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 章
恰如刚落生的婴儿，似乎可以听到那进入天地之间的啼哭。小米粒大的枣子，似乎一夜或两夜之间就长到扁豆粒大了，豌豆粒大了，花生粒大了，最后就定格在乒乓球那般大小了，个别枣子竟然有柴鸡蛋的个头。在桌子前在椅子上坐得久了，无论读着什么或写着什么，走出屋子走到枣树下，看着隐蔽在枝杈叶丛里的青枣，那正在你眼皮下丰满和长大的果实，一种蓬勃的生命的活力便向人洋溢着。枣子青绿的颜色，在我日复一日的注视下，渐渐淡了，泛出rǔ白色了，又浮出一丝一坨的紫红，它成熟了。我折下最先显出红色的一颗，咬了一口，便确信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好一颗枣子了。这枣子皮薄ròu细，又脆，满口竟有一股蜂蜜味儿。我便不忍心再吃第二颗，给家人品尝，也给那些从城里跑到乡下来找我的朋友享一回口福，让他们知道还有这样好吃的枣子。我给他们宣布政策，每人只能品尝一颗。无论年青朋友，无论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都是咬下一口便禁不住声地赞叹起来。我便相信我的口感不沾连栽种者的偏爱因素，也毫不动摇地拒绝要吃第二颗的申求总共大约只结了六七十颗，该当让更多的远道来客添一份情趣……后来几年的枣子，结得多了繁了，味道却大不如头一年。今年是前所未有的丰年，味道更差了，有点干巴。我心知肚明，肯定是干旱造成的。没有办法，我住了两年又离开原下的院子，一年回不来几回，枣子在每年伏天的旱季能保存不落，已属幸事了。
我已经不太在意枣子的多少和品味的差别了。我只寻找折枣的过程。常常庆幸得意我尚有一坨可以栽植枣树的院子，以及折枣折柿子的机会。这心理往往是瞅见城里人悬在空中阳台上盆栽的花草而生发的。他们已无可以栽一株树或一窝花的土地，只能栽在盆里悬在楼房的阳台上。我在被晒得烫烧脚心的水泥路和被油气污染的空气里憋得透不过气时，得空逃回乡下的屋院，拔除院子疯长的草，为柴树花树和果树浇一桶水，在树yīn里在屋檐下喝一瓶啤酒，与乡党说几句家长里短的话。尤其是回来折一回枣儿，心里顿然就净泊下来了。
今年回了家，折了一回枣。
明年还回家折枣。
2006.9.23夜于雍村
第58章 关中有螃蟹
读本月十六日《今晚报》雷抒雁《口味》一文，妙趣横生，颇多兴致。抒雁是陕西关中泾阳县人，和我算是乡党，文中涉及关中乡俗风情，让我回味品咂不尽，尤其是对饮食习惯的普遍xìng口味的描写，既可看到这位乡党离乡大半生乡思萦怀的依依之情，更可感知他人生沧桑之后的睿智和达观，一种清朗的生命境界。
《口味》也勾起我诸多的生活记忆。得从文中引用的宋人沈括《梦溪笔谈》里开关中人玩笑的一则笑话说起。沈括说他在陕西做官时，听到秦州人收到一只干死的螃蟹，对其形状很恐惧，以为是怪物，便把它挂在门首，作为驱鬼避邪降灾之物。之所以会闹出这等笑话，让沈括做随笔记入名作《梦溪笔谈》，在于起首一句的“关中无螃蟹”的概论。这是这则笑话得以传播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在我的经验里却是值得辩证的。
我生在灞河边上，村庄离河岸不过二里地，未进学堂先在河滩学会割草拾柴，也在河水里耍水，逮鱼捉鳖是小孩子无师自通的耍活儿，未识字前就认识螃蟹黄鳝蚂蟥等水生物了。那时候灞河的常年水量比现在大，河边杨柳列岸，野草野花里藏匿着兔子野鸡，大片大片的芦苇地里，从早到晚都响着一种土灰色的鸟儿的鸣叫。沿着河岸，有大片的稻田，每到溽热三伏，男人女人挽着裤管在稻田里拔草，常常会在踩住一条黄鳝或被蚂蟥叮咬时发出一声尖叫，随之顺手从脚下抽出黄鳝甩到干滩上来，有时候就甩过来一只硬壳子螃蟹，小孩子们就用树棍儿挑着玩儿。灞河出山直到汇入渭河的百十余里流程中，两岸的湿地水田里滋养着的水生物不仅有螃蟹，无鳞的大嘴鲇鱼和长着两根硬如钢针的牙齿的刺鱼，还有鲫鱼鲤鱼，诸多叫不上名字的水生物，不知繁衍了多少万年，从未绝种，螃蟹算什么稀罕。
有一个生活印记在我心中至今不泯。那是我读高中时，正遇着“三年困难”物质极度贫乏时期，学生吃不饱，老师也毫不例外地忍饥挨饿。学生饿得受不住时，还可以相互之间悄悄说几句俏皮话；老师为人师表，饿着肚子就硬扛着，还要给学生做思想政治工作。我看到的第一个因饥饿而患上浮肿病的人，是我的班主任兼数学程老师。他刚刚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1米80以上的大个头儿，家在关中西府的一个山区县，把粮票省下接济更艰难的家室儿女，自己便先浮肿了。我看见第二个浮肿起来的老师已忘记了姓名，那浮肿的脸上的灰黄色至今仍历历在目。他没有给我带课，他的办公兼宿舍的一间屋子和我教室的门斜对着，下课出门就能看见他和妻子孩子。那男孩子大约六七岁，常常蹲在窗台下的小火炉边，专心致志地焙烤着一只只小螃蟹。我就读的中学就在古人折柳送别的古灞桥桥头的河堤下，学校一面临着灞河，三面都是稻田和茭白地，自流水渠在宿舍后窗下和cāo场之间日夜流淌。这男孩的父母都是南方人，自小就承袭着南方人喜食水鲜的习xìng，自个到学校周围的稻田水渠里捉鱼抓蟹，自己洗涮开膛，在父母做饭的小火炉上烘烤焙熟，坐在小凳上吃那些变得黄灿灿的小鱼小蟹。我曾好奇地走到小男孩跟前，看他神情专注地剥着蟹壳蟹爪，津津有味地嚼着，颇为惊讶和好奇。这是我平生里见到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个在全民大饥饿年月里自我救助的南方男孩。他的父亲我的老师浮肿了，他却未见浮肿征象，许是得了小鱼小螃蟹的营养滋润。
其实，何止灞河流域有鱼蟹。自古有八水绕长安的美妙景致，灞河只是绕着长安的八条河流之一支，其余七条河流流经的关中平原，两岸的景致大同小异，笔直的白杨和婆娑的柳林，夏天的小麦和秋日的包谷，更兼着沿河两岸的水稻，是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丰美的农耕图画。紧临长安的户县曾经长期生产一种进贡朝廷的上好大米，无尽的荷塘莲藕也是名传四方，鱼类螃蟹自在其中。柳青在《创业史》里描写的如诗一般的终南山下的水乡画面，可惜忘记了给螃蟹一笔文字。渭河自甘肃天水过来进入陕西宝鸡，一路浩dàng横穿关中，出潼关汇入黄河进入山西，这关中平原也别称渭河平原，又称八百里秦川，有大小十三个封建王朝在这儿立都，姑且不说。渭河自西向东贯通关中，沿河两岸多种稻米莲藕，杂鱼草虾黄鳝和鳖，还有螃蟹，都得水而生生不息。再推到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遗址，也是在绕着长安的河的东岸，那儿出土的早期先民绘制的人面鱼纹陶画，成为人类始祖最早的艺术品的标志xìng杰作，河岸边断然也缺失不了螃蟹。
沈括的这则随笔所记述的笑话，是“闻秦州人家收一干蟹”而演绎出来的。是“闻”而不是沈括亲眼所看到。“闻”是听到，是听到的传说笑话。既是传闻传说的笑话，姑且甚至完全不必当真，只当它是笑话罢了。我又想起我生活的河边人给缺水的旱原上人编的笑话，说原上人为节省用水，每天早晨起来，夫妻面对面吐唾沫洗脸，晚辈的兄弟和姊妹皆仿效之。谁会相信它？如若沈括“闻”得，《梦溪笔谈》又多一则随笔了。然而，不能当做笑话则不究其真的是，沈括起首一句便断定“关中无螃蟹”。他还说“元丰中，予在陕西”。可见他在陕西做官时，大约很少下乡视察和访贫问苦，犯了点“官僚主义”，竟闹出“关中无螃蟹”这样的笑话。想说关中人笑话的大学问家沈括，自己倒闹出孤陋寡闻的笑话，倒是颇有教益的一则笔谈。
2006郾11郾23 二府庄
第59章 1980年夏天的一顿午餐
一
一顿午餐，留下两个人半生的记忆。
这两个人，一个是作家刘恒，一个是我。
1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堪称豪华的北京饭店的过厅里，我和刘恒碰见了相遇了，几年不见，他胖了，头发却稀疏了。心想着按他的年纪，头发不该这么稀，眼见的却稀了。对视的一瞬，都伸出手来握到一起。没有热烈的问候，也没有搂肩捶胸的亲昵举动，他似乎和我一样不善此举。刚握住手，他便说起那顿午餐，在我家乡的灞桥古镇上吃的那一碗羊ròu泡馍。正说间，围过来几位作家朋友，刘恒着意强调是站在街道边上吃的。我说是的，一间门面的小饭馆容纳不下汹涌而来的食客，就站在饭馆门外的街道上吃饭，站着还是蹲着我记不清了……
这是1980年夏天的事。
这年的春节刚刚过罢，我所供职的西安郊区随区划变更为雁塔、未央和灞桥三个区。我的具体单位郊区文化馆也分为三个。我选择了离家较近的灞桥区文化馆，为着关照依赖生产队生活的老婆孩子比较方便，还有自留地须得我播种和收割。刚刚设立的灞桥区缺少办公房舍，把文化馆暂且安排到距离区政府机关近十里远的灞桥古镇上。这儿有一家电影院，用木材和红瓦建构的放映大棚，据说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兴建的文化娱乐设施，地上铺的青砖已经被川流不息的脚步踩得坑坑洼洼了，既可见久远的历程，更可见当地乡民观赏电影的盛况。放映棚后边，有一排又低又矮的土坯垒墙的平房，是电影放映人员工作和住宿兼用的房子，现在腾出一半来，给我等文化馆干部入住，同时也就挂出一块灞桥区文化馆的白底黑字的招牌。我得到一间小屋，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和一块床板，都是公家配备的公物，一只做饭烧水的小火炉是自购的私家财物，烧煤是按统购物资每月的定量，到三里外的柳巷煤店去购买。我那时已官晋一级，兼着区文化局副局长，舍弃了区政府给文化局分配的稍好的办公室，选择了和文化馆干部搅和在一起。我喜欢古人折柳送别的这个千古老镇，一缕温情来自桥南头的高中母校，三年读书留下的美好记忆全都浮泛出来了；另一缕情思或者说情调，来自职业爱好，多年来舞文弄墨尽管还没弄出多大的响声，尽管生活习xìng生活方式和当地农民差不了多少。而文人的那些酸不酸甜不甜的情调却顽固地潜在着，诸如早春到刚刚解冻的灞河长堤上漫步，看杨柳枝条上日渐萌生的黄色嫩芽，夏日傍晚把脚伸进水里看长河落日的灿烂归于模糊，深秋时节灞河滩里眼看着变得枯黄的杂草野花，每逢集日拥挤着推车挑担拉牛牵羊的男女乡民，大自然在这个古镇千百年来周而复始地演绎着绿了枯了暖了又冷了的景致。刚跨入20世纪80年代的古镇周边的乡民在这里聚集，呈现出从极“左”律令下刚刚获得喘息的农民脸上的轻松和脚下的急迫，我常常在牛马市场木材市场和小吃摊前沉迷……我觉得傍着灞河依着一堤柳绿的古镇灞桥，更切合我的生活习xìng和生存心理。
刘恒突然来了。是我在这个古镇落脚扎铺大约半年。1980年正值酷暑三伏最难熬的季节，一个高过我半头的小伙子走进电影院后院的平房，找我，自我介绍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在让座和递茶的时候，心里已不单是感动，更有沉沉的负疚了。古镇灞桥通西安的13路公jiāo汽车，那时候是一小时一趟，我每逢到西安赶会或办事，在车上前胸后背都被挤拥得长吸粗吁；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上左避右躲，常常抵不上小伙子骑自行车的速度。这是唯一的公共jiāo通设施，别无选择，出租车的名称还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刘恒肯定是冒着燥热乘坐西安到城郊的这班公共汽车来的，而且是从北京来的。我的那间宿办合用的屋子，配备两把椅子，超过两个来客我便坐在床沿上，把椅子让给客人，沙发在那时也是一个奢侈的名词。刘恒便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喝我递给他的粗茶。他说他来约稿。他似乎说他刚进《北京文学》做编辑不久。他说是老傅让他来找我的。说到老傅，我顿然觉得和近在咫尺的这位小伙子拉得更近了，距离和陌生顿然大部分化释了。
二
老傅是傅用霖，年龄和我不相上下，还不上四十，大家都习惯称老傅而很少直呼其名，多是一种敬重和信赖，他的谦和诚恳对熟人和生人都发生着这样潜在的心理影响。我和他相识在1976年那个在中国历史不会淡漠的春天。已经复刊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约了8名业余作者给刊物写稿，我和老傅就有缘相识了。他不住编辑部安排的旅馆，我和他也就只见过两回面，分手后也没有书信来往。1978年秋天我从公社（乡镇）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专注于阅读，既在提升扩展艺术视野，更在反省和涮涤极“左”的思想和极“左”的艺术概念，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完全是自我把握的行为。到1979年春天，我感到一种表述的yù望强烈起来，便开始写小说，自然是短篇。正在这时候，我收到老傅的约稿信。这是一封在我的创作历程中不会泯灭的约稿信，在于它是第一封。
此前在西安的一次文学聚会上，《陕西日报》长我一辈的老编辑吕震岳当面约稿，我给了他一篇《信任》。这篇6000字的小说随之被《人民文学》转载（那时没有选刊，该杂志辟有转载专栏），到1980年初被评为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老吕是口头约稿。我正儿八经接到本省和外埠的第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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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不太在意枣子的多少和品味的差别了。我只寻找折枣的过程。常常庆幸得意我尚有一坨可以栽植枣树的院子，以及折枣折柿子的机会。这心理往往是瞅见城里人悬在空中阳台上盆栽的花草而生发的。他们已无可以栽一株树或一窝花的土地，只能栽在盆里悬在楼房的阳台上。我在被晒得烫烧脚心的水泥路和被油气污染的空气里憋得透不过气时，得空逃回乡下的屋院，拔除院子疯长的草，为柴树花树和果树浇一桶水，在树yīn里在屋檐下喝一瓶啤酒，与乡党说几句家长里短的话。尤其是回来折一回枣儿，心里顿然就净泊下来了。
今年回了家，折了一回枣。
明年还回家折枣。
2006.9.23夜于雍村
第58章 关中有螃蟹
读本月十六日《今晚报》雷抒雁《口味》一文，妙趣横生，颇多兴致。抒雁是陕西关中泾阳县人，和我算是乡党，文中涉及关中乡俗风情，让我回味品咂不尽，尤其是对饮食习惯的普遍xìng口味的描写，既可看到这位乡党离乡大半生乡思萦怀的依依之情，更可感知他人生沧桑之后的睿智和达观，一种清朗的生命境界。
《口味》也勾起我诸多的生活记忆。得从文中引用的宋人沈括《梦溪笔谈》里开关中人玩笑的一则笑话说起。沈括说他在陕西做官时，听到秦州人收到一只干死的螃蟹，对其形状很恐惧，以为是怪物，便把它挂在门首，作为驱鬼避邪降灾之物。之所以会闹出这等笑话，让沈括做随笔记入名作《梦溪笔谈》，在于起首一句的“关中无螃蟹”的概论。这是这则笑话得以传播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在我的经验里却是值得辩证的。
我生在灞河边上，村庄离河岸不过二里地，未进学堂先在河滩学会割草拾柴，也在河水里耍水，逮鱼捉鳖是小孩子无师自通的耍活儿，未识字前就认识螃蟹黄鳝蚂蟥等水生物了。那时候灞河的常年水量比现在大，河边杨柳列岸，野草野花里藏匿着兔子野鸡，大片大片的芦苇地里，从早到晚都响着一种土灰色的鸟儿的鸣叫。沿着河岸，有大片的稻田，每到溽热三伏，男人女人挽着裤管在稻田里拔草，常常会在踩住一条黄鳝或被蚂蟥叮咬时发出一声尖叫，随之顺手从脚下抽出黄鳝甩到干滩上来，有时候就甩过来一只硬壳子螃蟹，小孩子们就用树棍儿挑着玩儿。灞河出山直到汇入渭河的百十余里流程中，两岸的湿地水田里滋养着的水生物不仅有螃蟹，无鳞的大嘴鲇鱼和长着两根硬如钢针的牙齿的刺鱼，还有鲫鱼鲤鱼，诸多叫不上名字的水生物，不知繁衍了多少万年，从未绝种，螃蟹算什么稀罕。
有一个生活印记在我心中至今不泯。那是我读高中时，正遇着“三年困难”物质极度贫乏时期，学生吃不饱，老师也毫不例外地忍饥挨饿。学生饿得受不住时，还可以相互之间悄悄说几句俏皮话；老师为人师表，饿着肚子就硬扛着，还要给学生做思想政治工作。我看到的第一个因饥饿而患上浮肿病的人，是我的班主任兼数学程老师。他刚刚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1米80以上的大个头儿，家在关中西府的一个山区县，把粮票省下接济更艰难的家室儿女，自己便先浮肿了。我看见第二个浮肿起来的老师已忘记了姓名，那浮肿的脸上的灰黄色至今仍历历在目。他没有给我带课，他的办公兼宿舍的一间屋子和我教室的门斜对着，下课出门就能看见他和妻子孩子。那男孩子大约六七岁，常常蹲在窗台下的小火炉边，专心致志地焙烤着一只只小螃蟹。我就读的中学就在古人折柳送别的古灞桥桥头的河堤下，学校一面临着灞河，三面都是稻田和茭白地，自流水渠在宿舍后窗下和cāo场之间日夜流淌。这男孩的父母都是南方人，自小就承袭着南方人喜食水鲜的习xìng，自个到学校周围的稻田水渠里捉鱼抓蟹，自己洗涮开膛，在父母做饭的小火炉上烘烤焙熟，坐在小凳上吃那些变得黄灿灿的小鱼小蟹。我曾好奇地走到小男孩跟前，看他神情专注地剥着蟹壳蟹爪，津津有味地嚼着，颇为惊讶和好奇。这是我平生里见到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个在全民大饥饿年月里自我救助的南方男孩。他的父亲我的老师浮肿了，他却未见浮肿征象，许是得了小鱼小螃蟹的营养滋润。
其实，何止灞河流域有鱼蟹。自古有八水绕长安的美妙景致，灞河只是绕着长安的八条河流之一支，其余七条河流流经的关中平原，两岸的景致大同小异，笔直的白杨和婆娑的柳林，夏天的小麦和秋日的包谷，更兼着沿河两岸的水稻，是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丰美的农耕图画。紧临长安的户县曾经长期生产一种进贡朝廷的上好大米，无尽的荷塘莲藕也是名传四方，鱼类螃蟹自在其中。柳青在《创业史》里描写的如诗一般的终南山下的水乡画面，可惜忘记了给螃蟹一笔文字。渭河自甘肃天水过来进入陕西宝鸡，一路浩dàng横穿关中，出潼关汇入黄河进入山西，这关中平原也别称渭河平原，又称八百里秦川，有大小十三个封建王朝在这儿立都，姑且不说。渭河自西向东贯通关中，沿河两岸多种稻米莲藕，杂鱼草虾黄鳝和鳖，还有螃蟹，都得水而生生不息。再推到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遗址，也是在绕着长安的河的东岸，那儿出土的早期先民绘制的人面鱼纹陶画，成为人类始祖最早的艺术品的标志xìng杰作，河岸边断然也缺失不了螃蟹。
沈括的这则随笔所记述的笑话，是“闻秦州人家收一干蟹”而演绎出来的。是“闻”而不是沈括亲眼所看到。“闻”是听到，是听到的传说笑话。既是传闻传说的笑话，姑且甚至完全不必当真，只当它是笑话罢了。我又想起我生活的河边人给缺水的旱原上人编的笑话，说原上人为节省用水，每天早晨起来，夫妻面对面吐唾沫洗脸，晚辈的兄弟和姊妹皆仿效之。谁会相信它？如若沈括“闻”得，《梦溪笔谈》又多一则随笔了。然而，不能当做笑话则不究其真的是，沈括起首一句便断定“关中无螃蟹”。他还说“元丰中，予在陕西”。可见他在陕西做官时，大约很少下乡视察和访贫问苦，犯了点“官僚主义”，竟闹出“关中无螃蟹”这样的笑话。想说关中人笑话的大学问家沈括，自己倒闹出孤陋寡闻的笑话，倒是颇有教益的一则笔谈。
2006郾11郾23 二府庄
第59章 1980年夏天的一顿午餐
一
一顿午餐，留下两个人半生的记忆。
这两个人，一个是作家刘恒，一个是我。
1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堪称豪华的北京饭店的过厅里，我和刘恒碰见了相遇了，几年不见，他胖了，头发却稀疏了。心想着按他的年纪，头发不该这么稀，眼见的却稀了。对视的一瞬，都伸出手来握到一起。没有热烈的问候，也没有搂肩捶胸的亲昵举动，他似乎和我一样不善此举。刚握住手，他便说起那顿午餐，在我家乡的灞桥古镇上吃的那一碗羊ròu泡馍。正说间，围过来几位作家朋友，刘恒着意强调是站在街道边上吃的。我说是的，一间门面的小饭馆容纳不下汹涌而来的食客，就站在饭馆门外的街道上吃饭，站着还是蹲着我记不清了……
这是1980年夏天的事。
这年的春节刚刚过罢，我所供职的西安郊区随区划变更为雁塔、未央和灞桥三个区。我的具体单位郊区文化馆也分为三个。我选择了离家较近的灞桥区文化馆，为着关照依赖生产队生活的老婆孩子比较方便，还有自留地须得我播种和收割。刚刚设立的灞桥区缺少办公房舍，把文化馆暂且安排到距离区政府机关近十里远的灞桥古镇上。这儿有一家电影院，用木材和红瓦建构的放映大棚，据说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兴建的文化娱乐设施，地上铺的青砖已经被川流不息的脚步踩得坑坑洼洼了，既可见久远的历程，更可见当地乡民观赏电影的盛况。放映棚后边，有一排又低又矮的土坯垒墙的平房，是电影放映人员工作和住宿兼用的房子，现在腾出一半来，给我等文化馆干部入住，同时也就挂出一块灞桥区文化馆的白底黑字的招牌。我得到一间小屋，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和一块床板，都是公家配备的公物，一只做饭烧水的小火炉是自购的私家财物，烧煤是按统购物资每月的定量，到三里外的柳巷煤店去购买。我那时已官晋一级，兼着区文化局副局长，舍弃了区政府给文化局分配的稍好的办公室，选择了和文化馆干部搅和在一起。我喜欢古人折柳送别的这个千古老镇，一缕温情来自桥南头的高中母校，三年读书留下的美好记忆全都浮泛出来了；另一缕情思或者说情调，来自职业爱好，多年来舞文弄墨尽管还没弄出多大的响声，尽管生活习xìng生活方式和当地农民差不了多少。而文人的那些酸不酸甜不甜的情调却顽固地潜在着，诸如早春到刚刚解冻的灞河长堤上漫步，看杨柳枝条上日渐萌生的黄色嫩芽，夏日傍晚把脚伸进水里看长河落日的灿烂归于模糊，深秋时节灞河滩里眼看着变得枯黄的杂草野花，每逢集日拥挤着推车挑担拉牛牵羊的男女乡民，大自然在这个古镇千百年来周而复始地演绎着绿了枯了暖了又冷了的景致。刚跨入20世纪80年代的古镇周边的乡民在这里聚集，呈现出从极“左”律令下刚刚获得喘息的农民脸上的轻松和脚下的急迫，我常常在牛马市场木材市场和小吃摊前沉迷……我觉得傍着灞河依着一堤柳绿的古镇灞桥，更切合我的生活习xìng和生存心理。
刘恒突然来了。是我在这个古镇落脚扎铺大约半年。1980年正值酷暑三伏最难熬的季节，一个高过我半头的小伙子走进电影院后院的平房，找我，自我介绍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在让座和递茶的时候，心里已不单是感动，更有沉沉的负疚了。古镇灞桥通西安的13路公jiāo汽车，那时候是一小时一趟，我每逢到西安赶会或办事，在车上前胸后背都被挤拥得长吸粗吁；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上左避右躲，常常抵不上小伙子骑自行车的速度。这是唯一的公共jiāo通设施，别无选择，出租车的名称还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刘恒肯定是冒着燥热乘坐西安到城郊的这班公共汽车来的，而且是从北京来的。我的那间宿办合用的屋子，配备两把椅子，超过两个来客我便坐在床沿上，把椅子让给客人，沙发在那时也是一个奢侈的名词。刘恒便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喝我递给他的粗茶。他说他来约稿。他似乎说他刚进《北京文学》做编辑不久。他说是老傅让他来找我的。说到老傅，我顿然觉得和近在咫尺的这位小伙子拉得更近了，距离和陌生顿然大部分化释了。
二
老傅是傅用霖，年龄和我不相上下，还不上四十，大家都习惯称老傅而很少直呼其名，多是一种敬重和信赖，他的谦和诚恳对熟人和生人都发生着这样潜在的心理影响。我和他相识在1976年那个在中国历史不会淡漠的春天。已经复刊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约了8名业余作者给刊物写稿，我和老傅就有缘相识了。他不住编辑部安排的旅馆，我和他也就只见过两回面，分手后也没有书信来往。1978年秋天我从公社（乡镇）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专注于阅读，既在提升扩展艺术视野，更在反省和涮涤极“左”的思想和极“左”的艺术概念，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完全是自我把握的行为。到1979年春天，我感到一种表述的yù望强烈起来，便开始写小说，自然是短篇。正在这时候，我收到老傅的约稿信。这是一封在我的创作历程中不会泯灭的约稿信，在于它是第一封。
此前在西安的一次文学聚会上，《陕西日报》长我一辈的老编辑吕震岳当面约稿，我给了他一篇《信任》。这篇6000字的小说随之被《人民文学》转载（那时没有选刊，该杂志辟有转载专栏），到1980年初被评为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老吕是口头约稿。我正儿八经接到本省和外埠的第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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