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 章

  máo zé dōng的要求，1958年的粮食指标为8000亿斤，棉花则为6700万担，都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倍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它成为1958年最出名、最响彻云天的一个口号。各地农村纷纷造假，虚报粮食产量，小麦的亩产纪录从绝无可能的1500斤“上涨”到无法想象的13.0434万斤10两4钱（当时1斤为16两）。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万亿斤，几乎是上一年的10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

  在之后的三年，国民经济如一位狂奔后虚脱了的运动员，由疯狂跃进陡然跌入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000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在农村，地方政府仍然以上一年虚报的数据向农民征收粮食，农民不愿jiāo，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广大乡村出现了很多饿死人的现象。主管经济的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跃进”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灾难xìng后果，日后有许多论文和书籍进行了反思、总结。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二五”期间（19581962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6%，远远低于“一五”期间的10.9%。据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的测算：“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全部损失现在估计是1000亿元，几乎两倍于‘一五’期间对基本建设的总投资（550亿元）。”169

  到了1964年，苏联发生“宫廷政变”，赫鲁晓夫被撤职并隔离审查，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老师加兄弟”的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一百万。同时，美国出兵越南，中国遭遇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威胁”，中共决策层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据此，中共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把东北、华北和华东沿海一线、二线地区的重要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等三线搬迁，máo zé dōng号召“好人好马上三线”。

  在中国工业史上，规模宏大而秘密的三线建设有多重的标志xìng意义，它是继1937年的战时大内迁之后，第二次“工业西进”，而且是一次主动的、具有强烈计划xìng的大行动。同时，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苏援“156工程”之后，最集中、最重大的工业投资运动。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政府把计划内50%的工业投资和40%的设计、施工力量投入到三线建设中，累计投入资金2052亿元，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军事和重化工业项目。

  可是，预想中的世界大战并没有“如期”bào发，庞大的“三线计划”便成了又一次的国力虚耗。在布局上，三线建设以“立即要打仗”为假设前提，实施了“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等方针，把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得极为分散，有的甚至采取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布局。用游击战、备战化的方法进行工厂建设，低效率、高投资是可以想见的。由于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上马十分匆忙，规模非常庞大，加上政治动dàng、管理混乱等原因，浪费和损失很惊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战略调整，大量地处大西南深山沟里的三线工厂被废弃，当年国家投资几十亿元建设而成的厂区，后来如同一座座鬼城。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共产党以“工人党”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1927年国共决裂后转入农村，日渐演变为一个“农民党”。其最高决策层大多是农家子弟出身，他们对农民心理和利益诉求之掌握乃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而土地政策正是核心。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便以“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支持。1947年的《土地法大纲》更是在争取民心上起到了决胜xìng的作用。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在土地和农村政策上一反之前的私有化立场，展开了系统xìng的集体化改造。

  1951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组建互助合作社，这一政策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暴力反抗。到1952年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40%。1955年年底，在máo zé dōng的急迫要求下，初级合作社向高级合作社升级，仅用一年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6.3%，参加高级社的占农户总数的87.8%。在粮食“大跃进”的1958年，高级合作社又向更高级的人民公社升级，形成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公社模式，到年底，全国原有的74万个农业社变成了2.65万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也就是说，在《土地法大纲》颁布的11年后，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又被收归为集体所有，5亿农民被全部纳入集体化的生产和生活中。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自明清以来所形成的、基于小农经济的宗族社会模式被彻底破坏，从此，中国人再无“故乡”。因为农民失去了对土地jiāo易的处置权，实质上便也失去了所有权，因此所谓的集体化便是国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杨小凯指出，人民公社化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有根本xìng的影响。

  中国被视为古典的市场经济国家，盖因历代长期坚持土地私有化和商品粮政策。当政府成为土地资源的唯一处置人之后，各种资源的配置结果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从土地中获得三大收益。

  第一个收益是控制粮食jiāo易，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反哺”。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提出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要求全国各地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粮食买卖纳入国家的整体计划。这一统购统销政策一直执行到1985年，长达32年之久。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计算，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通过工农价格差、城乡“剪刀差”向城市和工业提供丰厚的原始积累，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的估计高达30万亿元。170可见，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是由农业积累产生的。

  第二个收益是推行票证经济，在物资短缺条件下长期控制城市物价。粮食及农副产品价格是一国物价波动的中轴，政府控制土地后，继而可控制价格和供应，最终达到控制需求的计划xìng目标。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后，9月份就实行了凭“布票”限量供应棉布的政策，这是与工业消费品相关的第一种票证。1955年8月起实行粮食的凭票定量供应，从此，中国进入“票证的年代”，各种民用商品如煤球、自行车、食用油、糕点、鸡蛋、猪ròu、鱼甚至火柴等，都需要用特定的票证才能购买。正是通过这一手段，政府得以在低生产效率和物资短缺的状态下，保证全国物价维持长期的超级平稳。

  第三个收益是控制人口流动，进而消化城市剩余劳动力。准军事化的人民公社与户籍制度互相勾连，造成城乡分化，没有票证的农民无法在城市里购买到生活必需品，无法看病和入学，因而不可能任意进城，从而在短缺经济的年代里，减轻了城市的人口压力。1968年，因“停课停工闹革命”，城市里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学生，máo zé dōng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十年时间里，有超过1700多万人（约占全国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适龄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二）被下放到农村，从而以极残酷的方式化解了城市就业的压力。171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是一个被背叛和剥夺的阶层。他们失去了土地，被剥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他们创造的财富以“剪刀差”的方式转化为国家资产，而他们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以用电量为例，“一五”期间，全国电力的八成以上都用于工业，城市生活用电占13.5%，农村用电只占全国电量的0.6%。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2.6元。国家从土地控制中获得的收益并没有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而结束，到了1998年之后，土地出让金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这将是下一讲的内容。

  “文化大革命”：紊乱十年

  国民经济的彻底紊乱是从1966年开始的。5月，máo zé dōng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八次登上天安门，接见了1300万人次的红卫兵。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把教室砸得稀巴烂，将自己的老师绑起来批斗，然后再冲进全国的所有寺庙，将佛像、书籍等文物尽数砸毁、焚烧。紧接着，工人也被发动起来，各种名目的革命造反组织纷纷诞生，他们喊着“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残酷武斗。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决策机构陷于瘫痪，在过去十多年里主管全国经济的中央及部委领导，除了总理周恩来之外，几乎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其中，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冤死于开封，邓小平和陈云被下放到江西劳动。由于造反派的全面夺权，那套从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指挥体系彻底瘫痪，经济管理和统计部门被砸烂，各地的年报迟迟不能报齐。在局面最混乱的1967年和1968年，根本无法制订全年度的全国经济计划，1968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年。

  这场空前的浩劫，一直到máo zé dōng去世的1976年才终结。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二是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空间和体制空间。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空前的社会伤害和经济损失。胡鞍钢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损失有过一个定量分析，据他的计算，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为9%左右，1952年到1957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2%，1978年到200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3%，而1957年到1978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5.4%，也就是低了4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同时远远低于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172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了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日本成长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亚洲“四小龙”纷纷崛起。另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和地区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大陆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173

  就四大基本制度而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是两千年国史中，集权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中央对地方拥有不容置疑的控制力，后者在政治和经济上毫无自主的权力；全民思想被高度统一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上，思想“洗澡”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精英被基本消灭，知识分子被蔑称为“臭老九”，自由商人阶层被整体切除，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在农村消耗生命，即便是执政集团内的精英分子也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在经济制度上，命令型计划经济呈现出了它所有的特征：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指挥体系；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贸易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投资战略；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的经济治理思想；限制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原则；反对权威主义；取消专业分工的准则；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后世有些信奉计划经济的人推演说，如果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当时不至于如此一败涂地。在他们看来，陈云在上海对通货膨胀的整肃和“一五”计划的成就证明了制度的有效xìng。其实，这种幻想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国家治理的逻辑从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一以贯之，并无重大更改，“文革”无非使得计划经济制度的负面xìng以更剧烈和更极端的方式呈现。

  到1976年，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沿用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此时的执政者“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称谓容易产生歧义，即发生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经过精心设计、有长远规划的试验，然而，它实际上是一场且行且思、边做边改、“没有蓝图的改革”。

  一个不太为人所注意到的事实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在一开始仍然寄希望于“一五”计划的模式再现，即通过投资再搞一批“156工程”。1978年，邓小平委派谷牧遍访西欧列国，提出了120个从钢铁、石化到汽车的招商项目，他还亲自飞赴日本和新加坡做游说工作。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流产了，西欧人和日本人不像苏联人那样“无私”，中国脆弱的工业基础和虚弱的消费能力让他们畏而却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层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革与开放上。此时的决策者面临的困难

  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 推荐自己的新书《天命讨债人》

  齐天大魔猴

  桀骜齐天圣，铮铮大魔猴
• 第817章 四公子当真与众不同？

  清穿后每天被迫撩

  【欢脱独宠，沙雕撩夫日
• 新书《谜城》开启

  神峰

  一次偶然， 他踏足修
• 第270章 酒吧偶遇

  网游之影子大师

  我，在黑夜中行走 我
• 007儿女成群

  婚城难入

  十八岁的她，一心想用高
• 第四百一十六章 邀请

  剑神之剑弑乾坤

  《剑神之剑弑乾坤》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