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2 章

  事情还得从1974年说起。当时，美国经济正处在“滞胀”的困境里。南加利福尼亚商学院的教授阿瑟·拉弗和当时福特总统的白宫助理切尼在华盛顿一家餐馆共进午餐，为了使其明白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美国摆脱“滞胀”，拉弗即兴在餐巾纸上画了一条抛物线，浅显生动地给切尼讲明了减税的奥妙所在。一起赴宴的还有《华尔街日报》的副主编万尼斯基，他立刻将这一曲线在报纸上大加赞扬和宣传，“拉弗曲线”由此声名远扬，被戏称为“餐桌曲线”的“减税主张”博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并最终被后来的里根政府所采纳，其影响遍及欧美。拉弗也因之成为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受拉弗的减税理论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上许多国家持续实行减税政策，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沙特、马来西亚……众多国家纷纷推出减税方案，形成了世界xìng的减税浪潮。而统计资料显示，这些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并没有降低，反而呈现上升的态势。

  下面就是“拉弗曲线”。

  在图中，原点0处表示税率为0，此时政府没有税收收入；随着税率增加（由O-C-B的方向移动），税收收入呈现抛物线形的变化。当税率到达B点为100%时，社会将没有人愿意工作，所以也就没有税收收入了。拉弗曲线说明，当税率在横轴上超过C点时，税收对人们工作积极xìng的挫伤将大于其收入对积极xìng的提升，所以税收收入随着税率的提高而下降，由此图中的yīn影部分被称为“税率禁区”。当税率处于这个禁区时，只有通过降低税率才可以使得税收收入和国民产量同时增加。

  拉弗曲线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当税率低于某个水准时，会激发社会的工作热情，从而促进社会供给，政府的税收一同提升；当税率高于某个水准时，会降低工作热情，从而降低社会供给，政府税收也会跟着减少。由此可见，政府为了取得更多的税收收入，最佳方法不是提高税率，恰恰相反，而是减税。

  拉弗曲线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yù速则不达”的哲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违背这一客观规律，不按应有程序行事的例子却屡见不鲜。

  在某城市郊区有一条通往著名旅游区的高速公路，除了节假日和旅游旺季外，大多时间并不拥塞。高速公路两侧设有辅路，通行时主路收费，辅路免费。当人们从这里经过时，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主路上车辆风驰电掣，但却寥寥无几；而辅路上的客车、货车，甚至还有自行车、三轮车等，将整个辅路挤得水泄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然是为了节约走主路时的“过路费”。对于大多数百姓而言，为省钱而多花点时间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判断，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资源配置。

  首先，高速公路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资源闲置；其次，辅路上的车辆行驶缓慢，耽误了大量时间，这又必将使社会资源受到不小损失。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呢？自然是降低“过路费”。但是，现实中的情况往往是：经营高速公路的公司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和高速公路的经营成本等因素拒绝降价。经营者的思维就是，收费高自然收入高，就可以更早还清贷款乃至赢利。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政府还控制着收费，把过路费定得越高才越好。

  如果结合拉弗曲线，我们就会很快发现，“收费高收入高”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高速公路经营者们正处在拉弗曲线的“税率禁区”里。在这时，如果收费不沿B-C-O方向移动（降价），大多数司机都不会去走高速公路，经营者的总收入不但不会提高，还会降低。只有降价，车辆愿意走高速公路，总收入才可能增加。实际上，我国许多地方的高速公路运营，很长时间一直处于这种收费太高的不良状况中。结果不仅经营者难以为继，还造成了公众时间及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直到后来，经营者终于开始对高速公路的收费进行了调整，总体降低了收费标准，通过高速公路的车辆这才明显增加起来，辅路的通行状况也得到明显改善。当然，经营者们运用拉弗曲线，还可以确定高速公路过路费的最优费率。比如，调查驾驶员对过路费的接受程度，测算出收费每上升或者下降一元，选择高速公路的车辆所减少或者增加的百分比；测算收费降低后经营者减少的收入和车辆增加而提升的收入两者之间的差额等，就可以最终得出一个收入最大化的收费率水平，从而促成高速公路经营者与过路司机之间的双赢局面。

  提高税收能有效禁烟吗——香烟征税

  棱角分明的牛仔，深沉锐利的眼神，手臂上陆军标志的刺青，坚强豪爽的个xìng，一位实实在在的硬汉站在你的眼前。尤其是他嘴角叼着的那根香烟，更是让你鲜明地感受到这是一位充满冒险与开拓精神的英雄——这就是著名的“万宝路男人”。作为世界的烟草销售冠军，万宝路(Marlboro)在全球平均每分钟就有100万多支香烟在消费，创下了烟草销售的神话。

  然而，其中一位曾为万宝路香烟做过广告的好莱坞明星，最终却因为抽烟而英年早逝。死前他留给世人的一句话就是：“吸烟有害，而我就是最好的例子。”的确，烟草的成瘾特xìng，使它早已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多、危害最广的物质。其实，与dú品（如hǎi luò yīn）相比，除了一个是合法消费品，另一个是违禁品外，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质的不同，尤其是从物质依赖的角度看，二者更是如出一辙。烟草在全球盛行了两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人类才开始认识到烟草对人类的危害。吸烟产生的烟雾中含有许多致病物质，如烟碱、二氧化氮、氢氰酸、丙烯醛、砷、铅、汞等，其浓度远远超过工业许可值，对人群的危害甚至超过工业污染。吸烟，以及由此造成的被动吸烟可以导致多种心脑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甚至癌症。

  随着对香烟危害xìng的日益重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关于禁烟的立法，如禁止在公共场所抽烟，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等。作为一个拥有3.5亿烟民的“香烟超级大国”，我国也加强了禁烟工作，如从2008年5月1日超，北京市开始实施《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成为我国第一个把禁烟范围扩大到所有餐馆、办公室的城市，更有人大代表呼吁制定《公共场所禁烟法》，以便将烟草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禁烟法规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对香烟加以控制的，在此不予太多探讨。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又该如何对待禁烟呢？

  无论从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的方面看，吸烟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而言，都是成本大于产出。烟草销售固然能为国家提高税收，但是，这些收入永远弥补不了因烟害而导致的疾病、死亡、医疗费用等损失。因此，考虑经济上的成本与产出，也应该禁烟。而在市场层面，目前世界上常见的限制香烟的方法就是提高烟草的税率。的确，从理论上说，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就可以迫使经营者提高烟草价格，依照“价格上升则需求下降”的供求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香烟的消费者（烟民），从而实现控烟。

  实际上，自2005年2月27日，世界上第一个旨在限制全球烟草及其制品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40个国家生效后，全球的烟税水平正在迅速提高。以日本为例，在2006年7月l日前，日本的烟税水平为平均每支香烟7.89日元。此后，每支卷烟的烟税提高1日元，从而使得一盒20支装的香烟价格提高20-30日元。同时，日本政府还开始对游客携入境内的国外卷烟征收更高税额，即每盒此种卷烟的征税再增加20日元。与之相应，亚洲的其他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也都实行了各自的提高烟税的措施，使得香烟的销售价格提升，以便达到减少香烟消费、进而控制烟草的目的。过去，我国卷烟消费税一直实行按价计率征收，现在则实行从量与从价相结合的复合计税方法，即先按量计算，每5万支卷烟计征150元的定额税，再按现行卷烟实际调拨价计征消费税。因为增加了一道从量征税，卷烟税负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我国占市场份额较大的四、五类低档卷烟，税负增加尤其明显。

  那么，通过“提高征税”这把经济利器，是不是就一定能够降低香烟消耗、削减烟民队伍呢？就实际情况看，结果恐怕并没有那么乐观。

  虽然统计资料表明，的确有一些国家吸烟率得以下降，如美国在过去十年间，香烟价格提高了10%，吸烟率降低了3-5个百分点，但是更多国家的吸烟形势却是不升反降，禁烟效果并不明显。比如在我国，烟草制造业依然是我国税收贡献的第一大税源，甚至连年出现税利大幅增长，这一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提高税率恐怕并没有使我国烟民数量降低多少。那么，为什么高税率对香烟并没有取得明显的限制作用呢？

  首先，需要分析一下香烟这种商品的特点。前面提到，香烟有一种成瘾特xìng。尽管“吸烟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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