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四百四十、 政府包机
接着,周总理又说:“但是,在十五日之前到达,可能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我要在动手术的四个星期之后,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这个可以不去考虑。我就是现在出发,也可能来不及呀。因为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要五至六天时间。因此,我最快也要到四月十四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再到仰光,可能还需要一至两天的时间。因此,请大使先生将这一情况转告吴努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请他们原谅。”
当天晚上,吴拉茂大使将周总理的意思报告了缅甸的吴努总理。
四月四日,吴拉茂大使再次拜见周总理,并带来了吴努总理给周恩来的信函。
吴努总理信函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阁下:
我抱憾地从吴拉茂大使那里获悉,你最近因为急性阑尾炎而动手术。鉴于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我决不建议你沿陆路从昆明到畹町。
一九四〇年,我自己曾经走过那条路。因此我知道,在你目前的健康情况下,这一旅程对你将会如何疲惫。所以,我请求你和你的一行人,在十三日而不是十四日直飞仰光,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这就会使你在踏上去雅加达的另一段疲劳的旅程之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万隆的会议本身,也将是一个很累人的会议。因此,我请求你在会议以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至于边境的会晤,你和我在这里会面时,可以把它安排在你完全恢复健康以后的一个方便的时间。
信函末尾有吴努总理的签字,时间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
吴努总理的信函,事实上是要求周恩来总理乘飞机抵达仰光,而不是经陆路,并且要求抵达的时间是四月十三日。
陈主任也看见了这封信函。他心里更坚定了让周总理乘飞机去仰光的想法。
外人不可能知道的是,就在随后的几天里,陈主任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暗中给外交部c民航总局和空军司令部,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并且严格保密。
旁观而言,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正式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8226;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决定参加亚非会议的那一天起,至四月四日这一天为止,无论是外交部,还是周总理和陈主任,从未考虑过让中国政府代表团,经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周恩来总理“临时”改变行程的问题。
但是,中国外交部又确实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包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且特别声明是政府包机,用于参加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c最豪华,有八十一个座位的飞机。
比较奇怪的是,从那时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人问一句: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包租这架飞机?
事实上,台湾保密局的所有情报人员,也正是被这架飞机迷惑住了。他们都相信这是一架政府包机,乘坐这架飞机的,一定是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
时至今日,冷静而言,这架属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正是陈主任制定的“星辰”计划里的一个核心因素。没有这个核心因素,“星辰”计划就无法实施,至少得不到有效实施。
所以,综合以上情况,更合理的猜测是,周恩来总理是知道“星辰”计划的。这个计划甚至是经他批准的。也许对他来说,陈主任就是“星辰”计划的执行人。
但是,再精确的计划也有难以避免的意外。陈主任和“向部”都没有想到,他们精心制定的“星辰”计划,却因为外交部的一个严重疏失,造成震惊中外的悲剧。
“外卖部”呀“外卖部”,让人对你说什么好呀!
后面的故事,容在下慢慢叙述吧。
正如陈主任发给杜自远的密电里所指示的一样,此时,“星辰”计划已经启动。只是没有人察觉,甚至没有人知道罢了。
即使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佐竹和香港鸿亚公司总经理冯顿,也不知道有一个“星辰”计划,并且已经悄然启动。他们只知道,杜自远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们两人都接到国内的指示,必须尽全力配合杜自远的工作。
所以,这三个人每天夜里都要聚在杜自远在潮海大厦房间的里屋,按照杜自远的要求,分析和研究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的组织情况和人员分布情况。
大体而言,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的组织和人员,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c是货真价实的情报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在各处的据点或联络点。例如,保密局香港特别情报站,站长关锦州。其下属的据点则包括界限街41号c窝打老道的怡和公司,以及炮仗街的“资料组”,等等,约有数十处之多。此外,台湾的国家安全局c中二组c中六组等等,也在香港设有情报机构,只是都不如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的力量大,人员多。
第二c是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掌控的一些外围组织。例如某些工会c商会c媒体,还有各种各样的同学会c互助会等等。名目繁多,花样百出,数不胜数。
第三c则是人员。其中一类是专职情报人员,驻守在一些据点或联络站里。还有一类是以合法职业为掩护的情报人员。正是这后一类人员让远在北京的陈主任深为震惊。正是前面说过的一句话,表面上管理香港各行各业的是港英政府,其实却是台湾的特务机构在暗中控制。
杜自远正是根据以上情况,特别关注的只有两部分人,一是货真价实的情报机构里的专职情报人员,二是潜藏于香港政府各系统重要岗位上的台湾特务,如香港的各级政府c法院c警察c媒体,以及在比较大的社会组织中潜藏的台湾特务。
杜自远心里最清楚,“星辰”计划要对付的,主要就是这两部分人。
杜自远每天夜里和黄佐竹c冯顿分析研究的,也是这两部分人。一是看他们与其上级情报组织的隶属关系,二是看他们所处的职业岗位。
杜自远等三个人研究确定后,这些人的名单就会交给外屋的楚伯林,以及冯顿手下的几个人。他们就会安排自己的人,对名单上的人进行监视和跟踪。
杜自远给他们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秘密跟踪和监视,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一天夜里,当他们把新的一份名单交给楚伯林后,三个人都稍稍松了一口气。
这时,黄佐竹就利用这个机会询问冯顿的生意进展情况。
他说:“老冯,于志道的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运输业务?”
冯顿抽着烟,点着头向他说:“快了。他的‘蜀川’号只是简单维修,各种手续也快办好了,大概这几天就可以了。”
这时,黄佐竹就从自己的皮包里取出几页纸,递到冯顿的手里,“老冯,这是国内刚刚送来的货单,你看一看吧。”
冯顿接过这个货单一看,自己也啧起了嘴。他明白,这个货单一定是国内经济建设最急需的东西。这个急需,甚至已经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了。
货单中总计有以下物资:设备(精加工机床c输电设备等)c纺织机器(包括毛条c纱线等)c金属器具(有色金属制品c工具c刃具等)c研磨料(金刚砂c砂纸c腐蚀剂等)c化工产品c染料,等等。
以上这个清单,看着是不长,其实却是包罗万象的。其中仅精加工一项,就有数十种之多。无论是采购还是运输,都要费一番周折的。
冯顿掂着这份货单,为难地说:“老黄,这些物资,可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黄佐竹点着头说:“我知道,我知道。但这些都是国内急需,你尽快想办法吧。”
冯顿想了一下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于志道,怕他跟我耍什么花招呀!”
这时,杜自远抬起头,笑着说:“老冯,你其实不必担心。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几次了,这个于志道为了赚钱,是什么生意都敢做的。关键的一点是,你要让他挣到钱,最好是挣到大钱。”
冯顿说:“老杜,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有一点让我很疑惑。我上次跟你们提起的那个左少卿,我已经弄清楚她的身份了。她就是保密局的一个情报人员,是专门研究分析大陆方面各种情报的,而且她还非常精明。她和于志道在一起,我担心台湾那边是不是有什么鬼花招。我要是赔了钱,又没有买到货,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杜自远听他这么说,心里忍不住就有一些恍惚。他并不知道冯顿提到的这个左少卿,就是他一直怀念的那个左少卿,因为不是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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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吴拉茂大使将周总理的意思报告了缅甸的吴努总理。
四月四日,吴拉茂大使再次拜见周总理,并带来了吴努总理给周恩来的信函。
吴努总理信函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阁下:
我抱憾地从吴拉茂大使那里获悉,你最近因为急性阑尾炎而动手术。鉴于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我决不建议你沿陆路从昆明到畹町。
一九四〇年,我自己曾经走过那条路。因此我知道,在你目前的健康情况下,这一旅程对你将会如何疲惫。所以,我请求你和你的一行人,在十三日而不是十四日直飞仰光,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这就会使你在踏上去雅加达的另一段疲劳的旅程之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万隆的会议本身,也将是一个很累人的会议。因此,我请求你在会议以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至于边境的会晤,你和我在这里会面时,可以把它安排在你完全恢复健康以后的一个方便的时间。
信函末尾有吴努总理的签字,时间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
吴努总理的信函,事实上是要求周恩来总理乘飞机抵达仰光,而不是经陆路,并且要求抵达的时间是四月十三日。
陈主任也看见了这封信函。他心里更坚定了让周总理乘飞机去仰光的想法。
外人不可能知道的是,就在随后的几天里,陈主任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暗中给外交部c民航总局和空军司令部,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并且严格保密。
旁观而言,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正式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8226;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决定参加亚非会议的那一天起,至四月四日这一天为止,无论是外交部,还是周总理和陈主任,从未考虑过让中国政府代表团,经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周恩来总理“临时”改变行程的问题。
但是,中国外交部又确实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包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且特别声明是政府包机,用于参加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c最豪华,有八十一个座位的飞机。
比较奇怪的是,从那时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人问一句: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包租这架飞机?
事实上,台湾保密局的所有情报人员,也正是被这架飞机迷惑住了。他们都相信这是一架政府包机,乘坐这架飞机的,一定是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
时至今日,冷静而言,这架属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正是陈主任制定的“星辰”计划里的一个核心因素。没有这个核心因素,“星辰”计划就无法实施,至少得不到有效实施。
所以,综合以上情况,更合理的猜测是,周恩来总理是知道“星辰”计划的。这个计划甚至是经他批准的。也许对他来说,陈主任就是“星辰”计划的执行人。
但是,再精确的计划也有难以避免的意外。陈主任和“向部”都没有想到,他们精心制定的“星辰”计划,却因为外交部的一个严重疏失,造成震惊中外的悲剧。
“外卖部”呀“外卖部”,让人对你说什么好呀!
后面的故事,容在下慢慢叙述吧。
正如陈主任发给杜自远的密电里所指示的一样,此时,“星辰”计划已经启动。只是没有人察觉,甚至没有人知道罢了。
即使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佐竹和香港鸿亚公司总经理冯顿,也不知道有一个“星辰”计划,并且已经悄然启动。他们只知道,杜自远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们两人都接到国内的指示,必须尽全力配合杜自远的工作。
所以,这三个人每天夜里都要聚在杜自远在潮海大厦房间的里屋,按照杜自远的要求,分析和研究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的组织情况和人员分布情况。
大体而言,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的组织和人员,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c是货真价实的情报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在各处的据点或联络点。例如,保密局香港特别情报站,站长关锦州。其下属的据点则包括界限街41号c窝打老道的怡和公司,以及炮仗街的“资料组”,等等,约有数十处之多。此外,台湾的国家安全局c中二组c中六组等等,也在香港设有情报机构,只是都不如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的力量大,人员多。
第二c是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掌控的一些外围组织。例如某些工会c商会c媒体,还有各种各样的同学会c互助会等等。名目繁多,花样百出,数不胜数。
第三c则是人员。其中一类是专职情报人员,驻守在一些据点或联络站里。还有一类是以合法职业为掩护的情报人员。正是这后一类人员让远在北京的陈主任深为震惊。正是前面说过的一句话,表面上管理香港各行各业的是港英政府,其实却是台湾的特务机构在暗中控制。
杜自远正是根据以上情况,特别关注的只有两部分人,一是货真价实的情报机构里的专职情报人员,二是潜藏于香港政府各系统重要岗位上的台湾特务,如香港的各级政府c法院c警察c媒体,以及在比较大的社会组织中潜藏的台湾特务。
杜自远心里最清楚,“星辰”计划要对付的,主要就是这两部分人。
杜自远每天夜里和黄佐竹c冯顿分析研究的,也是这两部分人。一是看他们与其上级情报组织的隶属关系,二是看他们所处的职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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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夜里,当他们把新的一份名单交给楚伯林后,三个人都稍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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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顿抽着烟,点着头向他说:“快了。他的‘蜀川’号只是简单维修,各种手续也快办好了,大概这几天就可以了。”
这时,黄佐竹就从自己的皮包里取出几页纸,递到冯顿的手里,“老冯,这是国内刚刚送来的货单,你看一看吧。”
冯顿接过这个货单一看,自己也啧起了嘴。他明白,这个货单一定是国内经济建设最急需的东西。这个急需,甚至已经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了。
货单中总计有以下物资:设备(精加工机床c输电设备等)c纺织机器(包括毛条c纱线等)c金属器具(有色金属制品c工具c刃具等)c研磨料(金刚砂c砂纸c腐蚀剂等)c化工产品c染料,等等。
以上这个清单,看着是不长,其实却是包罗万象的。其中仅精加工一项,就有数十种之多。无论是采购还是运输,都要费一番周折的。
冯顿掂着这份货单,为难地说:“老黄,这些物资,可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黄佐竹点着头说:“我知道,我知道。但这些都是国内急需,你尽快想办法吧。”
冯顿想了一下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于志道,怕他跟我耍什么花招呀!”
这时,杜自远抬起头,笑着说:“老冯,你其实不必担心。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几次了,这个于志道为了赚钱,是什么生意都敢做的。关键的一点是,你要让他挣到钱,最好是挣到大钱。”
冯顿说:“老杜,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有一点让我很疑惑。我上次跟你们提起的那个左少卿,我已经弄清楚她的身份了。她就是保密局的一个情报人员,是专门研究分析大陆方面各种情报的,而且她还非常精明。她和于志道在一起,我担心台湾那边是不是有什么鬼花招。我要是赔了钱,又没有买到货,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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