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6节

  可以不出份子这种活动都是村民自己凑份子。在农村，唱戏是一种社区的“集体活动”，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不合群，甚至是跟众人对着干，这样做，难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况且，在那时的中国乡村，平日的生活的娱乐活动，唱戏是必不可缺的，教民也是村民，他们同样需要戏剧来排遣解闷，这种有时甚至并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够恪守规矩，他的家人亲戚，在锣鼓喧天的时候，未必能抵挡得住诱惑，如果也跑出来看上几眼，那么教民就成了占大伙便宜的人，白眼不免会变成嘲骂。如果是求雨活动，唱完戏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这个雨当然不可能只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么参加求雨的人则不平衡教民这个便宜占的更大了，由相骂进而开打，教案就这么闹起来了。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2

  因唱戏引起的教案，虽然多，但规模往往都不大，毕竟，两边的利害冲突不大，而一些庙产纠纷则冲突要激烈得多。中国北方农村的村头巷尾，都有庙，里面供着关公c观音c玉皇c水母娘娘之类的神，这些庙有很大部分是没有人经管的，里面既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而且庙产往往没主，弄不清那块地皮和地上房屋产权属于谁，实际上，它应该属于村民的公产。但是在教会的扩张过程中，教会在寻找建教堂地皮的过程中，往往冒出某些无赖，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骗说这些无主的庙宇是他家的产业，然后把它卖给教会。待到教会真的在自己“买来”的产业上拆庙动工盖教堂时，村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大哗。虽然这些破庙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没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将之拆掉，变做另外一种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经就都紧张起来，神庙的镇压作用，辟邪作用都从人们的记忆深处冒出来了，人们甚至还记起了这些神庙当年是如何的灵验，这些神佛是如何的神圣，如果听任洋人拆毁，将会给村庄带来怎样的灾祸等等。由于兹事体大，这种教案纠纷往往闹的时间特别长，争c闹c打c打官司，然后再争c闹c打，往往会闹上十几二十年。著名的山东冠县梨园教案，就是民教双方争夺该村的玉皇庙的庙产引发的。

  当然，有的时候，误会和不误会往往搅在一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津教案，闹起来的时候，有四个根本不相干的俄国人在乱中被杀，可抓来的疑犯，每个人都供说，他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闻说“外国人打官闹事，指法国领事丰大业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门事，心生气忿”，因此前去救护的。其实呢，这些混混无非是在趁乱打劫。事变中，四个俄国人的财物都被抢走，其中一个俄国女人戒指被抢，连指头都被剁掉。还有很多规模很大的教案，其实就是由于某些匪类觊觎教会的财产，因此利用误会，制造谣言，说教会拐卖儿童，挖心摘眼，再举出“物证”一只童鞋之类的东西，往往就会闹出大事来。

  无论误会还是不误会，教案的主导者往往都是乡绅或者其他乡社组织包括帮会的首领。像做过湘军将领的湖南人周铁汉这样c特别富有卫道情绪的乡绅，当然也有，不过更多的乡绅反教，主要是看不惯乡村崛起另外一个文化和威权中心，分享了他们的世袭权力。大多数教案，如果前台没有乡绅领头的话，追究下去，背后都有某些乡绅在起作用。遍查教案档案和地方志，留下来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读书人之手，有的还是八股体，读起来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不过，乡绅毕竟要跟着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们的闹教打教行为，他们多数都会识趣地偃旗息鼓的。即使倔犟如周铁汉，官府要想制住他也并非难事。

  但是问题是，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件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政府对这种在武力压迫下的开禁，始终耿耿于怀，对挟坚船利炮进入的洋教，往往怀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许像贵州提督田兴恕，广西西林知县张凤鸣这样对基督教持裸地强硬态度的官员，并不多见，但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利用民间的反教情绪暗中抵制，始终是清朝对于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们对于教案往往有种说法，认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国的地方官往往向着传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对县太爷颐使气指。显然，这种情况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档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开始官府几乎都向着民方，有时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利于教方的证据，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绝不稀奇。一个案卷，看前面，整个官司一面倒地倾向于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证词是真实的，给人感觉好像教会方面简直十恶不赦。但是看着看着，突然之间，风向转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后结案，多半是民方败诉，该抵罪的抵罪，该赔偿的赔偿。很明显，这是传教士通过外国领事或者公使，把状告到了总理衙门的缘故。当然，这种外力借强权干预中国司法的行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的地方官葫芦僧乱断葫芦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观上断定教会方面理曲，好像也大有问题。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3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那些非常明显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类的控告，官府从不做分辨，一味听信，等到外国干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案件审理前踞后恭的状况，官府却不做任何解释，让打官司的民方觉得，官府只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才枉法曲断的。在查阅教案卷宗时，我发现，非教民最热衷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缘由荒诞不经的事件，发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井里放漂白粉因为当时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饮用水不洁，会被当成往井里下毒，天旱不雨，会认为教会做法，止住了，拐卖婴儿的事情已经不需要说了，反正只要机缘凑巧，一切都会被一般民众当成充分的理由，去兴讼，去打闹，甚至去杀人防火。官府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民众负屈含冤的心理，从而使得民众的反教情绪日趋严重。只要某个地方民教双方打过官司，这个地方双方的冲突就会加剧，某些原本民教相安无事的地方，只要打过官司，哪怕仅仅是误会，那么就会由此变成民教冲突高发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的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原本相亲相善的民教，就是由于一场因合作引发的误会，打完官司，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事实上，尽管在外国压力下不得不惩罚闹教打教的人，官方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这种来自民间的敌意，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民气”始终是他们对付外国的一种资源，所以必须要让“民气可用”。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官方对“民气”的一次大利用。在这次大利用中，虽然对外国人的文化隔膜和冲突，甚至种族的分野与歧视比如洋人的毛发和肤色眼睛颜色，都成为点燃敌意火种都被动员起来，但跟中国知识界自甲午战争以来兴起民族主义思潮，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呈现出一种落后c排外c向后看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向后转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使得国家像失控的列车，脱轨而去。

  误会是可以消除的，不误会的冲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间有交流，就会有误会不不误会的冲突，如果某种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入，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从东罗马时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的行进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中国政府喜欢与否，中国都不可能将之关在门外。基督教“中华归主”的目标也许听起来有点令人不悦，但他们毕竟不是真的要占我们的土地，颠覆我们的政府，而且，无论再怎么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们信教，因此，为了培养敌意，在今天还不顾历史事实，甚至重复当年打教讹言的说法，叙述当时的历史，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了。

  200653于京北清林苑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1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图18看京剧的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过，不过那篇文章主要是说西太后和京剧的故事，有点冷落了老瓦，在这里，不妨旧事重提，稍微仔细一点把这件事说一说。瓦德西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绝对是个知名度非常高的名人，他的出名，半靠义和团，半靠赛金花，半靠德皇威廉二世。没有义和团起事，大乱之中，德国驻华公使被杀，轮不到德国人做八国联军总司令，没有德国皇帝的任命，瓦德西做不了司令，当然，最要紧的，没有坊间流传的我们的名妓赛金花c赛二爷跟老瓦之间那么些风流韵事，国人断不会翻来覆去那么多年总是炒那点陈年旧事，从上个世纪初八国联军打来，一直炒到30年代日本人打破门。害得鲁迅临死前还愤愤然：说怎么那个传说中跟瓦德西睡过的女人，居然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其实细说起来，这件事的余波还长得很，被西方某些左派人士至今奉为旗手的，年轻时的一件大事就是跟人争演赛金花，没争到，愤而革命，由此种下了文革中众多演戏界人士遭迫害的祸根。

  很令国人扫兴的是，令我们如此兴奋的瓦赛公案，在瓦德西的日记里，却一个字都没提，根本找不出哪怕任何一丁点他认识赛金花的蛛丝马迹。写孽海花的海上文人曾朴，写彩云曲的清朝遗老樊增祥，以及跟着起哄的冒广生，杨云史辈，不知听了会做何想不过还好，老瓦在日记里记了一次他在北京看京戏的经过，马马虎虎可以算是一桩能引起好事者兴致的事情。那是1900年11月23日，瓦德西实在抗不住一干北京商人的软磨硬泡，应邀去了一趟戏园子。那天演的什么戏，谁的开场，谁的压轴，老瓦是一概不知肯定有人给他解说，一个字也没记，只记了他和随从被迎到雅座，桌上备有香槟和西式糕点以及雪茄烟，显然，这是为瓦大人特意准备的，一般戏园子里只有茶水c果子和瓜子，外加满天飞的手巾板。老瓦的嘴舒服了，但耳朵却难受，在他看来，京剧的音乐分贝大的足以让石头软化，实在令他受不了，一个半钟点之后，他和随从离开了戏园子，感慨道：“得离苦海”。这期间，我们青衣的宛转歌喉，二丑的插科打诨，外加武生的跟头把式，都不足以令瓦大人破颜一笑，虽然他注意到女角都是男人扮的，却既没有欣赏“扮女人”，也没有惊讶“男人扮”如果老瓦死后有知，知道了中国人后来把他也编进了京剧赛金花里，在他看过戏的戏园子里演，不知是会哭还是会笑。

  看来，老瓦毕竟是老了其时已年过七旬，或者还加上文化的隔膜，还有德国人的刻板，中国传统的风月场所与风韵佳事，都不足以令此公食指动上一动。不过，比瓦德西早40年来中国的另一位西方武夫，英法联军法队的司令蒙托邦，却敏感得多。他在率军远征中国途中，路过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被招待看中国戏应该不是京剧，虽然根本没明白演了什么，但他对“漂亮的女演员”却十分着迷，特别欣赏人家“梳那乌黑秀发的优美姿势”。扫兴的是，陪同他看戏的英国人，马上就告诉了他，“漂亮的女演员”其实是男人。那么，所谓“乌黑的秀发”，也不过是假发了。蒙托邦后来进入中国之后，没有看戏的机会，开始是战事紧张，后来仗打差不多了，他的军队恰在进入北京城之前，就抢了圆明园，同时由于清政府妥协得足够迅速也足够充分，进占北京没有多久，就撤到天津摆摊出售圆明园的宝贝了，没有给北京人留太多的机会请他们欣赏京剧，无从领略肯定是更漂亮的男人扮的女人。

  瓦德西和蒙托邦都是侵略者，而且是给中国人造成最大伤害的两次侵略战争的指挥官，蒙托邦还因为八里桥一战此役令作为清朝战略预备队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损失殆尽，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两个都是欧洲的武夫，却也是欧洲文化熏出来的“绅士”，他们在中国做的坏事不用说，罄竹难书，但跟中国戏剧的邂逅，能恰如其分地折射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蒙托邦来华的时代，这些来自欧洲的人，对于神秘的东方，还多少有点猎奇的心理，画着脸谱，男扮女装的中国戏剧还能给他们一点新奇的刺激，可是到了40年以后，面对更加地道，更为华丽好看的中国戏，那个来自普鲁士的将军，却只有厌烦的份了。两人表现虽然各异，但骨子里对他们所入侵国度的文化的轻慢却是并无二致。1860年的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的时候，随意砸掉价值连城的瓷器，撕毁珍稀的字画，把永乐大典用来垫马槽，1900年的八国联军兴之所至，就用大炮轰击北京的古刹，用善本书当手纸。这一切，两位司令官都没有亲手参与，但从二人对中国戏的态度来看，这一切都的发生，一点都不奇怪。中国的东西，大概只有金银珠宝可以用来填充西方财富宝库的材料，其他的，成住坏灭，全不在他们心上。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2

  西方的武夫，本来就来征服“落后民族”的，有若干文化上的傲慢，倒也不奇怪，有意思的是，从1860到190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个善于编故事演戏的民族，1860年的故事是有关女人的，那是一个弱女子冯婉贞组织猎户打败侵略军的故事。故事里冯婉贞挥刀上阵，大呼小叫，而且深谋远虑，坚持近战肉搏，最终杀得鬼子落荒而逃。而1900年的故事主角依旧是女人，但已经变成了赛金花用自己的身体取悦瓦德西，换取了北京满城百姓的平安。其实不管当年的普鲁士武夫有没有浅斟低唱的雅致，能否领略赛金花吴侬软语的风情，也无论赛金花是否真的住进了作为瓦德西司令部的仪鸾殿，有没有可能在仪鸾殿着火的时候，被瓦德西抱出来，到了这步田地，国人对付洋人的态度，已经在向软的方面下功夫了，从冯婉贞近敌肉搏，使鬼子“枪炮终不得发”的中国功夫，变成了同样贴身距离的床上功夫，只是一种象征，一种国人最终对洋人服软的象征。服软之后，就施展软功，而1900年11月23日那邀请瓦德西去看戏之举，其实就是这种软功夫的一种，还有的就是北京市民一批又一批给占领军送来的“万民伞”。一个比瓦德西晚一些来中国的西方人写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上的软功夫相当自信，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磨软了蒙古人，又磨软了满洲人，现在又开始磨西方人了。

  进入民国之后，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京剧终于逐渐开始为西方人接受了，特别是在那个由于懂外语，当年跟瓦德西的军队做过生意的齐如山投身京剧改革之后，京剧随着梅兰芳的轻歌曼舞走出了国门，男人扮女人，征服了欧美，于是梅兰芳成了“博士”，而京剧成了pekg一pera北京歌剧。眼下，不少西方人已经不满足于三岔口与挑滑车的打斗，开始欣赏京剧的作唱念白，一拨又一拨的老外，赶着来学京剧，荒腔走板者众，字正腔圆者稀，但认真倒是蛮认真的，有好事者还创造了英语京剧，有腔有调，就是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不过，这一切，跟当年的软功夫，其实都没有关系。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1

  英国二战的英雄蒙哥马利图19，1961年访问中国，在河南洛阳见识了豫剧，不过演的是穆桂英挂帅。看完之后，蒙哥马利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人员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回答道：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据曾经以谍报工作闻名的中国外交官熊向晖回忆蒙哥马利虽然活到了现代，领教过西方战后文化的前卫与颓废，但毕竟是个老派的军人，而且是老派的英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领会中国戏剧的“女性主义”风情，想不通女人为什么要“挂帅”。

  其实，蒙哥马利尽管老派，却不可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他当年率领的英队里，就存在着大量的担任后勤c救护和通讯的女兵，他只是不能理解女人做元帅而已。但是在我们戏文故事里所描绘的中国古代，军队里是不大可能有女人的大诗人杜甫说过，“妇人在军中，军气恐不扬”有禁忌在。商代的商王的妃子妇好，据说带过兵打过仗，一支用过的大斧几十斤重，但那是三代的古事，秦汉以后这种事似乎就没有了。木兰从军的传说，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事情，严格地说，是“可汗大点兵”点出来的，跟汉人什么关系。相反，倒是欧洲人曾经有过女人挂帅的事，圣女贞德的历史，距蒙哥马利其实也不算远，虽然那是法国人的事，想必英国人也都知道，因为贞德打的就是英国人，而且最后是被英国人当女巫杀掉的。

  然而，奇怪的是，中队里没女人，在中国人的戏文里，偏多女人打仗，甚至挂帅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最妙的地方是，往往是男人打不过女人，连夫妻之间都如此。以杨家将故事为例，赫赫有名的杨六郎的儿子杨宗保，打不过一个山寨的女子穆桂英，被逼着，半推半就做了上门女婿，中间经过了一些曲折，最后当然是杨家捡了便宜，大宋王朝多了个能征善战的女元帅。不服不行，这种故事居然会往前复制，据说杨六郎的爹杨老令公杨业，跟他孙子一个命，也是打不过佘太君，才上门的，佘太君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没机会上前线，但老了老了，却来了个“百岁挂帅”，领着十二个寡妇出征了。

  无独有偶，类似的戏曲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薛丁山传说中薛仁贵的儿子和樊梨花的故事，北宋大将高怀德之子高俊保与女寨主刘金定的故事等等，大体上都是一个模子，靓男俊女，男的打不过女的，被女人抓到床上，然后靠老婆打胜仗，挣功名。最可笑的是，著名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离婚事件，也有好事者把它改成这样了：秦香莲当闻之被陈世美甩了之后，没有哭哭啼啼去找包拯，而是一咬牙一跺脚，上山学了一身武艺，然后去投军，建功立业，当了元帅，这回轮到陈世美来求着她了，幸亏此戏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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