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1 章
约稿信件，是老傅写给我的，是在中国文学刚刚复兴的新时期的背景下，也是在我刚刚拧开钢笔铺开稿纸的时候。我得到鼓舞，也获得自信，不是我投稿待审，而是有人向我约稿了，而且是《北京文学》杂志的编辑。对于从中学就喜欢写作喜欢投稿的我来说，这封约稿信是一个标志xìng的转折。我便给老傅寄去了短篇小说《徐家园三老汉》，很快便刊登了。这是新时期开始我写作并发表的第三个短篇小说。直到刘恒受他之嘱到灞桥来的时候，我和他再没见过面，却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通信甚至深过jiāo手。
三
我和刘恒说了什么话，刘恒对我说了什么话，确已无从记忆。印象里是他话不多，也不似我后来接触过的北京人的口才天xìng。到中午饭时，我就领他去吃牛羊ròu泡馍。这肯定是作为主人的我提议并得到他响应的。在电影院我的住所的马路对面，有镇上的供销社开办的一家国营食堂，有几样炒菜，我尝过，委实不敢恭维。再就是8分钱的素面条和1毛5的ròu面条。我想有特点的地方风味饭食，在西安当数羊ròu泡馍了。经济政策刚刚松动，我在镇上发现了头一副卖豆腐脑的挑担，也过了久违的豆腐脑口瘾；紧跟着就是这家牛羊ròu泡馍馆开张，弥补或者说填充了古镇饮食许久许久的空缺。这家仅只一间门面的泡馍馆开张的pào声刚落，在古镇以及周围乡村引起的议论旷日持久，波及到一切阶层所有职业的男女，肯定与疑惑的争论互不妥协。这是1980年特有的社会xìng话题，牵涉到两种制度和两条道路的议争。无论这种议争怎样持续，牛羊ròu泡馍馆的生意却火bào异常，从早晨开门并拨旺昨夜封闭的火炉，直到天黑良久，食客不仅盈门，而且是排队编号。呼喊着号码让客人领饭的粗音大响，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尤其是午饭时间，一间门面四五张桌子根本无法容纳涌涌而来的食客，门外的人行道和上一阶土台的马路边上，站着或蹲着的人，都抱着一只大号粗瓷白碗，吃着同一个师傅从同一只铁瓢里用羊ròu汤烩煮出来的掰碎了的馍块。
我领着刘恒走出文化馆所在的电影院的敞门，向西一拐就走到熙熙攘攘吃着喊着的一堆人跟前。我早已看惯也习惯了这壮观的又是奇特的聚吃景象，刘恒肯定是头一回驾临并亲自目睹，似不可想象也无所适从吧。我早已多回在这里站着吃或蹲着吃过，便按着看似杂乱无序里的程序做起，先jiāo钱，再拿七成熟的烧饼，并领取一个标明顺序数码的牌号，自然要申明“普通”或“优质”，有几毛钱的差价，有两块ròu的质量差别。我招待远道而来的贵宾刘恒，自然是ròu多汤肥的“优质”。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肥胖的恐惧，还没有减肥尿糖抽脂刮油等富贵症，还过着拿着ròu票想挑肥膘ròu还得托熟人走后门的光景。我便和刘恒蹲在街道边的人行道上，开始掰馍，我告诉他cāo作要领，馍块尽量小点，汤汁才能浸得透，味道才好。对于外来的朋友，我都会告知这些基本的掰馍要领，然而这需得耐心，尤其是初cāo此法者，手指别扭，掐也罢掰也罢往往很不熟练。刘恒大约耐着xìng子掰完了馍，由我jiāo给掌勺的师傅。
我和刘恒就站在街道边上等待。我估计他此前没经过这种吃饭的阵势，此后大概也难得再温习一回，因为这景象后来在古镇灞桥也很快消失了，不是吃午餐的人减少了，而是如雨后春笋般接连开张的私营饭馆分解了食客，单是泡馍馆就有四五家可供食客比对和选择；反倒是那些刚刚扔下镰刀戴上小白帽的乡村少男少女，站在饭馆门口用七成秦腔三成京腔招徕笼络过往的食客。
四
几年之后，我有幸得到专业作家的资格，可以自主支配时间，也可以不再坐班上班，自我把握和斟酌一番，便决定撤出古镇灞桥，回归到灞河上游白鹿原下祖居的老屋，吃老婆擀的面条喝她熬烧的包谷糁子，想吃一碗羊ròu泡馍需得等到进城开会办事的机会。
住在乡下，应酬事少了，阅读的时间自然多了，在赠寄的一本杂志上，我发现了刘恒，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随之又读到了《狗日的粮食》，我有一种抑压不住的心理冲动，一个成熟的禀赋独立的作家跃到中国文坛前沿了。每与本地文学朋友聊起文学动态，便说到《狗日的粮食》，也怀一份庆幸和得意，说到在灞桥街头站着或蹲着招待刘恒的那一碗泡馍，朋友听了不无惊诧和朗笑，玩笑说，你把一个大作家委屈了。我也隐隐感到，便盼着有一天能在西安最知名的百年名店“老孙家泡馍馆”招待一回，挽回小镇站吃的遗憾。这时候不仅公家有了列项的招待款，我个人的稿酬收入也水涨船高了，况且“老孙家”也得了刘华清题写的“天下第一碗”的真笔墨宝，店堂已是冬暖夏凉和细瓷雕花碗的现代化装备了，我在这儿招待过组团的兄弟省作家和单个来陕的作家朋友，却遗憾着刘恒。刘恒似乎不大走动，似乎除了一部一部引起不同凡响的作品之外，再没有其他逸事或作品之外的响动。我能获得的信息，都是他的作品所引发的话题。这样，刘恒在中国文坛的姿态，便在我心里形成了，让我无形中形成了敬重，不受年龄的限制。敬重不在年龄。
从1980年夏天初识于我的灞桥，街道边的一顿午餐，成为我们二十多年深刻的记忆。这期间，我和刘恒大约有两三次相遇，每当见面握手，便说到街头的那顿午餐，一碗牛ròu或羊ròu泡馍。以我推想，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也随着作家腰包的不断填充，大餐小餐中餐西餐乃至豪华宴会，他和我都经历过了。在他，起码我没听见对某一顿大餐的感受；在我，即使吃过什么稀罕饭菜，稀罕过后也就不稀罕了。灞桥街头的这一顿牛羊ròu泡馍，之所以让两个人经久不忘，我想在于这情景发生的年代1980年夏天，中国新的发展契机初露端倪时的一个标志xìng的年份，第一家私营饭馆在古镇灞桥张扬出来时的特有景观；另一因由在于这碗牛羊ròu泡馍，标记着那个年月的我的消费水平，自参加工作18年第一次涨薪，拿到45元月薪了，大约发表了10多篇小说，累计有1000多元的外快稿酬了，可以请本地和外埠的朋友吃一餐泡馍了；还有一点在于，蹲或站在街道上吃泡馍的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有点名气的作家，一个在北京，一个还在关中。这似乎才是造成记忆不泯的关键，作家微妙的生活感受；此前此后我陪过老朋友新相识包括乡村亲邻等都吃过，过后统忘记了；唯有作家不会忘记，我记着，刘恒也记着。
这回在北京饭店和刘恒握手，他开口便说起这顿牛羊ròu泡馍午餐。笑罢，我突然想到，这顿街边的午餐已成为一种情结，也成为一种警示，在我千万别弄出摆显“贵族”的嗲来，当下这种发“贵族”的嗲气小成气候。那样一来，刘恒可能再不说1980年夏天古镇灞桥的午餐，也不屑于和我握手了。
2006.11.29 二府庄
§§第三辑 文论对话
第60章 重新解读《家》，一个时代的标志写在巴金百岁华诞
比较清楚地记得是在1985年，我在报纸和刊物的阅读中，觅获到一个关于小说创作的新鲜理论，叫做“文化心理结构”。我竟然一下子被这个学说折服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是新时期以来文坛最活跃最富创造活力的一个时段，各种新鲜的新潮理论和种种前所未闻的主义的试验文本一浪迭过一浪，令人目不暇接。我之所以被“文化心理结构”说折服，完全是出于对自己创作状态的把握和反省。我那阵儿正兴趣十足地写作着中篇小说，正在探试着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新的张力的种种可能xìng，不可避免地苦恼着如何达到现实主义高层境界所规定的两个“典型”，即“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正好在我不无苦恼的探求过程里，提供了塑造人物的一条新的途径，即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去解析你要创造的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进而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心理秩序，达到揭示人物心理真实的艺术效果，xìng格的典型xìng才会成为可能。
我十分自然地用这个学说解读中国新文学的经典读本。从实际写作的意义上说，阿q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典型，恰是鲁迅洞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创造成功的一种令人惊骇的典型标本。即如短篇小说《风波》里的七斤，被剪掉辫子后的慌惶无着手足无措的行为，正是以辫子为表征的旧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所形成的超稳定xìng心理结构形态被颠覆了。鲁迅敏锐地抓住了一个民族发展史上划开两个时代的那个剪辫子的细节，堪为历史xìng细节。
我自然又联想到《家》。读这部小说时我刚刚从少年进入青年，尽管距小说出版的时间已经久远，尽管已经是新中国建国超过十年了，尽管高家深宅的生活气氛与我亲历的农家小院的生活相去甚远，我不仅没有感觉到隔膜，反而为高家三兄弟的情感历程折磨得揪心伤痛抑扬顿挫。《家》里的人物和故事，便成为至今仍然鲜活的记忆。不单是那种年龄里特有的记忆功能，同期阅读过的许多小说早已淡忘了。从已成定论的艺术评价上说，巴金创造出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高家深宅里老少两代主仆之间所经历所遭遇的故事，无疑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普遍xìng精神历程，自然会发生普遍而又深刻的社会呼应，以至几十年后的我在阅读时依然发生心理的直接冲击和完全切近的感受。
几十年后，我突然冒出重新解读《家》的探试xìng兴趣。书没有再读，记忆里的人物和情节的大致轮廓，正好作为新的透视和解析的疏朗框架。我看出了兄弟三人的xìng格差异，在于封建文化封建观念所形成的心理结构的差异上，在于各自心理结构的稳定xìng的差异上，在于接受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对原有的心理结构的平衡所产生的颠覆xìng的差异上。以同样的视角和同样的途径，我可以抵达高老爷子的心理结构形态所遭遇到的撞击所发生的颠覆。封建文化所奠定的封建道德观价值观，被“五四”新文化所倡扬的新道德观价值观革除取代的冲撞发生时，原有的心理结构形态面临着平衡的被打破以至被颠覆。被颠覆过程中的痛苦是必然的，我们可以用解放用革命这些词汇来概括，也可以用心理结构的除旧布新来形象化表述，实质上都是完成一个心理剥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民族完成精神和心理的复兴复壮的过程。这样，从创作的职业角度上，我感知到巴金把握人物塑造人物的“秘笈”。不管当年有无“心理结构”说，并不重要，巴金却早已用创作实践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过程。鲁迅亦然。也许这种关于小说创造中的人物“心理结构”说，正是从巴金、鲁迅等中外作家的杰出作品里归结出来的创作理论。这样，从文学的社会意义上说，《家》，便成为上世纪初处于新旧两个时代jiāo替过程的一个标志xìng作品，且不论它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层震撼，对那个时代的挑战和感召。从文学的视镜透视和研究中国人近百年来的精神心路历程时，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再次掀开小说《家》来。这就是文学的不朽。
我在重新解读前辈们的这些作品时，还惊讶一个小小的发现，鲁迅先生笔下的七斤剪辫子引发的慌惶无助，和巴老笔下的高家深宅大院父父子子所遭遇的痛苦和惶惑来自同一个渊源，即同一种文化同一种价值观道德观所织成的同一种心理结构形态。文化水准、职业、生存环境的差异是外在的，而心理结构的类同，决定着那个时代所有人进入心理剥离过程时的难以避免的痛苦。至今依然对我的写作具有启示，即不必把主要兴趣完全投入到诸如工人农民或其他什么身份的职业特xìng上，或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上，而是关注作为人的心理形态，这才是最具沟通各种职业各个阶层乃至各个种族心灵的东西。
巴金已经走过整整一个世纪。《家》等作品早已获得不朽。巴金也同样获得不朽。他把自己的智慧专注地投入艺术创作，以及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精神人格，肯定成为同样继续着文学创造活动的我们的楷模和警示碑。
2003.11.19于二府庄
第61章 你的句子已灿灿发亮
和王宜振结识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小伙子，都爱着文学，别无选择地都把习作稿投给《西安晚报》文艺副刊，和副刊编辑张月赓都成了朋友。我约略记得，和他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老张仅有一间屋子的家里。笑眯眯的，说话声音很绵软，这是第一次见面的印象。三十余年过去，我谢了顶，他的头顶上也空白闪亮，然而依旧是眯眯笑着，说话的声音依旧绵软。三十多年前我在报纸上看他写作的儿童作品，三十多年后他依然写着儿童题材的诗歌。诗集出过八本，国家级大奖获过六次，完全是一位影响深远的儿童文学大家了。我真是感慨而又感动。
我的感慨和感动在于一个人一生都在与孩子对话，都在感受着儿童心灵的妙音，都在专注地与那一双双天真烂漫纯洁无瑕的童稚的眼睛对视和jiāo流，聆听如竹笋拔节般活泼泼的生命旋律，这样的作家活到百岁，心灵也是一片童稚的纯净和鲜嫩。
只有具备一颗纯美圣洁的心地，才能和纯洁无瑕的童心发生共鸣；只有如圣母般的善意和爱心，才会得到灵敏的童心的呼应；只有满怀巨大的至诚的对生命的敬畏，才会张开想象的翅膀。小说创作需要想象，诗歌亦然，儿童诗歌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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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和刘恒说了什么话，刘恒对我说了什么话，确已无从记忆。印象里是他话不多，也不似我后来接触过的北京人的口才天xìng。到中午饭时，我就领他去吃牛羊ròu泡馍。这肯定是作为主人的我提议并得到他响应的。在电影院我的住所的马路对面，有镇上的供销社开办的一家国营食堂，有几样炒菜，我尝过，委实不敢恭维。再就是8分钱的素面条和1毛5的ròu面条。我想有特点的地方风味饭食，在西安当数羊ròu泡馍了。经济政策刚刚松动，我在镇上发现了头一副卖豆腐脑的挑担，也过了久违的豆腐脑口瘾；紧跟着就是这家牛羊ròu泡馍馆开张，弥补或者说填充了古镇饮食许久许久的空缺。这家仅只一间门面的泡馍馆开张的pào声刚落，在古镇以及周围乡村引起的议论旷日持久，波及到一切阶层所有职业的男女，肯定与疑惑的争论互不妥协。这是1980年特有的社会xìng话题，牵涉到两种制度和两条道路的议争。无论这种议争怎样持续，牛羊ròu泡馍馆的生意却火bào异常，从早晨开门并拨旺昨夜封闭的火炉，直到天黑良久，食客不仅盈门，而且是排队编号。呼喊着号码让客人领饭的粗音大响，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尤其是午饭时间，一间门面四五张桌子根本无法容纳涌涌而来的食客，门外的人行道和上一阶土台的马路边上，站着或蹲着的人，都抱着一只大号粗瓷白碗，吃着同一个师傅从同一只铁瓢里用羊ròu汤烩煮出来的掰碎了的馍块。
我领着刘恒走出文化馆所在的电影院的敞门，向西一拐就走到熙熙攘攘吃着喊着的一堆人跟前。我早已看惯也习惯了这壮观的又是奇特的聚吃景象，刘恒肯定是头一回驾临并亲自目睹，似不可想象也无所适从吧。我早已多回在这里站着吃或蹲着吃过，便按着看似杂乱无序里的程序做起，先jiāo钱，再拿七成熟的烧饼，并领取一个标明顺序数码的牌号，自然要申明“普通”或“优质”，有几毛钱的差价，有两块ròu的质量差别。我招待远道而来的贵宾刘恒，自然是ròu多汤肥的“优质”。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肥胖的恐惧，还没有减肥尿糖抽脂刮油等富贵症，还过着拿着ròu票想挑肥膘ròu还得托熟人走后门的光景。我便和刘恒蹲在街道边的人行道上，开始掰馍，我告诉他cāo作要领，馍块尽量小点，汤汁才能浸得透，味道才好。对于外来的朋友，我都会告知这些基本的掰馍要领，然而这需得耐心，尤其是初cāo此法者，手指别扭，掐也罢掰也罢往往很不熟练。刘恒大约耐着xìng子掰完了馍，由我jiāo给掌勺的师傅。
我和刘恒就站在街道边上等待。我估计他此前没经过这种吃饭的阵势，此后大概也难得再温习一回，因为这景象后来在古镇灞桥也很快消失了，不是吃午餐的人减少了，而是如雨后春笋般接连开张的私营饭馆分解了食客，单是泡馍馆就有四五家可供食客比对和选择；反倒是那些刚刚扔下镰刀戴上小白帽的乡村少男少女，站在饭馆门口用七成秦腔三成京腔招徕笼络过往的食客。
四
几年之后，我有幸得到专业作家的资格，可以自主支配时间，也可以不再坐班上班，自我把握和斟酌一番，便决定撤出古镇灞桥，回归到灞河上游白鹿原下祖居的老屋，吃老婆擀的面条喝她熬烧的包谷糁子，想吃一碗羊ròu泡馍需得等到进城开会办事的机会。
住在乡下，应酬事少了，阅读的时间自然多了，在赠寄的一本杂志上，我发现了刘恒，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随之又读到了《狗日的粮食》，我有一种抑压不住的心理冲动，一个成熟的禀赋独立的作家跃到中国文坛前沿了。每与本地文学朋友聊起文学动态，便说到《狗日的粮食》，也怀一份庆幸和得意，说到在灞桥街头站着或蹲着招待刘恒的那一碗泡馍，朋友听了不无惊诧和朗笑，玩笑说，你把一个大作家委屈了。我也隐隐感到，便盼着有一天能在西安最知名的百年名店“老孙家泡馍馆”招待一回，挽回小镇站吃的遗憾。这时候不仅公家有了列项的招待款，我个人的稿酬收入也水涨船高了，况且“老孙家”也得了刘华清题写的“天下第一碗”的真笔墨宝，店堂已是冬暖夏凉和细瓷雕花碗的现代化装备了，我在这儿招待过组团的兄弟省作家和单个来陕的作家朋友，却遗憾着刘恒。刘恒似乎不大走动，似乎除了一部一部引起不同凡响的作品之外，再没有其他逸事或作品之外的响动。我能获得的信息，都是他的作品所引发的话题。这样，刘恒在中国文坛的姿态，便在我心里形成了，让我无形中形成了敬重，不受年龄的限制。敬重不在年龄。
从1980年夏天初识于我的灞桥，街道边的一顿午餐，成为我们二十多年深刻的记忆。这期间，我和刘恒大约有两三次相遇，每当见面握手，便说到街头的那顿午餐，一碗牛ròu或羊ròu泡馍。以我推想，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也随着作家腰包的不断填充，大餐小餐中餐西餐乃至豪华宴会，他和我都经历过了。在他，起码我没听见对某一顿大餐的感受；在我，即使吃过什么稀罕饭菜，稀罕过后也就不稀罕了。灞桥街头的这一顿牛羊ròu泡馍，之所以让两个人经久不忘，我想在于这情景发生的年代1980年夏天，中国新的发展契机初露端倪时的一个标志xìng的年份，第一家私营饭馆在古镇灞桥张扬出来时的特有景观；另一因由在于这碗牛羊ròu泡馍，标记着那个年月的我的消费水平，自参加工作18年第一次涨薪，拿到45元月薪了，大约发表了10多篇小说，累计有1000多元的外快稿酬了，可以请本地和外埠的朋友吃一餐泡馍了；还有一点在于，蹲或站在街道上吃泡馍的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有点名气的作家，一个在北京，一个还在关中。这似乎才是造成记忆不泯的关键，作家微妙的生活感受；此前此后我陪过老朋友新相识包括乡村亲邻等都吃过，过后统忘记了；唯有作家不会忘记，我记着，刘恒也记着。
这回在北京饭店和刘恒握手，他开口便说起这顿牛羊ròu泡馍午餐。笑罢，我突然想到，这顿街边的午餐已成为一种情结，也成为一种警示，在我千万别弄出摆显“贵族”的嗲来，当下这种发“贵族”的嗲气小成气候。那样一来，刘恒可能再不说1980年夏天古镇灞桥的午餐，也不屑于和我握手了。
2006.11.29 二府庄
§§第三辑 文论对话
第60章 重新解读《家》，一个时代的标志写在巴金百岁华诞
比较清楚地记得是在1985年，我在报纸和刊物的阅读中，觅获到一个关于小说创作的新鲜理论，叫做“文化心理结构”。我竟然一下子被这个学说折服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是新时期以来文坛最活跃最富创造活力的一个时段，各种新鲜的新潮理论和种种前所未闻的主义的试验文本一浪迭过一浪，令人目不暇接。我之所以被“文化心理结构”说折服，完全是出于对自己创作状态的把握和反省。我那阵儿正兴趣十足地写作着中篇小说，正在探试着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新的张力的种种可能xìng，不可避免地苦恼着如何达到现实主义高层境界所规定的两个“典型”，即“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正好在我不无苦恼的探求过程里，提供了塑造人物的一条新的途径，即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去解析你要创造的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进而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心理秩序，达到揭示人物心理真实的艺术效果，xìng格的典型xìng才会成为可能。
我十分自然地用这个学说解读中国新文学的经典读本。从实际写作的意义上说，阿q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典型，恰是鲁迅洞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创造成功的一种令人惊骇的典型标本。即如短篇小说《风波》里的七斤，被剪掉辫子后的慌惶无着手足无措的行为，正是以辫子为表征的旧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所形成的超稳定xìng心理结构形态被颠覆了。鲁迅敏锐地抓住了一个民族发展史上划开两个时代的那个剪辫子的细节，堪为历史xìng细节。
我自然又联想到《家》。读这部小说时我刚刚从少年进入青年，尽管距小说出版的时间已经久远，尽管已经是新中国建国超过十年了，尽管高家深宅的生活气氛与我亲历的农家小院的生活相去甚远，我不仅没有感觉到隔膜，反而为高家三兄弟的情感历程折磨得揪心伤痛抑扬顿挫。《家》里的人物和故事，便成为至今仍然鲜活的记忆。不单是那种年龄里特有的记忆功能，同期阅读过的许多小说早已淡忘了。从已成定论的艺术评价上说，巴金创造出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高家深宅里老少两代主仆之间所经历所遭遇的故事，无疑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普遍xìng精神历程，自然会发生普遍而又深刻的社会呼应，以至几十年后的我在阅读时依然发生心理的直接冲击和完全切近的感受。
几十年后，我突然冒出重新解读《家》的探试xìng兴趣。书没有再读，记忆里的人物和情节的大致轮廓，正好作为新的透视和解析的疏朗框架。我看出了兄弟三人的xìng格差异，在于封建文化封建观念所形成的心理结构的差异上，在于各自心理结构的稳定xìng的差异上，在于接受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对原有的心理结构的平衡所产生的颠覆xìng的差异上。以同样的视角和同样的途径，我可以抵达高老爷子的心理结构形态所遭遇到的撞击所发生的颠覆。封建文化所奠定的封建道德观价值观，被“五四”新文化所倡扬的新道德观价值观革除取代的冲撞发生时，原有的心理结构形态面临着平衡的被打破以至被颠覆。被颠覆过程中的痛苦是必然的，我们可以用解放用革命这些词汇来概括，也可以用心理结构的除旧布新来形象化表述，实质上都是完成一个心理剥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民族完成精神和心理的复兴复壮的过程。这样，从创作的职业角度上，我感知到巴金把握人物塑造人物的“秘笈”。不管当年有无“心理结构”说，并不重要，巴金却早已用创作实践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过程。鲁迅亦然。也许这种关于小说创造中的人物“心理结构”说，正是从巴金、鲁迅等中外作家的杰出作品里归结出来的创作理论。这样，从文学的社会意义上说，《家》，便成为上世纪初处于新旧两个时代jiāo替过程的一个标志xìng作品，且不论它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层震撼，对那个时代的挑战和感召。从文学的视镜透视和研究中国人近百年来的精神心路历程时，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再次掀开小说《家》来。这就是文学的不朽。
我在重新解读前辈们的这些作品时，还惊讶一个小小的发现，鲁迅先生笔下的七斤剪辫子引发的慌惶无助，和巴老笔下的高家深宅大院父父子子所遭遇的痛苦和惶惑来自同一个渊源，即同一种文化同一种价值观道德观所织成的同一种心理结构形态。文化水准、职业、生存环境的差异是外在的，而心理结构的类同，决定着那个时代所有人进入心理剥离过程时的难以避免的痛苦。至今依然对我的写作具有启示，即不必把主要兴趣完全投入到诸如工人农民或其他什么身份的职业特xìng上，或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上，而是关注作为人的心理形态，这才是最具沟通各种职业各个阶层乃至各个种族心灵的东西。
巴金已经走过整整一个世纪。《家》等作品早已获得不朽。巴金也同样获得不朽。他把自己的智慧专注地投入艺术创作，以及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精神人格，肯定成为同样继续着文学创造活动的我们的楷模和警示碑。
2003.11.19于二府庄
第61章 你的句子已灿灿发亮
和王宜振结识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小伙子，都爱着文学，别无选择地都把习作稿投给《西安晚报》文艺副刊，和副刊编辑张月赓都成了朋友。我约略记得，和他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老张仅有一间屋子的家里。笑眯眯的，说话声音很绵软，这是第一次见面的印象。三十余年过去，我谢了顶，他的头顶上也空白闪亮，然而依旧是眯眯笑着，说话的声音依旧绵软。三十多年前我在报纸上看他写作的儿童作品，三十多年后他依然写着儿童题材的诗歌。诗集出过八本，国家级大奖获过六次，完全是一位影响深远的儿童文学大家了。我真是感慨而又感动。
我的感慨和感动在于一个人一生都在与孩子对话，都在感受着儿童心灵的妙音，都在专注地与那一双双天真烂漫纯洁无瑕的童稚的眼睛对视和jiāo流，聆听如竹笋拔节般活泼泼的生命旋律，这样的作家活到百岁，心灵也是一片童稚的纯净和鲜嫩。
只有具备一颗纯美圣洁的心地，才能和纯洁无瑕的童心发生共鸣；只有如圣母般的善意和爱心，才会得到灵敏的童心的呼应；只有满怀巨大的至诚的对生命的敬畏，才会张开想象的翅膀。小说创作需要想象，诗歌亦然，儿童诗歌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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