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4 章
，中国的大局大势是令人鼓舞的，小小的个人的尴尬终究会过去的。
我按我的职责抓着蔬菜生产和养猪，以及正在施工的一条灌渠工程。剑铭说他听到某些闲话，显然是传言，说他很不放心，又不摸虚实，便叫上李佩芝来看望我。我此时此刻的感动，远不是他给《陕西文艺》推荐稿子那种层面上的意蕴了。我感到了一种温暖。我充分感受到陷入尴尬之境时得到的温暖是何等珍贵的温暖。其实任何安慰或开脱的话都不必说，单是此时此地的这个行为就足以使我感到温暖了。我那一刻的感觉只有一点，在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上，有徐、李两位文学朋友还关心着我的兴亡，在感到温暖的同时，心里也涨起力量了。已经错过了机关吃饭时间，公社（乡）所在地连一家食堂也没有，只有一家供销合作社，我执意买下两斤点心，那一刻竟是打烂账的豪勇，决不能让两位送温暖的贵人饿肚子踩自行车运动几十里回城。今天的人也许以为矫情，需知那时候我月薪39元养着一家5口，平日里是捏着钢蹦儿过日子的，身上不名一文是正常状态。大约是这年冬天或次年（1978）早春，剑铭又约了西安几位文学朋友到我原下的家里。我当时刚刚接手家乡灞河河堤工程的副总指挥，难得有一个休假的礼拜，家庭经济也仍然维持在39元月薪的水平，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城里贵宾，就紧张就发窘了。倾其所有贮备，只能是一碟生萝卜丝作凉菜，一盘萝卜条和白菜烩熬的热菜，主食则是干面。朋友们都知道我的家境，来时就带着白酒，喝着谝着，倒也尽情尽xìng。那时候的社会主题和民间话语，都是笑骂“四人帮”，很自然地以各自的观察和猜测设想未来中国的可能xìng变化，时有争议。这些朋友在西安城里的某个角落，都有一个社会角色，工人，公园杂工，街道办干部等等，许多年来因为一个文学的共同兴趣联结在一起，此时最关注的当然是文艺政策放宽放松的尺码。放松放宽是共同的肯定的看法，而在尺码上却很难把握。这次聚会发生过一个细节，剑铭把一张稿酬汇款单据给我的农民夫人验示了，依此证明稿费要恢复了。无需解释的言下之意，稿酬一旦恢复，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了，这个家庭的困窘和拮据就会改善了。我隐约记得那张稿酬单上的汇款额不过十几块钱，那时却是一个令人目眩到不敢相信的数字。我也在心里盘算着，相当于当时增加三级工资的这笔“外快”，一旦注入家庭经济，我起码可以不让来访的朋友自带白酒了。
大约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决极“左”的文艺桎梏，真是让新老作家经历了一场历史xìng的大释放和大畅美！想到仅仅三四年前在原下老家聚会的时代，似乎跨越了从猿到人的漫长历程。我那时住在灞桥古镇上，反倒没有了吟哦灞桥如雪柳絮的怡情，更无法体验验证古人折柳相送的悲凄，我被扑面而来的大解放的生活潮流掀动着，把我的生活感受诉诸文字。我已经有一篇短篇小说获取全国奖。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刚刚印刷出来。我感觉自己已经进入生命的最佳轨道，即自幼倾情文学虽经受种种挫折而仍不能改移的这个兴趣。忽一日，剑铭来到我的住所，自然相见甚欢：闲聊中，剑铭说，咱们那一帮文学哥们中，你老哥这几年成绩最显著了。借着这个话头儿，我也说出我对他的一点建议来，减少或者不参与某些厂矿的文化活动和属于好人好事的报告文学写作，以便集中精力去写属于文学意义上的作品。我的这个意见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和原来那些如他称为哥们的文学朋友遇到一起时，哥们似乎都有点惋惜，按剑铭的才气和智慧，对于文学的敏锐和不俗的文学功底，对城市深刻的体验和个人经历的丰富，早就应该出大的创作成果了，早就应该是文学复兴最先跃上文坛的新星了。哥们常常带着遗憾议论，所能找到的原因便是我上述的那点事。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我渐渐形成一种个人戒律，不给别人开yào方，不对无论生人或熟人的写作说“你应该怎样又不应该怎样”的话。我此前也与剑铭多次相遇，都不敢说，今天终于说出来，最基本的一点，也是想到按他的天分和现有的文学装备，理应出大成果，便有遗憾和损失的心理。剑铭笑笑说，这一点自己早意识到了，只是心肠太软，架不住朋友的热情邀请，也不忍心让那些过去的工人朋友失望。
后来听一位年轻的业余作者说：“如果不是为扶持我们，徐老师的名气肯定比现在大多了！”我这才忽然明白：从文学解冻之初，剑铭就开始主持一个工人文学刊物，后来又到《西安晚报》当副刊编辑。依他的热诚与执著，这种“为人作嫁衣”的事业肯定耽误了他许多耕作“自留地”的时间和精力。我在为他惋惜的同时也就多了一份肃然。
前年某日，接到剑铭电话，说报社给他在沪河边上购得一套住宅，想约几位老朋友在新居一聚，庆祝乔迁之喜。我竟然很感动，最直接的感动就是我们在地理上的距离变得如此之近。我那时重新回到原下祖居的村子，不过是为了逃离太过逼近的生活的龌龊。这个年龄了，经历了冷暖冰火几十年的生活了，唯一不可含糊的生活信条，人给社会建树美好的能力总是相对的，而不能制造龌龊却是绝对的。我便在原下的灞河边上重新阅读和写作。剑铭住到原西的沪河边上安居乐业了，应该是距我最近的一位作家了。
猴年伊始，我到原上去给老舅拜年，回来路经剑铭沪河边上的住宅，喝一杯清茶，仍是一种素有的平淡、素有的踏实。剑铭的住房还宽敞，修饰得也不错，书房里挂着几年前由我写的“无梦书屋”的毛笔字，我看了颇觉别扭，吹牛说毛笔字已有进步，我要重写一幅，心里却潮起“历尽劫波兄弟在”的诗句来。剑铭告诉我，他已经写过一千万字的作品了。我并不惊诧，他的敏锐的才思勤奋的习惯呈现为快手，我是早就知晓的。他说他要出三本选集，诗歌、小说、散文各出一本，应是较大规模的一次专著出版，我也不惊讶，甚至以为早应该有这样规模的出版了。他拿出来一本“黄罗斌传”的长篇人物传记，才是令我震惊不已的事。黄罗斌为陕西蒲城县人，陕甘红色政权的创造者之一，上世纪60年代遭遇冤案，一生充满传奇xìng的超平常人想象的纷繁事件。无论解放前和解放后黄罗斌的全部生活历程，都与剑铭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然而剑铭写成了，并付诸出版了，包括传主眷属在内的各方都评价甚高。更令我惊奇到不可思议的事实，这部30余万字的作品，写作时间仅仅只有一个月。剑铭不动声色轻声慢语给我说：“我一天写一万字。”我听说过用电脑一天可以码出万字的事，年轻时的我也曾经有过在兴头上一天用钢笔写出万把字的事。然而剑铭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用钢笔以一万字的速度写完一部30余万字的长篇人物传记，而且一遍成稿，而且得到出版社编辑和传主眷属的高度评价，且不说我如何惊讶、感动和钦佩，起码日后不会因为谁的qiāng手之快吃惊了。
我约略知道，多年以来，剑铭写了大量的各行各业杰出人物的短篇纪实文学，主编了某些系统优秀人物的报告文学集子，既亲自出马采访写作，又兼以帮助修改整本书的稿件，不厌其烦，不拿架势，深得各家主管领导和作者的尊敬与爱戴。我较为确凿地知道一件事，是他主编陕西国防工业系统的一部报告文学集。我曾为这本书作序。在国防工业系统有那么多鲜为人知的无名英雄，我在阅读中不止一次热泪难抑，那本书里就有剑铭写作的九篇激情洋溢的文章。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这部英雄碑史式的报告文学集，只有一点想作以强调，即在剑铭以诗人的激情倾注那一个个无名英雄献身事业的文字时，他还被一桩冤案囚锁着。一个被冤案侮辱侵扰的作家，依然故我地对国防事业的英雄倾心纵情，展示的就不仅是一个人民作家的情怀，也应是对冤案制造者的一种凛然表白，一种无意的嘲讽。
剑铭告诉我，他手头还在写作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是三秦子弟立马中条（山）抗击日寇的气壮山河的群雕式作品。这样，在已经到来的猴年，剑铭将有两部长篇纪实作品和三部选集文本出版，当为盛事。一个作家，一年里有着如此丰硕的耕耘果实得以收获，还有什么事能比其更令人感到心灵与精神的慰藉和自信呢！剑铭属相为猴，今年满60了，这是怎样令自己也令朋友欢欣鼓舞的一个年轮哦！
我前年曾在一篇致剑铭的短信里写过这样一点感慨，相识相jiāo几十年了，他在城里，我在城郊，多则一年里有几次碰面聚首的机缘，少则一年也许难得相遇，既不是热爱到扎堆结伙，也不是互相提携你捧我吹。几十年过来，剑铭大约有两篇写到我的轶事的千字短文；我也只有前述的那封对他的一篇纪实作品读后感式点评的书信。然而我心里有个剑铭，或者说剑铭实实在在存储在心里，遇着机会见面，握一把手就觉得很坦然了。剑铭小我两岁，今年也年过花甲。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始终萦绕着一个小小的核儿，就是温情，就是友谊。热闹的人生与社会jiāo会的场面，过去了就如烟散了；生活演变中的浮沉起落，也终究要归于灰冷。作为朋友，能留下来永远在内心闪烁着温暖光焰的，除了真诚，什么都难以为继。
我便备觉荣幸，有剑铭为友。
2004.2.4于长安
第66章 关于《开坛》
参加这个会我本来就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是对这件事确实连个合格的观众都不够格。我多年以来就把握一点，我能说的话，还稍微懂点的话题我说，基本上不懂的事我就不说。包括中央电视台，几家省市台都约过我做一些节目，我都谢绝了。他们说我架子大不来，其实不是，因为讨论的话题我不懂。今天电视台领导在这儿，我把这个话说透，不是架子大，是不懂的就不能说，这是实事求是。我常看到电视上有些不大懂的人在那儿说些外行话，我就提醒我，不要做这种尴尬的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电视我确实不懂，但是因为是《开坛》做的节目，我跟《开坛》又发生过一些关系，先后做过两次还是三次节目，谈过一些话题，因为那些话题我还可以谈，所以我不能不来。更重要的一个心愿是想听听这些专家学者们关于电视的意见。我感觉今天下午起码达到这个目的了。听了前面四位专家学者谈的意见，我才深层地理解到做电视是多么难，尤其是专栏的节目，包括主持人的选择、修养等等，越加加重了我不敢在这儿说话的心理负担。为啥？因为电视确是一门大学问，外行真是不能随便胡说。但有一点，我跟陕西电视台的领导，包括《开坛》具体工作人员传达一个信息，是我的义务。
近几年来，我到全国各地应邀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比较多，东西南北都走了，所到之处人们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羊ròu泡馍如何，这是开玩笑的，还有兵马俑如何，下来再谈得近一点就是路遥如何，平凹如何，赵季平如何，吴天明如何，最近两年人们在这些被读者和观众关注的名牌之后，又加上一个《开坛》如何。可见《开坛》已经和羊ròu泡馍，和兵马俑，和赵季平、吴天明这些名牌一样，被全国人不敢说全部中国人，起码在文化层面上的人所关注。据说《开坛》是叫好不叫座，就是收视少一点。收视少这个要看怎么看，因为你不可能做到一个专栏拥有全部观众，就是收视面再宽也不可能占有全部，电视台设的各个专栏就是为了适应不同层面的人，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比如我那个小孙子，他闹的时候，突然电视上出现一个燕子，我说你看燕子出来了，赵薇，小孙子马上不闹了，看燕子去了。我们不能把《开坛》弄到这种地步，不同专栏各有各的意旨意趣，各有各的取向。13亿人组成太复杂，各种各样的人，单是文化人这个层面，按城市的白领阶级来算，为数已经相当不少，相当于欧洲中等国家一个国家的人数，能适应这些人的层面，如果搁到欧洲某一个国家就是全面覆盖了，多伟大呀。
再一个好像说经济效益，拉广告困难一点，我对这事也是外行，跟王渭林台长乱建议，如果广告差一点，他们再做努力，《华山论剑》我估计广告效益会好一点，不可能都做成《华山论剑》，如果在广告收益差一点的时候，把效益好的挪一点过来，把这个专栏支援一下，不要叫《开坛》这么高品位的节目，让他们奖金最少，这个不行，于心不忍。
另一点，对这个栏目的发展，看远一点，视野放宽一点，现在有的观众需要投其所好，比如有的爱热闹，爱看那些带有娱乐xìng质的东西。但电视台以及报纸等媒体，也应该引导，逐渐提升观众的欣赏品位，应该引向于文化，引向一些包括地理、天文、军事、文学、艺术的常识xìng东西，逐渐提升观众的素质。不然，咱们孩子现在说话都说的港腔。说话是那种腔，这个好像无伤大雅，港腔也是中国一方地域的方言腔调。但是心灵里和精神里，是否把兴趣弄得比较窄，也不说低级吧，起码把这个民族的兴奋点弄低了，兴奋点太低，欣赏的水平就不可能提高。这个趋势如果时间长了，多少年之后，就可能形成包括心理结构和精神结构上的挫伤。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下，保持一些人文品位比较高的栏目，对我们的未来，对我们一些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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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我的职责抓着蔬菜生产和养猪，以及正在施工的一条灌渠工程。剑铭说他听到某些闲话，显然是传言，说他很不放心，又不摸虚实，便叫上李佩芝来看望我。我此时此刻的感动，远不是他给《陕西文艺》推荐稿子那种层面上的意蕴了。我感到了一种温暖。我充分感受到陷入尴尬之境时得到的温暖是何等珍贵的温暖。其实任何安慰或开脱的话都不必说，单是此时此地的这个行为就足以使我感到温暖了。我那一刻的感觉只有一点，在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上，有徐、李两位文学朋友还关心着我的兴亡，在感到温暖的同时，心里也涨起力量了。已经错过了机关吃饭时间，公社（乡）所在地连一家食堂也没有，只有一家供销合作社，我执意买下两斤点心，那一刻竟是打烂账的豪勇，决不能让两位送温暖的贵人饿肚子踩自行车运动几十里回城。今天的人也许以为矫情，需知那时候我月薪39元养着一家5口，平日里是捏着钢蹦儿过日子的，身上不名一文是正常状态。大约是这年冬天或次年（1978）早春，剑铭又约了西安几位文学朋友到我原下的家里。我当时刚刚接手家乡灞河河堤工程的副总指挥，难得有一个休假的礼拜，家庭经济也仍然维持在39元月薪的水平，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城里贵宾，就紧张就发窘了。倾其所有贮备，只能是一碟生萝卜丝作凉菜，一盘萝卜条和白菜烩熬的热菜，主食则是干面。朋友们都知道我的家境，来时就带着白酒，喝着谝着，倒也尽情尽xìng。那时候的社会主题和民间话语，都是笑骂“四人帮”，很自然地以各自的观察和猜测设想未来中国的可能xìng变化，时有争议。这些朋友在西安城里的某个角落，都有一个社会角色，工人，公园杂工，街道办干部等等，许多年来因为一个文学的共同兴趣联结在一起，此时最关注的当然是文艺政策放宽放松的尺码。放松放宽是共同的肯定的看法，而在尺码上却很难把握。这次聚会发生过一个细节，剑铭把一张稿酬汇款单据给我的农民夫人验示了，依此证明稿费要恢复了。无需解释的言下之意，稿酬一旦恢复，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了，这个家庭的困窘和拮据就会改善了。我隐约记得那张稿酬单上的汇款额不过十几块钱，那时却是一个令人目眩到不敢相信的数字。我也在心里盘算着，相当于当时增加三级工资的这笔“外快”，一旦注入家庭经济，我起码可以不让来访的朋友自带白酒了。
大约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决极“左”的文艺桎梏，真是让新老作家经历了一场历史xìng的大释放和大畅美！想到仅仅三四年前在原下老家聚会的时代，似乎跨越了从猿到人的漫长历程。我那时住在灞桥古镇上，反倒没有了吟哦灞桥如雪柳絮的怡情，更无法体验验证古人折柳相送的悲凄，我被扑面而来的大解放的生活潮流掀动着，把我的生活感受诉诸文字。我已经有一篇短篇小说获取全国奖。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刚刚印刷出来。我感觉自己已经进入生命的最佳轨道，即自幼倾情文学虽经受种种挫折而仍不能改移的这个兴趣。忽一日，剑铭来到我的住所，自然相见甚欢：闲聊中，剑铭说，咱们那一帮文学哥们中，你老哥这几年成绩最显著了。借着这个话头儿，我也说出我对他的一点建议来，减少或者不参与某些厂矿的文化活动和属于好人好事的报告文学写作，以便集中精力去写属于文学意义上的作品。我的这个意见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和原来那些如他称为哥们的文学朋友遇到一起时，哥们似乎都有点惋惜，按剑铭的才气和智慧，对于文学的敏锐和不俗的文学功底，对城市深刻的体验和个人经历的丰富，早就应该出大的创作成果了，早就应该是文学复兴最先跃上文坛的新星了。哥们常常带着遗憾议论，所能找到的原因便是我上述的那点事。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我渐渐形成一种个人戒律，不给别人开yào方，不对无论生人或熟人的写作说“你应该怎样又不应该怎样”的话。我此前也与剑铭多次相遇，都不敢说，今天终于说出来，最基本的一点，也是想到按他的天分和现有的文学装备，理应出大成果，便有遗憾和损失的心理。剑铭笑笑说，这一点自己早意识到了，只是心肠太软，架不住朋友的热情邀请，也不忍心让那些过去的工人朋友失望。
后来听一位年轻的业余作者说：“如果不是为扶持我们，徐老师的名气肯定比现在大多了！”我这才忽然明白：从文学解冻之初，剑铭就开始主持一个工人文学刊物，后来又到《西安晚报》当副刊编辑。依他的热诚与执著，这种“为人作嫁衣”的事业肯定耽误了他许多耕作“自留地”的时间和精力。我在为他惋惜的同时也就多了一份肃然。
前年某日，接到剑铭电话，说报社给他在沪河边上购得一套住宅，想约几位老朋友在新居一聚，庆祝乔迁之喜。我竟然很感动，最直接的感动就是我们在地理上的距离变得如此之近。我那时重新回到原下祖居的村子，不过是为了逃离太过逼近的生活的龌龊。这个年龄了，经历了冷暖冰火几十年的生活了，唯一不可含糊的生活信条，人给社会建树美好的能力总是相对的，而不能制造龌龊却是绝对的。我便在原下的灞河边上重新阅读和写作。剑铭住到原西的沪河边上安居乐业了，应该是距我最近的一位作家了。
猴年伊始，我到原上去给老舅拜年，回来路经剑铭沪河边上的住宅，喝一杯清茶，仍是一种素有的平淡、素有的踏实。剑铭的住房还宽敞，修饰得也不错，书房里挂着几年前由我写的“无梦书屋”的毛笔字，我看了颇觉别扭，吹牛说毛笔字已有进步，我要重写一幅，心里却潮起“历尽劫波兄弟在”的诗句来。剑铭告诉我，他已经写过一千万字的作品了。我并不惊诧，他的敏锐的才思勤奋的习惯呈现为快手，我是早就知晓的。他说他要出三本选集，诗歌、小说、散文各出一本，应是较大规模的一次专著出版，我也不惊讶，甚至以为早应该有这样规模的出版了。他拿出来一本“黄罗斌传”的长篇人物传记，才是令我震惊不已的事。黄罗斌为陕西蒲城县人，陕甘红色政权的创造者之一，上世纪60年代遭遇冤案，一生充满传奇xìng的超平常人想象的纷繁事件。无论解放前和解放后黄罗斌的全部生活历程，都与剑铭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然而剑铭写成了，并付诸出版了，包括传主眷属在内的各方都评价甚高。更令我惊奇到不可思议的事实，这部30余万字的作品，写作时间仅仅只有一个月。剑铭不动声色轻声慢语给我说：“我一天写一万字。”我听说过用电脑一天可以码出万字的事，年轻时的我也曾经有过在兴头上一天用钢笔写出万把字的事。然而剑铭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用钢笔以一万字的速度写完一部30余万字的长篇人物传记，而且一遍成稿，而且得到出版社编辑和传主眷属的高度评价，且不说我如何惊讶、感动和钦佩，起码日后不会因为谁的qiāng手之快吃惊了。
我约略知道，多年以来，剑铭写了大量的各行各业杰出人物的短篇纪实文学，主编了某些系统优秀人物的报告文学集子，既亲自出马采访写作，又兼以帮助修改整本书的稿件，不厌其烦，不拿架势，深得各家主管领导和作者的尊敬与爱戴。我较为确凿地知道一件事，是他主编陕西国防工业系统的一部报告文学集。我曾为这本书作序。在国防工业系统有那么多鲜为人知的无名英雄，我在阅读中不止一次热泪难抑，那本书里就有剑铭写作的九篇激情洋溢的文章。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这部英雄碑史式的报告文学集，只有一点想作以强调，即在剑铭以诗人的激情倾注那一个个无名英雄献身事业的文字时，他还被一桩冤案囚锁着。一个被冤案侮辱侵扰的作家，依然故我地对国防事业的英雄倾心纵情，展示的就不仅是一个人民作家的情怀，也应是对冤案制造者的一种凛然表白，一种无意的嘲讽。
剑铭告诉我，他手头还在写作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是三秦子弟立马中条（山）抗击日寇的气壮山河的群雕式作品。这样，在已经到来的猴年，剑铭将有两部长篇纪实作品和三部选集文本出版，当为盛事。一个作家，一年里有着如此丰硕的耕耘果实得以收获，还有什么事能比其更令人感到心灵与精神的慰藉和自信呢！剑铭属相为猴，今年满60了，这是怎样令自己也令朋友欢欣鼓舞的一个年轮哦！
我前年曾在一篇致剑铭的短信里写过这样一点感慨，相识相jiāo几十年了，他在城里，我在城郊，多则一年里有几次碰面聚首的机缘，少则一年也许难得相遇，既不是热爱到扎堆结伙，也不是互相提携你捧我吹。几十年过来，剑铭大约有两篇写到我的轶事的千字短文；我也只有前述的那封对他的一篇纪实作品读后感式点评的书信。然而我心里有个剑铭，或者说剑铭实实在在存储在心里，遇着机会见面，握一把手就觉得很坦然了。剑铭小我两岁，今年也年过花甲。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始终萦绕着一个小小的核儿，就是温情，就是友谊。热闹的人生与社会jiāo会的场面，过去了就如烟散了；生活演变中的浮沉起落，也终究要归于灰冷。作为朋友，能留下来永远在内心闪烁着温暖光焰的，除了真诚，什么都难以为继。
我便备觉荣幸，有剑铭为友。
2004.2.4于长安
第66章 关于《开坛》
参加这个会我本来就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是对这件事确实连个合格的观众都不够格。我多年以来就把握一点，我能说的话，还稍微懂点的话题我说，基本上不懂的事我就不说。包括中央电视台，几家省市台都约过我做一些节目，我都谢绝了。他们说我架子大不来，其实不是，因为讨论的话题我不懂。今天电视台领导在这儿，我把这个话说透，不是架子大，是不懂的就不能说，这是实事求是。我常看到电视上有些不大懂的人在那儿说些外行话，我就提醒我，不要做这种尴尬的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电视我确实不懂，但是因为是《开坛》做的节目，我跟《开坛》又发生过一些关系，先后做过两次还是三次节目，谈过一些话题，因为那些话题我还可以谈，所以我不能不来。更重要的一个心愿是想听听这些专家学者们关于电视的意见。我感觉今天下午起码达到这个目的了。听了前面四位专家学者谈的意见，我才深层地理解到做电视是多么难，尤其是专栏的节目，包括主持人的选择、修养等等，越加加重了我不敢在这儿说话的心理负担。为啥？因为电视确是一门大学问，外行真是不能随便胡说。但有一点，我跟陕西电视台的领导，包括《开坛》具体工作人员传达一个信息，是我的义务。
近几年来，我到全国各地应邀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比较多，东西南北都走了，所到之处人们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羊ròu泡馍如何，这是开玩笑的，还有兵马俑如何，下来再谈得近一点就是路遥如何，平凹如何，赵季平如何，吴天明如何，最近两年人们在这些被读者和观众关注的名牌之后，又加上一个《开坛》如何。可见《开坛》已经和羊ròu泡馍，和兵马俑，和赵季平、吴天明这些名牌一样，被全国人不敢说全部中国人，起码在文化层面上的人所关注。据说《开坛》是叫好不叫座，就是收视少一点。收视少这个要看怎么看，因为你不可能做到一个专栏拥有全部观众，就是收视面再宽也不可能占有全部，电视台设的各个专栏就是为了适应不同层面的人，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比如我那个小孙子，他闹的时候，突然电视上出现一个燕子，我说你看燕子出来了，赵薇，小孙子马上不闹了，看燕子去了。我们不能把《开坛》弄到这种地步，不同专栏各有各的意旨意趣，各有各的取向。13亿人组成太复杂，各种各样的人，单是文化人这个层面，按城市的白领阶级来算，为数已经相当不少，相当于欧洲中等国家一个国家的人数，能适应这些人的层面，如果搁到欧洲某一个国家就是全面覆盖了，多伟大呀。
再一个好像说经济效益，拉广告困难一点，我对这事也是外行，跟王渭林台长乱建议，如果广告差一点，他们再做努力，《华山论剑》我估计广告效益会好一点，不可能都做成《华山论剑》，如果在广告收益差一点的时候，把效益好的挪一点过来，把这个专栏支援一下，不要叫《开坛》这么高品位的节目，让他们奖金最少，这个不行，于心不忍。
另一点，对这个栏目的发展，看远一点，视野放宽一点，现在有的观众需要投其所好，比如有的爱热闹，爱看那些带有娱乐xìng质的东西。但电视台以及报纸等媒体，也应该引导，逐渐提升观众的欣赏品位，应该引向于文化，引向一些包括地理、天文、军事、文学、艺术的常识xìng东西，逐渐提升观众的素质。不然，咱们孩子现在说话都说的港腔。说话是那种腔，这个好像无伤大雅，港腔也是中国一方地域的方言腔调。但是心灵里和精神里，是否把兴趣弄得比较窄，也不说低级吧，起码把这个民族的兴奋点弄低了，兴奋点太低，欣赏的水平就不可能提高。这个趋势如果时间长了，多少年之后，就可能形成包括心理结构和精神结构上的挫伤。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下，保持一些人文品位比较高的栏目，对我们的未来，对我们一些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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