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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9节

  来,总算是北洋之狗与北洋之虎之间的争斗,狗叫出了声,敢于叫出声的狗,虎自然不再能容。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由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办出了袁世凯的前文胆徐世昌,于是冯国璋只好走路,回到河北河间的老家,算是归隐山林,含饴弄孙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徐世昌还要优待他一回:下令由前禁军改编的陆军15c16两个师,归前总统冯国璋节制,回不到自己地盘的冯国璋,要军队干嘛而且这个老好人,也没有仇敌,用不着那么多人护卫,就算是要护卫,这些老爷兵驻扎北京,也够不到河间的冯国璋其实徐世昌或者说段祺瑞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老爷兵继续成为冯国璋的负担。效果立竿见影,冯国璋1918年退隐,次年就因为这些老爷兵的欠饷问题,在京津两地奔走,染了风寒,一病不起,终年60岁,成为北洋三杰中,寿命最短的一个。

  死了的冯国璋,舆论界依然没有饶,有好事者赠挽联一对:南海鱼安在,北洋狗已无。

  冤哉

  在孝与非孝之间1

  孔融在历史上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知名度高,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现,而是人家上了中国古代的儿童教科书三字经,而且在几乎家喻户晓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上也有那么很正面的几笔。有谁不知道孔融让梨图261呢自从三字经诞生以来,中国的父母总是忘不了拿这事教育孩子。不过,对我来说,孔融让梨,却是个不那么愉快甚至有点愤愤的故事,因为我最小,在小时候那些物质极度匮乏的日子,分东西吃的时候,如果我实行了孔融之政,同时哥哥们不让回来,那么吃亏总是我。愤愤久了,还多少感到有点不平衡,就分梨要小个的这么一点芝麻绿豆大点的事,居然可以千古扬名当时家喻户晓的古代好人好事还有司马光砸缸,比起来,我总是更佩服司马光一些。

  孔融最露脸的事,其实不是让梨,而是争死。那是他十六岁那年,朝廷大兴党狱,清流首领张俭逃亡,望门投止,跑到孔融家,孔融当家的哥哥孔褒不在,孔融毅然收留了张俭,后来事发,孔融和其兄并其母亲都说是自己干的,与别人无涉,“一门争死”,最后官府让孔褒顶了罪。这件事情,说明孔融的孝悌之行货真价实,跟那种玩卧冰求鲤c哭竹生笋猫腻,甚至做彩衣娱亲之戏的伪君子有凤鸭之别。

  可是,以孝悌闻名的孔融图262,最后却死在不孝的罪名上,而且这个“不孝”,好像还真有根据。说他曾经跟祢衡说过,父之于子,有何情义可言,当初无非是出于,母亲跟儿子也是如此,不过是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也就算了。此话虽然出自给他罗织的罪状,但也不是一点影子也没有。他和祢衡,都是狂士,都嗜酒如命,狂士喝了酒,什么说不出来罗织罪名的路粹,原系孔融c陈琳一类的文人,平时就有诗酒酬唱,听到点彼此间的酒言醉语,不足为奇。

  路粹卖友构罪,背后是曹操。孔融不是应世之才,两次出任地方官,一次北海相,一次青州牧,都丢了城池。在青州时,袁绍的儿子袁谭来攻,虽说孔融在大兵压境之际,表现得相当镇定,“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但却无一策御敌,最后还是得“城陷而奔”,把老婆孩子都丢了。显然,汉末乱世,军阀混战,只有像荀彧c郭嘉这样的谋略之士,才是曹操最需要的,所以说孔融虽然名气很大,但在曹操的心目中,地位并不重要。当然,曹操也不是全然不在乎孔融,孔融是文学之士,建安七子的魁首,曹操与这些人有同好,戎马之余,忘不了作诗消遣,同为七子之一的陈琳,为袁绍草檄骂曹操,辱及曹操的祖宗,曹操却怜其才,收在帐下,官拜丞相府记事参军。但凡有文才的雄主,都需要有唱和之人,而且唱和者须是高手,否则不能满足其吟诗作赋,高谈阔论的雅兴。

  可惜,孔融并不安于给曹操当陪酒赋诗的清客,他要提意见。曹操打败袁绍,曹操的儿子曹丕乘机将袁绍的儿媳妇c当时远近闻名的大美女甄氏收为己有。他假借经典,冷嘲热讽;曹操要恢复肉刑,他引“正论”反对;曹操有意拥戴曹操做魏公,他说王畿之内不能封建,暗示不赞成;最可气的是曹操下令禁酒,在战乱之余,粮食紧张之际本是必须做的好事,可他做酒德颂,说古之圣贤都是酒徒。

  丢了地盘,在曹操手下做官的孔融,已经从昔日的孝子变成了名士。蔑视权贵,嬉笑怒骂,借酒使性,是名士的正常生活。这样名士当时还有几个,祢衡一向轻视曹操,就是不给面子,曹操用祢衡做鼓吏以羞辱之,祢衡就能当着曹操的面脱裤子,“裸身而立”。仲长统平时少言寡语,但作诗述志,则曰:“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放散六经,灭绝风雅。”其离经叛道,放浪形骸,已开魏晋玄学清谈之士之先河。面对当众脱裤子的祢衡,曹操可以将他送走,但是不脱裤子,却总是在耳朵边唠叨的孔融,就只好找个借口杀掉了,虽然借口找的并不高明,而且是十几年前的旧事。即使是曹操,忍耐也是有限的。

  在孝与非孝之间2

  两汉c尤其是东汉,是经学的天下,儒生的时代,儒家伦理不仅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是选官的最高准则,读书人为了获得出仕的机会,竞相在孝行表演上下功夫,最后走到了极致,做起假来。而曹操在扫平了北方群豪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新朝代的开创者,代汉之心,路人皆知,但却依然顶着傀儡的汉献帝不放,未免说的和做的,两两相背,最直接的结果是士人矫情做假之风更炽,嘴上说的仁义道德,做的却是追名逐利,贪财好货。于是,原来那些较真的老实人受不了了,干脆反动,把自己泡在酒里,乘着醉劲,嘴上离经叛道,从大孝走向了非孝。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1

  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叙事中,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仅挨批,还要挨骂。而北洋军阀中,某些角色由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在一般人看来,印象则格外的差,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

  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但最出名的两个,一南一北,南有干帅广西军阀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东北军阀张作霖,字雨亭,相比较起来,陆荣廷昙花一现,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张氏父子,则纵横天下几十年,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军政府的大元帅,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

  不过,在当年,张作霖这个胡帅,口碑却不怎么样。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直系的吴佩孚c冯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在老百姓眼里的印象,都比奉军好,道理非常简单,奉军的纪律差,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走到那里,都免不了鸡飞狗跳。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轮到张学良当家,也没有多少好转。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就是奉系的大将,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从袁世凯c段祺瑞c曹锟c吴佩孚到张作霖,数张作霖的统治,最横暴。1925年,奉鲁联军南下江南,一路上张宗昌的白俄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喜欢的事,是抓住小脚女人,逼着她们光着脚乱跳。张宗昌占领上海之后,几乎把个上海变成了国际贩毒中心,肆无忌惮地公开贩毒。来自豫西土匪孙殿英,感觉跟谁干都没有跟张宗昌顺心。江南连一向送往迎来的绅士们,都受不了这些蛮军,怨声载道,所以,当势单力薄的孙传芳一发难,群起响应,势如破竹地将奉鲁联军打回了北方。

  一般来讲,虽然说军阀大多不懂民主政治,但几茬统治军阀,在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尊重教育的自主方面,大体上都能做到不越界,尽管报上骂的有,批评的更是不少,但很少有军人出头对记者和报馆加以干涉,更谈不上查封报馆,抓人杀人,至于大学,一般都不管,一任教授治校,爱教什么教什么。但是,奉系当家之后,一切都变了。北京各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派了奉系钦定的校长,必须尊孔读经,而且命令师生都得听话,如果不听话,用张作霖的话说,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名记者邵飘萍c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北京著名的报纸,京报和社会日报都被查封。邵飘萍被捉后,连个回转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枪毙了,林白水被张宗昌抓到宪兵司令部之后,情况稍好,营救的人还来得及前去说情,但等到张宗昌答应放人的时候,林白水却已经命赴黄泉了,什么法庭,什么审判,全都省了,连作样子的形式都没有。

  张作霖在被日本人炸死之前,所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了李大钊等几十个人,然后把他们送上了绞架,这具绞架,现在还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但李大钊的大名,已经远不及张作霖响了。

  当然,北洋时代奉军的坏名声,大多应该记在张作霖名下,但张学良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杀邵飘萍,就是张学良的事。杀了之后,张学良还出面发表声明,说是讨赤主要指的需要。

  张学良是个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狐悲兔死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2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传说中的四公子有好几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有他。他没读过多少书,却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未及26岁,已经是奉军的上将方面军司令。他好网球,好走马,好剑术,还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其爱美女。跟当时的名媛娇娃,歌星影星,都有交往。晚年曾对人说道,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实际上,我们的张大公子,由于长期的优遇生活,过早的拥有权势,养成了率性而为的脾气,不拘礼法,放浪形骸,性之所致,可以无法无天。民国的四大公子,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大少爷,超级大少爷。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做点好事,但也很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大个大的。

  此人在历史应该说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二十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民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

  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现在很多书依旧这样说,说是蒋介石下令让他不抵抗图27,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

  其实,这个错误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错误判断形势,盲目相信国联等等,都不足以令人采信。一个军人,在守土有责的大节上犯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跟他同时期的许多军阀,甚至后来投降日本的那些人称杂牌军的将领,也都在日本侵略之初,做过抵抗,后来投降,往往有情势所迫的原因。当时的张学良,确实不像个军人,相当颓废,大烟抽抽,吗啡扎扎,整天在歌厅c酒楼c戏院c胡同鬼混,萎靡到了部下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新戏宇宙锋,以至于参谋副官半天找不到他。后来马君武的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他。

  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解放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的。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后来的历史书写,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无疑荒唐透顶,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3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藉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c小说c戏剧c影视作品,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的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辛亥革命时,对抗新军,捕杀革命党人的事,也不能提了,至于捕杀李大钊,后来基本上也没有人提了,不信现在去问哪怕历史系的学生,恐怕都不一定知道有过这么回事。最可笑的是,为了给张作霖脸上贴金,这些作品还不惜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张作霖如何对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传奇故事,传得跟真的一样。当然,张作霖是没有签多少卖国条约,但也没有为中国挽回多少权益,而且在口头上,答应过日本人许多不该答应的东西否则日本关东军为什么会在郭松龄反奉的关键时刻帮他,也正是因为他答应了又没有完全践约,才被关东军炸死。

  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就是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c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却几乎一点好印象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罩在闪亮的光环里。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的美化,也实在不正常。

  记得曾经听过一位资历很高的党内历史学家讲过,说是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不管你是流氓地痞,土匪军阀,只要最后跟党合作,就有光明的前途。反之,管你是什么绅士c学者,不跟党合作,就什么都不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很长时间段内的历史评判准则,在这个准则里,党是唯一的衡量尺度,所有的好坏,善恶,所有的扬抑,褒贬,都以跟党的关系为准,即使是历史本相,而且这个本相已经为档案材料所证实,也得根据党的需要加以改变,就像我们把不抵抗的屎盘子,硬是从张学良头上移开,转而扣在蒋介石头上几十年一样。

  誉美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不好滥用在历史评价上,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家庭妇女,追星的少男少女。谁都知道,这种家庭妇女加追星少年式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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