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 章
有--他们有一个听上去又简单又粗暴的规定:专升本的不要;北京、天津籍的不要;自考的不要;××大学的不要--说是这个大学在京找工作的毕业生多如牛毛,多得令人生疑……总之是一些充满“歧视xìng”的规定。杂志社笔试有一个硬xìng规定:知识基础和编审题达不到60分的,不予面试。编辑部负责招聘的老董告诉我:依照以往招聘的经验,凡是知识基础和编审做得差的应聘者,千万不能试用,让他们当编辑肯定要出事。
第63节:北大病了,天知否
我就听过一次杂志社总编在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不像读书人,缺乏基本的阅读热情。不读书不看报只上网的人能当好编辑吗?杂志社订了这么多报纸刊物,油墨清香地拿进来,再油墨清香地拿出去,没有人有兴趣去翻一翻,这么下去怎么行?让编辑部主管一定要敲打好那些年轻编辑--特别是新编辑!想凭着一点儿机灵劲儿就干好编辑记者?想什么呢?
总编发火是有原因的:一个××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女孩子,模样看上去老成持重,平时表现得虚心好问。大家对她印象都不错,所以破例让她临时顶夜班编辑,看看清样。在一篇有关台湾局势的评论稿子上,这女孩子在“连战”、“宋楚瑜”名字下打了重重的红色问号,批注“建议在有关人名下面加上注释”;又在“个中三昧谁能解”旁火气十足地重重批注“这种拗口的句子以后不要再出现”……
值夜班的副总见到这篇被改得满天花的稿子,一开始脑门一凛:怎么?!都快发稿了,还有那么多问题?再仔细一看标注的那些话,那感觉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整个就是“我晕”,那女孩子早已下班回家了。
这副总亲自“救火”,连忙张罗着把那篇改坏的稿子又给改回来。第二天,副总把那女孩叫到办公室一阵猛训,问她:“你不知道的人名,就能断定读者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布什、布莱尔也加上注释?你又凭什么断定‘个中三昧’是酸文假醋?”
那女孩不服气,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副总一句话把她顶了回去:“这不是角度问题!这有个客观标准的!”女孩又说:“这可能怪我过于谨慎了,其实这些人名我都知道……”副总当时就拍了桌子:“你还在找托辞?什么‘过于谨慎’?就是你的知识准备不足!你可以不做事,但是请你不要帮倒忙!”
“帮倒忙”一说出口,女孩子大概觉得副总侮辱了她,哭着跑了……这事被捅到社务会上,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半晌总编才说了一句:可怕!
还有一个从空军地勤退役的前中校,据说曾发表了数百篇新闻通讯,后在某著名大学新闻系读研,也到社里应聘。这位仁兄面试时是一问三不知,连“挑战者号”和“哥lún比亚号”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空军人士不知航天飞机,晕),只是口口声声说“我这人只知埋头写,那些事……平时没怎么关注”当时一名主编没和他客气:“不对吧?你说只知道笔耕,你的试卷上连目前中央领导集体何许人也都答不上来,难道你不觉得新闻专业的在读研究生不了解这些是不可原谅的吗?”
北大病了,天知否
在和新闻出版界的几位同行说起这些事,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断定我们碰到的这些人拿的肯定是假文凭!我们自然清楚那并不是假文凭。要不是我亲自参加批阅那批学生的应聘考卷,我也不会相信这就是我面对的现实:
中文系学生不知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何许人也;外语系学生把IexistwhileI‘mthinking翻译成“我思考,同时我存在”;历史系学生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懵然不知……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还找过那位北大历史系学生问了问究竟,想听一听理由。我希望他说出对这一类知识填空题的批评xìng意见,哪怕是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知道一个黄仁宇,不错;你们的读书趣味很有意思。可你们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吗?我的优势是……”或者是:“惭愧,《万历十五年》我没读过;可是我能告诉你万历年间大约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张居正、戚继光、李贽等,我只是不愿意蒙……”
那是个清瘦的戴深度眼镜的男孩子,转动着眼睛,边说边搔着后脑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说题也并不难,可能……可能是我准备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你认为这一类题还要需要专门准备复习吗?”
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说辞有些不妥,又说:“其实……有好些填空内容,平时也听说过了的……可不知怎么回事,笔试的时候就记不得了……”
我问他:“你们同学也没有议论?老师也没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吗?”
男孩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很坦诚地说:“学业忙,不大看课外书……”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你们总能根据学到的知识回答出万历年间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这套题不是偏题、怪题,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出题的用意,以你北大历史系专业的功底,随便写几个人名应该不成问题吧?”
男孩子低下头,点一点,又摇一摇,说:“明朝我不是很熟,我是专攻日本历史的……”
这时老董凑上来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一个本科生,奢谈什么’专攻‘?!你说明朝你不熟,那你说说哪朝你又熟了?戚继光、张居正这些人不是中学历史就应该学过的吗?”我连忙劝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兴地走了。
可能是我们做得过分了一点,人家落聘了,还把人家叫住一顿数落。被老董这么一抢白搅了局,我也没机会再问出什么。晚上我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席间有人谈起单位招聘“内部掌握”的“几要几不要”。有人笑言:这“×个不要”可不能传出去,当心“厕所里丢zhà弹--激起公愤(粪)”。要是被有关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谁了》pào制出一篇《大学生惹谁了》,那咱杂志社的名声可要蒙受负面影响。又有人说,咱们杂志可是标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条条框框,也忒不太讲“人文精神”了。
第64节:次品是怎样产生的
不知怎么搞的,一提起“人文精神”这个词我就郁闷。“人文精神”如今已经是一个用得滥俗得不能再滥俗的词了。上世纪80年代呼唤“人文精神”主要是针对象牙塔外的蛮荒现象而言,侵蚀心灵的丑恶之源主要存在于社会上--那个年代报道的个体户天价酒席打擂台比富的丑闻,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象征。可是,今天我们再提“人文精神”,哼!如今的高等院校还是“人文精神”的天然象征吗?我对此存有很深的疑问。
北大一“怪杰”曾写过一个比喻:有人怕臭,所以把臭袜子扔在床底下;其实怕臭的人不知道,不是袜子臭,而是他的脚臭。虽说这位“怪杰”的莫名走红可以用王朔的“一蟹不如一蟹”来评价,但这个比方是有些道理的。高等学府为什么令人看不懂,“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咱们都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思路是否可以换一换,不要一味抱怨大学生,不要总是谴责他们如何如何百无一用,而应该多想想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看到太多的“人才”,已经没有了读书人的气味--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
什么叫“人文精神”?我觉得让一个读书人更像个读书人才是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
“读书人要像读书人”怎么理解?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最值得选择的生活,就是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纯理xìng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讲的是自由教育的本质问题。他老人家用了“沉思”这个词,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尚、最值得去追求的。那么我就不能不说说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浮躁的教育了。我们很难看到有好学而多思的学生,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催长素时代下张皇失措穷于应付的可怜孩子。
小的时候,外婆会指着画片教我说:这是兔子,这是小花猫。外婆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指导我,目的就是不让我把兔子认成猫,把小花猫认成兔子。老人家只想告诉我:甲就是甲、乙就是乙,了解这一点是明辨是非的第一步。王小波杂文提到肖伯纳写的一件事:一个学子多年以后回到家,他父亲问他这些年在外面都学了什么技能?从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到工匠活一一问过来,儿子都摇头,说:“我不曾学这些,但是我学到了更重要的本领,就是明辨是非。”话音刚落,他老爸抄起烧火棍子就把他给撵了出来,骂道:“小混蛋!你对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图画无一知晓,就敢说明辨了是非?”
从某些手持名牌大学文凭的莘莘学子脸上我分明就看到了“但我明辨是非”的神气。一位高校教师反复对她的学生讲:知识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美好的。这话说得恳切,但是我听出了其中的沉痛意味。
如今口口声声讲“通识教育”,可良好的心理状态或理xìng智xìng训练,在今天被诠释为“nǎi酪”、“加西亚”一类的“三分钟离地飞升术”,这就是今天某些人对通识教育的理解!
大学病相,从来都存在;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病例百出,令人开眼。我无心拿北大说事,但我一直想写一篇《北大病了,天知否》的时文,以此为实例辨析一下作为中国教育范本的名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分析一些名校的怪现状,是一个针对“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探源之路。
对于那位据称是“代表新北大精神”的“怪杰”非凡才情掩盖下的抄袭,我不想再重复--他没有正眼看这个问题,看来他也不知道疼是怎么回事。文章抄袭这种事情,本是不难判断的事;抄了就是抄了,没抄就是没抄。可为什么还要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呢?据说该才子抄袭评论家朱大可事泄后,悻悻然地回嘴:“没有缺点的苍蝇只是一只苍蝇,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朱大可也不跟他客气:“这人可能是一只有缺点的苍蝇吧!”
我听到这事,并没有太失望的反应--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这点傲气还是有的;对这种“一蟹不如一蟹”式的“人才辈出”,我只能撇撇嘴而已。本来无所谓“希望”,又哪来的失望?但是,另一种巨大的失望却朝我袭来,从几个德高望重的教授学者--就是他的那些师友们对抄袭事件的反应来看,北大不仅仅是“病了”,而且病得很沉重。尤其是那里面有一两个一直被我崇仰为北大高标的教授,在这个时候为“才子”来“站场子”。学术公正、良知又到哪里去了?
如果说:这样的一类人能代表“北大精神”,那北大精神玩儿完去吧!
次品是怎样产生的
买了不好用的次品,你的投诉对象肯定不是这产品,最终追问的是生产了次品的厂家。录用的不合格的大学生,就只有找学校,从教育这条生产线上着手。
“次品是怎样产生的”,多年前就有人开始思索这个命题了。可悲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它并没有因人们的焦虑和呼吁而得出答案并改进;反而随着教育产业的财源兴隆变得越来越突出,直到它成为普遍xìng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被纳入技术层面来应对。
你知道我的父母都是教师,小的时候,我内心仇视教师这个行当。在我看来,父母亲一辈子过的是一种晦气重重的生活。当年我填报高考志愿时,是坚决不填师范专业的。直到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这才改变了我对教师职业的看法。这篇文章就是我母校的老校长梅琦先生的《大学一解》,可以说这篇文章深深地触动了我。
第65节:读书人要像读书人
至今为止,我的学兄弟妹们还能共同朗诵这样的名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与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难了解而实行者……”我老是挂在嘴上的“读书人要像读书人”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我咂摸了多年《大学一解》之后的个人化总结。我曾经有感于梅先生《大学一解》,创新一篇《大学三叹》,过会儿我拿给你看,聊博一笑,但确实代表我的心声。
按梅先生说的以“生新民”为要务的大学机构,今天似乎有点“变了颜色”,大学那种崇高的、理应让人敬仰的形象在逐步黯淡。我给你看的这篇文字,就是半年前我回到我曾教书的武汉那所大学的“失望之旅”后写下的。那一次我回去本来是想给我原先所在的那个系投点钱,也算是给我未完成的“教书育人梦”做一点弥补吧。可当我回到学校时,几个强烈的感官冲击促我打消了捐款的念头。还是那句话--“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我站在校园里,只有“思古”的份。
几座巍峨的大楼拔地而起,寓示着学校的发达兴隆。原先的那座古色古香的象征建筑虽被“仁慈”地保留了下来,但已经变成了煞风景的赘物。学校业已合并了周边的另几所大学,换了个更阔气的名字。人文精神的沦失,某种程度可以从这种“做大做强”的风气中得到反映。国人如今一般喜欢把“做大”“做强”联起来说,但明里人都明白,做大和做强并不是一回事。尤其对某些高校的“航空母舰化”更是如此。我只看到了“高楼平地起”“分田分地真欢喜”的虚骄心态,心中的大学已经dàng然无存。学校领导的好大喜功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个体户摆“天价宴席”擂台的反人文丑剧在这个领域翻版上演。
这让我想另一个笑话:我的一个哥们装修完房子,请大家去参观。一进他家,我便惊呼:“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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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北大病了,天知否
我就听过一次杂志社总编在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不像读书人,缺乏基本的阅读热情。不读书不看报只上网的人能当好编辑吗?杂志社订了这么多报纸刊物,油墨清香地拿进来,再油墨清香地拿出去,没有人有兴趣去翻一翻,这么下去怎么行?让编辑部主管一定要敲打好那些年轻编辑--特别是新编辑!想凭着一点儿机灵劲儿就干好编辑记者?想什么呢?
总编发火是有原因的:一个××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女孩子,模样看上去老成持重,平时表现得虚心好问。大家对她印象都不错,所以破例让她临时顶夜班编辑,看看清样。在一篇有关台湾局势的评论稿子上,这女孩子在“连战”、“宋楚瑜”名字下打了重重的红色问号,批注“建议在有关人名下面加上注释”;又在“个中三昧谁能解”旁火气十足地重重批注“这种拗口的句子以后不要再出现”……
值夜班的副总见到这篇被改得满天花的稿子,一开始脑门一凛:怎么?!都快发稿了,还有那么多问题?再仔细一看标注的那些话,那感觉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整个就是“我晕”,那女孩子早已下班回家了。
这副总亲自“救火”,连忙张罗着把那篇改坏的稿子又给改回来。第二天,副总把那女孩叫到办公室一阵猛训,问她:“你不知道的人名,就能断定读者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布什、布莱尔也加上注释?你又凭什么断定‘个中三昧’是酸文假醋?”
那女孩不服气,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副总一句话把她顶了回去:“这不是角度问题!这有个客观标准的!”女孩又说:“这可能怪我过于谨慎了,其实这些人名我都知道……”副总当时就拍了桌子:“你还在找托辞?什么‘过于谨慎’?就是你的知识准备不足!你可以不做事,但是请你不要帮倒忙!”
“帮倒忙”一说出口,女孩子大概觉得副总侮辱了她,哭着跑了……这事被捅到社务会上,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半晌总编才说了一句:可怕!
还有一个从空军地勤退役的前中校,据说曾发表了数百篇新闻通讯,后在某著名大学新闻系读研,也到社里应聘。这位仁兄面试时是一问三不知,连“挑战者号”和“哥lún比亚号”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空军人士不知航天飞机,晕),只是口口声声说“我这人只知埋头写,那些事……平时没怎么关注”当时一名主编没和他客气:“不对吧?你说只知道笔耕,你的试卷上连目前中央领导集体何许人也都答不上来,难道你不觉得新闻专业的在读研究生不了解这些是不可原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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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新闻出版界的几位同行说起这些事,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断定我们碰到的这些人拿的肯定是假文凭!我们自然清楚那并不是假文凭。要不是我亲自参加批阅那批学生的应聘考卷,我也不会相信这就是我面对的现实:
中文系学生不知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何许人也;外语系学生把IexistwhileI‘mthinking翻译成“我思考,同时我存在”;历史系学生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懵然不知……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还找过那位北大历史系学生问了问究竟,想听一听理由。我希望他说出对这一类知识填空题的批评xìng意见,哪怕是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知道一个黄仁宇,不错;你们的读书趣味很有意思。可你们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吗?我的优势是……”或者是:“惭愧,《万历十五年》我没读过;可是我能告诉你万历年间大约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张居正、戚继光、李贽等,我只是不愿意蒙……”
那是个清瘦的戴深度眼镜的男孩子,转动着眼睛,边说边搔着后脑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说题也并不难,可能……可能是我准备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你认为这一类题还要需要专门准备复习吗?”
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说辞有些不妥,又说:“其实……有好些填空内容,平时也听说过了的……可不知怎么回事,笔试的时候就记不得了……”
我问他:“你们同学也没有议论?老师也没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吗?”
男孩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很坦诚地说:“学业忙,不大看课外书……”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你们总能根据学到的知识回答出万历年间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这套题不是偏题、怪题,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出题的用意,以你北大历史系专业的功底,随便写几个人名应该不成问题吧?”
男孩子低下头,点一点,又摇一摇,说:“明朝我不是很熟,我是专攻日本历史的……”
这时老董凑上来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一个本科生,奢谈什么’专攻‘?!你说明朝你不熟,那你说说哪朝你又熟了?戚继光、张居正这些人不是中学历史就应该学过的吗?”我连忙劝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兴地走了。
可能是我们做得过分了一点,人家落聘了,还把人家叫住一顿数落。被老董这么一抢白搅了局,我也没机会再问出什么。晚上我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席间有人谈起单位招聘“内部掌握”的“几要几不要”。有人笑言:这“×个不要”可不能传出去,当心“厕所里丢zhà弹--激起公愤(粪)”。要是被有关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谁了》pào制出一篇《大学生惹谁了》,那咱杂志社的名声可要蒙受负面影响。又有人说,咱们杂志可是标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条条框框,也忒不太讲“人文精神”了。
第64节:次品是怎样产生的
不知怎么搞的,一提起“人文精神”这个词我就郁闷。“人文精神”如今已经是一个用得滥俗得不能再滥俗的词了。上世纪80年代呼唤“人文精神”主要是针对象牙塔外的蛮荒现象而言,侵蚀心灵的丑恶之源主要存在于社会上--那个年代报道的个体户天价酒席打擂台比富的丑闻,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象征。可是,今天我们再提“人文精神”,哼!如今的高等院校还是“人文精神”的天然象征吗?我对此存有很深的疑问。
北大一“怪杰”曾写过一个比喻:有人怕臭,所以把臭袜子扔在床底下;其实怕臭的人不知道,不是袜子臭,而是他的脚臭。虽说这位“怪杰”的莫名走红可以用王朔的“一蟹不如一蟹”来评价,但这个比方是有些道理的。高等学府为什么令人看不懂,“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咱们都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思路是否可以换一换,不要一味抱怨大学生,不要总是谴责他们如何如何百无一用,而应该多想想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看到太多的“人才”,已经没有了读书人的气味--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
什么叫“人文精神”?我觉得让一个读书人更像个读书人才是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
“读书人要像读书人”怎么理解?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最值得选择的生活,就是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纯理xìng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讲的是自由教育的本质问题。他老人家用了“沉思”这个词,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尚、最值得去追求的。那么我就不能不说说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浮躁的教育了。我们很难看到有好学而多思的学生,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催长素时代下张皇失措穷于应付的可怜孩子。
小的时候,外婆会指着画片教我说:这是兔子,这是小花猫。外婆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指导我,目的就是不让我把兔子认成猫,把小花猫认成兔子。老人家只想告诉我:甲就是甲、乙就是乙,了解这一点是明辨是非的第一步。王小波杂文提到肖伯纳写的一件事:一个学子多年以后回到家,他父亲问他这些年在外面都学了什么技能?从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到工匠活一一问过来,儿子都摇头,说:“我不曾学这些,但是我学到了更重要的本领,就是明辨是非。”话音刚落,他老爸抄起烧火棍子就把他给撵了出来,骂道:“小混蛋!你对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图画无一知晓,就敢说明辨了是非?”
从某些手持名牌大学文凭的莘莘学子脸上我分明就看到了“但我明辨是非”的神气。一位高校教师反复对她的学生讲:知识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美好的。这话说得恳切,但是我听出了其中的沉痛意味。
如今口口声声讲“通识教育”,可良好的心理状态或理xìng智xìng训练,在今天被诠释为“nǎi酪”、“加西亚”一类的“三分钟离地飞升术”,这就是今天某些人对通识教育的理解!
大学病相,从来都存在;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病例百出,令人开眼。我无心拿北大说事,但我一直想写一篇《北大病了,天知否》的时文,以此为实例辨析一下作为中国教育范本的名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分析一些名校的怪现状,是一个针对“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探源之路。
对于那位据称是“代表新北大精神”的“怪杰”非凡才情掩盖下的抄袭,我不想再重复--他没有正眼看这个问题,看来他也不知道疼是怎么回事。文章抄袭这种事情,本是不难判断的事;抄了就是抄了,没抄就是没抄。可为什么还要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呢?据说该才子抄袭评论家朱大可事泄后,悻悻然地回嘴:“没有缺点的苍蝇只是一只苍蝇,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朱大可也不跟他客气:“这人可能是一只有缺点的苍蝇吧!”
我听到这事,并没有太失望的反应--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这点傲气还是有的;对这种“一蟹不如一蟹”式的“人才辈出”,我只能撇撇嘴而已。本来无所谓“希望”,又哪来的失望?但是,另一种巨大的失望却朝我袭来,从几个德高望重的教授学者--就是他的那些师友们对抄袭事件的反应来看,北大不仅仅是“病了”,而且病得很沉重。尤其是那里面有一两个一直被我崇仰为北大高标的教授,在这个时候为“才子”来“站场子”。学术公正、良知又到哪里去了?
如果说:这样的一类人能代表“北大精神”,那北大精神玩儿完去吧!
次品是怎样产生的
买了不好用的次品,你的投诉对象肯定不是这产品,最终追问的是生产了次品的厂家。录用的不合格的大学生,就只有找学校,从教育这条生产线上着手。
“次品是怎样产生的”,多年前就有人开始思索这个命题了。可悲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它并没有因人们的焦虑和呼吁而得出答案并改进;反而随着教育产业的财源兴隆变得越来越突出,直到它成为普遍xìng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被纳入技术层面来应对。
你知道我的父母都是教师,小的时候,我内心仇视教师这个行当。在我看来,父母亲一辈子过的是一种晦气重重的生活。当年我填报高考志愿时,是坚决不填师范专业的。直到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这才改变了我对教师职业的看法。这篇文章就是我母校的老校长梅琦先生的《大学一解》,可以说这篇文章深深地触动了我。
第65节:读书人要像读书人
至今为止,我的学兄弟妹们还能共同朗诵这样的名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与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难了解而实行者……”我老是挂在嘴上的“读书人要像读书人”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我咂摸了多年《大学一解》之后的个人化总结。我曾经有感于梅先生《大学一解》,创新一篇《大学三叹》,过会儿我拿给你看,聊博一笑,但确实代表我的心声。
按梅先生说的以“生新民”为要务的大学机构,今天似乎有点“变了颜色”,大学那种崇高的、理应让人敬仰的形象在逐步黯淡。我给你看的这篇文字,就是半年前我回到我曾教书的武汉那所大学的“失望之旅”后写下的。那一次我回去本来是想给我原先所在的那个系投点钱,也算是给我未完成的“教书育人梦”做一点弥补吧。可当我回到学校时,几个强烈的感官冲击促我打消了捐款的念头。还是那句话--“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我站在校园里,只有“思古”的份。
几座巍峨的大楼拔地而起,寓示着学校的发达兴隆。原先的那座古色古香的象征建筑虽被“仁慈”地保留了下来,但已经变成了煞风景的赘物。学校业已合并了周边的另几所大学,换了个更阔气的名字。人文精神的沦失,某种程度可以从这种“做大做强”的风气中得到反映。国人如今一般喜欢把“做大”“做强”联起来说,但明里人都明白,做大和做强并不是一回事。尤其对某些高校的“航空母舰化”更是如此。我只看到了“高楼平地起”“分田分地真欢喜”的虚骄心态,心中的大学已经dàng然无存。学校领导的好大喜功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个体户摆“天价宴席”擂台的反人文丑剧在这个领域翻版上演。
这让我想另一个笑话:我的一个哥们装修完房子,请大家去参观。一进他家,我便惊呼:“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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