是一种民族的自我警觉和自尊。在巴西移民中，日本人有他们的小小国度──日文学堂和日文报纸，仍穿他们的和服，仍敬他们的天皇神道。最使人冒火的，他们还只用日本货。

  反说西方取经part3

  东京世界运动会已闭幕了好几个月矣，而余波一直荡漾，真乃“剪不断，理还乱，是瞎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平均分配

  东京世界运动会已闭幕了好几个月矣，而余波一直荡漾，真乃“剪不断，理还乱，是瞎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最大的一个波浪是台北征信新闻报记者钱爱其先生一篇专栏。其次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刘南先生一篇检讨，再其次是那位美国女人杨传广太太发表在台北中国邮报上的一封信，再其次是“太子洗马”魏振武先生在美国愤怒地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而最后的一炮是，就在上个星期吧，记者老爷巴巴的越洋报导，说杨传广先生又发豪语说，他还要参加下届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运动会，为国争光哩。

  谈起来世界运动会，便不得不大牙发酸，我们前几天刚刚发现外交人才是内政人才的延长，其实何止外交人才是内政人才的延长体育人才也是内政人才的延长，这里用“内政”两个字似乎不太妥当，如果改成“政治”，说成“体育人才是政治人才的延长”，便差不多矣。政治人才都像今天这种模样，体育人才怎能旱地拔葱，单独的绿油油充满生机哉一个国家的总力量是平均分配的。清王朝末年，老小官崽采取的是“洋枪洋炮铁甲船”政策，认为中国没有一样不好，只不过洋枪洋炮铁甲船差劲罢啦，只要有了洋枪洋炮铁甲船，就能把洋大人打得皮破血流。结果洋枪洋炮装备起来，铁甲船也云集港口，一四年甲午之战之前，中国海军吨数占世界海军第四位，日本不过一个小鬼，给中国提鞋都不配。但是军事人才也是政治人才的延长，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去中舰上参观，只见水兵们洗的臭袜子竟晒在炮管上，而他阁下伸手往炮口里一摸，竟摸出一把灰；他就知道，这种海军，在世界上占第一位都没有用。

  国家和人体一样，不可能有一只脚特别奇妙，能把墙头踢个窟窿；也不可能有一只耳朵特别敏锐，连月球上嫦娥小姐嗲声嗲气都听得见；自然也不可能身上已经长疮出脓啦，双手却连汽车都举起来；盖四肢五官也者，仍是一体，不能分割发展也。世界上拿金牌最多的国家，其科学也最发达，教育也最普及，军力也最强大，文学也最优美，音乐也最有造诣。一个强壮的人，手指脚趾以及屁股上的细胞都是强壮的，一个发八十度高烧的老头，手固然不能抬，脚趾头总可以动动了吧，谁知道连脚趾头也不能动。

  台湾到了今天，大玩艺若原子，若钢铁，若医药，当然不必多提，就是写篇小说，唱唱歌，跳跳高，赛赛跑，打打球，掷掷铁饼标枪，完全是一两个人的事，应该没啥了吧，再也想不到连一个人可以做的事，也有问题，也样样不如人。两场世界运动会下来，丢人砸锅，一言难尽。

  洋枪洋炮铁甲船救不了国，于是畸形人又发明科学可以救国，这跟当初发明洋枪洋炮铁甲船可以救国一样，谁都不能否认，现在如果有人认为科学不重要，他不是义和团就是神经病。问题是，国家是一个总体，如果文学c音乐c电影c绘画c政治c经济c心理状态等等，都落伍十万八千里，科学怎能单独发达起来乎即令发达起来，也跟当初洋枪洋炮铁甲船发达起来一样，表面上花枝招展，好不漂亮，只可惜屁股底下没有根也。不要说一阵风能吹个筋斗，就是洋大人一咳嗽都能把它震成碎片。新竹不是有个原子炉乎原子炉是干啥的，柏杨先生弄不清楚，反正伟大得不得了就是矣，不过不要说只新竹有原子炉，纵是每个县市都有原子炉，科学也单独开不了花，结不了果。即令稍有规模，它也救不了国，一定把救国的担子压到它身上，也只有把它压成肉酱。

  这些年来，二抓牌于二抓之余，心理似乎有点变态，觉得洋大人有啥玩艺，中国必须也有啥玩艺。洋大人不是有斑马线乎咱也有斑马线，洋大人不是有原子炉乎咱也有原子炉，于是台北的斑马线成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陷阱，专门压死小民；而原子炉像一个象牙塔，远远矗立新竹郊外，一谈起经费，就叫苦连天，而该象牙之塔一草一木又都是从洋大人那里搬来的，和想当年洋枪洋炮铁甲船一草一木都是从洋大人那里搬来的一样。呜呼，搬来容易，摆在那里教人肃然起敬容易，教它发挥力量却难也难也。柏老按：写此文时，对该原子炉一无所知，对装置该炉的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更一无所知，只知该炉的经费奇缺，故有此见。想不到五年之后，兴起大狱，我努力坐牢。孙观汉先生竟对我营救十年，嗟夫。

  体育和科学同样命运，也有人叫体育救国的，叫的人理由之多，可以装一火车过两天柏杨先生发起神威，要叫“洗澡救国”啦，反正不花本钱，只要嗓门大就行，不过体育照样也不能单独地开花结果。大家都挤在酱缸里，谁都跳不出来，洋枪洋炮铁甲船固然跳不出来，斑马线原子炉也跳不出来，文学艺术照样也跳不出来；体育亦然，十年之久，好容易看中了一位杨传广先生，结果竟然大失所望。

  就在罗马世运举行过之后，我就向主管官儿作过一次建设性的建议，建议东京再开世运时，只要派两个人去就行啦，一位是杨传广先生，一位是柏杨先生。由杨传广先生负责拿金牌，由柏杨先生负责丢人现眼；分工合作，相辅相成。主管官儿竟然不肯采纳，真是可惜。时到今天，我又要作更建设性的建议啦，这次更简单明了，下届世运不是在墨西哥举行乎杨传广先生既已报销，届时只要派柏杨先生一人去就行啦，包管像往届一样的功德圆满，盖凡是别的选手──包括杨传广先生在内，所能做到的事，柏杨先生全能做到。

  立下军令状

  我说凡是过去参加世运选手所能做到的事，我都可以做到，一定有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认为我穷极生疯，吹起牛来不纳税。呜呼，柏杨先生以虚怀若谷闻名于世，谦恭下士还来不及，岂能吹牛哉等我把话再加解释，你准佩服得五体投地。好比说，浩浩荡荡一大群选手，得的不过零分，这有啥稀奇的，在我看来，得零分比母鸡下蛋都容易，何必去那么多人，只要柏杨先生一人出马就成。篮球队不是根本没有挂名乎，柏杨先生届时去场子里打两个飞腿，照样也挂不上名。自行车队不是连场地都不敢进乎，柏杨先生届时负责也连场地都不敢进。射击比赛不是枪不合格乎，这一点更易如反掌，柏杨先生去时只要带上我孙女玩的活塞气枪，就是奥委会主席，想教它合格它都不能合格。至于拳击惨败，跳栏半途而逃，那更是我的拿手，届时我不但跟选手们一样，弃权的弃权，倒地的倒地。而且还脚底抹油，逃得飞快，就是墨西哥出动全国三作牌都捉不住关于这一点，我可立下保单，如果不幸竟被捉住，再不幸拿了金牌，我就退票还洋。

  在得零分上，柏杨先生既不亚于先贤，至于丢国家人，现祖宗眼，柏杨先生也有绝对把握。有人不是大做生意，大带私货乎柏杨先生出发时，各级官崽尽可把要带要卖的东西，如蛇皮宫灯之类交下，或把要买的东西开一详单；自己觉得分量够的，不给钱也行；如果自问稍差一劲，则当场现款交易。我从墨西哥回国途中，一定路过美国c日本，包管办得教你舒舒服服。尤其是柏杨先生天生奇才，西班牙话说得比西班牙人都好，做点生意，带点私货，简直小小者焉，而且就是你教我带几位墨西哥妙龄女郎回台北跳脱衣舞再捞一笔，我都有办法。

  其他零碎节目，像见了洋人就骨头酥啦，我一样能酥。乱甩鼻涕乱吐痰啦，我一样能乱甩鼻涕乱吐痰。把中国记者当成王八蛋而把洋记者当成活宝，我尤其有这种功夫不信的话，我明天就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演给你瞧。至于大牌运动员带太太上阵，我更不会让中国同胞失望，届时柏杨夫人隆重地随侍在侧，用其小脚一拧一拧，包管洋鬼子为之失色。又至于忽然间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也能做得彻底，如果你阁下不肯放心，届时不妨说我是中国人试试，我不到法院告你一状，说你恶意诽谤才怪哩。

  反正一句话，啥丢人现眼的事，我都做得到。不但做得到，而且做得更加叫座。而且我还敢立下军令之状，假使有谁说我没有他们丢的多现的妙，我就伸出尊脖，凭你喀嚓一刀。只花百分之一的价钱就可收到百分之百丢人现眼之效，又何乐而不为乎

  关于中国选手在东京世运会中种种精彩花样，除了征信新闻钱爱其先生一篇报导外，自立晚报刘南先生，也有一篇检讨，该检讨甚长，在报上连载了半个月，把一些体坛上的二抓牌连载得七窍生烟，乃祭起各种帽子，倒转过来把刘南先生祭得头肿脸青，几乎敲饭碗而卷铺盖，其劲可谓奇猛。柏杨先鉴于前车之覆，自然不敢在此继续研究。好在该两篇大作既在报上发表过，各位畸形人的嘉言懿行，总算藏诸名山，传诸后世，读者老爷如果心脏良好，而又有兴致参观膜拜的话，不妨翻翻阅之，用不着我再炒冷饭矣。

  但当初东京世运开幕之后，一连串泄气镜头传来，中国人连腰都挺不直，这里所说的泄气，一方面是指竞赛失败，同时也是指选手先生以及体崽种种场外表演。于是大家只好盼望杨传广先生一人矣，盼望他一炮打得山摇地动。可是爬得高跌得也惨，希望大失望也受不了。上午传来消息，他阁下英勇落后，中国人面面相觑，但仍盼望他能像他自己吹的那样，用其后劲，一鼓作气。呜呼，中国人这时候的心理，真是可怜，古人云：“死马当作活马医。”当时则是“死人当做活人盼”。结果左盼右盼，前盼后盼，到了晚上，柏杨先生和老妻躲在家里，电视也不敢看，收音机也不敢听，惟恐怕消息不好。

  大概到了十点钟，一位朋友打电话来，她也是不敢听广播的，而她府上又没有电视机，巴巴打听的就是杨传广先生的消息，我曰：“请暂时稍候，等我问问。”于是鼓起胆量，向中国广播公司询问，中广一向服务周到，备受赞扬的，那一天大概也因伤心过度，一问三不知，而这时老妻却从隔壁包打听先生那里得到消息啦，是电视上报导的，届至当时为止，杨传广先生是第十名，柏杨先生的尊头马上就大了起来，赶紧向朋友报告，听到的只是一声长叹，呜呼。

  南下杂感

  柏杨先生南下避年，悄然而去，悄然而回，我说“悄然”，盖记实也，形势比人强，悄然不悄然，往往身不由主。记得十年之前，我在草屯小住，草屯乃南投县管辖，有一天开门撒尿，只见七八辆耀眼欲眩的小轿车，鱼贯而过，地方绅士及官崽人等，恭立道旁，猛鞠其躬，我吓得连尿也没敢撒，就跳踉逃回；原来县太爷李国桢先生下乡视察来矣。后来他阁下成了“奉命不上诉学”男主角，弄了一身官司，连他题的日月潭国民小学堂招牌都被校长砸掉换上当时台湾省教育厅长刘真先生题的。有一天我又出门撒尿，看见他阁下一个人在道旁踽踽而行，好不两袖清风也。注：当时因没有官劲阻碍，我就撒了个痛快。

  这是过气的，还有当行的，现任教育部长阎振兴先生从台湾省教育厅长宝座下来时，虽然还有一个台湾省立成功大学堂校长干，但那是冷板凳，他不理别人，别人也不理他。可是就在上月，平地一声雷，当了教育部长，前天报上说，他从台南来台北到差的时候，车站上就有数百人欢送的场面。呜呼，柏杨先生虽不想悄然，也热闹不起来。

  这次南下避年，最使我伤心的是本专栏“倚梦闲话”不得不中断半个月之久。临锁门开拔时，我还念念有词曰：“避年期间，仍要猛写，一天不停。”不过我有个比较伟大的毛病，那就是必须伏在我那张破桌子上，脑筋才能旋转。桌子太过于漂亮，会觉得浑身发烧，写不出。桌子太烂，穷气熏人欲醉，也写不出。于是一停就停了十数天，以致稿费全无，痛哉。

  常有些人说台北的人情薄，薄不薄很难一言为定，柏杨先生大概是过惯啦，即令是薄的话，似乎薄得也非常习惯。就计程汽车而论，在台北坐之，理直气壮，表上跳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从没有听说顾客和司机卷起袖子，互相“干你老母”的；即令是过阴历年，也是一板一眼，对于穷朋友，出租车真是一大恩人，腰里有十元，就坐它十元；有二十元，就坐它二十元；很少有坐漏了底的现象。

  可是中南部那些人情敦厚的城市，坑人的花样简直比台北还要狠。初三那一天，柏杨先生在台中中央书局门前，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台湾省立体育专科学堂，坐上去还没走几步，司机老爷就转回尊头，怒目曰：“三十元。”呜呼，从中央书局到体育专科学堂，竟要三十元，这不是谋财害命是啥该车是“新幸福”车行的，看起来还是台北的人情薄一点好。

  提起出租车，又想到“正名”问题，记不得那一天啦，柏杨先生曾非常困惑过，明明是“计程车”，车顶上却矗立着“出租车”，“计程”二字不但简单明了，而且崇法务实，盖“出租”的范围要广得多，不计程的汽车也可照叫出租汽车，若旅行社的旅行车焉，若游览公司的游览车焉，若公路局的长途车焉；为啥不能使之更切合实际乎哉

  这是官方“正名”问题，还有民间“正名”问题，那就是“他哭兮”。平常日子，柏杨先生不大上街，孤陋寡闻，还不知道出租车又叫“他哭兮”。也是这一次南下避年，长了见闻。初七之日，我刚出高雄车站，就听见一个妙龄女郎，纤其腰而露其腿，玉手乱招，娇喊曰：“他哭兮。”我看她招手的方向正对着我，还以为是叫我前去安慰她一番哩。遇到这种惊艳场面，当然也顾不得老妻啦，乃扶正领带，力疾前往，好容易跑到跟前，刚嗅到从她身上发出的香味，而她阁下已跳上出租车走她娘的啦。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出租车不叫出租车，而叫他哭兮。

  最严重的是老妻也传染上这种舌头之痒，昨天南下避年归来，出了台北火车站，正要去搭公共汽车，她竟然也一摆粗手，唤曰：“他哭兮。”我当时就叹曰：“夫人，不要再叫他哭兮啦，再叫可就要我哭兮啦。”嗟夫，我想世界上最不可忍耐的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对中国人乱冒洋话。尤其是像柏杨夫人者流，识字不多，派头不小，就更凄惨悲凉。

  长江后浪推前浪

  英国一代伟人丘吉尔先生死矣，而且葬矣，他阁下不仅是英国的救星兼欧洲的救星，也是自由世界的救星。当他登上首相宝座时，法国已经投降，美国尚未参战，只剩下不列颠三个小岛，在德国雷霆万钧的军力下发抖。那时候如果不是他挺身而出，德军一登陆英伦，美国立国传统又是第一拳总是让别人先动手的，德日不犯他，他再心痛也打不起来。于是德军东征，日军西伐，在印度焉，甚至在重庆焉c焉会了师，今天又是一番天地，此时大家恐怕都在努力喊天皇万岁哩。

  所以丘吉尔先生是一个救命恩人，希特拉先生恨他恨得入骨，当丘吉尔先生在下院发表他那段千古不朽，隽语横生的演说之后，德国轰炸英国的每颗啸声炸弹上，都漆着“敬赠丘吉尔”，一则泄愤，一则也是心战，教英国小民瞧瞧，如果能把丘吉尔赶走，你们就不致挨这家伙啦。

  可是提起来真教人伤心，等到德国一投降，反对党就要求普选，丘吉尔先生气得七窍生烟，七窍生烟仍挡不住对方的攻势，只好可怜兮兮向工党商量，等他的政府击败了日本之后再大选行不行当然不行，好吧，选就选吧，以我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伟大功劳，怕小民不选俺保守党乎选举的结果是啥，世人皆知，他阁下竟垮了台，而由艾德礼先生继任首相。其中最尴尬的局面是，在大选揭晓之前，丘吉尔先生出席国际间的巨头会议，不得不把艾德礼先生像尾巴一样带着，以便他进入情况，一旦当选，好来接棒。──写到这里，想起来中国一桩往事，一九四九年上海大战尾声之际，一位立法委员要搭机来台，当时军事首长汤恩伯先生严加拒绝，还大义凛然曰：“你不是平常在立法院总攻击政府，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乎今天还跟着政府干啥”把该立法委员整得眼如铜铃，后来还是别人出面说情，才算搭上飞机，险哉。

  这种狭隘的气质和糊涂的观念，是使台湾当局弄到今天这种地步的主要原因。看情形如果把丘吉尔先生换成了畸形人，恐怕半路上不把艾德礼先生推到大西洋里才怪，即令不把他推到大西洋，也会不跟他说话。

  这都是题外闲扯，话说大选揭晓，民族救星被受恩的小民一脚踢，全世界为之愕然。当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前去访问，为了安慰老头，乃曰：“阁下，那些因你而得救的小民，真是忘恩负义。”丘吉尔先生咬着他那根奇臭的雪茄，答曰：“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是年轻的，这证明我们英国人并不老大。”呜呼。

  丘吉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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