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章

  从法理上恢复了对包括南沙在内的诸南海岛礁及领海主权，但内战和战后的地区形势发展却使中国不能及时有效行使新复之权益，嗣后冷战勃兴，中越关系反复，而中国大陆海权未备，遂演化至部分主权岛礁被侵占。

  对南海问题持过于感情化宏大叙事立场的人忽略了，在国家主权和领土争端中，坚持明确和正大的主张固然是完全应该的，但出于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对主权立场的坚持并非意味着沙文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政策，相反，回顾自《威斯特发里亚条约》体系以来的国际实践，无数的案例显示，单方面运用武力，或借助战争胜利强行改变争端现状，总会成为更激烈的国际冲突的根源，而这些冲突一旦牵涉大国政治，则往往由局部演化为国际战略冲突。所以，虽然南海争端表面上仅为局部主权和权益争执，但背后蕴含的地区和全球政治含义不可忽略，而国家以外jiāo稳妥为主要特色的基本处理方针，既符合现实维护主权的需要，也深具宏大的战略眼光。

  现代海权斗争体现了地区和全球国际权力基础及结构的变化，南海作为地缘战略关键xìng的地区，其海权力量的消长牵动整个地区格局的变化和中美等大国现实国际权力的互动，毫无疑问，南海争端之所以日益复杂化，其背后的动力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海权战略。

  美国开始在冷战结束后重返南海，并屡次重申保持在南海支配xìng存在的决心，这些或明或暗的政策宣示都是针对中国的含蓄警告，也体现其对崛起的中国新海权的焦虑与担忧，我们不能对此装聋作哑。换言之，南海争端的最终解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维护，不仅要靠中国坚强的海权实力，更要靠富于远见的战略规划和灵活、明智的外jiāo作为。中美在亚太和本地区的局部力量均衡和战略稳定是解决有关问题的必要外部条件，而双边和多边的地区睦邻政策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重要国家权益的争端，这本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常态，如何从宏大和坚毅的国家战略层面把握这些严峻课题，不仅牵涉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更影响国家未来的前景，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帝国主义思维已完全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此任何急功近利、感情用事的做法都会得不偿失。

  同时也要看到，争端本身并不可怕，正如长城曾是历史上中国与不同民族展开军事斗争的关口，但也是把各民族连接起来的门户，国际争执一方面是现实的利益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是各国进行合理的利益博弈，进而建构相对稳定、多赢的和平框架的契机。

  9

  德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作者：章文

  一个多月前，在一次博友晚餐上，初次见面的杨佩昌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一周后我在出差的飞机上就读完了，但随后杂务缠身，终不得整段时间来写读后感。

  今天翻出书来重温了一遍，赶紧趁着还有空暇说点我的印象和感受。

  由于工作和学习的关系，佩昌兄在德国生活多年，个xìng开朗的他jiāo了不少德国朋友，对德国国民xìng有切身体会，且由于他原先为中国政府的要害部门服务，自然比一般人更关心和熟悉德国政府体制的运转。

  因此，由他来写这本带有解剖德国奥妙xìng质的书，再合适不过了。唯一感觉遗憾的是，由于新华出版社审查过于严格的缘故，这本书较少涉猎德国政治体制部分。那本是中国读者也非常感兴趣的内容。

  因此，诸君看到的这本书，主要聚焦在对德国经济制度设计的探讨上。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在短短的15年内就实现了重新崛起，这是令人吃惊的奇迹。成功很大部分源于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使德国实现了“民富国强”，而不是像某些国家那样“国富民弱”。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发问：国家是先以民众贫困做代价来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实现自己的富裕呢?”

  显然，这两种类型都存在。如果说德国是后者的话，中国就是前者。现在中国政府宣称要从“国富民强”转向“民富国强”，但路途遥远。因为这是一次系统全盘的改革，可以预料阻力将有多大。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在佩昌兄看来是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既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原则，同时也反对计划经济的国家统制模式，保证个人首创精神，保护私有财产。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担负调节的责任。简言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以市场竞争为主轴，同时国际制定相应的秩序和规则，保证市场的有序发展，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弗莱堡模式。

  但是要实现“民富国强”，显然不是单靠经济发展就能做到的。德国建立了一套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1966年德国社民党上台参与执政时干了三件事情：

  首先是动用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实采取种种措施将“充分就业”视为政府的责任;最后也是至为关键的是，进一步深化社会福利制度，在更大程度上照顾弱势群体，让社会的失意者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德国人从出生、求学、就业直到退休、死亡都享有政府提供的种种福利待遇。德国实行全民免费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不用缴纳学费(前几年开始教育改革，但每学期也仅缴纳几百欧元的学费)。不仅如此，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还可以享受助学金待遇，直到学业结束为止。

  因此，佩昌兄感慨地说，“在德国，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是社会物质成果的采摘者。”

  德国的财政支出，真的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佩昌兄形容为“有道德的政府支出”。从德国各届政府的财政支出来看，大体上是这样的结构：50%用于社会福利开支，20%用于教育，20%用于国防、内政安全和外jiāo，只有不到10%用于政府公务员支出。

  相比之下，经常宣称“社会主义优越xìng”的中国政府应该汗颜。不错，我们的经济在连年持续增长，速度之快令人乍舌，但创造财富的人民群众并未获得相当的财富回报，不仅如此，由于社会福利体系的简陋，教育、医疗市场化泛滥以及房价的飙升，使得人民群众身在新中国，心在旧社会。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三公开支”却高得令人吃惊。

  在一个政府处处在人民着想的社会，和谐不用呼唤自然就来。因此，在德国很少看见群众上访现象。他们有矛盾纠纷上法院，有牢骚怨气找媒体。

  在佩昌兄的笔下，德国政府公务员不仅事事为老百姓着想，而且服务起来非常细致。书中不少小故事生动活泼，令人阅后会心一笑。

  在《警察是“朋友和帮手”》、《高速公路限速要道歉》、《市长做兼职补贴家用》等小文中，我们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在德国，政府的谦卑以及服务的优质。

  当然，由于前面所说的“审查严格”的缘故，佩昌兄在此书中只描述了德国政府官员谦卑的表象以及德国“民富国强”的现状，我们期待他的下一本书能够告诉我们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不仅想看到“这样的德国”，而且想知道“德国为何能这样”。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

  10

  每到8月，日本社會就瀰漫着凝重的氣氛，不僅有廣島和長崎的原bào紀念活動、「終戰日」的祭祀集會，媒體也都紛紛推出各式各樣的紀念特輯。然而，如何直面66年前的那一場戰爭，卻仍是留給當今日本社會的沉重課題。這些紀念活動的內容多在敍述那一場戰爭如何給日本國民帶來災難，雖然也在傳遞著「不再重蹈覆轍」的信息，卻甚少直接觸及戰爭的責任問題。

  戰爭責任問題在日本之所以敏感，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當時的日本國民都捲入了日本的對外戰爭，撇除戰爭當事者的軍人，究竟一般國民是戰爭共犯，還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

  日本國民是共犯還是受害者？

  如何界定當年一般日本國民的戰爭責任，也不僅僅是日本人的事，日前發生的「親日碑」被毁事件所引發廣泛的議論，也顯示了在這一問題上，中國人也沒達成共識。

  所謂的「親日碑」是上月底在哈爾濱市方正縣的「中日友好園林」內所設置的一座刻有日本「滿洲開拓團」250名逝者名字的石碑。本月4日，5位「愛國者」成員前往潑漆破壞而受到媒體關注，並引發坊間的討論。議論的一個焦點，就是這些開拓團成員是否應該被歸類為日本侵略者一方。

  雖然當年周恩來總理曾指出「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然而綜觀這次大陸方面的輿論，不難發現無論是網民還是官媒，似乎甚少譴責這些破壞公物的違法行為，反而將之捧為「五壯士」，並批判方正縣「忘了國恥」。此一輿論方向折shè了大陸社會仍然根深柢固的反日情結。然而，這種情結在台灣海峽的另一邊所展示的卻是截然不同的語境。

  位於「高砂義勇紀念園區」内的「親日碑」

  台灣曾在戰前受過日本殖民統治50年，自從1990年代民主化與本土化運動興起後，社會也出現對「日本時代」的重新評價。在此氛圍下，也陸陸續續出現了許多「親日碑」。

  台灣的「親日碑」比比皆是

  2006年位於台灣烏來的「高砂義勇紀念園區」落成，李登輝親臨揭幕，該園區以「慰靈」方式紀念當年被日本殖民統治者徵去南洋作戰的陣亡原住民「日本兵」，園區內不乏日本人捐贈、以日文書寫的石碑。另一個原住民村落武塔村裏也出現了一座「莎韻紀念公園」。

  1938年泰雅族少女莎韻，為送日本老師出征中國，遭遇暴風雨，不幸失足遇難。後來此事成為總督府實行皇民化教育的樣辦，並拍成電影《莎韻之鐘》，由李香蘭主演。弔詭的是，時隔60年，武塔村在2009年建此公園時，村長的題詞仍以「可歌可泣」來推崇莎韻的事跡。到了今年5月，由台灣政府耗資1.2億台幣的「八田與一紀念園區」落成，馬英九以總統身分親臨致辭，褒揚八田與一在日治時期興建的水利工程造福戰後的台灣百姓。

  不說莎韻和高砂義勇隊，即使是八田與一，其事跡如果換上大陸的語境，恐怕會被強調其「貢獻」仍然是為日本殖民主義統治服務，而事實上在權力結構中，八田與一本人也不能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共犯身分。

  「莎韻紀念公園」與村長的「可歌可泣」碑文。

  香港社會如何看待殖民主義？

  兩岸對「親日碑」大相徑庭的態度，突顯了雙方民眾迥異的日本觀。這種差異也如實地反映在對日態度的民調上。剛出爐的中日聯合民調顯示，大陸民眾對日本持壞印象的比例創了歷史新高，達到六成五，而去年由日本jiāo流協會委託的調查則顯示，超過半數的台灣受訪者表示最喜歡的國家是日本，對日本有親近感的更高達六成。

  香港又如何呢？香港社會雖然也存在日本佔領香港時期「三年零八個月」的痛苦記憶，然而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經歷者，香港民眾對殖民主義的評價似乎較接近台灣。事實上，即使在回歸14年後的今天，以紀念英國統治者而命名的公共設施仍比比皆是。以醫院為例，就有瑪麗醫院、葛量洪醫院、伊利沙伯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等。重點是至今的香港社會也沒有出現要求更改名稱的呼聲，而殖民地風格的街道名稱也仍安然存在。

  以英女皇命名的香港伊利沙伯醫院。

  如何反思日本觀與殖民觀？

  無論是兩岸迥異的日本觀，還是三地對殖民主義的不同理解，除了是所處環境與經歷不同所致外，也是價值如何判斷與取捨的問題，即要強調侵略與殖民統治的原罪，還是客觀看待殖民統治的每一個細節，包括涉及其中的每一個人和事。

  方正縣的「親日碑」事件如能成為提供我們理xìng思考與討論日本觀與殖民觀的契機，未嘗不具正面意義。

  11

  丁征宇：纽约市长上班竟然坐地铁且无人让座

  今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纽约市长每天坐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纽约地铁上班，没有秘书及纽约市政府官员陪同，没有安全警卫，更不要说临时封锁道路让领导先走了。最可恶的是纽约市民，居然不给领导让座，简直是目无尊长！

  看到这个消息，丁丁真不敢相信，纽约市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其市长与中国的上海市委书记的职位相当（中国有党委和政府之分），他们的市长竟然坐地铁上班，在中国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也有传言某市长骑单车上班，但那只不过是作秀罢了，那只是镜头前宣传的需要。从以上消息，我们至少读出纽约市长与中国市长九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纽约市长是在真正践行低碳上班，而中国市长却只停留在宣传上。低碳是中国近年来流行的一个新鲜名词，实际上就是如何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什么是低碳？怎样做才是低碳？纽约市长虽然没有口头上说，但早已在以实际行动在践行。每天不坐专车，丁丁相信纽约市长肯定有专车，也没有坐私车，丁丁也相信，纽约市长肯定有私车，但他和所愿老百姓一样坐地铁上班。而中国的市长，往往只宣传在口头上，作秀在镜头前，真正要节约能源，净化环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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