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章
直接投放到证券jiāo易所进行投机jiāo易。这种优惠的政策让全中国的银行家趋之若鹜。问题是，当新一轮国债发行时，政府根本无法用现金偿还，便以新债抵充旧债，各银行从此陷入“循环式的陷阱”。根据民国学者章乃器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文中的计算，到1932年前后，银行所持有的全部证券中的80%都是政府国债。因为有那么多钱借给了政府，他们不得不乖顺地坐到同一条船上，平等关系从此终结。中国经济史专家王业键因而评论道：“上海银行家的这种合作不仅解决了政府的经济困难，而且加强了政府对商业界的控制力量。当各个银行的保险柜里塞满了政府的债券时，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积极参与了这个政权的表现。”158
第三步，控制证券市场。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jiāo易所法》，规定每一地区只准有一个有价证券的jiāo易所，其他的jiāo易所一律合并在内。虞洽卿对蒋介石北伐支持最大，此次他的上海证券物品jiāo易所成整顿重点，棉纱jiāo易率先被并入国营的纱布jiāo易所，随后，证券部分并入证券jiāo易所，黄金及物品jiāo易并入金业jiāo易所，到1933年秋，证券物品jiāo易所被整体并入上海华商证券jiāo易所。
第四步，利用经济危机，大量收编民营企业。1934年前后，国内bào发金融危机，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乘机把手伸向民营工业，国营事业集团通过接收、控股等手段进入原本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大量轻工业领域，如烟草业、粮食加工业等。
最后一步，银行国有化。在1935年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全国银行总资产的89%掌握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中国银行和jiāo通银行的资产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三分之一。1935年3月，孔祥熙以拯救实体经济为名，要求同业公会购买一亿元的定向国债。其后，他突然宣布，政府出于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国银行、jiāo通银行增发股票，一亿元国债将不再按原来设想的贷给工商业者作救济之用，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政府跃升为第一大股东。此后半年，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等相继被政府控股，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猛增到72.8%。
1935年的银行国营化，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第三次“国进民退”事件。美国学者帕克斯·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中写道：“这次对银行界的突然袭击，就政府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中最重要和最富有戏剧xìng的一次大变化。”159王业键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评论道：“这个事情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中国金融界的完全统治，而且也说明了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
正是通过七年的系统xìng整肃，中央政府重新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导权，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集权效应呈现。1935年11月，在对银行业完成了国营化改制后，孔祥熙宣布进行法币改革，规定从次日起，推行金本位制，全国的货币统一为法币，从此，确立了统一的现代货币制度。到1937年，全国有近4000家现代工厂、1万余公里铁路、11.6万公里公路、12条民航空运线路、8.9万公里的电话线和7.3万个邮政局。在经济建设上，中国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
1945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
guó mín dǎng政府的经济建设在1937年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国民经济遭到毁灭xìng的破坏。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举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之下，由重庆回迁南京，然而时隔不久，这个政权就被人民抛弃，guó mín dǎng人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土地政策上的失败值得反思。
“二战”后，在各沦陷区等待接收的日伪产业约为四万亿元，这几乎是当时中国的九成家产。在中央政府内部，对敌产的接收模式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以翁文灏、何廉为首的经济部拟订了一份名为《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的方案，其基本的原则是实行“混合经济”模式，提倡国营、私营和积极引进外资投入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该方案还特别强调把国营企事业的范围限定在军工、造币、主要铁路和大规模的能源动力经营以及邮政电信等重要公用事业方面。鼓励私营企业在政府经济建设总计划的指导下发展，并由政府在财政、运转设施等方面给予援助，且在实际经营中，享有与国营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权利和义务。该方案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上表决通过，并公告天下。
然而，宋子文领导的行政院和财政部则对该方案持坚决的反对意见，仍然坚持战前的统制经济立场。在他的主导下，一大批以“中国”为名号的国营垄断企业纷纷挂牌诞生，如中国盐业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造纸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渔业有限公司、中华水产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等。它们以“划拨”的方式无偿得到了数以千计的、质量最好的资产，据经济部统计，到1946年6月，已经接收的2243个工矿企业中，作“拨jiāo”处理的就高达1017个，标卖给民营的只有114个，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从产量计，国家资本控制了全国33%的煤，90%的钢铁，100%的石油和有色金属，67%的电力，45%的水泥，37%的纱锭，60%的织布机，此外，铁路和银行早已被完全掌握，一个强大而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格局全面形成。
敌产国营化，可以被看成是第四次“国进民退”事件。杨小凯在他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里评论道：“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个国营化也是中国后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
国营化政策导致了几个后果，第一，国营事业效率低下，到1947年，从日伪接收过来的2411个工业企业，只有852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第二，民间企业家阶层对政府彻底失望。当时最大的私营集团控制人荣德生向政府上书，他写道：“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荣德生的这段表述可圈可点，至今是普世道理，可惜不为当政者闻。第三，工业萧条造成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城市罢工事件猛增。在抗战开始前的1936年，全国有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为278起，可是到1947年，光上海一地就达2538起，苏珊娜·佩珀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写道：“政府经常指责工人闹事是共产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160
相比产业经济上的国营化运动，中央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误更加严重。
战时，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货币主要有两种，一是重庆蒋政府的法币，一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中储券，在1945年，两者的兑换比率大体是1:50。11月1日，官定兑换率开始实行，比值却是1:200。此案一出，2.57亿的沦陷区人民几乎在一夜之间集体破产，上海流行民谣曰：“昨天放pào（bào竹），今天上吊。”此次兑换政策的失误后患无穷，它不但让数亿人对蒋介石政权信心大失，而且直接导致了全国xìng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变得弹xìng顿失。
解放战争bào发后，中央财政完全被军费绑架，而实体经济又复苏乏力，于是政府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为上一年的10倍，比1945年增长了25倍。到1948年的第二个季度，已发行法币660万亿元，三年猛增1180倍，相当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乱发钞票的结果就是，引发了中国当代史上最严重的恶xìng通货膨胀。民国一代最杰出的银行家之一张公权日后在他的著作《中国通货膨胀史》中评论道：在以城市经济为bào发中心的通货膨胀中，受伤最严重的是军人和公务员，因为政府提薪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这直接导致执政效率的下降和吏治败坏。161
1948年8月，国民政府被迫改组内阁，宣布停用法币，进行金圆券改革，全国物价一律冻结在8月19日水平，是为“八·一九限价”。为了防止权贵和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扰乱改革，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亲自督阵上海，宣誓“打虎”。可是，此时的党纪国法已彻底败坏，“老虎”打到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控制的扬子公司便打不下去了，到11月1日，行政院公开承认经济改革失败，内阁总辞职，物价呈现报复xìng上涨的态势，经济极度混乱，国事终不可为。
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连续失误的情形之下，guó mín dǎng政府在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土地改革上无所作为，输给了自己的对手共产党。1947年9月，共产党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将之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其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亦即承认改革后的土地私有xìng质。
就这样，战后短短五年间，guó mín dǎng政府在敌产国营化中失去了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城市居民的支持，而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农民的支持。1948年3月，guó mín dǎng召开“行宪国大”，宣布“还政于民”，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民主牌”，而务实的人民在“民主牌”与“土地牌”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后者。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在考察近170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时，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将各个政治流派的主张对立起来，譬如保守派这样，洋务派那样，维新派这样，革命派那样，guó mín dǎng这样，共产党又那样，似乎他们从来是经纬对立，界限分明。
可是，在经济变革上，界限分明的世界似乎并不存在。我翻阅研究各派主张，发现在一些根本xìng的立场上，相近之处远远大于相异之处，至少有三大原则为各派所共持：其一，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原则；其二，抵御外敌、强盛国家的强国原则；其三，发展国营事业、节制民间资本的国有经济优先原则。这三个原则自洋务运动开始便已确立，历大清、民国及当代中国三代，虽然在一些时期会遭到部分精英的质疑，不过从未被放弃。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终极目标从未更改过、经历了多轮技术xìng试验的长期运动。
如果我们将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经济放置于这样的史观之下进行反思，也许是合适的。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共产党人以无比的自信进行了一场史上最为彻底而坚决的命令型计划经济的大试验，其历程可以用哈耶克的两本书名来形容：开始于“致命的自负”，终而“通往奴役之路”。然而，它的试验并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改弦易辙，而更像是同一终极目标下的、理想主义色彩浓烈的偏执行动。
上海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共产党人在掌握全国政权之前，从未有过管理大中型城市的经验。然而，让人惊奇的是他们在第一次重大考验中就一举得手。这如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年轻选手在初赛时就打破了世界纪录，过分的幸运往往会带来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
1949年5月，解放军占领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当其时，上海是全国通货膨胀的风暴眼，蒋经国“打虎”未远，全城有2000多家公司、30余万人投身于投机炒卖。当时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荣毅仁曾回忆道，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máo zé dōng征调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不久的陈云坐镇上海，指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经济战役。这场战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资本市场管制。6月10日，解放军查封远东最大的证券jiāo易所、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随后，全市的证券jiāo易场所全数遭查封，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经济舞台。对上海来说，意味着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了单纯的轻工业和商业中心，证券jiāo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是41年后的事情。
其二，生产资料管制。上海地区是当时全国两大民生产业纺织业和食品业的制造、jiāo易基地，陈云将纱布、面粉和煤炭统称为“两白一黑”，认为它们是物价飞涨的“牛鼻子”。他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纱布和面粉，经过数轮“吃进”和抛售将民间炒家全数击溃，当时上海常有投机商破产跳楼，飞涨不歇的物价日渐企稳。
其三，流通渠道管制。陈云以上海为中心，着手创办了三个全国xìng的贸易公司：一是全国xìng的纺织公司，负责纺织原料和产成品的供应与销售；二是全国xìng的土产公司，负责各地特产的产销；三是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此外设立一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jiāo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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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控制证券市场。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jiāo易所法》，规定每一地区只准有一个有价证券的jiāo易所，其他的jiāo易所一律合并在内。虞洽卿对蒋介石北伐支持最大，此次他的上海证券物品jiāo易所成整顿重点，棉纱jiāo易率先被并入国营的纱布jiāo易所，随后，证券部分并入证券jiāo易所，黄金及物品jiāo易并入金业jiāo易所，到1933年秋，证券物品jiāo易所被整体并入上海华商证券jiāo易所。
第四步，利用经济危机，大量收编民营企业。1934年前后，国内bào发金融危机，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乘机把手伸向民营工业，国营事业集团通过接收、控股等手段进入原本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大量轻工业领域，如烟草业、粮食加工业等。
最后一步，银行国有化。在1935年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全国银行总资产的89%掌握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中国银行和jiāo通银行的资产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三分之一。1935年3月，孔祥熙以拯救实体经济为名，要求同业公会购买一亿元的定向国债。其后，他突然宣布，政府出于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国银行、jiāo通银行增发股票，一亿元国债将不再按原来设想的贷给工商业者作救济之用，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政府跃升为第一大股东。此后半年，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等相继被政府控股，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猛增到72.8%。
1935年的银行国营化，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第三次“国进民退”事件。美国学者帕克斯·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中写道：“这次对银行界的突然袭击，就政府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中最重要和最富有戏剧xìng的一次大变化。”159王业键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评论道：“这个事情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中国金融界的完全统治，而且也说明了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
正是通过七年的系统xìng整肃，中央政府重新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导权，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集权效应呈现。1935年11月，在对银行业完成了国营化改制后，孔祥熙宣布进行法币改革，规定从次日起，推行金本位制，全国的货币统一为法币，从此，确立了统一的现代货币制度。到1937年，全国有近4000家现代工厂、1万余公里铁路、11.6万公里公路、12条民航空运线路、8.9万公里的电话线和7.3万个邮政局。在经济建设上，中国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
1945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
guó mín dǎng政府的经济建设在1937年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国民经济遭到毁灭xìng的破坏。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举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之下，由重庆回迁南京，然而时隔不久，这个政权就被人民抛弃，guó mín dǎng人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土地政策上的失败值得反思。
“二战”后，在各沦陷区等待接收的日伪产业约为四万亿元，这几乎是当时中国的九成家产。在中央政府内部，对敌产的接收模式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以翁文灏、何廉为首的经济部拟订了一份名为《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的方案，其基本的原则是实行“混合经济”模式，提倡国营、私营和积极引进外资投入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该方案还特别强调把国营企事业的范围限定在军工、造币、主要铁路和大规模的能源动力经营以及邮政电信等重要公用事业方面。鼓励私营企业在政府经济建设总计划的指导下发展，并由政府在财政、运转设施等方面给予援助，且在实际经营中，享有与国营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权利和义务。该方案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上表决通过，并公告天下。
然而，宋子文领导的行政院和财政部则对该方案持坚决的反对意见，仍然坚持战前的统制经济立场。在他的主导下，一大批以“中国”为名号的国营垄断企业纷纷挂牌诞生，如中国盐业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造纸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渔业有限公司、中华水产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等。它们以“划拨”的方式无偿得到了数以千计的、质量最好的资产，据经济部统计，到1946年6月，已经接收的2243个工矿企业中，作“拨jiāo”处理的就高达1017个，标卖给民营的只有114个，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从产量计，国家资本控制了全国33%的煤，90%的钢铁，100%的石油和有色金属，67%的电力，45%的水泥，37%的纱锭，60%的织布机，此外，铁路和银行早已被完全掌握，一个强大而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格局全面形成。
敌产国营化，可以被看成是第四次“国进民退”事件。杨小凯在他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里评论道：“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个国营化也是中国后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
国营化政策导致了几个后果，第一，国营事业效率低下，到1947年，从日伪接收过来的2411个工业企业，只有852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第二，民间企业家阶层对政府彻底失望。当时最大的私营集团控制人荣德生向政府上书，他写道：“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荣德生的这段表述可圈可点，至今是普世道理，可惜不为当政者闻。第三，工业萧条造成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城市罢工事件猛增。在抗战开始前的1936年，全国有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为278起，可是到1947年，光上海一地就达2538起，苏珊娜·佩珀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写道：“政府经常指责工人闹事是共产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160
相比产业经济上的国营化运动，中央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误更加严重。
战时，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货币主要有两种，一是重庆蒋政府的法币，一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中储券，在1945年，两者的兑换比率大体是1:50。11月1日，官定兑换率开始实行，比值却是1:200。此案一出，2.57亿的沦陷区人民几乎在一夜之间集体破产，上海流行民谣曰：“昨天放pào（bào竹），今天上吊。”此次兑换政策的失误后患无穷，它不但让数亿人对蒋介石政权信心大失，而且直接导致了全国xìng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变得弹xìng顿失。
解放战争bào发后，中央财政完全被军费绑架，而实体经济又复苏乏力，于是政府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为上一年的10倍，比1945年增长了25倍。到1948年的第二个季度，已发行法币660万亿元，三年猛增1180倍，相当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乱发钞票的结果就是，引发了中国当代史上最严重的恶xìng通货膨胀。民国一代最杰出的银行家之一张公权日后在他的著作《中国通货膨胀史》中评论道：在以城市经济为bào发中心的通货膨胀中，受伤最严重的是军人和公务员，因为政府提薪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这直接导致执政效率的下降和吏治败坏。161
1948年8月，国民政府被迫改组内阁，宣布停用法币，进行金圆券改革，全国物价一律冻结在8月19日水平，是为“八·一九限价”。为了防止权贵和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扰乱改革，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亲自督阵上海，宣誓“打虎”。可是，此时的党纪国法已彻底败坏，“老虎”打到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控制的扬子公司便打不下去了，到11月1日，行政院公开承认经济改革失败，内阁总辞职，物价呈现报复xìng上涨的态势，经济极度混乱，国事终不可为。
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连续失误的情形之下，guó mín dǎng政府在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土地改革上无所作为，输给了自己的对手共产党。1947年9月，共产党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将之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其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亦即承认改革后的土地私有xìng质。
就这样，战后短短五年间，guó mín dǎng政府在敌产国营化中失去了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城市居民的支持，而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农民的支持。1948年3月，guó mín dǎng召开“行宪国大”，宣布“还政于民”，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民主牌”，而务实的人民在“民主牌”与“土地牌”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后者。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在考察近170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时，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将各个政治流派的主张对立起来，譬如保守派这样，洋务派那样，维新派这样，革命派那样，guó mín dǎng这样，共产党又那样，似乎他们从来是经纬对立，界限分明。
可是，在经济变革上，界限分明的世界似乎并不存在。我翻阅研究各派主张，发现在一些根本xìng的立场上，相近之处远远大于相异之处，至少有三大原则为各派所共持：其一，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原则；其二，抵御外敌、强盛国家的强国原则；其三，发展国营事业、节制民间资本的国有经济优先原则。这三个原则自洋务运动开始便已确立，历大清、民国及当代中国三代，虽然在一些时期会遭到部分精英的质疑，不过从未被放弃。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终极目标从未更改过、经历了多轮技术xìng试验的长期运动。
如果我们将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经济放置于这样的史观之下进行反思，也许是合适的。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共产党人以无比的自信进行了一场史上最为彻底而坚决的命令型计划经济的大试验，其历程可以用哈耶克的两本书名来形容：开始于“致命的自负”，终而“通往奴役之路”。然而，它的试验并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改弦易辙，而更像是同一终极目标下的、理想主义色彩浓烈的偏执行动。
上海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共产党人在掌握全国政权之前，从未有过管理大中型城市的经验。然而，让人惊奇的是他们在第一次重大考验中就一举得手。这如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年轻选手在初赛时就打破了世界纪录，过分的幸运往往会带来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
1949年5月，解放军占领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当其时，上海是全国通货膨胀的风暴眼，蒋经国“打虎”未远，全城有2000多家公司、30余万人投身于投机炒卖。当时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荣毅仁曾回忆道，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máo zé dōng征调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不久的陈云坐镇上海，指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经济战役。这场战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资本市场管制。6月10日，解放军查封远东最大的证券jiāo易所、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随后，全市的证券jiāo易场所全数遭查封，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经济舞台。对上海来说，意味着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了单纯的轻工业和商业中心，证券jiāo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是41年后的事情。
其二，生产资料管制。上海地区是当时全国两大民生产业纺织业和食品业的制造、jiāo易基地，陈云将纱布、面粉和煤炭统称为“两白一黑”，认为它们是物价飞涨的“牛鼻子”。他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纱布和面粉，经过数轮“吃进”和抛售将民间炒家全数击溃，当时上海常有投机商破产跳楼，飞涨不歇的物价日渐企稳。
其三，流通渠道管制。陈云以上海为中心，着手创办了三个全国xìng的贸易公司：一是全国xìng的纺织公司，负责纺织原料和产成品的供应与销售；二是全国xìng的土产公司，负责各地特产的产销；三是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此外设立一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jiāo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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