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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的一小块片段记忆。官方说法里从来不存在任何改变。大洋国正在跟欧亚国打仗,所以大洋国就总是跟欧亚国打仗。当前的敌人总是代表绝对的邪恶,因而无论过去或未来,跟那个国家和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是乔治?奥威尔名著《一九八四》中的一段鲜活描述,关于国家控制最核心最根本的做法 控制记忆。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在1948年写的未来小说。在那个时间点上,奥威尔察觉到:对世界秩序乃至于人类文明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刚刚结束、夺走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毁坏了众多城市的大战争,而是方兴未艾、正要全面发展的苏联式极权主义。所以他运用想象力,刻画了一个未来世界,如果苏联的极权主义得以发展完成,人类社会可能变成的模样。

  《一九八四》当然是一部优秀的反对极权主义的代表作。首先,我们应该体会、佩服奥威尔的洞见。在那个战争经验尚未远离的年代,他没有活在战争好不容易结束的安心和轻松中,却能够敏锐地察觉:有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正在酝酿,或者应该说,如果极权主义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未来人类将坠入不断战争的悲惨深渊里。

  其次,奥威尔看清楚了极权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在其意识形态,而在其统治手段。极权统治手段中最可怕的,不是暴力威吓,而是对于真理的掌控与扭曲。在对于真理的掌控与扭曲中,最可怕的又是对于记忆的改造。

  个人记忆不可侵犯

  不让人拥有记忆,否定记忆的有效xìng、否认个人记忆的权利,是扭曲真理最极端的做法。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曾经经历什么,有过怎样的过去,都必须听从、接受政党给予的标准答案,那他又怎么可能坚持自己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更不必说要在抽象、不可见不可听的知识上挑战政党的权威了。

  用这种方式分析苏联极权主义,《一九八四》也就成了不只是批判苏联的作品。事实上,类似的手段也的确被用来灌输其他“真理”。《一九八四》里昭示的一个重点,值得我们多年后持续提醒注意。那就是对抗极权、避免社会往集体极权沦落的根本力量,在于记忆,尤其是个人记忆的不可侵犯xìng。

  人生来并未被赋予完美的记忆能力,记忆会有疏漏,也常因时间而有扭曲变形。国家就是利用人类记忆的这种本质匮乏,强势介入取消个人记忆的有效xìng,进而强势灌输“正确”记忆,取代个人“有瑕疵”的记忆。

  要防止这种侵犯,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承认个人记忆不完整、不完美的情况下,依然保证个人记忆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是的,人有记错事实的权利,但人有不接受“正确”记忆的权利。如果在这上面退让,允许某种更高权威强制改变记忆,极权必然于焉形成。虽然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完美、不完整,不过在一个社会里,不同的记忆会彼此抵消错误,并产生互相补足缺漏的效果。所有不完美、不完整加在一起,总会浮现出一条基本事实骨干来的。

  比对彼此记忆的机制

  所以,与个人记忆权相应配套的,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要建立让人们可以集合记忆、自由jiāo换记忆,进而比对记忆、发掘错误的机制。

  图书馆,或任何聚集时效xìng资料的机构,都是这套机制

  [记忆] 记忆是神圣的公民权利(2)

  中重要的一环。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政府档案的搜集。然而要发挥帮忙提供“记忆对证”,这些数据必须要有充分的开放xìng。人们能够、而且养成习惯,经常寻求这些固定不变的资料来协助、检验个人记忆,修掉不符、错误的部分。

  另外媒体也是动态记忆平衡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表面上媒体报道当下、现实发生的事,然而在一个健全民主社会里,媒体担负着更深层的责任 那就是提供对照了解新闻现实的背景记忆。

  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可以个别、孤立地认知现实事件,但是要将不同事件串接看出其变化与意义,却有赖于有效叫唤出记忆与纪录,才有办法做到。这就是媒体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与工作lún理。

  有记录、有不断挖掘纪录来解释其变化与意义的专业,才能提供个人记忆更大的空间与保障。每个人保存自己的记忆,而记忆中的缺失与错误,可以经常和动态检验过的公共记忆对照修正,于是个人记忆也就不至于错误、离谱到哪里去了。

  记忆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公民拥有多大的自我记忆权利,也就决定了他们共组的社会,能够给予成员多少、多宽广的自由。

  [身份] 坚持决定自我身份的权利(1)

  捷克小说家韦尔(Jiri Weil)写过一本描述德国纳粹占领捷克时期的作品,小说一开头讲述一个纳粹亲卫队的队员,得到指令,要将布拉格音乐学院屋顶上一整排的音乐家塑像,“清除有害因素”,意思是打掉里面有犹太血统的人的雕像。亲卫队员不好意思地去请教学院教授,屋顶上一排雕像中,哪个是有犹太血统的?教授很明确地回答:“门德尔松。”那门德尔松的雕像当然不能再留在屋顶上了。可是爬到屋顶上一看,问题又来了,雕像上面没写名字,怎么晓得哪个是门德尔松?

  亲卫队员不好意思再去问人家了,他运用纳粹知识中教导来辨认犹太人的重要方法,反复端详雕像的鼻子,找出其中一座鼻子最大的,“就是他了!”抡起铁锤将雕像打个稀巴烂。完成任务后,回头却看见底下聚集了好多人,音乐学院的院长正赶过来,聚集的学生们一看见院长就急忙地说:“就是他!就是这个人毁坏了瓦格纳的雕像!”

  这还真不是个小错误。奉命“清除有害因素”,这位老兄搞半天却将德国纳粹奉在神坛上、希特勒私人最崇拜的对象瓦格纳给除掉了。他这下子吃不完兜着走了。更尴尬的是,他之所以犯错,是他深信纳粹宣传,相信从犹太人的外表就不只可以辨识他们的种族血缘,而且可以辨识他们的“邪恶本质”。在他眼里,瓦格纳明明就比门德尔松更犹太、更邪恶。

  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

  门德尔松是犹太人,但他是个奇怪的犹太人,有犹太血统,却不信犹太教。事实上,门德尔松自己在作品上签名时,签下的姓,都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门德尔松”,而是“门德尔松 巴托第”,这才是他认定自己的全名。“巴托第”是门德尔松的爸爸在放弃犹太教,改宗信仰基督教,受洗后给自己家族加上的姓,理由是“门德尔松”这个姓,是个不折不扣纯粹的犹太姓。这个姓和犹太人关系太密切了,“要人家接受基督徒门德尔松,就像要人家相信有犹太教孔夫子一样荒唐”。门德尔松的爸爸如是解释为什么要加上“巴托第”的理由。

  不过门德尔松的爸爸正式文书上加了“巴托第”,平常却不太用这个附加姓氏。要到门德尔松,才每次签名都不忘记加上“巴托第”,换句话说,门德尔松比他的爸爸更自觉地投身加入基督教的阵营,而与自己的犹太出身保持距离。

  这样的选择,可以理解。毕竟那是欧洲反犹主义盛行的年代,很多基督徒相信犹太后裔背负杀死耶稣基督的大罪,除非改信基督教,否则灵魂里永远带着魔xìng,不但死后会下地狱,就连生时也应该被以对待邪恶的方法予以孤立、惩罚。不愿受到反犹主义歧视、迫害的犹太人,当然只好放弃犹太身份,转而认同基督教了。

  门德尔松写过好几部宗教剧。其中有一部是取材自《圣经?新约》的《圣保罗》。《圣保罗》的神剧情节里牵涉犹太人,在两个不同的歌词版本中,门德尔松选择了对犹太人更不友善,把犹太人刻画得更丑陋的那一个。

  许多迹象都显示,门德尔松是真心认同以基督新教为信仰骨干的德国文化。至少他对德国文化的认同程度,远高于犹太的血缘关系。

  然而这样一位以其成就,大大丰富了德国文化内容的音乐家,到了20世纪,却还是被纳粹以其血缘因素,刻意忽略、贬抑他的地位,认为和瓦格纳或布鲁克纳等“纯种”雅利安音乐家相比,门德尔松的音乐不够雄浑伟大,充满了小市镇小商人的气息,进而把他的音乐排除在主流之外。

  门德尔松的新面貌

  这样的情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戏剧xìng的改变。纳粹垮台,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曝光,刺激了幸存犹太人的同仇敌忾意识,与自尊自重的运动。他们强调犹太人对世界文明曾经有过的丰富贡献,自我肯定作为犹太人的骄傲。

  在这种浪潮中,门德尔松又被点名了,这时却被放在犹太音乐家的系谱中彰显出来。犹太史家写了传记,要赋予门德尔松“新面貌”。书里强调十岁时门德尔松亲历了1819的犹太

  [身份] 坚持决定自我身份的权利(2)

  bào dòng,看到其他人对犹太人的种种歧视言辞与吐口水的举动,从此,他保留了对于犹太民族命运根深蒂固的关切 抱持着和其他犹太人之间强烈的团结意识。

  依照这样的史观,门德尔松不必也不需要被拿去跟其他德国作曲家排排坐,因为他的音乐内在含藏着犹太文化、犹太xìng与犹太意识,在这点上,他本来就跟同时代或更后来的德国作曲家不一样。别人都在追求表达浪漫热情的音乐语汇时,门德尔松却专心研习贝多芬后期弦乐四重奏,他要窥破其内在神灵xìng的根源。别人都陷入一种革命的“当代xìng”狂热中时,门德尔松却慧眼独具,将巴赫伟大的宗教剧《马太受难曲》从遗忘中予以复活,而且自己还写出了媲美巴洛克时代的大型宗教作品,这些成就都跟他的犹太背景,强烈的犹太宗教xìng,脱不开关系的!

  一个明确改宗的音乐家,敌对立场的评论者却都不理会他改宗的事实,他和基督教及德国文化间的关系。一边主张他是个犹太人,所以他的音乐作品无足观矣;另一边则主张因为他是个犹太人,所以他的音乐作品格外伟大、格外重要。

  这是门德尔松的悲剧。他没办法决定自己的身份,或说,他自己决定的身份没受到应有的尊重。攻击他的和推崇他的,都用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身份作为出发点。

  这是身份的吊诡。我是谁、我是什么人,这看似最根本、最简单的问题,在人类经验里一点都不简单。往往一个人没办法决定自己的身份,更常见的是,很多人想尽办法地要取得决定别人身份的权力。是的,决定别人身份,强制定义别人的身份,是很大的权力,也是近代社会招惹最多纷争与冲突的关键权力。

  [仇恨] 不能对仇恨掉以轻心(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20世纪历史中的这桩重大事件,我们通常都用同样的语言来说明、来形容。如此说明与形容,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其中藏了一个要紧的盲点。

  我们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是战争中的行为,是战争残暴行为中的一部分。六百万犹太人,理应被算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破坏中的一个重大项目。

  这样的看法,往往让人忘了退一步问: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真是战争中的行为吗?抑或是和战争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的另一桩事情?

  我的意思是:杀不杀犹太人,跟德国对外的战争,有直接关系吗?杀或不杀犹太人,会影响德国战争中的胜负吗?

  从能够掌握的史料看,我们会得到令人更加不安的答案。若是着眼于战争胜利,德国人其实没什么理由花那么大力气杀那么多犹太人。这些犹太人都不是死在战场上,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以任何形式拿起武器来对抗德国人。这些犹太人没有国家、不属于任何国家,所以也不存在与德国有国与国间冲突的问题。事实上,那么短的时间内,在非战斗的情况下,竟然死了这么多犹太人,正说明了那个时候欧洲犹太人多么温驯,对德国多么无害。

  如果不发动种族大屠杀,战争中的德国不会增添任何危险。相反地,为了屠杀犹太人,德国人必须挪用许多本来可以部署去应付战争的人力物力,设集中营,动用大量jiāo通工具,还要有庞大官僚体系来管理这一套“屠杀系统”。

  纯粹从战争角度,德国人没有必要屠杀犹太人。换个角度说,德国人并不是出于战争考虑而发动屠杀犹太人的,更进一步看,巨大的问题浮现上来:那为什么?为什么是德国人犯下恐怖的屠杀罪行?为什么屠杀的对象是犹太人?

  历史上的反犹主义

  暂时撇开战争,我们必须、只能往更早的历史里寻找答案。历史上,欧洲长期存在着普遍的“反犹主义”(或称“反闪主义”〔Anti-Samitism〕)的现象。犹太人手上沾染耶稣基督的血,这是犹太人的“原罪”。犹太人保有自己明确且深厚的宗教传统,不受周遭通行的基督教影响,是犹太人让其他人看来碍眼的理由。更何况犹太人还从事教会禁止基督教徒去做的行业 放高利贷,因而赚了很多钱,当然更加引人嫉妒、怨恨与鄙视。几个世纪来,各地常有零星迫害、杀害犹太人的事件发生。

  不过欧洲对犹太人的传统敌意,从来不曾恶化到要将他们赶尽杀绝,要动用国家力量给予“终极解决”的地步。显然解释德国人行为,必须在传统问题上,加上现代考虑。

  现代考虑之一,是启蒙主义对欧洲进行的转化,启蒙主义将本来宗教改革对教会的厌恶,扩大成为对宗教的全面不信任。宗教改革带来基督教的严重分裂,接着分裂的教会挟带世俗皇族的力量,引bào了仿佛永远也打不完的宗教战争。连年战争终于迫使欧洲出现了新态度 宗教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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