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2节
部汇报的日子了，当然应该是我去。我背了挎包，就走了，一个人，准确无误地走到了夏家庄。
回来，离开夏家庄时，已经是黄昏了。不过我很有把握。我记得清清楚楚，从夏家庄一直往北，到了一排长得齐齐的，像一堵墙似的梓树前面，转弯向右，往西北方向走一截，过了一片长满杂树的较高的山包，就望见王家梁了。队部同志本来要留我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走，我说不行，我和静溶c老周说好了的，今天回去。
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青苍苍的暮色，悄悄地却又迅速地掩盖了下来。不过，好了，前面已经看到那一堵高墙似的一排梓树了。
然而，当我沿梓树向右，走上一个较高的山包，向西北一望，却看不到王家梁。前面一无所有，只有无尽的山丘。
我走错了，不是该向右，是该向左我回到梓树前面，向左走了一截，到高处看看：没有村庄。
是我走过了头，应该在前面就转弯了我从梓树墙前面折了回去，走了好长一段，仍然没有发现可资记认的东西。我又沿原路走向梓树。
我从梓树出发，向不同方向各走了一截，仍然找不到王家梁。
我对自己说，我迷路了。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除了极远的天际有一点暧昧的余光，什么也辨认不清了。
怎么办呢
我倒还挺有主意：看来只好等到明天早上再说。我攀上一个山包，选了一棵树不知道是什么树，爬了上去，找到一个可以倚靠的枝杈，准备就在这里过夜了。我掏出烟来，抽了一枝。借着火柴的微光，看了看四周，榛莽丛杂，落叶满山。不到一会，只听见树下面悉悉悉悉悉，索索索索索，不知是什么兽物窜来窜去。听声音，是一些小野兽，可能是黄鼠狼c果子狸，不是什么凶猛的大家伙。我头一次知道山野的黑夜是很不平静的。这些小兽物是不会伤害我的。但我开始感觉在这里过夜不是个事情。而且天也越来越冷了。江西的冬夜虽不似北方一样酷寒，但是早起看宿草上结着的高高的霜花，便知夜间不会很暖和。不行。我想到呼救了。
我爬下树来，两手拢在嘴边，大声地呼喊：
“喂有人吗”
“喂有人吗”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传得很远。
然而没有人答应。
我又喊：
“喂有人吗”
我听见几声狗叫。
我大踏步地，笔直地向狗叫的方向走去。
我不知道脚下走过的是什么样的树丛c山包，我走过一大片农田，田里一撮一撮干得发脆的稻桩，我跳过一条小河，笔直地，大踏步地走去。我一遇到事，没有一次像这样不慌张，这样冷静，这样有决断。我看见灯光了
狗激烈地叫起来。
一盏马灯。马灯照出两个人。一个手里拿着梭镖我明白，这是值夜的民兵，另一个，是把我们从夏家庄领到王家梁的小伙子
“老汪你”
这是距王家梁约有五里的另一个小村子，叫顾家梁，小伙子是因事到这里来的。他正好陪我一同回去。
“走老汪”
到了王家梁，几个积极分子正聚在一家喝水。静溶和老周一见我进门，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们的眼睛分明写着两个字：老虎。
卖蚯蚓的人
我每天到玉渊潭散步。
玉渊潭有很多钓鱼的人。他们坐在水边，瞅着水面上的飘子。难得看到有人钓到一条二三寸长的鲫瓜子。很多人一坐半天，一无所得。等人c钓鱼c坐牛车，这是世间“三大慢”。这些人真有耐性。各有一好。这也是一种生活。
在钓鱼的旺季，常常可以碰见一个卖蚯蚓的人。他慢慢地蹬着一辆二六的旧自行车，有时扶着车慢慢地走着。走一截，扬声吆唤：
“蚯蚓蚯蚓来”
“蚯蚓蚯蚓来”
有的钓鱼的就从水边走上堤岸，向他买。
“怎么卖。”
“一毛钱三十条。”
来买的掏出一毛钱，他就从一个原来是装油漆的小铁桶里，用手抓出三十来条，放在一小块旧报纸里，交过去。钓鱼人有时带点解嘲意味，说：
“一毛钱，玩一上午”
有些钓鱼的人只买五分钱。
也有人要求再添几条。
“添几条就添几条，一个这东西”
蚯蚓这东西，泥里咕叽，原也难一条一条地数得清，用北京话说，“大概其”，就得了。
这人长得很敦实，五短身材，腹背都很宽厚。这人看起来是不会头疼脑热c感冒伤风的，而且不会有什么病能轻易地把他一下子打倒。他穿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旧的，褪了色，而且带着泥渍，但都还整齐，并不褴褛，而且单夹皮棉，按季换衣。皮，是说他入冬以后的早晨有时穿一件出锋毛的山羊皮背心。按照老北京人的习惯，也可能是为了便于骑车，他总是用带子扎着裤腿。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只看到风c太阳和尘土。只有有时他剃了头，刮了脸，才看到本来的肤色。新剃的头皮是雪白的，下边是一张红脸。看起来就像是一件旧铜器在盐酸水里刷洗了一通，刚刚拿出来一样。
因为天天见，面熟了，我们碰到了总要点点头，招呼招呼，寒暄两句。
“吃啦”
“您溜弯儿”
有时他在钓鱼人多的岸上把车子停下来，我们就说会子话。他说他自己：“我这人爱聊。”
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
“一毛钱三十条，能卖多少块数来钱，两块，闹好了有时能卖四块钱。”
“不少”
“凑合吧。”
我问他这蚯蚓是哪里来的，“是挖的”
旁边有一位钓鱼的行家说：
“是贲的。”
这个“贲”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只能记音。这位行家给我解释，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
“蚯蚓还能贲”
卖蚯蚓的人说：
“有贲的，我这不是，是挖的。贲的看得出来，身上有小毛，都是一般长。瞧我的：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是挖的。”
我不知道蚯蚓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在哪儿挖的，就在这玉渊潭”
“不这儿没有。不多。丰台。”
他还告诉我丰台附近的一个什么山，山根底下，那儿出蚯蚓，这座山名我没有记住。
“丰台一趟不得三十里地”
“我一早起蹬车去一趟，回来卖一上午。下午再去一趟。”
“那您一天得骑百十里地的车”
“七十四了，不活动活动成吗”
他都七十四了真不像。不过他看起来像多少岁，我也说不上来。这人好像是没有岁数。
“您一直就是卖蚯蚓”
“不是我原来在建筑上，当壮工。退休了。退休金四十几块，不够花的。”
我算了算，连退休金加卖蚯蚓的钱，有百十块钱，断定他一定爱喝两盅。我把手圈成一个酒杯形，问：
“喝两盅”
“不喝。烟酒不动”
那他一个月的钱一个人花不完，大概还会贴补儿女一点。
“我原先也不是卖蚯蚓的。我是挖药材的。后来药材公司不收购，才改了干这个。”
他指给我看：
“这是益母草，这是车前草，这是红苋草，这是地黄，这是稀莶这玉渊潭到处是钱”
他说他能认识北京的七百多种药材。
“您怎么会认药材的是家传学的”
“不是家传。有个街坊，他挖药材，我跟着他，用用心，就学会了。这北京城，饿不死人，你只要肯动弹，肯学你就拿晒槐米来说吧”
“槐米”我不知道槐米是什么，真是孤陋寡闻。
“就是没有开开的槐花骨朵，才米粒大。晒一季槐米能闹个百儿八十的。这东西外国要，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听说是酿酒。不过得会晒。晒好了，碧绿的晒不好，只好倒进垃圾堆。蚯蚓蚯蚓来”
我在玉渊潭散步，经常遇见的还有两位，一位姓乌，一位姓莫。乌先生在大学当讲师，莫先生是一个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我跟他们见面也点头寒暄。他们常常发一些很有学问的议论，很深奥，至少好像是很深奥，我听不大懂。他们都是好人，不是造反派，不打人，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有点不着边际。他们好像是为议论而议论，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像那些钓鱼的人，意不在鱼，而在钓。
乌先生听了我和卖蚯蚓人的闲谈，问我：
“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那样有兴趣”
我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不能有兴趣”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属于低级价值。”
莫先生不同意乌先生的意见。
“不能这样说。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充物。”
“就算是填充物，填充物也是需要的。填充，就说明他的存在的意义。社会结构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否认他也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的需要维持生态平衡，我们这个社会也需要有生态平衡。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人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需要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呼啸着前进的，身上带电的人而这样的人是历史的遗留物。这样的人生活在现在，和生活在汉代没有什么区别，他长得就像一个汉俑。”
我不得不承认，他对这个卖蚯蚓人的形象描绘是很准确且生动的。
乌先生接着说：
“他就像一具石磨。从出土的明器看，汉代的石磨和现在的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已经是原子时代”
莫先生抢过话来，说：
“原子时代也还容许有汉代的石磨，石磨可以磨豆浆，你今天早上就喝了豆浆”
他们争执不下，转过来问我对卖蚯蚓的人的“价值”c“存在”有什么看法。
我说：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不少。他们的成分大概可以说是城市贫民。糊火柴盒的c捡破烂的c捞鱼虫的c晒槐米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吃什么，我知道一点。比如这个卖蚯蚓的老人，我知道他的胃口很好，吃什么都香。他一嘴牙只有一个活动的。他的牙很短c微黄，这种牙最结实，北方叫做碎米牙，他说：牙好是口里的福。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四个炸油饼。他中午和晚上大概常吃炸酱面，一顿能吃半斤，就着一把小水萝卜。他大概不爱吃鱼。至于他想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或者知道得很少。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c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个卖蚯蚓的粗壮的老人，骑着车，吆喝着蚯蚓蚯蚓来不是一个丑的形象。当然，我还觉得他是个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
这时忽然有一个也常在玉渊潭散步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插了进来，他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听了你们的谈话。从生物学的角度，是不应鼓励挖蚯蚓的。蚯蚓对农业生产是有益的。”
我们全都傻了眼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写成
选自：汪曾祺作品自选集
汪曾祺作品集小说
尾巴
人事顾问老黄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工厂里本来没有“人事顾问”这种奇怪的职务，只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多年人事工作，肚子里有一部活档案；近二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时常闹一点腰酸腿疼，血压偏高，就自己要求当了顾问，所顾的也还多半是人事方面的问题，因此大家叫他人事顾问。这本是个外号，但是听起来倒像是个正式职称似的。有关人事工作的会议，只要他能来，他是都来的。来了，有时也发言，有时不发言。他的发言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他看的杂书很多，爱讲故事。在很严肃的会上有时也讲故事。下面就是他讲的故事之一。
厂里准备把一个姓林的工程师提升为总工程师，领导层意见不一，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已经开了多次会，定不下来。赞成的意见不必说了，反对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一c他家庭出身不好，是资本家；
二c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关系；有个堂兄还在台湾；
三c反右时有右派言论；
四c群众关系不太好，说话有时很尖刻
其中反对最力的是一个姓董的人事科长，此人爱激动，他又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每次都是满脸通红地说：“知识分子哼知识分子”翻来复去，只是这一句话。
人事顾问听了几次会，没有表态。党委书记说：“老黄，你也说两句”老黄慢条斯理地说：
“我讲一个故事吧“从前，有一个人，叫做艾子。艾子有一回坐船，船停在江边。半夜里，艾子听见江底下一片哭声。仔细一听，是一群水族在哭。艾子问：你们哭什么水族们说：龙王有令，水族中凡是有尾巴的都要杀掉，我们都是有尾巴的，所以在这里哭。艾子听了，深表同情。艾子看看，有一只蛤蟆也在哭，艾子很奇怪，问这蛤蟆：你哭什么呢你又没有尾巴蛤蟆说：我怕龙王要追查起我当蝌蝌时候的事儿呀”
选自：汪曾祺作品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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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三陈
陈小手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c二少奶奶c三少奶奶，生的少爷c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c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c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见了陈小手，说：
“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迤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
“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龇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盅。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
“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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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离开夏家庄时，已经是黄昏了。不过我很有把握。我记得清清楚楚，从夏家庄一直往北，到了一排长得齐齐的，像一堵墙似的梓树前面，转弯向右，往西北方向走一截，过了一片长满杂树的较高的山包，就望见王家梁了。队部同志本来要留我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走，我说不行，我和静溶c老周说好了的，今天回去。
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青苍苍的暮色，悄悄地却又迅速地掩盖了下来。不过，好了，前面已经看到那一堵高墙似的一排梓树了。
然而，当我沿梓树向右，走上一个较高的山包，向西北一望，却看不到王家梁。前面一无所有，只有无尽的山丘。
我走错了，不是该向右，是该向左我回到梓树前面，向左走了一截，到高处看看：没有村庄。
是我走过了头，应该在前面就转弯了我从梓树墙前面折了回去，走了好长一段，仍然没有发现可资记认的东西。我又沿原路走向梓树。
我从梓树出发，向不同方向各走了一截，仍然找不到王家梁。
我对自己说，我迷路了。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除了极远的天际有一点暧昧的余光，什么也辨认不清了。
怎么办呢
我倒还挺有主意：看来只好等到明天早上再说。我攀上一个山包，选了一棵树不知道是什么树，爬了上去，找到一个可以倚靠的枝杈，准备就在这里过夜了。我掏出烟来，抽了一枝。借着火柴的微光，看了看四周，榛莽丛杂，落叶满山。不到一会，只听见树下面悉悉悉悉悉，索索索索索，不知是什么兽物窜来窜去。听声音，是一些小野兽，可能是黄鼠狼c果子狸，不是什么凶猛的大家伙。我头一次知道山野的黑夜是很不平静的。这些小兽物是不会伤害我的。但我开始感觉在这里过夜不是个事情。而且天也越来越冷了。江西的冬夜虽不似北方一样酷寒，但是早起看宿草上结着的高高的霜花，便知夜间不会很暖和。不行。我想到呼救了。
我爬下树来，两手拢在嘴边，大声地呼喊：
“喂有人吗”
“喂有人吗”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传得很远。
然而没有人答应。
我又喊：
“喂有人吗”
我听见几声狗叫。
我大踏步地，笔直地向狗叫的方向走去。
我不知道脚下走过的是什么样的树丛c山包，我走过一大片农田，田里一撮一撮干得发脆的稻桩，我跳过一条小河，笔直地，大踏步地走去。我一遇到事，没有一次像这样不慌张，这样冷静，这样有决断。我看见灯光了
狗激烈地叫起来。
一盏马灯。马灯照出两个人。一个手里拿着梭镖我明白，这是值夜的民兵，另一个，是把我们从夏家庄领到王家梁的小伙子
“老汪你”
这是距王家梁约有五里的另一个小村子，叫顾家梁，小伙子是因事到这里来的。他正好陪我一同回去。
“走老汪”
到了王家梁，几个积极分子正聚在一家喝水。静溶和老周一见我进门，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们的眼睛分明写着两个字：老虎。
卖蚯蚓的人
我每天到玉渊潭散步。
玉渊潭有很多钓鱼的人。他们坐在水边，瞅着水面上的飘子。难得看到有人钓到一条二三寸长的鲫瓜子。很多人一坐半天，一无所得。等人c钓鱼c坐牛车，这是世间“三大慢”。这些人真有耐性。各有一好。这也是一种生活。
在钓鱼的旺季，常常可以碰见一个卖蚯蚓的人。他慢慢地蹬着一辆二六的旧自行车，有时扶着车慢慢地走着。走一截，扬声吆唤：
“蚯蚓蚯蚓来”
“蚯蚓蚯蚓来”
有的钓鱼的就从水边走上堤岸，向他买。
“怎么卖。”
“一毛钱三十条。”
来买的掏出一毛钱，他就从一个原来是装油漆的小铁桶里，用手抓出三十来条，放在一小块旧报纸里，交过去。钓鱼人有时带点解嘲意味，说：
“一毛钱，玩一上午”
有些钓鱼的人只买五分钱。
也有人要求再添几条。
“添几条就添几条，一个这东西”
蚯蚓这东西，泥里咕叽，原也难一条一条地数得清，用北京话说，“大概其”，就得了。
这人长得很敦实，五短身材，腹背都很宽厚。这人看起来是不会头疼脑热c感冒伤风的，而且不会有什么病能轻易地把他一下子打倒。他穿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旧的，褪了色，而且带着泥渍，但都还整齐，并不褴褛，而且单夹皮棉，按季换衣。皮，是说他入冬以后的早晨有时穿一件出锋毛的山羊皮背心。按照老北京人的习惯，也可能是为了便于骑车，他总是用带子扎着裤腿。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只看到风c太阳和尘土。只有有时他剃了头，刮了脸，才看到本来的肤色。新剃的头皮是雪白的，下边是一张红脸。看起来就像是一件旧铜器在盐酸水里刷洗了一通，刚刚拿出来一样。
因为天天见，面熟了，我们碰到了总要点点头，招呼招呼，寒暄两句。
“吃啦”
“您溜弯儿”
有时他在钓鱼人多的岸上把车子停下来，我们就说会子话。他说他自己：“我这人爱聊。”
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
“一毛钱三十条，能卖多少块数来钱，两块，闹好了有时能卖四块钱。”
“不少”
“凑合吧。”
我问他这蚯蚓是哪里来的，“是挖的”
旁边有一位钓鱼的行家说：
“是贲的。”
这个“贲”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只能记音。这位行家给我解释，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
“蚯蚓还能贲”
卖蚯蚓的人说：
“有贲的，我这不是，是挖的。贲的看得出来，身上有小毛，都是一般长。瞧我的：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是挖的。”
我不知道蚯蚓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在哪儿挖的，就在这玉渊潭”
“不这儿没有。不多。丰台。”
他还告诉我丰台附近的一个什么山，山根底下，那儿出蚯蚓，这座山名我没有记住。
“丰台一趟不得三十里地”
“我一早起蹬车去一趟，回来卖一上午。下午再去一趟。”
“那您一天得骑百十里地的车”
“七十四了，不活动活动成吗”
他都七十四了真不像。不过他看起来像多少岁，我也说不上来。这人好像是没有岁数。
“您一直就是卖蚯蚓”
“不是我原来在建筑上，当壮工。退休了。退休金四十几块，不够花的。”
我算了算，连退休金加卖蚯蚓的钱，有百十块钱，断定他一定爱喝两盅。我把手圈成一个酒杯形，问：
“喝两盅”
“不喝。烟酒不动”
那他一个月的钱一个人花不完，大概还会贴补儿女一点。
“我原先也不是卖蚯蚓的。我是挖药材的。后来药材公司不收购，才改了干这个。”
他指给我看：
“这是益母草，这是车前草，这是红苋草，这是地黄，这是稀莶这玉渊潭到处是钱”
他说他能认识北京的七百多种药材。
“您怎么会认药材的是家传学的”
“不是家传。有个街坊，他挖药材，我跟着他，用用心，就学会了。这北京城，饿不死人，你只要肯动弹，肯学你就拿晒槐米来说吧”
“槐米”我不知道槐米是什么，真是孤陋寡闻。
“就是没有开开的槐花骨朵，才米粒大。晒一季槐米能闹个百儿八十的。这东西外国要，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听说是酿酒。不过得会晒。晒好了，碧绿的晒不好，只好倒进垃圾堆。蚯蚓蚯蚓来”
我在玉渊潭散步，经常遇见的还有两位，一位姓乌，一位姓莫。乌先生在大学当讲师，莫先生是一个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我跟他们见面也点头寒暄。他们常常发一些很有学问的议论，很深奥，至少好像是很深奥，我听不大懂。他们都是好人，不是造反派，不打人，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有点不着边际。他们好像是为议论而议论，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像那些钓鱼的人，意不在鱼，而在钓。
乌先生听了我和卖蚯蚓人的闲谈，问我：
“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那样有兴趣”
我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不能有兴趣”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属于低级价值。”
莫先生不同意乌先生的意见。
“不能这样说。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充物。”
“就算是填充物，填充物也是需要的。填充，就说明他的存在的意义。社会结构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否认他也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的需要维持生态平衡，我们这个社会也需要有生态平衡。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人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需要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呼啸着前进的，身上带电的人而这样的人是历史的遗留物。这样的人生活在现在，和生活在汉代没有什么区别，他长得就像一个汉俑。”
我不得不承认，他对这个卖蚯蚓人的形象描绘是很准确且生动的。
乌先生接着说：
“他就像一具石磨。从出土的明器看，汉代的石磨和现在的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已经是原子时代”
莫先生抢过话来，说：
“原子时代也还容许有汉代的石磨，石磨可以磨豆浆，你今天早上就喝了豆浆”
他们争执不下，转过来问我对卖蚯蚓的人的“价值”c“存在”有什么看法。
我说：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不少。他们的成分大概可以说是城市贫民。糊火柴盒的c捡破烂的c捞鱼虫的c晒槐米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吃什么，我知道一点。比如这个卖蚯蚓的老人，我知道他的胃口很好，吃什么都香。他一嘴牙只有一个活动的。他的牙很短c微黄，这种牙最结实，北方叫做碎米牙，他说：牙好是口里的福。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四个炸油饼。他中午和晚上大概常吃炸酱面，一顿能吃半斤，就着一把小水萝卜。他大概不爱吃鱼。至于他想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或者知道得很少。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c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个卖蚯蚓的粗壮的老人，骑着车，吆喝着蚯蚓蚯蚓来不是一个丑的形象。当然，我还觉得他是个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
这时忽然有一个也常在玉渊潭散步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插了进来，他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听了你们的谈话。从生物学的角度，是不应鼓励挖蚯蚓的。蚯蚓对农业生产是有益的。”
我们全都傻了眼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写成
选自：汪曾祺作品自选集
汪曾祺作品集小说
尾巴
人事顾问老黄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工厂里本来没有“人事顾问”这种奇怪的职务，只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多年人事工作，肚子里有一部活档案；近二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时常闹一点腰酸腿疼，血压偏高，就自己要求当了顾问，所顾的也还多半是人事方面的问题，因此大家叫他人事顾问。这本是个外号，但是听起来倒像是个正式职称似的。有关人事工作的会议，只要他能来，他是都来的。来了，有时也发言，有时不发言。他的发言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他看的杂书很多，爱讲故事。在很严肃的会上有时也讲故事。下面就是他讲的故事之一。
厂里准备把一个姓林的工程师提升为总工程师，领导层意见不一，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已经开了多次会，定不下来。赞成的意见不必说了，反对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一c他家庭出身不好，是资本家；
二c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关系；有个堂兄还在台湾；
三c反右时有右派言论；
四c群众关系不太好，说话有时很尖刻
其中反对最力的是一个姓董的人事科长，此人爱激动，他又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每次都是满脸通红地说：“知识分子哼知识分子”翻来复去，只是这一句话。
人事顾问听了几次会，没有表态。党委书记说：“老黄，你也说两句”老黄慢条斯理地说：
“我讲一个故事吧“从前，有一个人，叫做艾子。艾子有一回坐船，船停在江边。半夜里，艾子听见江底下一片哭声。仔细一听，是一群水族在哭。艾子问：你们哭什么水族们说：龙王有令，水族中凡是有尾巴的都要杀掉，我们都是有尾巴的，所以在这里哭。艾子听了，深表同情。艾子看看，有一只蛤蟆也在哭，艾子很奇怪，问这蛤蟆：你哭什么呢你又没有尾巴蛤蟆说：我怕龙王要追查起我当蝌蝌时候的事儿呀”
选自：汪曾祺作品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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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三陈
陈小手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c二少奶奶c三少奶奶，生的少爷c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c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c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见了陈小手，说：
“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迤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
“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龇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盅。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
“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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