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1 章
取笑。我那时候最讨厌别人叫我“胖子”,一有小朋友叫就会翻脸。今天想来,真是难以置信地蛮不讲理,一个胖子被叫做“胖子”怎么竟然可以生气呢?我成年之后虽然脾气还是很不好,但是变得非常讲道理,典型的例子是常常自称“胖子”,多半在下意识里——除了装可爱——也是有补偿心理的。
我们那时玩儿的“跳木马”,其实是“跳人马”。大家轮流跑步跳过一个大致弯成木马形状的倒霉孩子的身体。该倒霉的孩子在每一轮跳跃结束后,就调整一下姿势,使“木马”变高一些,直到有人因为太高跳不过去,就成为下一个轮值的倒霉孩子。我虽然胖,但在胖子里却是身体非常灵活的一个异数,跳木马的时候成绩总是排在十几个孩子里的前三位,很少有机会做牛做马。领略过我跳木马的风采的小朋友们,背地里都曾心情复杂地说我是“飞猪”、“长翅膀的猪”。我为此喜怒参半地心里纠结了很多年,后来在录像厅里看到洪金宝的功夫片之后,就只剩生气了。
住在这个家的时候,一天凌晨我起来到院子里小便,在雪地上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那是一个大概有一米多长的脚印。更让人心惊ròu跳的是,透过篱笆墙的缝隙看过去,另外两个脚印分别在两边的邻居家院子里。我回到屋里躺下,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等到了家里人起床,我拉着他们到外面看时,那些脚印已经被厚厚的积雪彻底覆盖,几乎无法辨认了。现在想来,那次应该只是做了个梦。我要到近三十岁才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和那些因为基因和智力上的原因注定只能接受科学的达人不一样。我觉得我最终相信了科学,是有一些偶然因素的。其中一个不太严肃的原因是,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的人,我受够了那些鬼鬼神神总不肯大大方方地露面显灵,我生气了。
也许是基因上的缘故,我从小就胖,但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是非常缺油水的。我好像没有上一代人的那种关于饥饿的记忆,但是有很多关于肚子里缺油水的记忆。印象里总是要熬到过年的时候,才能放开肚子吃上几顿ròu。由于缺米,也经常吃土豆饭,那是一种一半大米加一半土豆煮成的饭。我一直都受不了熟萝卜的味道,所以后来看日本电视剧《阿信》里的那些人吃“萝卜饭”的时候,还庆幸过自己没生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些米,长辈们经常要主动吃更多的土豆。他们用饭勺在锅里努力地躲着大米盛土豆的画面我还记忆犹新。
孩子们耳濡目染,也学会了照顾比自己更小的孩子。有一次哥哥期末考试,母亲不知道到哪里弄到了两个鸡蛋煎了给他,但因为只有两个,就不许我吃。那时候流行的“现代迷信”是给考试的孩子吃一根油条加两个鸡蛋。我看着鸡蛋咽了半天口水,哥哥就背着母亲偷偷夹了一个给我。这类关爱的细节,和他小时候对我的残暴殴打一起,都令我终生难忘。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哥哥打我,都是因为我先惹他。我是一个注定下“拔舌地狱”的人,哥哥的嘴就比较笨,时不时地被我气急了就只能动手解决。有一次我惹毛了他之后拼命地跑,从院子冲进屋里躲到了父亲的书房,回手锁上了门。哥哥晚了一步,只好隔着门上的方块玻璃看着我喘粗气。我看看父母下班的时间快到了,就决定暂时不出来了,于是坦然隔着玻璃冲哥哥做鬼脸。哥哥当场崩溃,连工具都顾不上找,直接赤手空拳打碎了玻璃,拎着血淋淋的拳头进来把我做掉了。硬币的另一面是,在懂事之后,我又渐渐发现,当一个人择善固执的时候,这种欠揍找揍的滚刀ròuxìng格,可以很自然地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他要不是这样的一个王八蛋,他也坚持不了这么久”,我办网站的时候,对这一点感触尤深。
因为大米不够,所以家里经常要用其他的粗粮充主食,经常吃的就是玉米面煎饼和玉米面的面条。为了让家人咽下这些多年后被称为“健康食品”的劳什子,家庭主fù们发挥聪明才智,把它们料理得花样百出。但是在食用油和白糖这样的调味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的年代里,这种难为无米之炊的挣扎通常换来的都是不懂事的孩子们上了饭桌后残忍的反应:“妈,怎么今天又是玉米面啊?”
除了永远都吃不够的ròu之外,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就是水果罐头和麦rǔ精。在那时候,这些都是只有生重病的住院患者才有资格享用的奢侈品,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生重病的人显然都是没有什么胃口的。想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水果罐头和麦rǔ精(也许还有其他的好东西)都被那些吃不出什么味道的人吃掉了,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不诡异的。
因为有些回忆的细节拿不准了,所以我写作时给母亲打了几次电话,谈到缺衣少食的话题时,母亲的嗓门顿时提高了:“你可没赶上过缺吃的!你哥哥姐姐好像都赶上了苦日子,但是你没有,你一直都吃得很好!因为我后来去了食品公司上班,所以就连猪ròu,你也是经常吃的!我还经常从单位买内部处理的酱ròu给你们吃的。”
除非是赶上一个生活水准每况愈下的时代,否则每一代人好像都会觉得下一代吃的那一点点苦是微不足道的。母亲去了食品公司后,我们确实吃到了比一般人家多一些的猪ròu,但是我不提醒的话,她已经不记得了:那些每隔一个来月才能给全家人吃上一次的酱ròu,都是用病死的猪经高温消dú后做成的,这在今天应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了。而且所谓“经常吃”的猪ròu,也只是偶尔在炒青菜时,点缀一下而已。所以过节的时候,摆满了一桌子的青椒炒ròu片、韭菜炒ròu丝,总是一眨眼工夫,就全成了素菜了,就连技术上显然难以被轻松地这样cāo作的洋葱炒ròu末也是同样的下场。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渐渐发现饭后的剩菜里居然有ròu,于是大家感慨起来,觉得日子真的过得好一些了。
那时候有一个风靡全国的小人儿书(因为当时全国每年也就出那么几本书,所以好像所有的书籍都是风靡全国的)叫《七把叉》 ,讲述的是一个贫民窟长大的巴西苦孩子,天生大胃王,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后来参加吃货大赛成了明星,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最后在一次国际大赛中活活撑死了。我相信整整一代的营养不良少年,都曾经希望过自己能像七把叉那样,生得胃大,死得饱满。
我比同龄的大部分孩子看书要早一些。只看小人儿书的孩子们,习惯把没有图片全是文字的书籍叫做“大书”。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看过很多本“大书”了。我发现这能让我在学校里获得很多意外的满足感,比如女同学敬佩的目光,还常常伴随着悦耳的感慨:“罗永浩,你懂得可真多啊。”这种和阅读本身带来的快乐同样强大的力量,驱使我读书读得更勤快了。我这辈子做过的绝大多数看起来不错的选择,都不是完全被一个纯粹而又崇高的动机所驱使的:当我勤奋读书的时候,除了喜欢读书,我也知道这会换来一些现实的好处;当我择善固执和坚持原则的时候,除了清楚这是我希望坚持的,我也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好的名声和影响力;当我努力把事情做得漂亮又敞亮的时候,除了确实想把它做好,我也知道这会让很多人喜欢上我;当我对朋友够意思、对女朋友关心体贴的时候,除了我愿意这样,我也知道这会让他们受到感动……很惭愧,我从来都不是那种浑然天成、清澈纯净而又全无自知的zhēn rén。
因为买不起太多的书,我把家里能看的旧书都看完了之后,经常到父亲工作的县委机关图书室去借书看。负责借书的阿姨长得很清秀,不知道她是真喜欢我,还是因为她是父亲的属下,总之她对我很好,经常跟我开个玩笑之类的。可惜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卖弄小聪明,总忍不住要在大人面前抖个机灵的那种讨厌孩子。也许是因为我卖弄得太多,后来她见了我就不是很有兴趣跟我说话了。长大以后,我也见过一些像我小时候那样喜欢卖弄的孩子,感觉讨厌得不得了。由衷祝愿那些被我的童年折磨过的无辜的长辈们,在后来见不到我的岁月里,都能过得好一些。
回忆起少年时代,让我总想忏悔的另一件事情是,当我牙尖嘴利地修理那些跟我抬杠的男同学时,班里不懂事的女孩子们的傻笑每次都能激发我愚蠢的冲动。于是一场单纯美好、全无恶意的小孩子斗嘴活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通过侮辱朋友来讨好女生的兽行。我会永远为此感到羞愧,年轻不是理由,至少没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我见过很多没这么傻的小朋友。在意识到我的这种愚蠢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作为一个擅长逃避责任的文艺青年,我又把我小时候犯下的错归咎于那些没有判断力、只知道傻笑的女同学们,认定她们是“命运安排给我的yīn谋”,经常心中抱怨,总觉得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些傻姑娘,就断然不会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到了二十五六岁,我才想明白要求那时候的她们比那时候的我更懂事也是非常无耻的,这使得我人到中年回忆起青年时代,再一次羞愧不已。我希望类似的反省能使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少做一些晚年的时候想起来又要“一张老脸,涨得通红”的事情。
没过多久,县委机关的图书室里,我有兴趣看的书就所剩无几了。因为和龙县公共图书馆的一位负责人是父亲的旧识,所以父亲就让我去县图书馆找他借书看。去了几次之后的那个暑假,父亲的那个朋友让工作人员以后直接放我进书库自己挑选书籍。盛夏时节,一个人在巨大yīn凉的书库里自由自在地徜徉翻看,是我童年时期最幸福的几个回忆之一。
今天回想起来,大部分引起我最初对阅读的兴趣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糟粕,比如《杨家将》、《兴唐传》、《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等等。这些书籍里充斥着弱智的历史观和军事观(如果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就必须去借一把宝刀也算是军事活动的话),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封建迷信。那时候的大部分书籍,在前言里都会加上官方的八股说法:“由于时代的局限xìng,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撇开这种思想审查和控制的合理xìng不谈,这些观点今天有很多我都是同意的。我总觉得看着这样的垃圾长大,虽然不一定会让孩子们变傻,但在启发智力、引发思考的方面,多半是没什么好处的。希望后来的孩子们,能够在童年时期有更好的传奇故事和魔幻作品可以看。
我记得那时候看到的所有外国小说,也都会注明“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xìng,原著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我们进行了适当的删节和处理,以免对青年读者们产生误导……”。后来发展进步为“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xìng,原著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但相信广大读者能够自行甄别,所以我们没有进行删节和处理,希望大家阅读时注意……”。同一时期的社会进步还包括,“怎样用革命精神克服手yín恶习”的扯淡,经历了“手yín真的对身体有害吗”这一纳闷儿阶段后,最终演变成为大大方方的“医学专家黄教授认为:适当手yín对身体并没有危害”。再晚一些的时候,《知音》、《家庭》这类杂志上的婚姻爱情问答里,赵文革老师的忠告“切莫将身轻许人”也变成了“怎样开明地看待婚前xìng关系——与温曼丽博士一席谈”。
我这辈子上的第一个学校,是和龙县胜利小学。当时的和龙县城里,一共有四个小学,名字都很热情,分别叫做胜利、前进、建设、光明。
刚入学没多久,老师教导我们,早晨上学的时候,在门口、cāo场或是走廊上,总之除了教室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见到老师,要记得主动敬礼问好。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发现,如果见到老师的时候真的这么做了,就会被老师表扬,会被说成是“懂礼貌的好孩子”。于是很多孩子到了学校后不急着进教室看书,而是到老师可能出没的所有地方去巡逻,希望能“碰上”老师,这样就可以“顺便”敬礼了。开始的时候,我也兴致勃勃地在路上“遇到”过好几回老师,也相应地受到了几次表扬。我小时候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很喜欢老师夸我,但总觉得长期寻衅滋事般地找老师去敬礼是一种很别扭的行为。有时候几个孩子排着队“遇到”老师,争先恐后敬礼的时候,就感觉很像是传说中的拍马屁,所以后来就不太好意思再去了。
有一阵子学校里天天教“五讲四美三热爱”,我对这个“五讲”和“三热爱”没什么感觉,但对“四美”的印象就很深刻,因为我觉得我的同班同学里,凑巧有四个女孩子长得都很美。每次老师说“五讲四美”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把她们挨个念叨一遍。写到这里,我赫然发现,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起她们中的三个人的名字,而全班三十来个男同学的名字,却只能记起两个了,其中还有一个是因为跟某个名人重名才记住的。
我能记起来名字的女同学里,有两个是长得非常难看的胖姑娘。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她的名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几乎全班同学的小报告,她好像还是个什么班干部。另外的一个我记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我一个人的小报告,而且她也是我的同桌。那天的语文课上,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写信的时候,称呼要空两格写,不要顶格写。于是我举手站起来表示,这个说法和语文教科书上的不符,而且据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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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玩儿的“跳木马”,其实是“跳人马”。大家轮流跑步跳过一个大致弯成木马形状的倒霉孩子的身体。该倒霉的孩子在每一轮跳跃结束后,就调整一下姿势,使“木马”变高一些,直到有人因为太高跳不过去,就成为下一个轮值的倒霉孩子。我虽然胖,但在胖子里却是身体非常灵活的一个异数,跳木马的时候成绩总是排在十几个孩子里的前三位,很少有机会做牛做马。领略过我跳木马的风采的小朋友们,背地里都曾心情复杂地说我是“飞猪”、“长翅膀的猪”。我为此喜怒参半地心里纠结了很多年,后来在录像厅里看到洪金宝的功夫片之后,就只剩生气了。
住在这个家的时候,一天凌晨我起来到院子里小便,在雪地上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那是一个大概有一米多长的脚印。更让人心惊ròu跳的是,透过篱笆墙的缝隙看过去,另外两个脚印分别在两边的邻居家院子里。我回到屋里躺下,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等到了家里人起床,我拉着他们到外面看时,那些脚印已经被厚厚的积雪彻底覆盖,几乎无法辨认了。现在想来,那次应该只是做了个梦。我要到近三十岁才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和那些因为基因和智力上的原因注定只能接受科学的达人不一样。我觉得我最终相信了科学,是有一些偶然因素的。其中一个不太严肃的原因是,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的人,我受够了那些鬼鬼神神总不肯大大方方地露面显灵,我生气了。
也许是基因上的缘故,我从小就胖,但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是非常缺油水的。我好像没有上一代人的那种关于饥饿的记忆,但是有很多关于肚子里缺油水的记忆。印象里总是要熬到过年的时候,才能放开肚子吃上几顿ròu。由于缺米,也经常吃土豆饭,那是一种一半大米加一半土豆煮成的饭。我一直都受不了熟萝卜的味道,所以后来看日本电视剧《阿信》里的那些人吃“萝卜饭”的时候,还庆幸过自己没生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些米,长辈们经常要主动吃更多的土豆。他们用饭勺在锅里努力地躲着大米盛土豆的画面我还记忆犹新。
孩子们耳濡目染,也学会了照顾比自己更小的孩子。有一次哥哥期末考试,母亲不知道到哪里弄到了两个鸡蛋煎了给他,但因为只有两个,就不许我吃。那时候流行的“现代迷信”是给考试的孩子吃一根油条加两个鸡蛋。我看着鸡蛋咽了半天口水,哥哥就背着母亲偷偷夹了一个给我。这类关爱的细节,和他小时候对我的残暴殴打一起,都令我终生难忘。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哥哥打我,都是因为我先惹他。我是一个注定下“拔舌地狱”的人,哥哥的嘴就比较笨,时不时地被我气急了就只能动手解决。有一次我惹毛了他之后拼命地跑,从院子冲进屋里躲到了父亲的书房,回手锁上了门。哥哥晚了一步,只好隔着门上的方块玻璃看着我喘粗气。我看看父母下班的时间快到了,就决定暂时不出来了,于是坦然隔着玻璃冲哥哥做鬼脸。哥哥当场崩溃,连工具都顾不上找,直接赤手空拳打碎了玻璃,拎着血淋淋的拳头进来把我做掉了。硬币的另一面是,在懂事之后,我又渐渐发现,当一个人择善固执的时候,这种欠揍找揍的滚刀ròuxìng格,可以很自然地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他要不是这样的一个王八蛋,他也坚持不了这么久”,我办网站的时候,对这一点感触尤深。
因为大米不够,所以家里经常要用其他的粗粮充主食,经常吃的就是玉米面煎饼和玉米面的面条。为了让家人咽下这些多年后被称为“健康食品”的劳什子,家庭主fù们发挥聪明才智,把它们料理得花样百出。但是在食用油和白糖这样的调味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的年代里,这种难为无米之炊的挣扎通常换来的都是不懂事的孩子们上了饭桌后残忍的反应:“妈,怎么今天又是玉米面啊?”
除了永远都吃不够的ròu之外,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就是水果罐头和麦rǔ精。在那时候,这些都是只有生重病的住院患者才有资格享用的奢侈品,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生重病的人显然都是没有什么胃口的。想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水果罐头和麦rǔ精(也许还有其他的好东西)都被那些吃不出什么味道的人吃掉了,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不诡异的。
因为有些回忆的细节拿不准了,所以我写作时给母亲打了几次电话,谈到缺衣少食的话题时,母亲的嗓门顿时提高了:“你可没赶上过缺吃的!你哥哥姐姐好像都赶上了苦日子,但是你没有,你一直都吃得很好!因为我后来去了食品公司上班,所以就连猪ròu,你也是经常吃的!我还经常从单位买内部处理的酱ròu给你们吃的。”
除非是赶上一个生活水准每况愈下的时代,否则每一代人好像都会觉得下一代吃的那一点点苦是微不足道的。母亲去了食品公司后,我们确实吃到了比一般人家多一些的猪ròu,但是我不提醒的话,她已经不记得了:那些每隔一个来月才能给全家人吃上一次的酱ròu,都是用病死的猪经高温消dú后做成的,这在今天应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了。而且所谓“经常吃”的猪ròu,也只是偶尔在炒青菜时,点缀一下而已。所以过节的时候,摆满了一桌子的青椒炒ròu片、韭菜炒ròu丝,总是一眨眼工夫,就全成了素菜了,就连技术上显然难以被轻松地这样cāo作的洋葱炒ròu末也是同样的下场。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渐渐发现饭后的剩菜里居然有ròu,于是大家感慨起来,觉得日子真的过得好一些了。
那时候有一个风靡全国的小人儿书(因为当时全国每年也就出那么几本书,所以好像所有的书籍都是风靡全国的)叫《七把叉》 ,讲述的是一个贫民窟长大的巴西苦孩子,天生大胃王,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后来参加吃货大赛成了明星,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最后在一次国际大赛中活活撑死了。我相信整整一代的营养不良少年,都曾经希望过自己能像七把叉那样,生得胃大,死得饱满。
我比同龄的大部分孩子看书要早一些。只看小人儿书的孩子们,习惯把没有图片全是文字的书籍叫做“大书”。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看过很多本“大书”了。我发现这能让我在学校里获得很多意外的满足感,比如女同学敬佩的目光,还常常伴随着悦耳的感慨:“罗永浩,你懂得可真多啊。”这种和阅读本身带来的快乐同样强大的力量,驱使我读书读得更勤快了。我这辈子做过的绝大多数看起来不错的选择,都不是完全被一个纯粹而又崇高的动机所驱使的:当我勤奋读书的时候,除了喜欢读书,我也知道这会换来一些现实的好处;当我择善固执和坚持原则的时候,除了清楚这是我希望坚持的,我也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好的名声和影响力;当我努力把事情做得漂亮又敞亮的时候,除了确实想把它做好,我也知道这会让很多人喜欢上我;当我对朋友够意思、对女朋友关心体贴的时候,除了我愿意这样,我也知道这会让他们受到感动……很惭愧,我从来都不是那种浑然天成、清澈纯净而又全无自知的zhēn rén。
因为买不起太多的书,我把家里能看的旧书都看完了之后,经常到父亲工作的县委机关图书室去借书看。负责借书的阿姨长得很清秀,不知道她是真喜欢我,还是因为她是父亲的属下,总之她对我很好,经常跟我开个玩笑之类的。可惜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卖弄小聪明,总忍不住要在大人面前抖个机灵的那种讨厌孩子。也许是因为我卖弄得太多,后来她见了我就不是很有兴趣跟我说话了。长大以后,我也见过一些像我小时候那样喜欢卖弄的孩子,感觉讨厌得不得了。由衷祝愿那些被我的童年折磨过的无辜的长辈们,在后来见不到我的岁月里,都能过得好一些。
回忆起少年时代,让我总想忏悔的另一件事情是,当我牙尖嘴利地修理那些跟我抬杠的男同学时,班里不懂事的女孩子们的傻笑每次都能激发我愚蠢的冲动。于是一场单纯美好、全无恶意的小孩子斗嘴活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通过侮辱朋友来讨好女生的兽行。我会永远为此感到羞愧,年轻不是理由,至少没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我见过很多没这么傻的小朋友。在意识到我的这种愚蠢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作为一个擅长逃避责任的文艺青年,我又把我小时候犯下的错归咎于那些没有判断力、只知道傻笑的女同学们,认定她们是“命运安排给我的yīn谋”,经常心中抱怨,总觉得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些傻姑娘,就断然不会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到了二十五六岁,我才想明白要求那时候的她们比那时候的我更懂事也是非常无耻的,这使得我人到中年回忆起青年时代,再一次羞愧不已。我希望类似的反省能使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少做一些晚年的时候想起来又要“一张老脸,涨得通红”的事情。
没过多久,县委机关的图书室里,我有兴趣看的书就所剩无几了。因为和龙县公共图书馆的一位负责人是父亲的旧识,所以父亲就让我去县图书馆找他借书看。去了几次之后的那个暑假,父亲的那个朋友让工作人员以后直接放我进书库自己挑选书籍。盛夏时节,一个人在巨大yīn凉的书库里自由自在地徜徉翻看,是我童年时期最幸福的几个回忆之一。
今天回想起来,大部分引起我最初对阅读的兴趣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糟粕,比如《杨家将》、《兴唐传》、《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等等。这些书籍里充斥着弱智的历史观和军事观(如果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就必须去借一把宝刀也算是军事活动的话),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封建迷信。那时候的大部分书籍,在前言里都会加上官方的八股说法:“由于时代的局限xìng,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撇开这种思想审查和控制的合理xìng不谈,这些观点今天有很多我都是同意的。我总觉得看着这样的垃圾长大,虽然不一定会让孩子们变傻,但在启发智力、引发思考的方面,多半是没什么好处的。希望后来的孩子们,能够在童年时期有更好的传奇故事和魔幻作品可以看。
我记得那时候看到的所有外国小说,也都会注明“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xìng,原著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我们进行了适当的删节和处理,以免对青年读者们产生误导……”。后来发展进步为“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xìng,原著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但相信广大读者能够自行甄别,所以我们没有进行删节和处理,希望大家阅读时注意……”。同一时期的社会进步还包括,“怎样用革命精神克服手yín恶习”的扯淡,经历了“手yín真的对身体有害吗”这一纳闷儿阶段后,最终演变成为大大方方的“医学专家黄教授认为:适当手yín对身体并没有危害”。再晚一些的时候,《知音》、《家庭》这类杂志上的婚姻爱情问答里,赵文革老师的忠告“切莫将身轻许人”也变成了“怎样开明地看待婚前xìng关系——与温曼丽博士一席谈”。
我这辈子上的第一个学校,是和龙县胜利小学。当时的和龙县城里,一共有四个小学,名字都很热情,分别叫做胜利、前进、建设、光明。
刚入学没多久,老师教导我们,早晨上学的时候,在门口、cāo场或是走廊上,总之除了教室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见到老师,要记得主动敬礼问好。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发现,如果见到老师的时候真的这么做了,就会被老师表扬,会被说成是“懂礼貌的好孩子”。于是很多孩子到了学校后不急着进教室看书,而是到老师可能出没的所有地方去巡逻,希望能“碰上”老师,这样就可以“顺便”敬礼了。开始的时候,我也兴致勃勃地在路上“遇到”过好几回老师,也相应地受到了几次表扬。我小时候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很喜欢老师夸我,但总觉得长期寻衅滋事般地找老师去敬礼是一种很别扭的行为。有时候几个孩子排着队“遇到”老师,争先恐后敬礼的时候,就感觉很像是传说中的拍马屁,所以后来就不太好意思再去了。
有一阵子学校里天天教“五讲四美三热爱”,我对这个“五讲”和“三热爱”没什么感觉,但对“四美”的印象就很深刻,因为我觉得我的同班同学里,凑巧有四个女孩子长得都很美。每次老师说“五讲四美”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把她们挨个念叨一遍。写到这里,我赫然发现,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起她们中的三个人的名字,而全班三十来个男同学的名字,却只能记起两个了,其中还有一个是因为跟某个名人重名才记住的。
我能记起来名字的女同学里,有两个是长得非常难看的胖姑娘。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她的名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几乎全班同学的小报告,她好像还是个什么班干部。另外的一个我记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我一个人的小报告,而且她也是我的同桌。那天的语文课上,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写信的时候,称呼要空两格写,不要顶格写。于是我举手站起来表示,这个说法和语文教科书上的不符,而且据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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