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9节
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理会我们的意见。让我来举一个例子。例如在越战期间，我们的社论早在政府做出决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提出美军是否应该撤离越南并结束战争的问题。我们主张撤，因为这个仗打下去没有意义。但政府不听我们的劝告。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而政府是错误的。不过，有时候政府也听我们的，这样给人的印象就是我们的社论影响了政府决策。”
笔者：“像你们前几天的社论批评布什总统那样，白宫政府会不会不高兴如果不高兴，你们报纸会遇到麻烦吗”
雷恩斯：“我们从来没有因发表社论而遇到什么麻烦。从法律上讲，他们指白宫政府无权采取任何行动。当然，他们会不高兴，因此他们会很有礼貌地打电话或写信来表示不满。我们呢，会认真而有礼貌地倾听请注意，要很有礼貌。听完电话或看完来信后，我们依然我行我素，我们的评论方针不会做任何改变。”
笔者：“我注意到贵报的社论有支持民主党的倾向。早在我来美国之前，我就在美国大选尚未结束时读到贵报支持戈尔并预测戈尔先生将在选举中胜出的大块文章。你们果然有这个党派倾向吗”
雷恩斯：“你说的不错，在戈尔与布什的竞选中，我们的社论立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不是全部。有时我们也支持共和党。例如在1952年，纽约时报的社论就支持共和党代表艾森豪威尔取代民主党总统。在地方选举中，我们也时常支持共和党。例如，在上次纽约州的选举中，我们支持共和党人帕塔基连任州长；在纽约市的地方选举中，我们也支持共和党人朱利亚尼再度当选市长。我们并不陷入党派之争，我们这样做指支持州长和市长连任的原因，是对他们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民主政策表示满意。但总体上说，我们更满意民主党的政策，包括其在文明进程c社会福利c医疗保健c国民自由c经济改革c特别是税收方面的政策。”
在访问美国各报之前，我是拿定主意不涉及政治话题的。但和雷恩斯的谈话，一不小心就沾了政治的边。好在这只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无伤大雅。我们的政治话题就此打住后，雷恩斯又介绍了该报社论版的其他情况。
他说：“我们的社论版主编直接向发行人报告，她负责社论版和评论版。你说得不错，这是我的前任工作，我从1993年到2001年当社论版主编。总编辑负责除社论版以外新闻方面的一切事务，也向发行人报告工作。纽约时报社论部现有45人，新闻编辑部有1100人。社论委员会每周开3次会，讨论和确定社论选题。社论版一般每日刊发3篇社论，一篇关于国际政策，一篇关于华盛顿或国内事务，一篇关于地方事务。如遇重大国际新闻，则有可能一次发2至3篇国际社论，而将其他的减掉。例如布什总统访问中国的当天，我们发表了2篇关于这一新闻的社论。这些社论只占该版一半的面积，另一半留给来信。在社论与来信的下方，有时会有一篇“观察家”文章，这也出自本报社论委员之手。我们共有15名社论委员会成员，包括评论员和编辑。社论版对页一ped，即在社论版右边的评论版，主要由社外作者撰写，来信也是这样。”
据了解，该报读者来信很踊跃，一年可达数万封，但实际上按一天刊用十多封计算，也仅四千来封。该报评论版的设置则是1970年代以后的事。关于这个版的诞生，还有一段故事。
1960年的一天，当时为社论委员会委员年后升为社论版主编的约翰欧克斯j一hn一akes收到朋友一篇来稿。他非常喜欢这篇东西，但觉得它“在来信栏用太长，在杂志上指随报附送的每周一期的纽约时报杂志用又太短”，遂劝他另投别处。“令我感到沮丧的是，这篇稿件很快在先驱论坛报上刊出了这家报纸竟可以刊登这样长的评论文章”11他对偌大一份纽约时报无处刊登这样一篇好文章而感到愧疚。于是，他在执掌社论版主编大权后立即向当时的发行人奥维尔l德赖富斯一rviledryf一一s建议开辟一个评论版，专门刊登社外作者写的时事评论。他进而建议将该版放在社论版的对面即社论版的下一页，过去这一页用来刊登死亡报道，其名称也建议定为“一ped”即“面对”“社论版”两个英语的缩略形式，可译为“社论版对页”或“评论版”。老板很赞赏这个建议，但要“放放再说”，因为死亡报道版现在的位置是老奥克斯的主意，他不愿轻易挪到别处。庞奇阿瑟奥克斯的别名笔者苏兹贝格当上发行人后也认为欧克斯的建议不错，曾组织过几次高层讨论会，但新闻部门的头担心增加评论版后编辑部的阵地会减少，因而投了反对票。就这样，直到1970年9月21日，该报的评论版才正式出笼。最初的评论版不像社论版，它是可以等广告的。首次出版的评论版就有一则美国钢铁公司的形象广告，而这一天的社论版上恰恰发表了一篇严厉批评钢铁企业的社论，形成有趣的对照。后来，评论版不得刊登广告了，但发表的社外评论时常与社论版的观点相左，进而成为纽约时报用以平衡舆论的手段。
在纽约时报社论版上，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报社高层领导名单。美国很多报纸也都将高层领导名单列在自己的社论版。以最近的纽约时报社论版为例，在该版的左上角3栏宽85公分高的位置，左侧印有该报名称c地址c创刊年及自1896年以来历任发行人名单；右侧则依次为现任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c总编辑豪厄尔雷恩斯c执行总编c副执行总编c助理执行总编7人c社论版主编盖尔柯林斯c社论版副主编c总裁兼总经理珍妮特l鲁宾逊，jalr一bnc发行高级副总裁c广告高级副总裁c印刷及劳工关系高级副总裁c计划高级副总裁c财务副总裁c市场服务副总裁c人事副总裁c信息副总裁c新闻社总裁。社论版的右下角还有火柴盒大小的本集团主要负责人名单，依次为主席兼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仍是苏兹贝格c副主席兼高级副总裁c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c高级副总裁2人c秘书。
将所有重要人物置于社论版，大概也是出于只有这一版才能表达报纸自己的声音的考虑吧。
八c录音事件及后果
第一次采访雷恩斯后的当晚8时，我像往常一样坐到电脑前，取出我那小巧玲珑的黑色数码录音机，开始记录整理白天的谈话录音。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但也颇耗精力的工作。录音机的正常容量是2小时，超长容量可达近4个小时，但我担心影响质量，一般不用超长模式。这个录音机十分灵敏，使用方便，还原声音质量也不错，但致命缺陷是在电脑里存储后音色就含混不清。于是，我只好在每次采访后将采访录音详细记录整理，以文字形式存储在电脑里，绝不放过一切有用的信息，然后将录音抹去，留待下次采访时用。记录整理的时间通常是谈话时间的4倍以上，因此在外出长途采访期间，我常常是白天采访，晚上连夜整理录音，第二天又要驾车赶路，弄得十分疲劳。我对录音十分依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英语并不过硬，采访时在本子上只能记些重要数据，我也不想因记录而耽误宝贵的谈话时间，何况有的单词一时并未听懂，需要回去对照录音反复听才能理解。由此可见我对录音依赖之大。为防不测，我任何时候都在包里装着崭新的电池，并将录音机小心置于上衣口袋，以防它与包里其他硬物磕碰。
这次打开录音机，没料到居然没有声音赶紧查看小屏幕上的记录，一片空白。我脑子“嗡”的一下，顿时傻了眼。这种事以前采访从未发生过，这次偏偏发生在最重要的报纸的最重要的人物身上和纽约时报总编辑当面交谈一小时，世界上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机会中国新闻界又有几人如此幸运我为采访他又花了多少功夫就这样白干一场说来可怜，当时谁要看到我，一定会得出“两眼直勾勾”的印象。
是忘了按录音键钮但我清楚记得那红色信号灯明明亮着，这说明当时录音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是录音机出了故障我立即试录几次，一切正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拥挤的地铁里，我置于大衣口袋的录音机被人压迫而碰巧触发了某个键钮，无意中将信息删除了。但这需要压住那微小的键钮持续2秒钟，才能达到删除的效果。为防止与包里摄像机c照相机等其他物品相碰，我从来都将录音机放在上衣口袋。不料这次还是出了问题，只能怪运气不佳。此后，我更加小心了。
我突然又心里一暖：这次谈话，雷恩斯总编辑不也录了音吗此次访美，唯一一次录音事故出在与他的谈话上，他也是唯一一位同时使用自己的录音机的被访者。这样想着，我赶紧向雷恩斯先生c他的秘书罗丝马丽小姐以及该报公关部主任乌斯尼克先生发eil。我在信中表达了此刻的沮丧心情，希望总编辑保留好那份录音，将录音带借我一用，或干脆帮我复制一份。“如果方便的话，就请放在罗丝马丽小姐处，我本月26日去贵报采访高级副总裁斯科特h希金卡尼迪stthheekcanedy时，顺便来取，”我在信中说。我担心，若不立刻给他们发信，很可能总编辑会觉得录音无保留价值而将其抹去，那就惨了。
信发出后，心里踏实许多，便开始回忆白天采访的情景，尽量将想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当晚折腾到夜里1时许。第二天又给乌斯尼克打电话，他倒挺同情我的遭遇，表示会帮我办妥此事，下周去总编秘书那里取即可。
11月26日，我按早先的约定，二赴纽约时报采访分管发行的高级副总裁斯柯特h希金卡尼迪先生，然后就赶到罗丝马丽小姐那儿。但秘书告诉我，总编最近很忙，她竟无机会跟他说起这事。她又说：“雷恩斯先生总是很忙，平时也不太喜欢与外界接触，特别是外国朋友，您能采访他那么长时间，真不容易。”我又打电话问乌斯尼克，回答说他见老总也很难，容他再努力。秘书很负责，让我写下纽约市的住址，说一旦从老总手里拿到磁带，即邮寄给我，省得我再跑一趟。我连连称谢。
不料一周后，乌斯尼克打来电话，说雷恩斯总编不愿将磁带借给我或复制给我，“他说他从来不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记录”。这句话一下把我给说愣了。但一个大喘气后他又说：“雷恩斯先生表示，如果觉得和他的谈话十分重要，他愿意再和我谈一次。”听到这里，我几乎乐得笑出声来，忙说“当然愿意再谈”。几天后，我们约定了下次采访的时间：12月12日。
不过，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么个大忙人，宁肯花时间与我再谈一次，却不愿付举手之劳让秘书将磁带复制给我。后来我与纽约市立大学斯塔藤岛学院主持英语口语教学的罗达rh一da女士谈及此事，请她分析个中缘由。这位81岁高龄的犹太裔教授也觉得奇怪，然后说：“这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对这类谈话也有兴趣。否则他不会再费功夫与你交谈。”
对这样的解释，我也只能将信将疑。不过我还有另外一种猜测：根据我的接触，雷恩斯性格严谨而内向，他之所以要对我们的谈话录音，极有可能是为留存一个证据，一旦我今后借他之口发表什么不利于他本人或他所在的报纸乃至所在的国家的言论，可用来证明他的清白。以他这样在一家举世瞩目的大报担任老总的身份和地位，与我这素昧平生的来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编辑交谈，留此一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偏偏我的录音就丢失了，现在要借他的录音，而他的磁带里或许还有其他连秘书都不愿让其知晓的内容，或许因此而心存疑虑。
不管怎么说，雷恩斯是位非常好的总编辑，他愿意冒风险假如有任何风险的话再次接受我，真令我感动。我在此妄加猜测，未免辜负了人家一番好意，若今后雷恩斯先生碰巧有机会读到此书的英译本如果有的话，还望老先生海涵。
九c6点钟报纸送到，年广告额全国称冠
在当初与雷恩斯联系采访的同时，我知道我还得向另外的老总了解该报广告c发行等经营方面的业务。在美国，编辑部和经营业务是截然分开c互不联系的。很多总编辑说不出确切的发行量及广告额，或者他们即便知道也不愿随意说，因为那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同样，经营部门也弄不清编辑部的具体事务，采访时也同样会一问三不知。所以，我早早地开始与该报的bessside经营方面联系，线索是在访问波士顿环球报时从副总裁娜米尼处获得的。她让我去找纽约时报分管发行的高级副总裁希金卡尼迪，他们一起共过事。但她当时一时找不到他的电话号码，只把名字写了给我。后来我多次打电话向时报总机询问，才获得他的电话和电子信箱地址。
亮出娜米尼的牌子，联系果然顺利。我们约定11月26日上午10：00在报社见面。不料我到达该报从大厅打电话给他时，他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有个临时紧急会议我必须参加，我已安排企业发展部高级主任约翰戴利j一hndaly和你谈，他将全权代表我回答你的一切问题。你如果同意，他马上来接你。”我表示感谢，心想这样可能更好，可以谈得更细。不一会儿，一位肥胖的汉子走下楼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约翰”。
我很快对这位大胖子产生了好感。他热情，诚恳，有耐心，说话嗓音洪亮。他的话清晰而有条理，直接记录下来即可了解纽约时报经营方面的大概情况。
他先说到该报的发行和印刷，称“目前报纸的销量，平日刊为120万份，星期天刊为180万份，星期六刊为110万份，星期六刊销量最低”。他说：“我现在所说的包括了两大基本区域。一个是ndn疑为n之误笔者区，是我们的主要核心地区，即纽约市ney，康涅狄格州nnecticut和新泽西州nejersey这三个地区紧密相连，也被称为大纽约地区笔者。所有这一地区的发行范围，就是我们所谓本地市场。另一个就是全国区，即在上述范围之外的广大范围。在本地，我们有两个印刷厂，分别位于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后区学院和新泽西州的爱迪生城。过去我们是在皇后区印刷本地的平日刊报纸，而在爱迪生印刷星期天刊。但随着报纸扩版增页，我们在两地都印刷平日刊和星期天刊。本地之外，我们在全国有18个分印点，所有版面都经卫星传递，各地同步进行。在本地我们采取双保险，既通过卫星传版，同时也用光纤传输。相对来说，光纤传输更可靠些。”
他将该报的本地发行确定在上述两州一市范围内，而该报的本市新闻也指这一“大纽约”地区。“我们无须和地方报纸竞争，”他说，“因为我们现在是国际大报。我们不觉得有必要像每日新闻和纽约邮报那样，成为真正的纽约市的报纸。我们只关注重大的本地新闻。”以下都是他的原话：
“我们的发行有两种形式：零售和家庭订阅。零售占我们总发行量的40，家庭投递占60。这与20年前比有很大变化。那时零售占90，家庭投递仅10。其实，零售是永远也得不到保证的销售，你只能希望人们到商店去购买报纸，却不能确定最终能卖掉多少。而家庭订阅就好得多，一旦订阅，你就将订户锁定在一个时期内，无需每天去吆喝。所以多年来我们的经营方向就是尽可能多地将零售读者转变为家庭订户。遇到下雪或其他原因导致街头零售受阻，庞大的家庭订户可以保证报纸的基本发行量，订户也不必冒雪上街买报纸。家庭订阅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让订户预先付款，报款落袋为安。我们现在星期天和平日的家庭订户分别有100万户和70万户，遍及全国。我们有8000个签约人指签约的非本报编制的投递员笔者，负责将报纸投递到户。
“在零售方面，我们与各分销商签订协议，他们部分也由我们直接销售给各报摊及其他零售点，报摊再出售给公众。在本地我们有大约9000个报摊，全国有15000个报摊，总共24000至25000个报摊。分销商的数量为300多个。
“在本报的发行部，我们仅有约150名员工，比其他报纸少得多。原因是把很多发行工作都签约出去了。你知道，所有上述发行员和投递员都不是我们的员工，所有读者服务工作也签约由其他公司承担。这150名员工只是经理人员c市场营销人员和财会人员。大量摆放街头的售报机也由其他公司去做。我们将绝大部分发行工作让给别人去做，是因为工会的存在，它总是为员工要求高工资。因此站在经营的角度，把发行工作尽可能多地承包出去是最合算c最经济的做法。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包含1000多名卡车司机的运输部门，那是我们的员工，他们负责包裹和运送报纸。我们每天有两个不同版本，一个是早版，向全国发行，另一个是晚版，在本地发行。投递到户的最后截止时间是早晨的6：30,不论本地还是全国。在你们国家看到的纽约时报应是纽约版，即晚版。”
说到投递到户的时间，我颇有感触。美国报纸主要指晨报的发行之早很令人佩服。我在美国相当长一段时间曾同时订阅三份日报，它们被送上门的时间都很早，一般在清晨6时即已到达。我有时起得很早，天麻麻亮一推门，报纸已躺在门前。对比国内报纸的发行，邮局投递大约在上午10：00才到，自办发行的报纸也要在8时以后，且限于范围狭小的市区。最近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提出早晨7时将报纸发到特区内家庭，这将在全国创下发行早报之最。
美国同行们有很明确的观念，即在订户出门前拿不到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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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像你们前几天的社论批评布什总统那样，白宫政府会不会不高兴如果不高兴，你们报纸会遇到麻烦吗”
雷恩斯：“我们从来没有因发表社论而遇到什么麻烦。从法律上讲，他们指白宫政府无权采取任何行动。当然，他们会不高兴，因此他们会很有礼貌地打电话或写信来表示不满。我们呢，会认真而有礼貌地倾听请注意，要很有礼貌。听完电话或看完来信后，我们依然我行我素，我们的评论方针不会做任何改变。”
笔者：“我注意到贵报的社论有支持民主党的倾向。早在我来美国之前，我就在美国大选尚未结束时读到贵报支持戈尔并预测戈尔先生将在选举中胜出的大块文章。你们果然有这个党派倾向吗”
雷恩斯：“你说的不错，在戈尔与布什的竞选中，我们的社论立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不是全部。有时我们也支持共和党。例如在1952年，纽约时报的社论就支持共和党代表艾森豪威尔取代民主党总统。在地方选举中，我们也时常支持共和党。例如，在上次纽约州的选举中，我们支持共和党人帕塔基连任州长；在纽约市的地方选举中，我们也支持共和党人朱利亚尼再度当选市长。我们并不陷入党派之争，我们这样做指支持州长和市长连任的原因，是对他们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民主政策表示满意。但总体上说，我们更满意民主党的政策，包括其在文明进程c社会福利c医疗保健c国民自由c经济改革c特别是税收方面的政策。”
在访问美国各报之前，我是拿定主意不涉及政治话题的。但和雷恩斯的谈话，一不小心就沾了政治的边。好在这只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无伤大雅。我们的政治话题就此打住后，雷恩斯又介绍了该报社论版的其他情况。
他说：“我们的社论版主编直接向发行人报告，她负责社论版和评论版。你说得不错，这是我的前任工作，我从1993年到2001年当社论版主编。总编辑负责除社论版以外新闻方面的一切事务，也向发行人报告工作。纽约时报社论部现有45人，新闻编辑部有1100人。社论委员会每周开3次会，讨论和确定社论选题。社论版一般每日刊发3篇社论，一篇关于国际政策，一篇关于华盛顿或国内事务，一篇关于地方事务。如遇重大国际新闻，则有可能一次发2至3篇国际社论，而将其他的减掉。例如布什总统访问中国的当天，我们发表了2篇关于这一新闻的社论。这些社论只占该版一半的面积，另一半留给来信。在社论与来信的下方，有时会有一篇“观察家”文章，这也出自本报社论委员之手。我们共有15名社论委员会成员，包括评论员和编辑。社论版对页一ped，即在社论版右边的评论版，主要由社外作者撰写，来信也是这样。”
据了解，该报读者来信很踊跃，一年可达数万封，但实际上按一天刊用十多封计算，也仅四千来封。该报评论版的设置则是1970年代以后的事。关于这个版的诞生，还有一段故事。
1960年的一天，当时为社论委员会委员年后升为社论版主编的约翰欧克斯j一hn一akes收到朋友一篇来稿。他非常喜欢这篇东西，但觉得它“在来信栏用太长，在杂志上指随报附送的每周一期的纽约时报杂志用又太短”，遂劝他另投别处。“令我感到沮丧的是，这篇稿件很快在先驱论坛报上刊出了这家报纸竟可以刊登这样长的评论文章”11他对偌大一份纽约时报无处刊登这样一篇好文章而感到愧疚。于是，他在执掌社论版主编大权后立即向当时的发行人奥维尔l德赖富斯一rviledryf一一s建议开辟一个评论版，专门刊登社外作者写的时事评论。他进而建议将该版放在社论版的对面即社论版的下一页，过去这一页用来刊登死亡报道，其名称也建议定为“一ped”即“面对”“社论版”两个英语的缩略形式，可译为“社论版对页”或“评论版”。老板很赞赏这个建议，但要“放放再说”，因为死亡报道版现在的位置是老奥克斯的主意，他不愿轻易挪到别处。庞奇阿瑟奥克斯的别名笔者苏兹贝格当上发行人后也认为欧克斯的建议不错，曾组织过几次高层讨论会，但新闻部门的头担心增加评论版后编辑部的阵地会减少，因而投了反对票。就这样，直到1970年9月21日，该报的评论版才正式出笼。最初的评论版不像社论版，它是可以等广告的。首次出版的评论版就有一则美国钢铁公司的形象广告，而这一天的社论版上恰恰发表了一篇严厉批评钢铁企业的社论，形成有趣的对照。后来，评论版不得刊登广告了，但发表的社外评论时常与社论版的观点相左，进而成为纽约时报用以平衡舆论的手段。
在纽约时报社论版上，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报社高层领导名单。美国很多报纸也都将高层领导名单列在自己的社论版。以最近的纽约时报社论版为例，在该版的左上角3栏宽85公分高的位置，左侧印有该报名称c地址c创刊年及自1896年以来历任发行人名单；右侧则依次为现任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c总编辑豪厄尔雷恩斯c执行总编c副执行总编c助理执行总编7人c社论版主编盖尔柯林斯c社论版副主编c总裁兼总经理珍妮特l鲁宾逊，jalr一bnc发行高级副总裁c广告高级副总裁c印刷及劳工关系高级副总裁c计划高级副总裁c财务副总裁c市场服务副总裁c人事副总裁c信息副总裁c新闻社总裁。社论版的右下角还有火柴盒大小的本集团主要负责人名单，依次为主席兼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仍是苏兹贝格c副主席兼高级副总裁c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c高级副总裁2人c秘书。
将所有重要人物置于社论版，大概也是出于只有这一版才能表达报纸自己的声音的考虑吧。
八c录音事件及后果
第一次采访雷恩斯后的当晚8时，我像往常一样坐到电脑前，取出我那小巧玲珑的黑色数码录音机，开始记录整理白天的谈话录音。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但也颇耗精力的工作。录音机的正常容量是2小时，超长容量可达近4个小时，但我担心影响质量，一般不用超长模式。这个录音机十分灵敏，使用方便，还原声音质量也不错，但致命缺陷是在电脑里存储后音色就含混不清。于是，我只好在每次采访后将采访录音详细记录整理，以文字形式存储在电脑里，绝不放过一切有用的信息，然后将录音抹去，留待下次采访时用。记录整理的时间通常是谈话时间的4倍以上，因此在外出长途采访期间，我常常是白天采访，晚上连夜整理录音，第二天又要驾车赶路，弄得十分疲劳。我对录音十分依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英语并不过硬，采访时在本子上只能记些重要数据，我也不想因记录而耽误宝贵的谈话时间，何况有的单词一时并未听懂，需要回去对照录音反复听才能理解。由此可见我对录音依赖之大。为防不测，我任何时候都在包里装着崭新的电池，并将录音机小心置于上衣口袋，以防它与包里其他硬物磕碰。
这次打开录音机，没料到居然没有声音赶紧查看小屏幕上的记录，一片空白。我脑子“嗡”的一下，顿时傻了眼。这种事以前采访从未发生过，这次偏偏发生在最重要的报纸的最重要的人物身上和纽约时报总编辑当面交谈一小时，世界上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机会中国新闻界又有几人如此幸运我为采访他又花了多少功夫就这样白干一场说来可怜，当时谁要看到我，一定会得出“两眼直勾勾”的印象。
是忘了按录音键钮但我清楚记得那红色信号灯明明亮着，这说明当时录音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是录音机出了故障我立即试录几次，一切正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拥挤的地铁里，我置于大衣口袋的录音机被人压迫而碰巧触发了某个键钮，无意中将信息删除了。但这需要压住那微小的键钮持续2秒钟，才能达到删除的效果。为防止与包里摄像机c照相机等其他物品相碰，我从来都将录音机放在上衣口袋。不料这次还是出了问题，只能怪运气不佳。此后，我更加小心了。
我突然又心里一暖：这次谈话，雷恩斯总编辑不也录了音吗此次访美，唯一一次录音事故出在与他的谈话上，他也是唯一一位同时使用自己的录音机的被访者。这样想着，我赶紧向雷恩斯先生c他的秘书罗丝马丽小姐以及该报公关部主任乌斯尼克先生发eil。我在信中表达了此刻的沮丧心情，希望总编辑保留好那份录音，将录音带借我一用，或干脆帮我复制一份。“如果方便的话，就请放在罗丝马丽小姐处，我本月26日去贵报采访高级副总裁斯科特h希金卡尼迪stthheekcanedy时，顺便来取，”我在信中说。我担心，若不立刻给他们发信，很可能总编辑会觉得录音无保留价值而将其抹去，那就惨了。
信发出后，心里踏实许多，便开始回忆白天采访的情景，尽量将想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当晚折腾到夜里1时许。第二天又给乌斯尼克打电话，他倒挺同情我的遭遇，表示会帮我办妥此事，下周去总编秘书那里取即可。
11月26日，我按早先的约定，二赴纽约时报采访分管发行的高级副总裁斯柯特h希金卡尼迪先生，然后就赶到罗丝马丽小姐那儿。但秘书告诉我，总编最近很忙，她竟无机会跟他说起这事。她又说：“雷恩斯先生总是很忙，平时也不太喜欢与外界接触，特别是外国朋友，您能采访他那么长时间，真不容易。”我又打电话问乌斯尼克，回答说他见老总也很难，容他再努力。秘书很负责，让我写下纽约市的住址，说一旦从老总手里拿到磁带，即邮寄给我，省得我再跑一趟。我连连称谢。
不料一周后，乌斯尼克打来电话，说雷恩斯总编不愿将磁带借给我或复制给我，“他说他从来不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记录”。这句话一下把我给说愣了。但一个大喘气后他又说：“雷恩斯先生表示，如果觉得和他的谈话十分重要，他愿意再和我谈一次。”听到这里，我几乎乐得笑出声来，忙说“当然愿意再谈”。几天后，我们约定了下次采访的时间：12月12日。
不过，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么个大忙人，宁肯花时间与我再谈一次，却不愿付举手之劳让秘书将磁带复制给我。后来我与纽约市立大学斯塔藤岛学院主持英语口语教学的罗达rh一da女士谈及此事，请她分析个中缘由。这位81岁高龄的犹太裔教授也觉得奇怪，然后说：“这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对这类谈话也有兴趣。否则他不会再费功夫与你交谈。”
对这样的解释，我也只能将信将疑。不过我还有另外一种猜测：根据我的接触，雷恩斯性格严谨而内向，他之所以要对我们的谈话录音，极有可能是为留存一个证据，一旦我今后借他之口发表什么不利于他本人或他所在的报纸乃至所在的国家的言论，可用来证明他的清白。以他这样在一家举世瞩目的大报担任老总的身份和地位，与我这素昧平生的来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编辑交谈，留此一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偏偏我的录音就丢失了，现在要借他的录音，而他的磁带里或许还有其他连秘书都不愿让其知晓的内容，或许因此而心存疑虑。
不管怎么说，雷恩斯是位非常好的总编辑，他愿意冒风险假如有任何风险的话再次接受我，真令我感动。我在此妄加猜测，未免辜负了人家一番好意，若今后雷恩斯先生碰巧有机会读到此书的英译本如果有的话，还望老先生海涵。
九c6点钟报纸送到，年广告额全国称冠
在当初与雷恩斯联系采访的同时，我知道我还得向另外的老总了解该报广告c发行等经营方面的业务。在美国，编辑部和经营业务是截然分开c互不联系的。很多总编辑说不出确切的发行量及广告额，或者他们即便知道也不愿随意说，因为那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同样，经营部门也弄不清编辑部的具体事务，采访时也同样会一问三不知。所以，我早早地开始与该报的bessside经营方面联系，线索是在访问波士顿环球报时从副总裁娜米尼处获得的。她让我去找纽约时报分管发行的高级副总裁希金卡尼迪，他们一起共过事。但她当时一时找不到他的电话号码，只把名字写了给我。后来我多次打电话向时报总机询问，才获得他的电话和电子信箱地址。
亮出娜米尼的牌子，联系果然顺利。我们约定11月26日上午10：00在报社见面。不料我到达该报从大厅打电话给他时，他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有个临时紧急会议我必须参加，我已安排企业发展部高级主任约翰戴利j一hndaly和你谈，他将全权代表我回答你的一切问题。你如果同意，他马上来接你。”我表示感谢，心想这样可能更好，可以谈得更细。不一会儿，一位肥胖的汉子走下楼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约翰”。
我很快对这位大胖子产生了好感。他热情，诚恳，有耐心，说话嗓音洪亮。他的话清晰而有条理，直接记录下来即可了解纽约时报经营方面的大概情况。
他先说到该报的发行和印刷，称“目前报纸的销量，平日刊为120万份，星期天刊为180万份，星期六刊为110万份，星期六刊销量最低”。他说：“我现在所说的包括了两大基本区域。一个是ndn疑为n之误笔者区，是我们的主要核心地区，即纽约市ney，康涅狄格州nnecticut和新泽西州nejersey这三个地区紧密相连，也被称为大纽约地区笔者。所有这一地区的发行范围，就是我们所谓本地市场。另一个就是全国区，即在上述范围之外的广大范围。在本地，我们有两个印刷厂，分别位于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后区学院和新泽西州的爱迪生城。过去我们是在皇后区印刷本地的平日刊报纸，而在爱迪生印刷星期天刊。但随着报纸扩版增页，我们在两地都印刷平日刊和星期天刊。本地之外，我们在全国有18个分印点，所有版面都经卫星传递，各地同步进行。在本地我们采取双保险，既通过卫星传版，同时也用光纤传输。相对来说，光纤传输更可靠些。”
他将该报的本地发行确定在上述两州一市范围内，而该报的本市新闻也指这一“大纽约”地区。“我们无须和地方报纸竞争，”他说，“因为我们现在是国际大报。我们不觉得有必要像每日新闻和纽约邮报那样，成为真正的纽约市的报纸。我们只关注重大的本地新闻。”以下都是他的原话：
“我们的发行有两种形式：零售和家庭订阅。零售占我们总发行量的40，家庭投递占60。这与20年前比有很大变化。那时零售占90，家庭投递仅10。其实，零售是永远也得不到保证的销售，你只能希望人们到商店去购买报纸，却不能确定最终能卖掉多少。而家庭订阅就好得多，一旦订阅，你就将订户锁定在一个时期内，无需每天去吆喝。所以多年来我们的经营方向就是尽可能多地将零售读者转变为家庭订户。遇到下雪或其他原因导致街头零售受阻，庞大的家庭订户可以保证报纸的基本发行量，订户也不必冒雪上街买报纸。家庭订阅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让订户预先付款，报款落袋为安。我们现在星期天和平日的家庭订户分别有100万户和70万户，遍及全国。我们有8000个签约人指签约的非本报编制的投递员笔者，负责将报纸投递到户。
“在零售方面，我们与各分销商签订协议，他们部分也由我们直接销售给各报摊及其他零售点，报摊再出售给公众。在本地我们有大约9000个报摊，全国有15000个报摊，总共24000至25000个报摊。分销商的数量为300多个。
“在本报的发行部，我们仅有约150名员工，比其他报纸少得多。原因是把很多发行工作都签约出去了。你知道，所有上述发行员和投递员都不是我们的员工，所有读者服务工作也签约由其他公司承担。这150名员工只是经理人员c市场营销人员和财会人员。大量摆放街头的售报机也由其他公司去做。我们将绝大部分发行工作让给别人去做，是因为工会的存在，它总是为员工要求高工资。因此站在经营的角度，把发行工作尽可能多地承包出去是最合算c最经济的做法。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包含1000多名卡车司机的运输部门，那是我们的员工，他们负责包裹和运送报纸。我们每天有两个不同版本，一个是早版，向全国发行，另一个是晚版，在本地发行。投递到户的最后截止时间是早晨的6：30,不论本地还是全国。在你们国家看到的纽约时报应是纽约版，即晚版。”
说到投递到户的时间，我颇有感触。美国报纸主要指晨报的发行之早很令人佩服。我在美国相当长一段时间曾同时订阅三份日报，它们被送上门的时间都很早，一般在清晨6时即已到达。我有时起得很早，天麻麻亮一推门，报纸已躺在门前。对比国内报纸的发行，邮局投递大约在上午10：00才到，自办发行的报纸也要在8时以后，且限于范围狭小的市区。最近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提出早晨7时将报纸发到特区内家庭，这将在全国创下发行早报之最。
美国同行们有很明确的观念，即在订户出门前拿不到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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