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高。还有哪些因素与工作满意度有关呢？按奥斯瓦德教授的调查，相对收入较
高、有大学学历的人，满意度更高。女xìng往往比男xìng更满意。自雇的人，以及在较小职场工
作的人，往往更为满意。上下班通勤时间的长短影响工作满意度，在家工作往往能带给人较
高的满意度。然而，与此相反的是，一份能跟人打jiāo道的工作，能带来更高的满意度。
众所周知，你对自己干什么、怎么干有多大的掌控权，极大地影响着工作满意度。迈克尔?马
蒙特及其同事做过的一次著名研究还发现，你对工作的控制程度，甚至能影响到你的健康。
承受压力的不是上司，而是接受命令的底层工作者。奥斯瓦德教授认为，时间期限紧，工作
速度快，不利于工作满意度。可由谁来控制工作的步调亦相当关键。倘若由顾客来控制，则
有利于工作满意度；由同事来控制，尚可。可要是工作步调受生产目标来控制，那就不妙；
若由上司控制，更是大大不妙。从好的一面来看，小小的自由，比如能够搬动桌子，调整一
下光线，是非常有利于提高工作满意度的。
问题在于，虽说善良、明智的上司关心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可近年来上司们所面临的种种压
力，却迫使他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迫使他们忘掉员工的感受，把员工当成骡子一般拼命使
唤，拼命削减成本。一方面，每一个经济学家都知道工作能带给人满足感，可在前述模型（
即假设工作只是获得金钱的一种讨厌手段，人人都羡慕失业者有大把闲暇时间）的鼓励下，
他们不停地劝说政府和企业“改革”。传统经济学家一直沉迷于尽快让我们富裕起来的目标。
在他们的影响下，过去20年间我们辛苦劳作，努力让工作变得更有效率，更多产，却忘了这
么做会令工人陷入失业，令工作丧失稳定xìng，制造更多不满。
上述言论听起来真是有点颠三倒四。而且也不是什么劝说人们工作更长时间、更晚才退休的
聪明办法。只不过，在我想来，针对婴儿潮一代退休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经济学家和
政治家们一起加入推动“工作丰富化”的行列，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应对方式。
☆、职业女xìng（1）
1964年我步出校园的时候，只有不到1/3的女xìng在职场打拼；如今这个数字早已超过半数。当
时1/4的全职工作为女xìng所有；如今则为1/3。当年，在所有就业岗位中，兼职工作只有9%；
现在为28%。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70%的兼职工作皆由女xìng所从事。是以婴儿潮一代在职场
生涯中见证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劳动力中女xìng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最容易想到的问题当然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女xìng重返—或者干脆一直没离开过—受薪
工作岗位的人数越来越多？对政治家来说—不管是保罗?基廷（Paul
Keating）也好，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也好—答案明摆着：经济上的必需。基廷说，自打他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政界，“由
于本国生活的高成本，很多年轻已婚fù女被迫离家重返工作岗位”。而霍华德先生为了让fù女
“选择”带着孩子留在家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要是经济能力尚可，fù女
们当然愿意待在家里。
但我认为政治家们大错特错。在我看来，已生育孩子的fù女想要工作，明显是为了充分利用
她们当年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当然，她们喜欢钱，但她们同样想要拥有一份事业，这才是
她们当初谋取学历的动机。男人在职场上有野心，如今的女xìng照样
有—真叫人吃惊啊。我将之称为女xìng在经济上的解放，它说不定是我们时代意义最深远的经济
和社会变迁。
由于这一趋势早已开始—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轻轻松松就接受了它。我们不曾赏识它的
深刻含义，不理解它的起源，我们甚至还没能接受为了顺应它而需要进行的下一步改革。我
认为它的源头始于20世纪60年代，父母们对子女教育问题出现了态度上的转变，认为女孩儿
也应跟男孩儿获得同等程度的教育。于是姑娘们就像赶鸭子下水般给送去接受教育，于是造
就了今日之局面。澳大利亚全国高中毕业率，女孩儿是79%，男孩是68%。在所有接受高等教
育的学生中，女xìng占55%。在各类职业教育和培训学员中，女xìng占49%。在所有适龄工作人口
中拥有高中以上学历者，女xìng占45%。
女xìng在受教育程度上出现的巨大变化，和越来越多的女xìng走入职场，有着莫大的联系。它能
一举说服我们：女xìng并不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它让我们相信：如今，以及长远的未来，所
有年轻女xìng都会争取工作（当然有可能会因为要生孩子而暂时xìng地中断）家庭两不误—当然，
决心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的女xìng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年轻女xìng在高等教育上的巨大投
入—放弃了收入，放弃了闲暇时间，背上了教育贷款—显然会坚定她们继续工作的决心，最大
限度地获得过去投资所带来的回报：金钱，地位，精神满足。但此外还有比较看重利益的一
点，我们需要记住（由于这一点非常看重私利，我简直不明白这么多年来，经济理xìng主义者
们为啥还没开始动手捏着我们的脖子往下灌输）。
即便是如今私立学校盛行，大学学费高涨，教育年轻人的直接成本，仍然主要是由社会（一
般的纳税人）来承担，而不是个人及其家庭。社会这么做，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相信教育的
固有好处（在如今这个唯利是图的年代，这一点很容易为人所忽视），还因为我们把它看做
社会的一项投资。换言之，我们越是让澳大利亚全国劳动者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训练，我们的
国家就越可能变得富裕强盛。
好，麻烦事儿来了：如今，澳大利亚一多半的教育和培训支出，都花在了女孩儿和fù女身上
。所以，要是这些fù女不能在受薪劳动力市场上充分利用自己获得的教育，受害的可不光是
女xìng及其家庭。我们其余人也将深受其累。社会在女xìng教育上投入了大手笔，如果它袖手旁
观，坐看大量女xìng利用教育的尝试失败，那也就是说，它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投资的潜在收
益白白泡汤。
或者不妨这么想。由于男xìng长期占据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大部分制度（法律和惯例）
都是为了适应男xìng需求而设计的。但现在，由于女xìng在经济上的解放—工作的民主化，半数的
劳动者成了女xìng。女xìng有三个特点与男xìng存在显著不同：要生孩子，给孩子哺rǔ，多多照料
☆、职业女xìng（2）
孩子。可时至今日，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说“不好意思，亲爱的，可那是你的问题，你自己解
决吧”。
我的观点是，有两个重要原因，令得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调整劳动力市场制度，使之符合女
xìng的特殊需求。首先，一半的人口通过自己的行动，表露出对制度调整的期待。我们有一半
选民都是女xìng，长久以来，她们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既想要家庭又想要事业的愿望。（奇怪的
是，政治家们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明白了这一信息。）第二个理由是，如果我们不能进行必要
的调整，不能让女xìng在家庭与事业之间轻松游走，社会将浪费它在女xìng教育上的大笔投资。
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以下罗列了其中一部分。我们需要理解，所得税和福利制度在
哪些方面对全职母亲存在偏向，而对重返职场的fù女不利。我们需要对人口问题做进一步思
考，想清楚怎么做才能保证人口不再呈负增长状态。我们必须承认女xìng在儿童保育安排中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帮助她们做得更好。下面，让我们分别来谈一谈。
我敢肯定你听到过人们抱怨说，较之双收入家庭，同样收入、但只靠一个人挣钱的家庭要支
付更多的所得税。出现这种看似不公正的现象，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是以个人为单位（而非家
庭）课税的。还因为我们的税收比例是“累进”的，也就是说，随着你的收入增长，需要缴纳
的所得税也越来越多。是以，倘若A家庭靠丈夫养活，丈夫一年收入60
000澳元，妻子待在家里照料孩子，他们要缴纳的所得税，就比丈夫妻子都上班、每人每年各
挣 30
000澳元的B家庭高得多。很明显，A家庭只能享用一次纳税起征额（也就是预先可扣除6000澳
元不纳税），B家庭却能享用两次，而且适用的税率更低。
如果你认为这有失公平，约翰?霍华德也是这么想的—我猜珍妮特?霍华德大概也一样。早在2
0世纪70年代就任费兹政府的财政部长时，霍华德先生就认为，单收入家庭在纳税时，应当把
收入分摊在丈夫和妻子两人头上，这样更公平。对此，你或许并不知情（这事儿从来没上过
报纸头条），但在霍华德就任澳大利亚总理的10年间，他一直不懈地为此努力。
再想想下面这个例子，引自悉尼大学经济学教授帕特丽夏?艾普斯200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
2003~2004年之间，年收入 60 000澳元、育有一个5岁以下儿童的单收入家庭，需缴税12
000元。而收入总额一样，但由夫fù分别挣30 000澳元的家庭，缴税金额为10
000澳元多一点。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把双收入和享用两次起征点的优势简化地概括成一
年节约1900澳元，或者一个星期省36澳元。这也就是说，经过我们长期的努力，单收入家庭
的缴税额，基本上和夫妻分开的缴税额差不多了。按税务经济学家的行话，我们现有的税收
制度，其实已经很接近于“夫妻共同”缴税了。
现在再来想想这个。按2004年联邦预算公布的结果，单收入家庭的净缴税额一年跌了1560澳
元，而双收入家庭只跌了600澳元。新近的变化把两类家庭的税收差距减少了一半，平均每星
期只差18澳元。在此一过程中，我们离“共同”缴税制度更近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的总理如何能够悄无声息地对我们的税收制度做出如此根本xìng的
变革（从以个人为课税单位，转为以夫妻为单位），却又丝毫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呢？注意
到霍华德先生小动作的人不多，既是因为他使用了间接、累进的手段，也是因为他从未当众
承认过自己的用意。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对税务问题有发言权的专家，大多数是男xìng
—他们要么是压根没注意，要么就是认为此事压根不值得注意。少数女xìng税务专家早就注意到
了霍华德的小动作，可没人听她们的。
那么霍华德先生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引入了家庭税务补助金（family tax
benefit），然后一有机会就提升它的额度。为了履行选举承诺，他于1997年在国家预算中初
次引入补助金，2000年把它放到了GST税收改革方案当中，之后，又在2004年的预算中再度提
升补助金的额度—每个孩子补助600澳元。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补助金的最低额度，从一个孩
☆、职业女xìng（3）
子每年补助600澳元，升到了差不多1700澳元。补助金的最高额度可达每个孩子一年4900澳元
。
这里有个窍门：要想申请补助金的家庭，要先做一个经济情况调查，而这个调查里的收入，
是按夫妻共同收入来定义的。所以，对于孩子尚未成年的夫fù来说，最终净纳税额（也即扣
除家庭税务补助金返还之后的纳税额）的很大一部分，不再按个人收入计算，而是按共同收
入来计算的。
当然，家庭税务补助金还有第二个部分：B部分。B部分的领用金额（现在一对夫fù一年可领
取2900澳元），不是按夫妻共同收入来计算的，而只算妻子的收入。而要想申请到B部分，妻
子的收入必须低到一个不合情理的程度，所以，B部分实际上是专门针对全职妻子的一种税收
减免政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不把家庭税务补助金当做是一种平衡实际收入相等的单、双收
入夫fù净纳税额差距的秘密途径，那它实际上所起的效果，就是提高职业女xìng的税率。请看
艾普斯教授所举的另一个例子。2003~2004年间，一个从事兼职工作、年收入为20
000澳元的妻子，如果按个人纳税，缴税额不到2700澳元。这样，她的平均税率为。可
实际上，根据艾普斯教授的估计，从事兼职工作、年收入19
200澳元的已婚fù女，有效平均税率高达。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除了以个人身份纳
税之外，妻子们还要扣掉一部分家庭税务补助金。 如今的财政部长彼得?科斯特罗（Peter
Costello）希望有尽量多的人从事受薪工作，缓解因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成本。可按国际标
准来看，澳大利亚fù女的就业率并不高—如果把从事兼职工作的fù女也算上，那澳大利亚女xìng
的就业率就更低了。为什么我们女xìng的就业率如此之低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的总理
大人认为，相较于同等收入的其他人，对职业fù女课重税是个好主意。还有个可能的解释，
我们的总理大人认为，限制政府在儿童保育方面的支出同样是个好主意（直到最近才有所变
化）。
让我们回到人口出生率问题上。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避孕yào的发明，我们总体生育率（
每名fù女生几个孩子）的显著下降，与越来越多的已婚fù女重返职场，两者存在紧密联系，
对此似乎没有太多值得怀疑的地方。生育率从1961年的峰值，跌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
6—远远低于的人口更替率。幸运的是，最近6年人口出生率有所增长。所以，人口统计学
家所预计的进一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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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大学学历的人，满意度更高。女xìng往往比男xìng更满意。自雇的人，以及在较小职场工
作的人，往往更为满意。上下班通勤时间的长短影响工作满意度，在家工作往往能带给人较
高的满意度。然而，与此相反的是，一份能跟人打jiāo道的工作，能带来更高的满意度。
众所周知，你对自己干什么、怎么干有多大的掌控权，极大地影响着工作满意度。迈克尔?马
蒙特及其同事做过的一次著名研究还发现，你对工作的控制程度，甚至能影响到你的健康。
承受压力的不是上司，而是接受命令的底层工作者。奥斯瓦德教授认为，时间期限紧，工作
速度快，不利于工作满意度。可由谁来控制工作的步调亦相当关键。倘若由顾客来控制，则
有利于工作满意度；由同事来控制，尚可。可要是工作步调受生产目标来控制，那就不妙；
若由上司控制，更是大大不妙。从好的一面来看，小小的自由，比如能够搬动桌子，调整一
下光线，是非常有利于提高工作满意度的。
问题在于，虽说善良、明智的上司关心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可近年来上司们所面临的种种压
力，却迫使他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迫使他们忘掉员工的感受，把员工当成骡子一般拼命使
唤，拼命削减成本。一方面，每一个经济学家都知道工作能带给人满足感，可在前述模型（
即假设工作只是获得金钱的一种讨厌手段，人人都羡慕失业者有大把闲暇时间）的鼓励下，
他们不停地劝说政府和企业“改革”。传统经济学家一直沉迷于尽快让我们富裕起来的目标。
在他们的影响下，过去20年间我们辛苦劳作，努力让工作变得更有效率，更多产，却忘了这
么做会令工人陷入失业，令工作丧失稳定xìng，制造更多不满。
上述言论听起来真是有点颠三倒四。而且也不是什么劝说人们工作更长时间、更晚才退休的
聪明办法。只不过，在我想来，针对婴儿潮一代退休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经济学家和
政治家们一起加入推动“工作丰富化”的行列，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应对方式。
☆、职业女xìng（1）
1964年我步出校园的时候，只有不到1/3的女xìng在职场打拼；如今这个数字早已超过半数。当
时1/4的全职工作为女xìng所有；如今则为1/3。当年，在所有就业岗位中，兼职工作只有9%；
现在为28%。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70%的兼职工作皆由女xìng所从事。是以婴儿潮一代在职场
生涯中见证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劳动力中女xìng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最容易想到的问题当然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女xìng重返—或者干脆一直没离开过—受薪
工作岗位的人数越来越多？对政治家来说—不管是保罗?基廷（Paul
Keating）也好，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也好—答案明摆着：经济上的必需。基廷说，自打他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政界，“由
于本国生活的高成本，很多年轻已婚fù女被迫离家重返工作岗位”。而霍华德先生为了让fù女
“选择”带着孩子留在家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要是经济能力尚可，fù女
们当然愿意待在家里。
但我认为政治家们大错特错。在我看来，已生育孩子的fù女想要工作，明显是为了充分利用
她们当年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当然，她们喜欢钱，但她们同样想要拥有一份事业，这才是
她们当初谋取学历的动机。男人在职场上有野心，如今的女xìng照样
有—真叫人吃惊啊。我将之称为女xìng在经济上的解放，它说不定是我们时代意义最深远的经济
和社会变迁。
由于这一趋势早已开始—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轻轻松松就接受了它。我们不曾赏识它的
深刻含义，不理解它的起源，我们甚至还没能接受为了顺应它而需要进行的下一步改革。我
认为它的源头始于20世纪60年代，父母们对子女教育问题出现了态度上的转变，认为女孩儿
也应跟男孩儿获得同等程度的教育。于是姑娘们就像赶鸭子下水般给送去接受教育，于是造
就了今日之局面。澳大利亚全国高中毕业率，女孩儿是79%，男孩是68%。在所有接受高等教
育的学生中，女xìng占55%。在各类职业教育和培训学员中，女xìng占49%。在所有适龄工作人口
中拥有高中以上学历者，女xìng占45%。
女xìng在受教育程度上出现的巨大变化，和越来越多的女xìng走入职场，有着莫大的联系。它能
一举说服我们：女xìng并不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它让我们相信：如今，以及长远的未来，所
有年轻女xìng都会争取工作（当然有可能会因为要生孩子而暂时xìng地中断）家庭两不误—当然，
决心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的女xìng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年轻女xìng在高等教育上的巨大投
入—放弃了收入，放弃了闲暇时间，背上了教育贷款—显然会坚定她们继续工作的决心，最大
限度地获得过去投资所带来的回报：金钱，地位，精神满足。但此外还有比较看重利益的一
点，我们需要记住（由于这一点非常看重私利，我简直不明白这么多年来，经济理xìng主义者
们为啥还没开始动手捏着我们的脖子往下灌输）。
即便是如今私立学校盛行，大学学费高涨，教育年轻人的直接成本，仍然主要是由社会（一
般的纳税人）来承担，而不是个人及其家庭。社会这么做，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相信教育的
固有好处（在如今这个唯利是图的年代，这一点很容易为人所忽视），还因为我们把它看做
社会的一项投资。换言之，我们越是让澳大利亚全国劳动者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训练，我们的
国家就越可能变得富裕强盛。
好，麻烦事儿来了：如今，澳大利亚一多半的教育和培训支出，都花在了女孩儿和fù女身上
。所以，要是这些fù女不能在受薪劳动力市场上充分利用自己获得的教育，受害的可不光是
女xìng及其家庭。我们其余人也将深受其累。社会在女xìng教育上投入了大手笔，如果它袖手旁
观，坐看大量女xìng利用教育的尝试失败，那也就是说，它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投资的潜在收
益白白泡汤。
或者不妨这么想。由于男xìng长期占据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大部分制度（法律和惯例）
都是为了适应男xìng需求而设计的。但现在，由于女xìng在经济上的解放—工作的民主化，半数的
劳动者成了女xìng。女xìng有三个特点与男xìng存在显著不同：要生孩子，给孩子哺rǔ，多多照料
☆、职业女xìng（2）
孩子。可时至今日，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说“不好意思，亲爱的，可那是你的问题，你自己解
决吧”。
我的观点是，有两个重要原因，令得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调整劳动力市场制度，使之符合女
xìng的特殊需求。首先，一半的人口通过自己的行动，表露出对制度调整的期待。我们有一半
选民都是女xìng，长久以来，她们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既想要家庭又想要事业的愿望。（奇怪的
是，政治家们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明白了这一信息。）第二个理由是，如果我们不能进行必要
的调整，不能让女xìng在家庭与事业之间轻松游走，社会将浪费它在女xìng教育上的大笔投资。
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以下罗列了其中一部分。我们需要理解，所得税和福利制度在
哪些方面对全职母亲存在偏向，而对重返职场的fù女不利。我们需要对人口问题做进一步思
考，想清楚怎么做才能保证人口不再呈负增长状态。我们必须承认女xìng在儿童保育安排中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帮助她们做得更好。下面，让我们分别来谈一谈。
我敢肯定你听到过人们抱怨说，较之双收入家庭，同样收入、但只靠一个人挣钱的家庭要支
付更多的所得税。出现这种看似不公正的现象，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是以个人为单位（而非家
庭）课税的。还因为我们的税收比例是“累进”的，也就是说，随着你的收入增长，需要缴纳
的所得税也越来越多。是以，倘若A家庭靠丈夫养活，丈夫一年收入60
000澳元，妻子待在家里照料孩子，他们要缴纳的所得税，就比丈夫妻子都上班、每人每年各
挣 30
000澳元的B家庭高得多。很明显，A家庭只能享用一次纳税起征额（也就是预先可扣除6000澳
元不纳税），B家庭却能享用两次，而且适用的税率更低。
如果你认为这有失公平，约翰?霍华德也是这么想的—我猜珍妮特?霍华德大概也一样。早在2
0世纪70年代就任费兹政府的财政部长时，霍华德先生就认为，单收入家庭在纳税时，应当把
收入分摊在丈夫和妻子两人头上，这样更公平。对此，你或许并不知情（这事儿从来没上过
报纸头条），但在霍华德就任澳大利亚总理的10年间，他一直不懈地为此努力。
再想想下面这个例子，引自悉尼大学经济学教授帕特丽夏?艾普斯200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
2003~2004年之间，年收入 60 000澳元、育有一个5岁以下儿童的单收入家庭，需缴税12
000元。而收入总额一样，但由夫fù分别挣30 000澳元的家庭，缴税金额为10
000澳元多一点。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把双收入和享用两次起征点的优势简化地概括成一
年节约1900澳元，或者一个星期省36澳元。这也就是说，经过我们长期的努力，单收入家庭
的缴税额，基本上和夫妻分开的缴税额差不多了。按税务经济学家的行话，我们现有的税收
制度，其实已经很接近于“夫妻共同”缴税了。
现在再来想想这个。按2004年联邦预算公布的结果，单收入家庭的净缴税额一年跌了1560澳
元，而双收入家庭只跌了600澳元。新近的变化把两类家庭的税收差距减少了一半，平均每星
期只差18澳元。在此一过程中，我们离“共同”缴税制度更近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的总理如何能够悄无声息地对我们的税收制度做出如此根本xìng的
变革（从以个人为课税单位，转为以夫妻为单位），却又丝毫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呢？注意
到霍华德先生小动作的人不多，既是因为他使用了间接、累进的手段，也是因为他从未当众
承认过自己的用意。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对税务问题有发言权的专家，大多数是男xìng
—他们要么是压根没注意，要么就是认为此事压根不值得注意。少数女xìng税务专家早就注意到
了霍华德的小动作，可没人听她们的。
那么霍华德先生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引入了家庭税务补助金（family tax
benefit），然后一有机会就提升它的额度。为了履行选举承诺，他于1997年在国家预算中初
次引入补助金，2000年把它放到了GST税收改革方案当中，之后，又在2004年的预算中再度提
升补助金的额度—每个孩子补助600澳元。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补助金的最低额度，从一个孩
☆、职业女xìng（3）
子每年补助600澳元，升到了差不多1700澳元。补助金的最高额度可达每个孩子一年4900澳元
。
这里有个窍门：要想申请补助金的家庭，要先做一个经济情况调查，而这个调查里的收入，
是按夫妻共同收入来定义的。所以，对于孩子尚未成年的夫fù来说，最终净纳税额（也即扣
除家庭税务补助金返还之后的纳税额）的很大一部分，不再按个人收入计算，而是按共同收
入来计算的。
当然，家庭税务补助金还有第二个部分：B部分。B部分的领用金额（现在一对夫fù一年可领
取2900澳元），不是按夫妻共同收入来计算的，而只算妻子的收入。而要想申请到B部分，妻
子的收入必须低到一个不合情理的程度，所以，B部分实际上是专门针对全职妻子的一种税收
减免政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不把家庭税务补助金当做是一种平衡实际收入相等的单、双收
入夫fù净纳税额差距的秘密途径，那它实际上所起的效果，就是提高职业女xìng的税率。请看
艾普斯教授所举的另一个例子。2003~2004年间，一个从事兼职工作、年收入为20
000澳元的妻子，如果按个人纳税，缴税额不到2700澳元。这样，她的平均税率为。可
实际上，根据艾普斯教授的估计，从事兼职工作、年收入19
200澳元的已婚fù女，有效平均税率高达。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除了以个人身份纳
税之外，妻子们还要扣掉一部分家庭税务补助金。 如今的财政部长彼得?科斯特罗（Peter
Costello）希望有尽量多的人从事受薪工作，缓解因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成本。可按国际标
准来看，澳大利亚fù女的就业率并不高—如果把从事兼职工作的fù女也算上，那澳大利亚女xìng
的就业率就更低了。为什么我们女xìng的就业率如此之低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的总理
大人认为，相较于同等收入的其他人，对职业fù女课重税是个好主意。还有个可能的解释，
我们的总理大人认为，限制政府在儿童保育方面的支出同样是个好主意（直到最近才有所变
化）。
让我们回到人口出生率问题上。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避孕yào的发明，我们总体生育率（
每名fù女生几个孩子）的显著下降，与越来越多的已婚fù女重返职场，两者存在紧密联系，
对此似乎没有太多值得怀疑的地方。生育率从1961年的峰值，跌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
6—远远低于的人口更替率。幸运的是，最近6年人口出生率有所增长。所以，人口统计学
家所预计的进一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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