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2 章

  又种下未来的缘分、结冤、解冤——因与果密密编织起来如同篾席，看看头晕。中国人特别爱悦人生的这—面——喜欢就不放手，他们脾气向来如此。电影《万世流劳》编成了京戏；《秋海棠》①的小说编成话剧、绍兴戏、滑稽戏、弹词、申曲，同一批观念忠心地去看了又看。中国乐曲，题目不论是《乎沙落雁》还是《汉宫秋》，永远把一个调子重复又重复，平心静气咀嚼回昧，没有高潮，没有完——完了之后又开始，这次用另一个曲牌名。

  ①《秋海棠》，言情小说，围鸯蝴田派作家秦瘦鸥著。

  中国人的“坏”十七世纪罗马派到中国来的神父吃惊地观察到天朝道德水准之高，没有宗教而有如此普及的道德纪律，他们再也想不通。然而初恋样的金闪闪的撞撮终于褪色；大队跟进采的洋商接触到的中国人似乎全都是鬼鬼祟祟、毫无骨气的骗子。

  中国人到底是不是像初见面时看上去那么好呢？中国人笑嘻嘻说：“这孩子真坏”，是夸奖他的聪明，“忠厚乃无用之别名”。可同时中国人又惟恐自己的孩子太机灵，锋芒太露是危险的，呆人有呆福。不傻也得装傻。一般人往往特别重视他们所缺乏的——听说《旧约》时代的犹太民族宗教感的早熟，就是因为他们天xìng好yín。像中国人是天生地贪小，爱占便宜，因而有“戒之在得”的反应，反倒奖励痴呆了。

  中国人并非假道学，他们认真相信xìng善论，一切反社会的，自私的本能都不算本能。这样武断的分类，旋之于德育，倒很有效，因为谁都不愿意你讲他反常。

  然而要把自己去适合过高的人xìng的标准，究竟麻烦，因此中国人时常抱怨“做人难”。“做”字是创造、摹拟、扮演，里面有吃力的感觉。

  努力的结果，中国人到底发展成为较西方人有道德的民族了。中国人是最糟的公民，但是从这一方面去判断中国人是不公平的——他们始终没有过多少政治生活的经验。在家庭里，在朋友之间，他们永远是非常的关切、克已。最小的一件事，也须要经过道德上的考虑。很少入活得到有任xìng的权利的高年。

  因为这种心理教育的深入，分析中国人的行为，很难辨认什么是训练，什么是本xìng。夏天施送痧yào水的捐款，没有人敢吞没，然而石菩萨的头，一个个给砍下来拿去卖绘外国人，却不算一回事。对于无智识的群众，抽象的道德观念竟比具体的偶像崇拜有力，是颇为特殊的现象。

  孔教为不求甚解的读书人安排好了一切，但是好奇心重的愚民不由地要向宇宙的秘密里窥探窥探。本土的，舶来的传说的碎片被系统化、人情化之后，孔教的制裁就伸展到中国人的幻想最辽廓的边疆。这宗教虽然不成体统，全亏它给了孔教一点颜色与体质。中国的超自然的世界是荒芜苍白的，对照之下，更显出了人生的丰富与自足。

  外教在中国

  天主教的上帝、圣母、耶稣，中国人很容易懂得他们的血统关系与统治权，而圣母更有一种辽远的艳异，比本地的神多点吸引力。但是由于她的黄头发，究竟有些隔膜，虽然有圣诞卡片试着为她穿上中国古装，黄头发上罩了披风，还是不行。并且在这三位之下还有许多小圣。各有各的难记的名字、历史背景、特点与事迹。用一群神来代替另一群，还是用虚无或是单独的一个神来代替，比较容易。所以天主教在中国。虽然组织精严，仍然敌不过基督教。

  基督教的神与信徒发生个人关系，而且是爱的关系。中国的神向来公事公办，谈不到爱。你前生犯的罪，今生茫然不知的，他也要你负责。天罚的执行有时候是刁恶的骗局。譬如像那七个女婿中的一个，梦见七个人被红绳拴在一起，疑心是凶兆，从此见了他的连襟就躲开。恶作剧的亲戚偏逼着你们在一间房里吃酒，把门锁了。屋于失火，七个女婿一齐烧死。原来这梦是神特地遣来引诱他的。

  现代中国电影与文学表现肯定的善的时候，这善永远带有基督教传教师的气氛，可见基督教对于中国生活的影响。

  模范中国人镇静地微笑着，勇敢地愉快着，穿着二年前的时装，称太太为师母，女的结绒线，孩子在钢琴上弹奏《一百零一只最好的歌》。女作家们很快就抓到了礼拜堂晚钟与跪在床前做祷告的抒情的美。流行杂志上小说里常常有个女主角建立孤儿院来纪念她过去的爱人。这些故事该是有兴趣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般受过教育的妻与母亲的灵的飞翔。

  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惯于把赞美待与教堂和庄严、纪律、青春的理想联结在一起，这态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中之后，即使他们始终没受洗礼。年青的革命者仇视着固有的宗教，倒不反对基督教，因为跟着它来的是医院、化学实验室。

  《人海慈航》影片里有一夫一妻，丈夫在jiāo易所里浪掷钱财精力，而妻子做医生为人群服务，空下来还陪着小孩喜孜孜在地窖里从事化学试验。《人海慈航》是唯一的一出中国电影，这样不断地贤德下去，贤德到二十分钟以上。普通电影里的善只是匆匆一瞥，当作黑暗面的对照。

  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孔教政府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足够的食粮与治安，使亲情友谊得以和谐地发挥下去。近代的中国人突然悟到家庭是封建余孽，父亲是专制魔王，母亲是好意的傻子，时髦的妻是玩物，乡气的妻是祭桌上的ròu。一切基本关系经过这许多攻击，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地变得局促多疑了。而这对于中国人是格外的痛苦的，因为他们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

  所以也难怪现代的中国人描写善的时候如此感到困难。

  小说戏剧做到男亥主角出了迷津，走向光明去，即刻就完了——任是批评家怎样鞭笛责骂，也不得不完。

  因为生活本身不够好的，现在我们要在生活之外另有个生活的目标。去年《新闻报》上就有个前进的基督徒这样可怜地说了：就算是利用基督教为工具，问他们借一个目标来也好。

  但是基督教在中国也有它不可忽视的弱点。基督教感谢上帝在七天之内（或是经过亿万年的进化程序）为我们创造了宇宙。中国人则说是盘古开天辟地，但这没有多大关系——中国人仅仅上溯到第五代，五代之上的先人在祭祖的箍席上就没有他们的份。因为中国人对于亲疏的细致区别，虽然讲究宗谱，却不大关心到生活最初的泉源。第一爱父母，轮到父母的远代祖先的创造者，那爱当然是冲淡又冲淡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达尔文一定是对的，既然他有欧洲学术中心的拥护。假使一旦消息传来，他的理论被证实是错的，中国入立即毫无痛苦地放弃了它。他们从来没认真把猴子当祖宗，况且这一切都发生在时间的黎明之前。世界开始的时候，黄帝统治着与我们一般无二，只有比我们文明些的人民。中国人臆想中的历史是一段悠长平均的退化，而不是进化；所以他们评论圣贤，也以时代先后为标准，地位越古越高。

  对于生命的起源既不感兴趣，而世界末日又是不能想象的。欧洲黑暗时代，末日审判的画面在大众的幻想中是鲜明亲切的，也许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神经上受到打击，都以为世界末日将在纪元一０００年来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经过这样断然的摧折，因此中国人觉得历史走的是何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

  中国宗教衡人的标准向来是行为面不是信仰，因为社会上最高级的分子几乎全是不信教的，同时因为刑罚不甚重而赏额不甚动人，信徒多半采取消极态度，只求避免责罚。中国人积习相沿，对于责任总是一味地设法推卸；出于他们意料之外，基督教献给他们一只“赎罪的羔羊”，无代价地负担一切责任，你只要相信就行了。这样，惯于讨价还价的中国人反倒大大地动了疑。

  但是中国人信基督教最大的困难还是：它所描画的来生不是中国人所要的。较旧式的耶教天堂，在里面无休止歇弹着金的竖琴，歌颂上天之德，那个我们且不去说它。较前进的理想，把地球看作一个道德的cāo场，让我们在这里经过训练之后，到另一个渺茫的世界里去大献身手，对于自满的、保守xìng的中国人，一向视人生为宇宙的中心的，这也不能被接受。至于说人生是大我的潮流里一个暂时的泡沫，这样无个xìng的永生也没多大意思。基督教给我们很少的安慰，所以本土的传说，对抗着新旧耶教的高压传教，还是站得佐脚，虽然它没有反攻，没有大量资本的支持，没有宣传文学，优美和平的布景，连一本经书都没有——佛经极少人懂，等于不存在。

  不可捉摸的中国的心

  然而，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宗教，就该是一种虏诚的信仰。下层阶级认为信教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以后发现完全的谎话，也无妨，而无神论者可就冒了不必要的下地狱的危险。这解释了中国对于外教的传统的宽容态度。无端触犯了基督教徒，将来万一落到基督教的地狱里，举目元亲，那就要吃亏了。

  但是无论怎样摸棱两可。在宗教里有时候不能用外jiāo辞令含糊过去，必须回答“是”或“否”。

  譬如有人失去了一切，惟有靠了内在的支持才能够振作起来，创造另一个前途。可是在中国，这样的事很少见。虽然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旦做了人上人再跌下来，就再也不会爬起来。因为这缘故，中国报纸上的副刊差不多每隔两天总要转载一次爱迪生①或是富兰克林②的教训：“失败为成功之母。”

  ①爱迪生（ThomasAlvaEdison，1847一1931），美国发明家。在电器和通讯技术等方面有许多著名的发明。

  ②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科学家。

  避雷针的发明者。

  中国人认输的时候，也许自信心还是有的，他要做的事许是好的，可是不合时宜。天从来不帮着失败的一边。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与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相吻合，伟大，走着它自已无情的路，与基督教慈爱的上帝无关。在这里，平民的宗教也受了士人的天的影响：有罪必罚，因为犯罪是阻碍了自然的推行，而孤独的一件善却不一定得到奖赏。

  虽说“天无绝人之路”，真的沦为乞丐的时候，是很少翻身的机会的。在绝境中的中国人，可有一点什么来支持他们呢？宗教除了告诉他们这是前世作孽的报应，此外任何安慰也不给么？乞丐不是人，因为在孔教里，人生的范围很有限。人的资格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人与人的关系；就连这些关系也被限制到五lún之内。太穷的人无法奉行孔教，因为它先假定了一个人总得有点钱或田地，可以养家活口，适应社会的要求。乞丐不能有家庭或是任何人与人的关系，除掉乞怜于人的这一种，而这又是有损于个人道德的；于是乞丐被逐出宗教的保护之外。

  穷人又与赤贫的不同。世界各国向来都以下层阶级为最虚诚，因为他们比较热心相信来生的补报。而中国的下层阶级，因为住得挤，有更繁多的人的关系、限制、责任，更亲切地体验到中国宗教背景中神鬼人拥挤的，刻刻被侦察的境况。

  将死的人也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缺少同情，临终的病人的心境在中国始终没有被发掘。所有的文学，涉及这一点，总限于旁观者的反应，因此常常流为毫无心肝的讽刺滑稽，像那名唤“无常”的鬼警察，一个白衣丑角，高帽子上写着“对我生财”。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到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思想常常漂流到人xìng的范围之外是危险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人，总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①所说：“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蹋。”

  ①阎惜姣，水浒戏（坐楼杀惜）中的女主角。

  （原刊1944年8月《天地》月刊第11期、1994年9月《天地》月刊第12期、1944年10月《天地》月刊第13期）

  四十六、自己的文章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

  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掺，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xìng，也可以说是fù人xìng。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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