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2节
前者的分化和惶惑心态。
一
作为一份思想文化杂志，读书一九七九年四月创刊，已刊行十五年有余。与八十年代中c后期出场的种种夭折的品质相近的思想文化杂志相比，读书显得命大。原因似乎不难勘定：读书是官营杂志，其刊行由国家行政体制支撑。然而，倘若考虑到如下情形，读书十五年就不容轻易解释：读书的言述品质与众多同样由国家行政体制支撑的思想文化杂志如中央和各省市社科院的官营杂志的言述品质殊为不同。
读书的言述以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为主。八十年代中期，一时有不少“新”思潮的引介，但实际上，除七十年代以来的西域思潮外，大多“新”思潮并不新。二战前的西域思潮，一九四九年前的思想文化杂志多有评介，一九四九年以后，则有哲学译丛，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持续引介笔者曾在北大哲学系资料室发现过德里达初出茅庐时的论文译介对黑格尔哲学的解构。海外学界长期误以为大陆学界自五十年代初以来，就与海外西域思想完全断绝了因缘。事实上，断绝仅发生在文革最初的五年。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c自由平等c博爱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初版，一九六六年三版和朱光潜受有关当局委托组织编译的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c艺术家关于人道主义c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一年版可视为中断与接续的标志。
西域思想的引人并未中断与八十年代的“新”思潮的引入现象，似乎显得矛盾，实际却指示出两个值得从知识社会学去分析的问题：大陆当代知识界中思想知识的效力方式和思想知识群体的分化状况。
读书的言述品质若被置于这一问题视域来看，就蕴含着丰富的知识社会学的解释资源。探究这些资源，将有可能对当代大陆思想域的论域位置之嬗变和思想知识人的结集分化状况，有较为切实的认识。读书十五年，恰与中国大陆的改革十五年同步，在相同品质的思想文化杂志中，只有读书一直伴随着十五年的改革历程：思想解放c农村经济改革c文化论争c政治改革以至当今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形态的大变动。两种十五年的吻合，纯属偶然。从偶然事态中，抽不出什么必然因素。值得审视的是偶然事态的发生结构之样态，即思想论域c知识人群体和社会机体三结构要素的织体状况。
二
读书的言述品质虽以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为特征，但就文风而言，在初创之时，并非与“闲”和“清”相符。我在别处曾提出，五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的文风向社论语态统一，词汇的选择和修辞及论说方式逐渐丧失了私人性格。文风的转变表明的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实际效力，它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失效，只是部分语域的失效。读书的文风从不闲的闲谈c不清的清议，遂渐走向闲和清，记录了知识界中部分知识人脱离思想改造法力的过程，亦实际地推促了摆脱社论语态的进程。
何谓“思想改造运动”我在此尝试给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释义：它是政党伦理建构其合法性的社会行动步骤。政党伦理是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的样式，由政党意识形态为理念基础而形成的一套评价体系”c思想和行为规范，它受到政党国家的政治体制给予的社会实在性的有效支撑。当代中国的社会实在由政党意识形态c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三个基本结构要素构成，政党伦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层形态，不仅规约思想知识的活动样式，亦规约日常生活的价值评价。当政党意识形态需要转换成政党伦理，以便与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同质同构时，“思想改造运动”就会被设计出来。
政党国家的建构，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c达成现代型民族国家的实际结果。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中政党蜂起，与中国的现代型民族国家的建构冲动相关，党争实为各种政治力量重新整合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略的实力较量，但目的是一致的：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单位。的社会主义政党意识形态，本是由新兴知识人阶层中一小群人建构的，并通过社会化动员和革命行动完成了中国的现代型民族国家之政治建构政党国家。为了使由一群知识人拥有的理念转换成一种社会伦理，政党伦理就借助一系列文化批判和思想改造首先在文化c教育领域取得合法性和政治优势。
政党伦理的建构进而规约了思想活动的样式和知识效力的方式。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无论中国传统典籍之整理，还是西方思想的译介，都有比一九四九年以前更为系统性的积累，然而，其思想一知识效力受到政党伦理的规约。
读书的闲谈和清议言述，实际是政党伦理在思想知识界的影响逐渐嬗变的表征，这种嬗变发端于文革后期。政党伦理影响的嬗变，显明了一场理念性威权的危机，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威权之争和社会伦理的重构性冲突随之来临。一个可以提出的知识社会学问题是：政党意识形态如果不去拥有传统的对社会伦理的那种支配权，是否意味着卸下了一个过重的负担。
三
读书的创办，是由几位出版界的老职业出版家促成的，它的发展和兴盛则由其后继的职业出版家主领和推动。这几位职业出版家为读书逐步拟定的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的编辑原则，契合了当代中国知识界中群体分化的实际状况：尽管三十多年来，知识界在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社会体制的双重规约下已趋于政党科层化，分化的群体类型仍然实际存在。
百年来，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诸流品中的士c农这两个流品的结构和品质的变迁，最值得考究。钱穆曾强调，传统的士这一流品，并不就是读书人，也不就是知识分子。严格地讲，“知识分子”的称谓在西方古代社会中亦找不到社会学的定位。“教士”同样不是读书人，也不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随现代型社会的成形而出现的新兴阶层，与现代型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相关。以中国古代社会中没有现代型知识分子为由，拒绝这一术词，容易丢失一个问题旨趣：士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的品质转变和阶层角色的位移，即士如何转变为知识分子，转变为何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这恰是中国的知识社会学应予关注的课题。
概略地讲，中国传统的士这一流品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进程中，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期：清末民初的废科举c兴新学，伴随政制选择c新型科层的形成和职业分化而发生的转型；五十年代初，政党型民族国家建成完成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整合，伴随政党伦理的建构和政党型官僚科层的形成而发生的转型；八十年代初以来，政党型民族国家的改革，伴随政党伦理的嬗变和政治经济改革引发的社会再分化而出现的转型。
读书十五年，与中国大陆知识人的第三次转型期同步。从读书十五年中呈现的论说或清议主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转型的轨迹：破论说禁区“新”思潮热文化热读书人的寻求定位大众化c商业化冲击政党伦理嬗变之初，论说的关切点是意识形态性的，经济改革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又把论说的关切点引向捍卫读书人的利益和权力，新的社会分化和大众文化的转型不是出现，大众文化在清末民初已出现导致文化资产的重新分配，使读书人忧心忡忡在种种论说和清议中，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类型分化和知识人阶层作为整体的分化，转换为文化或学问的“主张”之争。
四
勘察知识人阶层的变化，可以从分析知识人阶层的形成机制之变化和知识人群体内部的冲突入手。
知识人的身分资格主要靠受教育的程度和职业分配来确定。但受教育是事先需要资格的。五十年代以来，受教育的资格由经济资产转变为政治资产，原有的知识人阶层的形成机制发生改变，打破了阶层内部的复制机制：有经济资产者才有条件受高等教育受过高等教育者可占有经济资产。政治资产代替经济资产成为受教育的资格文革后期发展到极至，是政党伦理的社会化形态之一，促成了知识人的大众化，知识人的阶层成分被修改了。公费教育制度的建立，从制度上加强了知识人的大众化：七十年代未修改受教育资格，政治资产不再是先赋性的，而是获取性的，在很短的几年转换期内，大量社会底层人和流民进入大学，形成八十年代的一个独特的知识人类型。
受教育资格的两次大的修改，是当代中国大陆知识人阶层的内部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至少可以勘定四种不同的资格类型：一九四九年前的经济资产型知识人c五十年代后的政治资产型知识人c七十年代未的自力资产型知识人和八十年代以来的智力资产型知识人。由于不断有新的下层阶层的人进入知识人阶层，大众的利益c趣味和伦理随之被带入思想知识域，知识人阶层的成分结构也复杂化了。
然而，在政党国家的法统之中，政党伦理最终决定文化资本的分配，并决定文化思想资源的解释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政党伦理效力的改变，出现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和思想资源之解释权的争夺。无论是古代的士流品，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阶层，从来就不是一个和谐群体，而是一个聚集着各种利益冲突的场所。在政党伦理的法统时期，知识人之间的冲突受政党伦理的规导，往往以政党提供的符号展开争斗，政党伦理的社会法权式微后，知识人阶层内部的冲突将更趋激烈和多样化。
八十年代大陆知识界中的团伙现象，反映出政党伦理嬗变后的知识界状况。知识人团伙的结集，大多以杂志和丛书为基地，出版界成为知识人阶层冲突的重要场所之一。知识人团伙现象的社会学涵义是多层的：知识人阶层与政党伦理的紧张，知识人阶层内部各种类型人之间的紧张，中央北京知识人与地方知识人之间的紧张上海c武汉c成都c南京c广州的团伙理应受到关注，以及当今国内知识人与留洋知识人之间的紧张，只关注上述第一类型的紧张，是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一大缺陷。
读书不像八十年代的种种团伙性的思想文化杂志那样忽而夭折，除去政治经济的原因外，还由于它不是知识界的一种团伙性杂志，而是职业出版家主持的杂志。可以说，职业出版家在八十年代以来迄今的思想知识界的变迁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知识社会学不可忽视对出版业的分析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版业是政党国家的政制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和政党伦理社会化的机制，民间知识人势力与既定建制知识人之间的冲突，因此亦是当前知识人阶层的冲突样式之一。
五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中的论争频出，思想主张种类繁多。每一场论争c每一种思想主张的背后，都潜隐着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因素。这样一来，对论争或思想主张的分析，就不能只着眼于单纯理念的层面。
读书并没有呈现所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争，也没有呈现所有的思想主张。读书对撰稿人实际有一个选择机制，即与某些类型的知识人有亲和力。显然，读书并非专业性学术思想杂志，也不可能包罗各思想文化领域的论争。官营思想文化杂志在八十年代以来，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观，这与知识人的结构性变迁有关。与种种官营思想文化杂志相比较，读书所呈现的论争或思想主张，仍可视为一种类型，尽管在这一类型中又有品质完全不同的分类。
读书十五年，推出了一批撰述人，他们的知识趣味c行文风格c关注的书本，构成了自成一体的思想风貌。如果对这些撰述人各自的思想样式分别加以分析，大致可以勘定其在变动的知识人阶层中的位置。当代中国大陆知识人，严格说来，都是政党国家体制中的文化资产的占有者文化学术机构c大学等，即都有自己的单位。无单位的知识人的出场，是九十年代的事，而且是经济政体改革的结果。因此，种种思想主张或论争的社会性基础，实际锚在知识人的个体欲求与受政党伦理政制规约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结构性紧张之中，中外古今的思想文化资源不过是这种紧张借以表达的一个挪用资源。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大变动，修改了思想知识的语境，文化思想热点向关注社会问题位移，思想建构因此可能获得另一种空间，因为，知识人的个体欲求与社会日常生活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此相应，分化后的知识人阶层逐渐重新结集，而且区域已扩散到北美c香港等地近来，读书上北美汉语学人的言论篇幅明显增长。一种多元的汉语思想文化的空间性张力正在形成。
汉语思想的基本问题仍然在于：究竟什么是“中国问题”，什么是个体生存的意义奠基。汉语思想的知识人在切问近思中尤为需要的还是：读书。
一九九五年十月香港
中国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
小枫
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在政治经济上的结构性变化，带出了汉语知识界的一番新景象，其中伦理资源的亏空，尽管较少受到关注，乃是根本性的变化之一。
古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资源是由士大夫提供的，这种知识人的伦理资源不同于欧洲传统社会中由教士阶层提供和维系的伦理资源，它强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意义体系和伦理秩序。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知识人的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是由组织自主的教团性的建制来贯彻，而是与国家的官僚集团的结合来贯彻。晚清废科举以及政制的改革，儒家知识人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的实在基础丧失了。为了维系传统儒家理念的宗教性，儒家知识人必须重新寻找社会化的基础。
一
“主义”建构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适应民族国家的建构要求而形成的文化理念体系。两种取得社会法权的“主义”建构的文化理念都蕴含着文化民族主义的要素，注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尽管这一理念在汉语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一定程度上受到普遍主义因素的制约。重要的是这种制约产生出来的仍然是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性及其国家伦理秩序。
两种“主义”建构接替儒家理念成为制度性的文化宗教时，延续了传统的宗教性知识人与国家官僚集团结合的形式，而且使宗教性知识人群体自身相当程度地分化为一个的阶层，在性质上已类似于教团性组织。现代中国具有社会法权的大政党均不是纯政治性的政党，而是有宗教承担的宗法性政党，它们提供对世界和人生的意义解释，规定国家伦理秩序的正当性，划定社会精神生活的方向。这样一来，政党伦理就会成为国家沦理。
以上的简要描述性分析，为我们考察近十五年来汉语知识界中文化宗教性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框架。由于文化宗教性的承担者是知识人，我将主要关注知识精英的变化与汉语世界中国家伦理资源的关系。
二
晚近所谓东亚崛起的文化反思，一开始就定位在东亚现代化模式与亚洲的传统伦理结构的关系问题上，以找寻传统伦理中的资本主义亲缘因素。这种设问是循韦伯的现代学设问方向提出来的。在我看来，东亚现代性的现实建构过程及其尚未定型的未然形态应当是更为值得关注的设间方向。与此相应，西美尔c舍勒的现代学设问方向同样值得注意。东亚现代性问题尚处于历史的开放状态；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的政治c经济c社会c理念的变迁，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相当漂浮性的。倘若学术思维不去认识东亚现代性的社会机制的浮动，以及与此浮动相关的文化理念的浮动，就不可能把握住东亚现代性属己的诸问题。
三
汉语社会的国家伦理资源的当代变迁，涉及到汉语世界的社会伦理的结构性变动。当前，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民间的大众宗教的复兴以及长期受抑制的佛教c道教向文化建制领域的推进，显明了传统占支配地位的知识人宗教的制度化衰落。知识人型宗教对民间型宗教和教团型宗教的抑制能力减弱，日益丧失自身的社会化效力。
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拥有社会法权的政党伦理在现代化经济政治转型过程中逐步式微。随着政党伦理在中国各地不同程度的式微，精神伦理之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能再靠与政制结盟的方式来达成，精神伦理的社会化机制面临危机。这正是当代汉语世界中民族性的国家伦理建构的根本问题所在。
四
现代社会学的历史考察表明，精神性伦理的社会化机制主要有两种：a通过在社会中相当程度地分化的教团组织，把精神伦理有机化地融入社会基层，并有效地整合民间的大众型宗教冲动，比如历史上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基督教的情形，这种文化宗教性的承担者是受过理性化教育的神职阶层；b通过国家的官僚层级组织，把精神伦理有机地植入社会基层，比如历史上的中国儒家士大夫，其文化宗教性的承担者是受过儒家科举教育的官僚。文化宗教性的类型特征是精英伦理：通过建制化精英选择机制遴选出来的少数精英决定着文化和精神的品质。精英伦理与大众伦理一直处于一种结构性的紧张之中。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机制的结构性变动和阶层力量的优势转换，大众伦理一直保持着从未减弱的对精英伦理的颠覆势态。在中国，“主义”宗教作为政党伦理的建构，实际表明了尽可能平衡已出现危机的精英伦理与大众伦理之间的冲突的社会诉求，以抑制儒家的精英伦理在丧失社会化机制后实际已经出现的国家伦理之失序。
五
至今的问题是：一旦精英伦理丧失与国家政制的结盟，同时它又没有社会性的教团组织作为重建其社会化机制的基础现代儒家的精英伦理正处于如此境况，其命运看来就只能在如下两条路上选择：精英伦理要么向纯粹个体化的方向发展，进而日益丧失社会化的功能，把对社会伦理的制权让给大众伦理；要么，精英伦理向既存的大众伦理靠拢，削减自身中所谓“高超”的道德内涵。
这样一来，精英伦理的承担者的形成就是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值得注意的还不是文化宗教性之承担者的个体方面，而是维系承担者阶层之形成的社会机制。
文化型宗教精英知识人阶层的自我维系的社会机制是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和研究机构。“主义”宗教的政党伦理对大学教育控制不同程度的减弱，种种现代主义思潮重新涌入高等院校。目前来看，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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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一份思想文化杂志，读书一九七九年四月创刊，已刊行十五年有余。与八十年代中c后期出场的种种夭折的品质相近的思想文化杂志相比，读书显得命大。原因似乎不难勘定：读书是官营杂志，其刊行由国家行政体制支撑。然而，倘若考虑到如下情形，读书十五年就不容轻易解释：读书的言述品质与众多同样由国家行政体制支撑的思想文化杂志如中央和各省市社科院的官营杂志的言述品质殊为不同。
读书的言述以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为主。八十年代中期，一时有不少“新”思潮的引介，但实际上，除七十年代以来的西域思潮外，大多“新”思潮并不新。二战前的西域思潮，一九四九年前的思想文化杂志多有评介，一九四九年以后，则有哲学译丛，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持续引介笔者曾在北大哲学系资料室发现过德里达初出茅庐时的论文译介对黑格尔哲学的解构。海外学界长期误以为大陆学界自五十年代初以来，就与海外西域思想完全断绝了因缘。事实上，断绝仅发生在文革最初的五年。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c自由平等c博爱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初版，一九六六年三版和朱光潜受有关当局委托组织编译的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c艺术家关于人道主义c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一年版可视为中断与接续的标志。
西域思想的引人并未中断与八十年代的“新”思潮的引入现象，似乎显得矛盾，实际却指示出两个值得从知识社会学去分析的问题：大陆当代知识界中思想知识的效力方式和思想知识群体的分化状况。
读书的言述品质若被置于这一问题视域来看，就蕴含着丰富的知识社会学的解释资源。探究这些资源，将有可能对当代大陆思想域的论域位置之嬗变和思想知识人的结集分化状况，有较为切实的认识。读书十五年，恰与中国大陆的改革十五年同步，在相同品质的思想文化杂志中，只有读书一直伴随着十五年的改革历程：思想解放c农村经济改革c文化论争c政治改革以至当今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形态的大变动。两种十五年的吻合，纯属偶然。从偶然事态中，抽不出什么必然因素。值得审视的是偶然事态的发生结构之样态，即思想论域c知识人群体和社会机体三结构要素的织体状况。
二
读书的言述品质虽以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为特征，但就文风而言，在初创之时，并非与“闲”和“清”相符。我在别处曾提出，五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的文风向社论语态统一，词汇的选择和修辞及论说方式逐渐丧失了私人性格。文风的转变表明的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实际效力，它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失效，只是部分语域的失效。读书的文风从不闲的闲谈c不清的清议，遂渐走向闲和清，记录了知识界中部分知识人脱离思想改造法力的过程，亦实际地推促了摆脱社论语态的进程。
何谓“思想改造运动”我在此尝试给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释义：它是政党伦理建构其合法性的社会行动步骤。政党伦理是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的样式，由政党意识形态为理念基础而形成的一套评价体系”c思想和行为规范，它受到政党国家的政治体制给予的社会实在性的有效支撑。当代中国的社会实在由政党意识形态c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三个基本结构要素构成，政党伦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层形态，不仅规约思想知识的活动样式，亦规约日常生活的价值评价。当政党意识形态需要转换成政党伦理，以便与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同质同构时，“思想改造运动”就会被设计出来。
政党国家的建构，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c达成现代型民族国家的实际结果。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中政党蜂起，与中国的现代型民族国家的建构冲动相关，党争实为各种政治力量重新整合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略的实力较量，但目的是一致的：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单位。的社会主义政党意识形态，本是由新兴知识人阶层中一小群人建构的，并通过社会化动员和革命行动完成了中国的现代型民族国家之政治建构政党国家。为了使由一群知识人拥有的理念转换成一种社会伦理，政党伦理就借助一系列文化批判和思想改造首先在文化c教育领域取得合法性和政治优势。
政党伦理的建构进而规约了思想活动的样式和知识效力的方式。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无论中国传统典籍之整理，还是西方思想的译介，都有比一九四九年以前更为系统性的积累，然而，其思想一知识效力受到政党伦理的规约。
读书的闲谈和清议言述，实际是政党伦理在思想知识界的影响逐渐嬗变的表征，这种嬗变发端于文革后期。政党伦理影响的嬗变，显明了一场理念性威权的危机，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威权之争和社会伦理的重构性冲突随之来临。一个可以提出的知识社会学问题是：政党意识形态如果不去拥有传统的对社会伦理的那种支配权，是否意味着卸下了一个过重的负担。
三
读书的创办，是由几位出版界的老职业出版家促成的，它的发展和兴盛则由其后继的职业出版家主领和推动。这几位职业出版家为读书逐步拟定的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的编辑原则，契合了当代中国知识界中群体分化的实际状况：尽管三十多年来，知识界在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社会体制的双重规约下已趋于政党科层化，分化的群体类型仍然实际存在。
百年来，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诸流品中的士c农这两个流品的结构和品质的变迁，最值得考究。钱穆曾强调，传统的士这一流品，并不就是读书人，也不就是知识分子。严格地讲，“知识分子”的称谓在西方古代社会中亦找不到社会学的定位。“教士”同样不是读书人，也不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随现代型社会的成形而出现的新兴阶层，与现代型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相关。以中国古代社会中没有现代型知识分子为由，拒绝这一术词，容易丢失一个问题旨趣：士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的品质转变和阶层角色的位移，即士如何转变为知识分子，转变为何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这恰是中国的知识社会学应予关注的课题。
概略地讲，中国传统的士这一流品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进程中，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期：清末民初的废科举c兴新学，伴随政制选择c新型科层的形成和职业分化而发生的转型；五十年代初，政党型民族国家建成完成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整合，伴随政党伦理的建构和政党型官僚科层的形成而发生的转型；八十年代初以来，政党型民族国家的改革，伴随政党伦理的嬗变和政治经济改革引发的社会再分化而出现的转型。
读书十五年，与中国大陆知识人的第三次转型期同步。从读书十五年中呈现的论说或清议主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转型的轨迹：破论说禁区“新”思潮热文化热读书人的寻求定位大众化c商业化冲击政党伦理嬗变之初，论说的关切点是意识形态性的，经济改革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又把论说的关切点引向捍卫读书人的利益和权力，新的社会分化和大众文化的转型不是出现，大众文化在清末民初已出现导致文化资产的重新分配，使读书人忧心忡忡在种种论说和清议中，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类型分化和知识人阶层作为整体的分化，转换为文化或学问的“主张”之争。
四
勘察知识人阶层的变化，可以从分析知识人阶层的形成机制之变化和知识人群体内部的冲突入手。
知识人的身分资格主要靠受教育的程度和职业分配来确定。但受教育是事先需要资格的。五十年代以来，受教育的资格由经济资产转变为政治资产，原有的知识人阶层的形成机制发生改变，打破了阶层内部的复制机制：有经济资产者才有条件受高等教育受过高等教育者可占有经济资产。政治资产代替经济资产成为受教育的资格文革后期发展到极至，是政党伦理的社会化形态之一，促成了知识人的大众化，知识人的阶层成分被修改了。公费教育制度的建立，从制度上加强了知识人的大众化：七十年代未修改受教育资格，政治资产不再是先赋性的，而是获取性的，在很短的几年转换期内，大量社会底层人和流民进入大学，形成八十年代的一个独特的知识人类型。
受教育资格的两次大的修改，是当代中国大陆知识人阶层的内部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至少可以勘定四种不同的资格类型：一九四九年前的经济资产型知识人c五十年代后的政治资产型知识人c七十年代未的自力资产型知识人和八十年代以来的智力资产型知识人。由于不断有新的下层阶层的人进入知识人阶层，大众的利益c趣味和伦理随之被带入思想知识域，知识人阶层的成分结构也复杂化了。
然而，在政党国家的法统之中，政党伦理最终决定文化资本的分配，并决定文化思想资源的解释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政党伦理效力的改变，出现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和思想资源之解释权的争夺。无论是古代的士流品，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阶层，从来就不是一个和谐群体，而是一个聚集着各种利益冲突的场所。在政党伦理的法统时期，知识人之间的冲突受政党伦理的规导，往往以政党提供的符号展开争斗，政党伦理的社会法权式微后，知识人阶层内部的冲突将更趋激烈和多样化。
八十年代大陆知识界中的团伙现象，反映出政党伦理嬗变后的知识界状况。知识人团伙的结集，大多以杂志和丛书为基地，出版界成为知识人阶层冲突的重要场所之一。知识人团伙现象的社会学涵义是多层的：知识人阶层与政党伦理的紧张，知识人阶层内部各种类型人之间的紧张，中央北京知识人与地方知识人之间的紧张上海c武汉c成都c南京c广州的团伙理应受到关注，以及当今国内知识人与留洋知识人之间的紧张，只关注上述第一类型的紧张，是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一大缺陷。
读书不像八十年代的种种团伙性的思想文化杂志那样忽而夭折，除去政治经济的原因外，还由于它不是知识界的一种团伙性杂志，而是职业出版家主持的杂志。可以说，职业出版家在八十年代以来迄今的思想知识界的变迁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知识社会学不可忽视对出版业的分析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版业是政党国家的政制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和政党伦理社会化的机制，民间知识人势力与既定建制知识人之间的冲突，因此亦是当前知识人阶层的冲突样式之一。
五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中的论争频出，思想主张种类繁多。每一场论争c每一种思想主张的背后，都潜隐着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因素。这样一来，对论争或思想主张的分析，就不能只着眼于单纯理念的层面。
读书并没有呈现所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争，也没有呈现所有的思想主张。读书对撰稿人实际有一个选择机制，即与某些类型的知识人有亲和力。显然，读书并非专业性学术思想杂志，也不可能包罗各思想文化领域的论争。官营思想文化杂志在八十年代以来，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观，这与知识人的结构性变迁有关。与种种官营思想文化杂志相比较，读书所呈现的论争或思想主张，仍可视为一种类型，尽管在这一类型中又有品质完全不同的分类。
读书十五年，推出了一批撰述人，他们的知识趣味c行文风格c关注的书本，构成了自成一体的思想风貌。如果对这些撰述人各自的思想样式分别加以分析，大致可以勘定其在变动的知识人阶层中的位置。当代中国大陆知识人，严格说来，都是政党国家体制中的文化资产的占有者文化学术机构c大学等，即都有自己的单位。无单位的知识人的出场，是九十年代的事，而且是经济政体改革的结果。因此，种种思想主张或论争的社会性基础，实际锚在知识人的个体欲求与受政党伦理政制规约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结构性紧张之中，中外古今的思想文化资源不过是这种紧张借以表达的一个挪用资源。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大变动，修改了思想知识的语境，文化思想热点向关注社会问题位移，思想建构因此可能获得另一种空间，因为，知识人的个体欲求与社会日常生活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此相应，分化后的知识人阶层逐渐重新结集，而且区域已扩散到北美c香港等地近来，读书上北美汉语学人的言论篇幅明显增长。一种多元的汉语思想文化的空间性张力正在形成。
汉语思想的基本问题仍然在于：究竟什么是“中国问题”，什么是个体生存的意义奠基。汉语思想的知识人在切问近思中尤为需要的还是：读书。
一九九五年十月香港
中国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
小枫
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在政治经济上的结构性变化，带出了汉语知识界的一番新景象，其中伦理资源的亏空，尽管较少受到关注，乃是根本性的变化之一。
古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资源是由士大夫提供的，这种知识人的伦理资源不同于欧洲传统社会中由教士阶层提供和维系的伦理资源，它强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意义体系和伦理秩序。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知识人的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是由组织自主的教团性的建制来贯彻，而是与国家的官僚集团的结合来贯彻。晚清废科举以及政制的改革，儒家知识人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的实在基础丧失了。为了维系传统儒家理念的宗教性，儒家知识人必须重新寻找社会化的基础。
一
“主义”建构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适应民族国家的建构要求而形成的文化理念体系。两种取得社会法权的“主义”建构的文化理念都蕴含着文化民族主义的要素，注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尽管这一理念在汉语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一定程度上受到普遍主义因素的制约。重要的是这种制约产生出来的仍然是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性及其国家伦理秩序。
两种“主义”建构接替儒家理念成为制度性的文化宗教时，延续了传统的宗教性知识人与国家官僚集团结合的形式，而且使宗教性知识人群体自身相当程度地分化为一个的阶层，在性质上已类似于教团性组织。现代中国具有社会法权的大政党均不是纯政治性的政党，而是有宗教承担的宗法性政党，它们提供对世界和人生的意义解释，规定国家伦理秩序的正当性，划定社会精神生活的方向。这样一来，政党伦理就会成为国家沦理。
以上的简要描述性分析，为我们考察近十五年来汉语知识界中文化宗教性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框架。由于文化宗教性的承担者是知识人，我将主要关注知识精英的变化与汉语世界中国家伦理资源的关系。
二
晚近所谓东亚崛起的文化反思，一开始就定位在东亚现代化模式与亚洲的传统伦理结构的关系问题上，以找寻传统伦理中的资本主义亲缘因素。这种设问是循韦伯的现代学设问方向提出来的。在我看来，东亚现代性的现实建构过程及其尚未定型的未然形态应当是更为值得关注的设间方向。与此相应，西美尔c舍勒的现代学设问方向同样值得注意。东亚现代性问题尚处于历史的开放状态；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的政治c经济c社会c理念的变迁，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相当漂浮性的。倘若学术思维不去认识东亚现代性的社会机制的浮动，以及与此浮动相关的文化理念的浮动，就不可能把握住东亚现代性属己的诸问题。
三
汉语社会的国家伦理资源的当代变迁，涉及到汉语世界的社会伦理的结构性变动。当前，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民间的大众宗教的复兴以及长期受抑制的佛教c道教向文化建制领域的推进，显明了传统占支配地位的知识人宗教的制度化衰落。知识人型宗教对民间型宗教和教团型宗教的抑制能力减弱，日益丧失自身的社会化效力。
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拥有社会法权的政党伦理在现代化经济政治转型过程中逐步式微。随着政党伦理在中国各地不同程度的式微，精神伦理之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能再靠与政制结盟的方式来达成，精神伦理的社会化机制面临危机。这正是当代汉语世界中民族性的国家伦理建构的根本问题所在。
四
现代社会学的历史考察表明，精神性伦理的社会化机制主要有两种：a通过在社会中相当程度地分化的教团组织，把精神伦理有机化地融入社会基层，并有效地整合民间的大众型宗教冲动，比如历史上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基督教的情形，这种文化宗教性的承担者是受过理性化教育的神职阶层；b通过国家的官僚层级组织，把精神伦理有机地植入社会基层，比如历史上的中国儒家士大夫，其文化宗教性的承担者是受过儒家科举教育的官僚。文化宗教性的类型特征是精英伦理：通过建制化精英选择机制遴选出来的少数精英决定着文化和精神的品质。精英伦理与大众伦理一直处于一种结构性的紧张之中。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机制的结构性变动和阶层力量的优势转换，大众伦理一直保持着从未减弱的对精英伦理的颠覆势态。在中国，“主义”宗教作为政党伦理的建构，实际表明了尽可能平衡已出现危机的精英伦理与大众伦理之间的冲突的社会诉求，以抑制儒家的精英伦理在丧失社会化机制后实际已经出现的国家伦理之失序。
五
至今的问题是：一旦精英伦理丧失与国家政制的结盟，同时它又没有社会性的教团组织作为重建其社会化机制的基础现代儒家的精英伦理正处于如此境况，其命运看来就只能在如下两条路上选择：精英伦理要么向纯粹个体化的方向发展，进而日益丧失社会化的功能，把对社会伦理的制权让给大众伦理；要么，精英伦理向既存的大众伦理靠拢，削减自身中所谓“高超”的道德内涵。
这样一来，精英伦理的承担者的形成就是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值得注意的还不是文化宗教性之承担者的个体方面，而是维系承担者阶层之形成的社会机制。
文化型宗教精英知识人阶层的自我维系的社会机制是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和研究机构。“主义”宗教的政党伦理对大学教育控制不同程度的减弱，种种现代主义思潮重新涌入高等院校。目前来看，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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