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9 章
统制度之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均有自己的毛病，其中最严重者，是四大意识的缺乏：地方缺乏自治意识、政府与民间缺乏契约意识、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企业家阶层缺乏阶层意识。中国未来能否有大进步，实取决于此四大意识的唤醒。没有一个国家的变革是对历史的亦步亦趋，中国亦不例外。所以，我们不可能排除任何新的可能xìng。2013年的中国，变革的力量在朝野两端同时萌生，尤其重要的是，随着一些民间新势力的出现，这四大意识的缺乏有被改进的迹象。
其一，互联网。尽管互联网诞生于美国，可是它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远远大于对美国社会的改造。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互联网经济除了技术来自美国之外，在商业模式上几乎全数变异，而强悍的国有资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领域又毫无作为，因此造就了“阳光创业的一代”，这批年轻的创业家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且完成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的对接，在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jiāo易所上市的一百多家中国公司几乎都与互联网产业有关。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崛起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引bào了一场渠道变革和消费者革命，截至2012年11月30日晚上9点50分，阿里巴巴的淘宝和天猫两大平台的总jiāo易额已突破1万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更大的改变是，互联网重构了中国的媒体和社jiāo生态，特别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现，让传统的舆论管制方式无所适从，它们成为了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和推动政务公开的新平台。
其二，非政府组织（NGO）。明清以来的中国，民间活跃着两种非政府组织：一是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宗族组织，二是以乡籍为纽带、遍布于两万个市镇的商会，它们成为民间自主管理的基础。这两种组织在“土改”、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中被相继摧毁，从此之后中国民间在很长时期内如一盘散沙，再无凝聚之力。近十年来，各种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是中国进入公民社会和中产时代的标志xìng事件。它们在上百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展现了民间自主的力量。目前还没有一个机构公布现有非政府组织的数量，粗略计算应该在5万个以上，它们大多不在政府力量的管控范畴之内。2008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公布全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有3539家，抽样调查显示，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仅占23.3%。2012年3月，民政部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宣称，美国在华非政府组织约有1000家，仅有不到3%具备了合法身份。这些数据都显示出民间力量拒绝管制的自主姿态。
其三，企业家阶层。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有1085.72万户私营企业，4050万个体工商户，人数总和超过韩国的全国人口。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人数庞大、富有和拥有力量的有产者阶层，可谓“千年之一大变”。布罗代尔曾很简洁地说道：“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这一景象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近年来的移民现象便是有产阶层试图逃避的一个折shè。然而，绝大多数的经营者仍将继续他们的事业，他们有机会以独立、不依附的精神，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改变中国。
其四，自由知识分子。自隋唐推行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实际上便失去了产生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土壤，正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才诱发了20世纪初那场灿烂的新文化运动。近十年来，民间出现了众多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谋生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给予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以思想研究为己任的民间智库层出不穷。在博客和微博上，更是涌现出很多大胆的“意见领袖”。
上述四股新势力，对维持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构成了挑战，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过程将贯穿整个中国改革的全历程。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二十年后的中国将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对“大国崛起”的高调欢呼，以及对中国崩溃的悲观预言，其实都很难构成历史的全部。
1948年，在中国游历长达16年之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完成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第一部以比较研究的办法系统xìng地考察中国问题的作品，在这部成名作中，费正清用忐忑叵测的心情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193到1983年，《美国与中国》的第四版修订出版，年迈的费正清仍然小心翼翼地写道：“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革命过程，最好作为两场革命来理解，一场是经济方面的，另一场是社会方面的，这两场革命有时互相配合，有时则互相抵触。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一般都能懂得。但社会方面的改造却同美国方式大异其趣，令人很难理解。”194
如果说科斯将中国崛起看成“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视角，那么，真正在中国大地上行走过的费正清却宁愿相信中国走在一条“难以理解”却符合自身逻辑的、更“窄”的道路上。也许，他是对的。
跋
1850年12月，时年45岁的托克维尔在海滨小城索lún托给友人们写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因《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闻名欧洲和北美大陆，可是从那以后，他一直为寻找新的写作主题而苦恼不已，他在信中写道：“我一边穿越索lún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哲学本身结合起来。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青春逝去，光yīn荏苒，人届中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也正在这几封信里，托克维尔宣布将创作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这就是他的另外一部伟大的传世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记得是2010年的盛夏，我曾去过索lún托，那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非常幽美的小城，居民依山建屋，面朝大海，小径蜿蜒局促，到处都是花店和精致的小咖啡馆。我在那里闲居数日，游逛过小城的很多山道，却并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欧洲最先锋的思想家曾在此徘徊焦虑。此时此刻，我开始写作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在查阅资料时，偶然读到这段轶事，便突然地生出别样的亲近，算算年纪，我竟也已四十有五，正感慨于白发间生、岁月流逝，也为写作而日夜焦虑。
对于任何一个钻研学术的人来说，创作主题的选择永远是最要紧的。前辈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入手。生命那么短暂，而一个人的创作期更短。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于此，我深有体会。从2004年开始，我着手于当代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这个课题的灵感来自于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几次座谈，我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崛起所知甚少，多有偏见，在2007年和2008年，我出版了《激dàng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其间，我又溯源而上，相继写作了《跌dàng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dàng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由此完成了对中国企业的整体叙述。2010年，我还出版了《吴敬琏传》，通过对这位当代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的传记体写作，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宏观经济理论的衍变轨迹。九年以来，这一系列的写作耗去了我今生最好的时光，如今又将我逼到了这本书的面前。
开始本书写作的时刻，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此时的心境，已与2004年决意投入《激dàng三十年》写作时，有很大的差别，熟悉我的作品的读者，当有所体察。若说当初尚有“探访者”的兴奋心态，那么，今天的我则如同捧着一只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畏惧，只求寸进。
我要表达对很多人的感激之情，他们是我的师长、学友、接受我访谈的专业人士、给予我启迪的众多著作者，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傅强社长、徐有智总编辑、袁亚春常务副总编辑，我的编辑王留全、余燕龙、陈丽霞和胡志远。
当然最要感激的仍是我的家人。吴舒然同学已是一个长到一米六三的高中生了，我写了那么多的商业书籍仍然没有培养出她对经济的兴趣。邵冰冰嫁给我已经二十年了，我将这本书作为一个纪念品献给她。
书中所有的谬误不当，均由我承担责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诺德在《历史之源》中说，历史并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195我们所见的事实及所作出的论断，总是受到时代视角、意义语境的局限，托克维尔不例外，本书亦不例外。
吴晓波
2013年7月于杭州大运河畔
[1]丹尼尔·富兰克林、约翰·安德鲁斯：《经济学人权威预测：2050趋势巨流》，罗耀宗译，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页。
[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3]陈晋：《哈佛经济学笔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4]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页。
[5]郭觐：《黄亚生：“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国际金融时报》2011年7月1日，第2版。
[6]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梁禾主编，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7]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页。
[8]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9]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书中写道：“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xìng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10]《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11]《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12]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13]《史记》论述姜尚治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李剑农的观点参见其《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页。
[14]《国语·齐语》：“通七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
[15]《管子·霸言篇》：“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
[16]《管子·轻重乙》：“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
[17]《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18]《管子·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19]《管子·海王》：“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20]《管子·海王》：“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
[21]《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22]《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23]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24]《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
[25]《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
[26]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27]杨联：《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据杨联的学生余英时考据，到了16世纪的明朝，出身商贾世家的陆楫又重拾管仲之论，提出“吾未见奢侈之足以贫天下也”（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而那时正是“士儒合流”的年代。欧洲思想界在17、18世纪才有类似的思想，较著名的有曼德维的《蜜蜂宣言》（1727年）。参见余英时的论文《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28]《管子·牧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29]《管子·幼官》：“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
[30]《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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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互联网。尽管互联网诞生于美国，可是它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远远大于对美国社会的改造。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互联网经济除了技术来自美国之外，在商业模式上几乎全数变异，而强悍的国有资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领域又毫无作为，因此造就了“阳光创业的一代”，这批年轻的创业家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且完成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的对接，在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jiāo易所上市的一百多家中国公司几乎都与互联网产业有关。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崛起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引bào了一场渠道变革和消费者革命，截至2012年11月30日晚上9点50分，阿里巴巴的淘宝和天猫两大平台的总jiāo易额已突破1万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更大的改变是，互联网重构了中国的媒体和社jiāo生态，特别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现，让传统的舆论管制方式无所适从，它们成为了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和推动政务公开的新平台。
其二，非政府组织（NGO）。明清以来的中国，民间活跃着两种非政府组织：一是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宗族组织，二是以乡籍为纽带、遍布于两万个市镇的商会，它们成为民间自主管理的基础。这两种组织在“土改”、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中被相继摧毁，从此之后中国民间在很长时期内如一盘散沙，再无凝聚之力。近十年来，各种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是中国进入公民社会和中产时代的标志xìng事件。它们在上百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展现了民间自主的力量。目前还没有一个机构公布现有非政府组织的数量，粗略计算应该在5万个以上，它们大多不在政府力量的管控范畴之内。2008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公布全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有3539家，抽样调查显示，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仅占23.3%。2012年3月，民政部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宣称，美国在华非政府组织约有1000家，仅有不到3%具备了合法身份。这些数据都显示出民间力量拒绝管制的自主姿态。
其三，企业家阶层。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有1085.72万户私营企业，4050万个体工商户，人数总和超过韩国的全国人口。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人数庞大、富有和拥有力量的有产者阶层，可谓“千年之一大变”。布罗代尔曾很简洁地说道：“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这一景象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近年来的移民现象便是有产阶层试图逃避的一个折shè。然而，绝大多数的经营者仍将继续他们的事业，他们有机会以独立、不依附的精神，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改变中国。
其四，自由知识分子。自隋唐推行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实际上便失去了产生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土壤，正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才诱发了20世纪初那场灿烂的新文化运动。近十年来，民间出现了众多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谋生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给予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以思想研究为己任的民间智库层出不穷。在博客和微博上，更是涌现出很多大胆的“意见领袖”。
上述四股新势力，对维持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构成了挑战，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过程将贯穿整个中国改革的全历程。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二十年后的中国将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对“大国崛起”的高调欢呼，以及对中国崩溃的悲观预言，其实都很难构成历史的全部。
1948年，在中国游历长达16年之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完成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第一部以比较研究的办法系统xìng地考察中国问题的作品，在这部成名作中，费正清用忐忑叵测的心情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193到1983年，《美国与中国》的第四版修订出版，年迈的费正清仍然小心翼翼地写道：“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革命过程，最好作为两场革命来理解，一场是经济方面的，另一场是社会方面的，这两场革命有时互相配合，有时则互相抵触。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一般都能懂得。但社会方面的改造却同美国方式大异其趣，令人很难理解。”194
如果说科斯将中国崛起看成“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视角，那么，真正在中国大地上行走过的费正清却宁愿相信中国走在一条“难以理解”却符合自身逻辑的、更“窄”的道路上。也许，他是对的。
跋
1850年12月，时年45岁的托克维尔在海滨小城索lún托给友人们写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因《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闻名欧洲和北美大陆，可是从那以后，他一直为寻找新的写作主题而苦恼不已，他在信中写道：“我一边穿越索lún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哲学本身结合起来。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青春逝去，光yīn荏苒，人届中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也正在这几封信里，托克维尔宣布将创作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这就是他的另外一部伟大的传世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记得是2010年的盛夏，我曾去过索lún托，那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非常幽美的小城，居民依山建屋，面朝大海，小径蜿蜒局促，到处都是花店和精致的小咖啡馆。我在那里闲居数日，游逛过小城的很多山道，却并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欧洲最先锋的思想家曾在此徘徊焦虑。此时此刻，我开始写作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在查阅资料时，偶然读到这段轶事，便突然地生出别样的亲近，算算年纪，我竟也已四十有五，正感慨于白发间生、岁月流逝，也为写作而日夜焦虑。
对于任何一个钻研学术的人来说，创作主题的选择永远是最要紧的。前辈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入手。生命那么短暂，而一个人的创作期更短。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于此，我深有体会。从2004年开始，我着手于当代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这个课题的灵感来自于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几次座谈，我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崛起所知甚少，多有偏见，在2007年和2008年，我出版了《激dàng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其间，我又溯源而上，相继写作了《跌dàng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dàng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由此完成了对中国企业的整体叙述。2010年，我还出版了《吴敬琏传》，通过对这位当代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的传记体写作，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宏观经济理论的衍变轨迹。九年以来，这一系列的写作耗去了我今生最好的时光，如今又将我逼到了这本书的面前。
开始本书写作的时刻，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此时的心境，已与2004年决意投入《激dàng三十年》写作时，有很大的差别，熟悉我的作品的读者，当有所体察。若说当初尚有“探访者”的兴奋心态，那么，今天的我则如同捧着一只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畏惧，只求寸进。
我要表达对很多人的感激之情，他们是我的师长、学友、接受我访谈的专业人士、给予我启迪的众多著作者，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傅强社长、徐有智总编辑、袁亚春常务副总编辑，我的编辑王留全、余燕龙、陈丽霞和胡志远。
当然最要感激的仍是我的家人。吴舒然同学已是一个长到一米六三的高中生了，我写了那么多的商业书籍仍然没有培养出她对经济的兴趣。邵冰冰嫁给我已经二十年了，我将这本书作为一个纪念品献给她。
书中所有的谬误不当，均由我承担责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诺德在《历史之源》中说，历史并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195我们所见的事实及所作出的论断，总是受到时代视角、意义语境的局限，托克维尔不例外，本书亦不例外。
吴晓波
2013年7月于杭州大运河畔
[1]丹尼尔·富兰克林、约翰·安德鲁斯：《经济学人权威预测：2050趋势巨流》，罗耀宗译，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页。
[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3]陈晋：《哈佛经济学笔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4]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页。
[5]郭觐：《黄亚生：“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国际金融时报》2011年7月1日，第2版。
[6]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梁禾主编，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7]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页。
[8]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9]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书中写道：“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xìng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10]《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11]《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12]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13]《史记》论述姜尚治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李剑农的观点参见其《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页。
[14]《国语·齐语》：“通七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
[15]《管子·霸言篇》：“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
[16]《管子·轻重乙》：“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
[17]《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18]《管子·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19]《管子·海王》：“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20]《管子·海王》：“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
[21]《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22]《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23]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24]《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
[25]《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
[26]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27]杨联：《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据杨联的学生余英时考据，到了16世纪的明朝，出身商贾世家的陆楫又重拾管仲之论，提出“吾未见奢侈之足以贫天下也”（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而那时正是“士儒合流”的年代。欧洲思想界在17、18世纪才有类似的思想，较著名的有曼德维的《蜜蜂宣言》（1727年）。参见余英时的论文《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28]《管子·牧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29]《管子·幼官》：“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
[30]《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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