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矛盾已经种下了,斗争不可避免,这是由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和权力斗争的规律决定的。在最高权力面前,所有的恩怨都不值一谈。吴用和晁盖上了梁山后,已明白所托非人,暗中留意能成大事的“大老板”,从吴用用计劫江州法场,大约他心中所许的“大老板”就是宋江。——吴用的立场改变,是宋江最大的胜利。“智多星”认可自己的领导地位,比起李逵动不动就叫着“打下东京,公明哥哥当皇帝”的忠心对宋江而言,有用得多。大家注意,宋江刚上梁山,公孙胜就提出回家养母,最后隐姓埋名,不与梁山人接触。这显然不因为他是出家人,生xìng淡泊可以解释的,如果这样他就不会参与劫生辰纲了。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在梁山上下庆贺队伍壮大之时,他和吴用两个聪明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一山二虎”的局面,权力斗争的激化迟早要来,要么像吴用那样及时转投宋江,而作为和晁盖一起起事的入云龙公孙胜,于心不忍,那么只有远离这个漩涡。
“文革”时全国掀起了揭批投降派宋江的热潮,千夫所指宋江在逐步架空晁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把晁盖和宋江之间的矛盾上升为路线斗争,也无不可。
宋江比晁盖,最可称道的就是他的“统战”路线。梁山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干什么的都有,如果仅仅保证出身贫苦者的话语权,那么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首先造反,也乐意造反的往往是这样的穷苦人。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队伍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军事单位,靠这帮人是不行的,必须扩大领导层,搞统一战线。在这点上,做过押司、官场和江湖规则都明白的宋江显然看得比晁盖更准。
随着秦明、呼延灼、柴进、花荣、黄信、徐宁、孙立等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上了梁山后,梁山的基本力量发生了成份变化,所谓的“队伍纯洁xìng”更是天方夜谭,这时调整梁山的基本路线是必须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数头领、能师出有名的最佳选择。如果说阮小五刚劫生辰纲时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只是底层人囿于传统文化的不自觉表现,后来宋江的选择就是梁山人为了求生存的自觉意识。
纵观整部《水浒》,梁山人从来没有并吞宇内、代替赵宋的雄心与能力。其原因是大宋朝比起其他朝代而言,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的人数增多,官府的赋税相当一部分出自商业、手工业、矿业,这和重农轻商的其他朝代不一样,因而官民矛盾、特别是普通农民和官府的矛盾较其他朝代并不特别突出,大宋主要的威胁是外地入侵。比起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包括南宋在内的整个宋代,除了宋江、方腊、王小波、杨么几次地方xìng造反外,没有席卷全国的大bào dòng。真正能给旧王朝雷霆一击的bào dòng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统治者已搞得民怨沸腾,用儒家的话来说,天命已经归于别人;一地起事,如秦末一样,天下便像点烟花bào竹一样,到处响应,让官军难以应付;起义的部队逐步掌握更多的资源,包括土地、可供后勤的百姓、杰出的人才等等。这几点,梁山人都不具备。康王南渡后,再能在东南建立新王朝并享国150年,说明大宋境内无隋末那种遍地狼烟的群众基础,而多是梁山这样的占据一地而不能席卷全国的反叛者。
晁、宋领导梁山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御战,是不得已的“反围剿”,很少有主动的进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袭。葬送一个王朝的起义必须有大规模反攻,难道梁山人就不想打下东京坐龙廷吗?只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个条件。宋江等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以招安为目标,以“忠义”为旗号,这是种现实的选择。所谓树忠义大旗,从来就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手段,哪个时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义?
而晁盖一直就是个没有个明确目标的造反者,乐于过着当一天强盗抢一天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这日子李逵这样的人愿意过,而越来越多如卢俊义这样不得已造反的人,不愿意一生都为草寇。随着梁山战略方针的调整,晁盖便成为一个摆设,一个因为首义而成就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随着宋江势力的崛起,也越来越没有用。
当朱元璋经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羽翼丰满后,就感觉到小明王这个傀儡已经不需要了,便派部将凿穿小明王的龙船,让其淹死并彻底消灭龙凤王朝的档案;杨秀清等人靠洪秀全装神弄鬼,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蛊惑众多老百姓跟他们紫荆山起事,到了南京天朝兵强马壮后,杨秀清就开始逼宫了。——这是造反集团难以改变的规律,晁盖若不意外阵亡,命运大抵也是这样。
梁山公司被收购
我曾在前文提到梁山在寻求招安的过程中,并非是上下同心,梁山内部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些头领对此深深地怀疑与担忧。其中有深刻了解朝廷行事原则的人,如林冲和卓有远见的李俊等;有天生喜欢干杀人放火、喜欢自己支配自己不喜欢公司改变经营方式的人,如李逵等;有些头领原是另一拨强盗的领导人,不得已和梁山合并,如鲁智深武松等等。
那么,除宋江几个人外,明确表示支持招安的并非占多数,为什么招安的基本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梁山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话,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司?它是如何经营的?它的高层职员乃至普通职员有没有股权?有多大的股权?
按照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梁山从宋江而下,都是干着用生命博取生存资源的买卖,他们用自己的身家xìng命投资,获取的收益也就是血酬。许多人上梁山之前,都是个体经营者,为复仇或为生存杀人放火,但摆摊设点的小商贩们,既要担心工商税务城管的骚扰,又降低不了经营成本,很难扩大规模,经营的风险很大,于是想起了几人合伙。便有了四处开花的小公司。周通和李忠合伙,鲁智深、武松、杨志、张青、孙二娘等合伙,史进和朱武、陈达、杨春合伙,李俊、李立合伙,童威、童猛合伙,燕顺、王英、郑天寿合伙,樊瑞、项充、李衮合伙。他们有的是兄弟搭档,有的是夫妻一起经营,有的是朋友合伙做买卖。普遍公司规模不大,那么产权也没必要那样明晰,尤其在草创阶段,大伙儿为了生存都拼命地干活,分红的时候不多,因此合伙者的矛盾并不突出。
在经营过程中,小公司发现自己的抗风险能力还是不行,短时间内也难以做强做大,必须和别的公司联合。那么被梁山这个大公司收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己公司被合并,原来的董事长总经理自然要丧失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因此稍稍有些规模的公司不到万不得已不走这一步,如鲁智深、杨志、武松他们,在青州知府慕容的咄咄逼人之势下,才投奔梁山以求自保;有的还不知天高地厚想吞并梁山,如总部设在芒砀山的樊瑞公司,两个公司一jiāo手,感觉到和梁山的规模、实力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于是决定干脆被梁山收购得了。
众山英雄归水泊以后,梁山这家公司规模越来越大,管理层急剧膨胀。经营方式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在梁山初期,可看作董事长为晁盖,总经理为宋江。高级职员主要是三个来源,原来王lún旧部,晁盖生辰纲那派人马,宋江流配江州一路收罗的。管理人数不多,晁董宋总的配合还算默契,两人矛盾没有显现出来,梁山的经营状况蒸蒸日上。晁盖死后,宋江集董事长、总经理两职于一身。梁山的生存、发展压力摆在了诸人的面前,当然承受最大压力的自然是宋江。
这家公司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彻底做大,将赵宋公司吞并,就如李逵所说的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长于权谋,善审时度势的宋江觉得自己没有吞并赵宋这个超级大公司的能力。二是一直独立经营下去,这也有一定的困难,一要应对朝廷的征剿,二要养活越来越多的公司职员,而且公司上下对分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固守于梁山,连李逵这个粗人也知道“鸟水泊”不是长呆的地方。梁山的后期一直为生存打拚,李逵这些只会大碗喝酒大块吃ròu的高级职员,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宋江几次主动出击,如攻打打大名府,除营救卢俊义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卢家富有,两个地方粮草充足。如果经营方式没有大的变化,长此以往公司规模必然萎缩直至被吞并,三是将公司做到一定的规模后,以合理的价格被更大的公司收购。
宋江上梁山之初,甚至在此之前就瞅准了最后一种经营模式。因此他在收罗那些体制内的小吏、军官时,总是用公司最后的宏伟目标打动他们:“你们在赵宋公司只是个普通的业务员,来咱这里给你一个部门经理当当。反正公司做大了还会让老赵家收购,你不来才是傻瓜。”晁盖一死,宋江刚刚代理董事长,便发表了自己的施政方针,为被收购做组织和舆论上的准备。首先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宣示了公司的经营宗旨,再对各位高级职员进行重新分工。如此条理分明,自然是宋江在当老二时日日深思的方案,因此金圣叹讽刺道:“如此十三章,岂是临时猝办之言?前书谦让,后书分拨,以深表宋江之权诈也。”
宋江一方面拼命地从赵宋公司里挖人,使更多的人认同自己的经营理念,减少被收购的内部阻力;二是利用梁山产权不清晰的特点,剥夺了大多数职员的话语权,推行自己的理念。
尽管梁山的董事会成员达到了一百单八员之多,但由于产权不明晰,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也不明确,最后由几个大股东说了算。直到梁山被招安,它还是个糊里糊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梁山归众兄弟们特别是一百单八人所有,但具体到每个人,究竟拥有多少股权却是笔糊涂账。就如一个村办企业,理论上是全村村民集体所有,但处置权往往在村党支书、村委会主任的手里。在晁盖上山之前,宋万、杜迁、朱贵等人已经在这里经营多时,这块地皮能不能折合股权,如果能折合的话,这三位超级元老不至于没一人进三十六天罡,他们开拓梁山之功在生前从来没得到承认,基本丧失了话语权;那些如二龙山、少华山的小公司合并前,烧了自家的山寨,收拾所掠夺的金银财宝,带领喽罗们来梁山,他们的本金如何计算?由于所谓的“义气”,他们带资入伙被当然地视为自己本钱的处置权jiāo给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宋江,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只有二龙山这个规模较大的公司原领导表现得最激烈:我靠,老子好不容易积累点血本,全拿来投到你这个公司,你倒好拿着咱的血本去寻求被老赵家收购,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直接找老赵家谈判呢?但宋江已经把董事会核心层的大多数人搞定了,像鲁智深、武松以及李逵也翻不起大浪来。
一百单八将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自由表达主张的权利,只能在董事会上被动地举起森林一般的手臂,那么众多的校尉、兵士的意见更不足论了,如果梁山能够民主到搞一个“全民投票表决”,梁山就不是梁山了。
于是,梁山公司按照宋江的安排,一步步寻求收购。宋老大和燕青等人化妆去找赵宋公司老总“二nǎi”李师师以及高级职员宿太尉,就是希望收购时出个好价钱;三败高太尉就是为了提升本公司的名望,显示本公司不俗的业绩,为谈判争取更有利的位置;扯圣旨偷御酒是因为最初收购方案出的价码太低。
应当说,赵宋公司给的收购条件并不算低,至少梁山作为一个独立的子公司还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没有拆分他们。但总公司不拆分他们是有所图的,让他们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开拓新市场,最后在强行吞并另一家民营公司——方腊时,本钱输得所剩无几了,这时候原公司的老总、副总只能被总公司任意处置了。——还是燕青等人聪明,拿着自己的红利,找个地方去养老。
这个结果宋江应该能想到,因为原来别的公司被梁山收购后,那些公司的老板照样被他夺去了发言权。“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规矩总是打破不了的,在朝廷和在江湖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编 赌生存的技巧
几人是干净的,几人是安全的
金庸的《shè雕英雄传》中,某次洪七公遇险,自己以为大限将至,把帮主的位置和打狗棒传给黄蓉后,告诉黄蓉就丐帮帮主大位时,这位衣着光鲜、家境优越、生活讲究的美娇娘可能忍受不了一种仪式——这仪式就是所有参加大会的乞丐人人向继任帮助吐一口唾沫。这种自唾其面,自污其身的仪式包含这个江湖中最大的帮会对自己位置的一种认知:帮主不管再牛,哪怕出身富户、武功盖世也是个叫花子头头,叫花子所承受的一切侮辱,帮主必须也有承受的诚意,否则就没有资格做帮主。这就是行规。
老鸨哪怕多少年已经不接客,但她和客人都知道自己原始积累阶段的所为,如果她再给别人大谈贞洁,只能叫人笑死。过去北京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是由顺天府尹租给皇帝的,每年开春皇帝要前来假摸假样地扶着犁、赶着牛耕一番地,显示以农立国,自己是天下农民的头头。而实际上,除了几个开国皇帝,恐怕大多数长于深宫的皇帝不知稼穑之难。但在政治场里,这样的“秀”是必要的,这种秀为了博取的是相关阶层人士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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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全国掀起了揭批投降派宋江的热潮,千夫所指宋江在逐步架空晁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把晁盖和宋江之间的矛盾上升为路线斗争,也无不可。
宋江比晁盖,最可称道的就是他的“统战”路线。梁山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干什么的都有,如果仅仅保证出身贫苦者的话语权,那么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首先造反,也乐意造反的往往是这样的穷苦人。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队伍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军事单位,靠这帮人是不行的,必须扩大领导层,搞统一战线。在这点上,做过押司、官场和江湖规则都明白的宋江显然看得比晁盖更准。
随着秦明、呼延灼、柴进、花荣、黄信、徐宁、孙立等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上了梁山后,梁山的基本力量发生了成份变化,所谓的“队伍纯洁xìng”更是天方夜谭,这时调整梁山的基本路线是必须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数头领、能师出有名的最佳选择。如果说阮小五刚劫生辰纲时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只是底层人囿于传统文化的不自觉表现,后来宋江的选择就是梁山人为了求生存的自觉意识。
纵观整部《水浒》,梁山人从来没有并吞宇内、代替赵宋的雄心与能力。其原因是大宋朝比起其他朝代而言,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的人数增多,官府的赋税相当一部分出自商业、手工业、矿业,这和重农轻商的其他朝代不一样,因而官民矛盾、特别是普通农民和官府的矛盾较其他朝代并不特别突出,大宋主要的威胁是外地入侵。比起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包括南宋在内的整个宋代,除了宋江、方腊、王小波、杨么几次地方xìng造反外,没有席卷全国的大bào dòng。真正能给旧王朝雷霆一击的bào dòng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统治者已搞得民怨沸腾,用儒家的话来说,天命已经归于别人;一地起事,如秦末一样,天下便像点烟花bào竹一样,到处响应,让官军难以应付;起义的部队逐步掌握更多的资源,包括土地、可供后勤的百姓、杰出的人才等等。这几点,梁山人都不具备。康王南渡后,再能在东南建立新王朝并享国150年,说明大宋境内无隋末那种遍地狼烟的群众基础,而多是梁山这样的占据一地而不能席卷全国的反叛者。
晁、宋领导梁山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御战,是不得已的“反围剿”,很少有主动的进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袭。葬送一个王朝的起义必须有大规模反攻,难道梁山人就不想打下东京坐龙廷吗?只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个条件。宋江等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以招安为目标,以“忠义”为旗号,这是种现实的选择。所谓树忠义大旗,从来就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手段,哪个时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义?
而晁盖一直就是个没有个明确目标的造反者,乐于过着当一天强盗抢一天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这日子李逵这样的人愿意过,而越来越多如卢俊义这样不得已造反的人,不愿意一生都为草寇。随着梁山战略方针的调整,晁盖便成为一个摆设,一个因为首义而成就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随着宋江势力的崛起,也越来越没有用。
当朱元璋经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羽翼丰满后,就感觉到小明王这个傀儡已经不需要了,便派部将凿穿小明王的龙船,让其淹死并彻底消灭龙凤王朝的档案;杨秀清等人靠洪秀全装神弄鬼,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蛊惑众多老百姓跟他们紫荆山起事,到了南京天朝兵强马壮后,杨秀清就开始逼宫了。——这是造反集团难以改变的规律,晁盖若不意外阵亡,命运大抵也是这样。
梁山公司被收购
我曾在前文提到梁山在寻求招安的过程中,并非是上下同心,梁山内部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些头领对此深深地怀疑与担忧。其中有深刻了解朝廷行事原则的人,如林冲和卓有远见的李俊等;有天生喜欢干杀人放火、喜欢自己支配自己不喜欢公司改变经营方式的人,如李逵等;有些头领原是另一拨强盗的领导人,不得已和梁山合并,如鲁智深武松等等。
那么,除宋江几个人外,明确表示支持招安的并非占多数,为什么招安的基本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梁山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话,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司?它是如何经营的?它的高层职员乃至普通职员有没有股权?有多大的股权?
按照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梁山从宋江而下,都是干着用生命博取生存资源的买卖,他们用自己的身家xìng命投资,获取的收益也就是血酬。许多人上梁山之前,都是个体经营者,为复仇或为生存杀人放火,但摆摊设点的小商贩们,既要担心工商税务城管的骚扰,又降低不了经营成本,很难扩大规模,经营的风险很大,于是想起了几人合伙。便有了四处开花的小公司。周通和李忠合伙,鲁智深、武松、杨志、张青、孙二娘等合伙,史进和朱武、陈达、杨春合伙,李俊、李立合伙,童威、童猛合伙,燕顺、王英、郑天寿合伙,樊瑞、项充、李衮合伙。他们有的是兄弟搭档,有的是夫妻一起经营,有的是朋友合伙做买卖。普遍公司规模不大,那么产权也没必要那样明晰,尤其在草创阶段,大伙儿为了生存都拼命地干活,分红的时候不多,因此合伙者的矛盾并不突出。
在经营过程中,小公司发现自己的抗风险能力还是不行,短时间内也难以做强做大,必须和别的公司联合。那么被梁山这个大公司收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己公司被合并,原来的董事长总经理自然要丧失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因此稍稍有些规模的公司不到万不得已不走这一步,如鲁智深、杨志、武松他们,在青州知府慕容的咄咄逼人之势下,才投奔梁山以求自保;有的还不知天高地厚想吞并梁山,如总部设在芒砀山的樊瑞公司,两个公司一jiāo手,感觉到和梁山的规模、实力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于是决定干脆被梁山收购得了。
众山英雄归水泊以后,梁山这家公司规模越来越大,管理层急剧膨胀。经营方式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在梁山初期,可看作董事长为晁盖,总经理为宋江。高级职员主要是三个来源,原来王lún旧部,晁盖生辰纲那派人马,宋江流配江州一路收罗的。管理人数不多,晁董宋总的配合还算默契,两人矛盾没有显现出来,梁山的经营状况蒸蒸日上。晁盖死后,宋江集董事长、总经理两职于一身。梁山的生存、发展压力摆在了诸人的面前,当然承受最大压力的自然是宋江。
这家公司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彻底做大,将赵宋公司吞并,就如李逵所说的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长于权谋,善审时度势的宋江觉得自己没有吞并赵宋这个超级大公司的能力。二是一直独立经营下去,这也有一定的困难,一要应对朝廷的征剿,二要养活越来越多的公司职员,而且公司上下对分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固守于梁山,连李逵这个粗人也知道“鸟水泊”不是长呆的地方。梁山的后期一直为生存打拚,李逵这些只会大碗喝酒大块吃ròu的高级职员,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宋江几次主动出击,如攻打打大名府,除营救卢俊义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卢家富有,两个地方粮草充足。如果经营方式没有大的变化,长此以往公司规模必然萎缩直至被吞并,三是将公司做到一定的规模后,以合理的价格被更大的公司收购。
宋江上梁山之初,甚至在此之前就瞅准了最后一种经营模式。因此他在收罗那些体制内的小吏、军官时,总是用公司最后的宏伟目标打动他们:“你们在赵宋公司只是个普通的业务员,来咱这里给你一个部门经理当当。反正公司做大了还会让老赵家收购,你不来才是傻瓜。”晁盖一死,宋江刚刚代理董事长,便发表了自己的施政方针,为被收购做组织和舆论上的准备。首先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宣示了公司的经营宗旨,再对各位高级职员进行重新分工。如此条理分明,自然是宋江在当老二时日日深思的方案,因此金圣叹讽刺道:“如此十三章,岂是临时猝办之言?前书谦让,后书分拨,以深表宋江之权诈也。”
宋江一方面拼命地从赵宋公司里挖人,使更多的人认同自己的经营理念,减少被收购的内部阻力;二是利用梁山产权不清晰的特点,剥夺了大多数职员的话语权,推行自己的理念。
尽管梁山的董事会成员达到了一百单八员之多,但由于产权不明晰,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也不明确,最后由几个大股东说了算。直到梁山被招安,它还是个糊里糊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梁山归众兄弟们特别是一百单八人所有,但具体到每个人,究竟拥有多少股权却是笔糊涂账。就如一个村办企业,理论上是全村村民集体所有,但处置权往往在村党支书、村委会主任的手里。在晁盖上山之前,宋万、杜迁、朱贵等人已经在这里经营多时,这块地皮能不能折合股权,如果能折合的话,这三位超级元老不至于没一人进三十六天罡,他们开拓梁山之功在生前从来没得到承认,基本丧失了话语权;那些如二龙山、少华山的小公司合并前,烧了自家的山寨,收拾所掠夺的金银财宝,带领喽罗们来梁山,他们的本金如何计算?由于所谓的“义气”,他们带资入伙被当然地视为自己本钱的处置权jiāo给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宋江,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只有二龙山这个规模较大的公司原领导表现得最激烈:我靠,老子好不容易积累点血本,全拿来投到你这个公司,你倒好拿着咱的血本去寻求被老赵家收购,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直接找老赵家谈判呢?但宋江已经把董事会核心层的大多数人搞定了,像鲁智深、武松以及李逵也翻不起大浪来。
一百单八将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自由表达主张的权利,只能在董事会上被动地举起森林一般的手臂,那么众多的校尉、兵士的意见更不足论了,如果梁山能够民主到搞一个“全民投票表决”,梁山就不是梁山了。
于是,梁山公司按照宋江的安排,一步步寻求收购。宋老大和燕青等人化妆去找赵宋公司老总“二nǎi”李师师以及高级职员宿太尉,就是希望收购时出个好价钱;三败高太尉就是为了提升本公司的名望,显示本公司不俗的业绩,为谈判争取更有利的位置;扯圣旨偷御酒是因为最初收购方案出的价码太低。
应当说,赵宋公司给的收购条件并不算低,至少梁山作为一个独立的子公司还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没有拆分他们。但总公司不拆分他们是有所图的,让他们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开拓新市场,最后在强行吞并另一家民营公司——方腊时,本钱输得所剩无几了,这时候原公司的老总、副总只能被总公司任意处置了。——还是燕青等人聪明,拿着自己的红利,找个地方去养老。
这个结果宋江应该能想到,因为原来别的公司被梁山收购后,那些公司的老板照样被他夺去了发言权。“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规矩总是打破不了的,在朝廷和在江湖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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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人是干净的,几人是安全的
金庸的《shè雕英雄传》中,某次洪七公遇险,自己以为大限将至,把帮主的位置和打狗棒传给黄蓉后,告诉黄蓉就丐帮帮主大位时,这位衣着光鲜、家境优越、生活讲究的美娇娘可能忍受不了一种仪式——这仪式就是所有参加大会的乞丐人人向继任帮助吐一口唾沫。这种自唾其面,自污其身的仪式包含这个江湖中最大的帮会对自己位置的一种认知:帮主不管再牛,哪怕出身富户、武功盖世也是个叫花子头头,叫花子所承受的一切侮辱,帮主必须也有承受的诚意,否则就没有资格做帮主。这就是行规。
老鸨哪怕多少年已经不接客,但她和客人都知道自己原始积累阶段的所为,如果她再给别人大谈贞洁,只能叫人笑死。过去北京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是由顺天府尹租给皇帝的,每年开春皇帝要前来假摸假样地扶着犁、赶着牛耕一番地,显示以农立国,自己是天下农民的头头。而实际上,除了几个开国皇帝,恐怕大多数长于深宫的皇帝不知稼穑之难。但在政治场里,这样的“秀”是必要的,这种秀为了博取的是相关阶层人士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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