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1 章

  公司，统一调度资金和干部。在农村地区则成立供销合作社，统一物资的分销。每一个重要的商品流通领域均被国营垄断，私人企业不得从事流通业，违反者被定xìng为“投机倒把”。

  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被卡住，再加上资本市场的彻底国营化，两头一夹，中间的制造企业虽然仍属私营xìng质，但已无法动弹，成了饼干中的夹心层，计划经济的宏大构架因此胚胎初成。陈云认为，对流通包括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的控制，“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它们夹到社会主义”。162

  在对国内私人资本进行清剿管制的同时，陈云还创造xìng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陈云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时任上海财税局局长的顾准描述道：“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guó mín dǎng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1951年冬春之jiāo，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用房地产抵jiāo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

  陈云在上海的整肃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50年春夏之jiāo，物价已基本上稳定了下来。máo zé dōng对上海的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陈云自此被视为“计划经济的大师”。上海经验被推广至全国，各地的证券jiāo易机构相继被取缔，外资公司被“和平驱逐”，全国xìng的棉花和粮食计划调配会议相继在北京召开，对这两大战略xìng物资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

  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的此次试验，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史上都堪称经典，体现出命令型计划经济在特定时期的战略xìng魅力。若放之于历代经济变革中考察，从中可以看到汉武帝变法“平准”和“均输”的明显痕迹。

  “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

  如果说1949年的上海试验，让共产党人在流通和资本管制上获得了经验，那么，开始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则是计划经济模式在工业建设上的一次完美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即在朝鲜与美国开战，西方世界从此对中国大陆进行了长期的经济封锁，“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的无私帮助下进行的。据薄一波回忆，“一五”计划所有的表格都是苏联专家帮助做出来的，“老实说，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我们对工业建设应当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么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163苏联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设计图纸，几乎把他们所有的最好技术都给了中国，五年中，有8500名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评论道：“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xìng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164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然公开对立的东西方世界先后展开过两个规模庞大的国际援助计划，一个是1948年到1952年，美国为欧洲重建所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另一个便是1953年开始的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业建设，它们都不出预料地达到了振兴经济的目的，不过却有着不同的路径和结果。

  “一五”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在苏联人的帮助下，投资建设156个重大项目，史称“156工程”。其中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方面的投资占到了总投资额的85%。在整体规划之下，一些冶金、能源、机械领域的大工厂隆隆建起。以钢铁为例，五年内炼铁能力增加了280万吨、炼钢能力增加了253万吨，加上原有钢厂的产能，我国生铁产量从1949年的25.2万吨猛增到467万吨，整整提高了将近20倍。“一五”期间，中国建成大型汽车生产基地，造出第一辆自主研发的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了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建成了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在长江上建成了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开通了北京到拉萨的航空线，在武汉和包头新建了两个大型炼钢厂，完成了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项目的兴建，还在洛阳和哈尔滨建成了拖拉机厂和轴承厂，在兰州建成了大型炼油基地。中国的重工业结构和区域布局陡然改观。

  中国除了从苏联引进了技术之外，还全面引进了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经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随后又相继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总局等机构，这些机构均下设至县级政府，形成了一个封闭、垂直式的计划管理体系。

  这是一种由国家“全统全包”的投资分配和管理制度：国家以一只无比庞大、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手”调动经济的每一个细胞，需要建设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培育多大的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产量和投资的规模，都由国家通过计划直接安排。在这一体制下，一切新老企业用于固定资产建设的项目和投资，都由国家统一计划；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分配，无偿拨款；建设和生产用的物资，由国家通过商业和物资部门统一调拨；从事建设的施工队伍，由国家统一安排；从事生产的新增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培养和分配；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企业有赢利，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有亏损，也由国家财政补贴。在这一雄心勃勃的、严密的计划体制下，国家既在宏观上进行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等宏观决策，又在微观层面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

  从数据上看，“一五”时期，中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47亿元，五年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1949年接收时的4倍，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0.9%，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2%这个数字与1978年到2008年的平均数9.4%非常接近。在亚洲地区，中国与日本是工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两国的经济总量相近。吴敬琏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165

  七年消灭私营经济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里，私营经济被认为是一个应该被彻底清除的部分，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纲中就明确写道：“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不过，如何进行“消灭”，后期又有不同的阶段xìng主张。在1948年前后，党内基本形成了“过渡”的共识。根据刘少奇的计算，在当时的工业体系中，国营经济成分的比重仅为34.7%，私营工商业还有很大的权重，他因此提出“合营过渡，和平赎买”的办法，并认为“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在máo zé dōng的时间表里，“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用18年的时间消灭私营成分。

  而事实上，这一工作只用了七年时间。其间，经历“夹心化”、“五反查税”、边缘化、定息赎买以及“绝种”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夹心”。陈云在上海的整肃加强了国营资本对产业经济的控制力，在原材料、资本和销售渠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后，私人工厂如同生存在夹缝之中，它们的赢利空间其实已完全cāo于政府之手，丧失了博弈的能力。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细节：1950年2月，也就是陈云在上海整顿纱布和粮食业的时候，中财委曾担心民间商人会展开一轮新的攻击，便拟定了“四路出兵”的策略，即加紧征收税款和公债款，督促企业主发放工人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估计可能会遇到资产阶级的抵抗，要打几个回合。实际上，他们已无力再较量，三四月份，我们看到势头不对（市场过紧），‘收兵回营’，已经来不及了”。166

  第二阶段，“五反查税”。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中“五反”就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在运动中，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进行体罚的现象。据统计，北京、天津、上海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主中，犯有不同程度“五dú”行为的占总户数的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为90%，即绝大多数为待罪之人。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对自己产生了厌恶，这种心理反应仅可见于汉武帝的告缗令时期。167据计算，到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查补的“五dú账”达30多万亿元，为朝鲜战争军费的一半有余。

  第三阶段，边缘化。在“一五”建设规划中，私营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参与度几乎为零，它们已经被彻底边缘化。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及国有资本的迅猛扩张，给予它们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第四阶段，定息赎买。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它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在此背景下，陈云提出“赎买定息”的方案，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5%的股息，定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原定到1962年止息，后延长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利息有所降低。定息赎买政策为私人资本的消亡设计了一个“退出通道”，它意味着产权改造的实质完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资本家阶层。

  最后，“绝种”。几乎就在实行定息赎买政策的同时，máo zé dōng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168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消灭私营经济的进展如此之顺利，速度如此之快，连máo zé dōng本人也很意外，他在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在中国经济史上，私营企业在1956年的集体消亡是独一无二的事件，这意味着四大利益集团中的有产阶层像毫无作用的盲肠一样被整体切除。在百年现代化历程中，这是第五次，也是最彻底的“国进民退”。

  四大利益集团格局图消灭有产阶层

  两次自毁xìng的经济运动

  在“一五”计划结束的1957年前后，共产党人几乎同时取得了经济高速成长和消灭私营部门这两个重大胜利，这使得决策层的信心前所未有地膨胀。随后，他们在自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58年，急于求成的máo zé dōng在工业和农业两大领域同时发动“大跃进”，工业方面的目标是超过英国，农业方面的目标则是实现粮食和棉花产量一年翻一番。

  1957年年底，máo zé dōng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可是仅仅4个月后，这个时间表缩短到了7年，又过了两个月，更是缩短到了两年。máo zé dōng认定中国经济超过英国的唯一评价指标是钢铁产量，他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要求经济部门修改预定的指标，钢的指标被定在了1070万吨，一年之内要增长一倍。

  就这样，一个全民炼钢的高潮被掀起了。全国各地建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小高炉，人们满怀热情地日夜炼钢，很多人把家里的铁锅、铁盆、铁门把等都捐献了出来，倒进火红的炉膛中。这一年，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108万吨，超额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近乎自毁xìng的事实：1108万吨钢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用土法上马的小高炉炼出来的，其中300多万吨是毫无用处的废钢，小高炉炼出的900多万吨生铁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全民炼钢不但中断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很多山上的树被全部砍光。为了全民炼钢，各地迅猛地从农村招人进城，到年底，全国企业和国家机关职工人数达到4532万人，比上一年末整整多了2082万人，粮食供应形势立刻严峻起来。盲目的乐观和激进战略，造成了国力的严重虚耗。

  发生在农业领域的粮食“大跃进”同样荒唐。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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