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7 章
之人自呈破绽者。倪氏辑释引陈氏四书发明之言曰：“文公适
孙鉴书祝氏附录本卷端云：‘四书元本，则以鉴向得先公晚年绝笔所更定而
刊之兴国者为据。’”按此语：曰“元”，宗之也；曰“则以”、曰“所”、曰
“者”，别有指之辞也；曰“得”，则已失也。子明题祝本也如是，则是明明
谓祝本与子明所得之本不合矣，明明谓祝本非刊之兴国之本矣，明明谓祝本
非绝笔更定之本矣。朱子之家犹自失之而觅得之，况祝氏何从得乎？其不直
告以此非定本，必自有故，不可考矣。然其辞其意则显然也，而祝氏不达。
陈氏信祝本而载之于发明，而倪氏又述之于辑释，皆引之以为祝本重，亦未
达也。又何其并皆出于卤莽耶？而祝本之为非定本更可以决然矣。祝本如此，
则其相传以至于辑释，亦如此矣；辑释如此，则其脱胎于此之大全，亦如此
矣；大全如此，则从大全之坊本，亦如此矣。总之不知朱子改笔之所以然尔。
今取此段而细绎之，熟玩之，即其所以必改之旨有可得而窥见者。“人
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二句，浑括“天命之谓xìng，率xìng之谓道”二句，
不复分贴，以首节三句，原非三平列也。道从xìng命而来，xìng命从天而来。“修
道之谓教”，即道中之事，即天命中之事也。其不曰“xìng之所以为xìng”者，
以经义系于明吾人之有道，而不系于明xìng也。“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
道，圣人之所以为教”三句，一气追出“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
二句来，方纔略顿，使下文“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二句，直腾而上接也。“本于天而备于我”，与此章总注“本原出于天，实体
备于己”恰相针对，虽总注多“不可易”、“不可离”两层，然“不可易”即
“出于天”足言之耳，“不可离”即“备于己”足言之耳，非有添出也。即
此“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一句之中，亦已具有“不可易”、“不可离”之
意。xìng、道、教无一非不可易，无一非不可离也。次节经文，特从首节三句
中所蕴含之意抽出而显言之，使首次二节筋络相联耳。“学者知之，则其于
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此二句正为此节经文推原立言之所以然处，正
得子思吃紧启发后学心胸之旨。此节注要义在此，故下文“子思于此首发明
之”二句，十分有力。一部中庸，其使学者知所用力自不能已之意居其半也。
“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乃是勉励之辞。改本之精妙如此。若初本“知
己之有xìng”云云，尚觉粗浅而未及精深，况三平列，亦依文而失旨，虽似整
齐，而仍于第一句遗“命”字，于第三句遗“道”字，文亦未能尽依。董子
所谓“道之大原”云云，为知言则可矣；若引来证中庸此节，则为偏重“本
于天”意，而未及“备于我”意，则是仍未免遗却亲切一边意矣。定本与未
定本相较，虽皆朱子之笔，而尽善与未尽善县殊。朱子岂徒为好劳？岂乐人
之取其所舍而舍其所取耶？乃辑释反为引陈氏之言曰：“元本含蓄未尽，至
定本则尽发无余蕴。”是粗浅则得解而以为尽发，精深则不得解而以为含蓄，
似为无学。又引史氏之言曰：“‘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
矣’，不过称赞子思勉励学者之言，不复有所发明于经。”是以钩深致远之言，
仅视为称赞而勉励，似为无见。又引陈氏之言曰：“‘知己有xìng’六句，义理
贯通，造语莹洁，‘所以为人’三句，未见贯通之妙。至‘无一不本于天而
备于我’，其义方始贯耳。”是讨寻章句而仅乃用其批评帖括之笔，似为无知。
此所以缪从祝本，而致令圣经贤传传授心法之文，大儒毕生尽心力而为之以
成其至粹者，千百阙其一二，故曰不可不辨也。
“yù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一句，四书通曰：“初本‘必自慊’，后改作
‘一于善’。朱子尝曰：‘只是一个心，便是诚；纔有两，便自欺。’愚谓易
以阳为君子，yīn为小人，阳一而yīn二也。一则诚，二则不诚。改‘一于善’，
旨哉！”通之说如此，则“一于善”为定本无疑也。诚其意者，自修之首，
故提善字，以下文“致其知”句方有知为善以去恶之义，而此节后言致知先
言诚意，不比下节及第六章皆承致知来也。“一于”二字，有用其力之意，
正与第六章注“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恰相针对也。若作“必
自慊”，则终不如“一于善”之显豁而缜密也。改本之胜于初本又如此，而
辑释顾乃又引陈氏之言曰：“‘一于善’，不若‘必自慊’对‘毋自欺’，只以
传语释经文，尤为痛快该备。”夫传本释经，何劳挹注？以用传释经为快，
不如不注，而但读传文矣。圣经三纲领犹必言善，若注自修之首而不提善字，
何以反谓该备耶？“得于心而不失也”一句，四书通曰：“初改本云：‘行道
而有得于心。’后改本云：‘得于心而不失。’门人胡泳尝侍坐武夷亭，文公
手执扇一柄，谓泳曰：‘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复失之，如无此扇一般。’所以
解‘德’字用‘不失’字。”通之所引如此，则“不失”为最后定本无疑也。
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得字承上“为政”二字来。得于心者，心正也。
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天下正，所谓“正人之不正”
者，此也。不失者，兢兢业业，儆戒无虞，罔失法度也。不失，便是不已无
息也。若作“行道”，则上文既言“政之为言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则“得
于心”句正宜直接，而于此复加以“行道”二字，岂不赘乎？初本是“行道
而有得于身”，次改“身”作“心”而仍未去“行道”二字者，沿古注而未
能尽消镕耳。况不失，则道之行也自在其中而不待言矣。行道，则虽有得于
心而未见其必不失也。最后改本之胜于初次二本又如此，而辑释顾乃又引陈
氏之言曰：“此必非末后定本，终不如‘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精当。‘得于心
而不失’，得于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处，不必遽云不失。‘据于
德’注‘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道得于心而不失，乃是自‘据’字上说来。
况上文先云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若遽云不失，则失之急。大学序谓
‘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于心，参观之而祝氏定本为尤
信。”是又皆缪证。夫大学序之言躬行也，上有“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
弟，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
之文，下有“当世之人”之文，故其间不得不言躬行也。若为政以德，则其
所为者即其所以。所为所以，非有异时，何得多添“行道”二字于其闲乎？
“据于德”注之言行道也，经文上有“志于道”之文。“据于德”德字原根
道字来，故注德字不得不言行道也。若为政以德，德字即承政字来，何必增
“行道”二字，反似政在行道之外乎？中庸说到“不显惟德”，亦此德字，
何得谓方解德字，未到持守处耶？又引史氏之言曰：“定宇谓得于心者何物？
此说极是。大学释明德曰：‘所得乎天。’便见所得实处。今但曰得于心，而
不言所得之实，可乎？况不失为进德者言，为政以德是盛德，不失不足以言
之。”是又缪议。不失二字即得字而足言之也。为邦章注曰：“一日不谨则法
坏矣。”故必言不失以足之。岂盛德不可言不失耶？大学注谓“人之所得乎
天”，以见德非大人所独有；此节注不言行道，以见圣人之德所xìng而有，而
乃妄以为罅漏也而议之耶？故曰犹待辨也。
若夫诚意章注，坊本与定本合，固不待辨矣。然祝本有诸处不合定本，
而独于最后所改之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无殊。夫此，以年
谱考之，是在没前三日所改者也，何以祝本反得与之合耶？陈氏信祝本为定
本，以他本为未定本，而惟此无殊，陈氏亦自不解。即倪氏从陈氏，而倪氏
亦自不解。然此亦易解也。子明之题祝本也，即曰“向得先公晚年绝笔所更
定”，则晚年所更必不能缕述，而绝笔所更必为之述于此，以扬先人之精勤。
祝氏得此语，潜为改正，而秘其因题得改之由。自谓此本今而后人之见之者，
皆以为晚年绝笔所更定之本矣，于是但述所云“四书元本”以下二十六字，
示人谓此最后定本之证也。况朱子之疾，来问者众，殁前有改笔，及门必述
传一时，祝氏因得闻而窃改。若其余诸处，安得尽闻之而改之乎？此所以他
处多未定本，此处反得定本也。陈氏既不得其解，易年谱以就之。辑释引陈
氏之言曰：“‘yù其必自慊而无自欺也’一句，惟祝氏附录本如此，他本皆作
‘yù其一于善”。年谱谓：‘庆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诚意章句。甲子，公易
箦。’今观诚意章，则祝本与诸本无一字殊，惟此处有‘一于善’三字异，
是其绝笔改定在此三字也。”倪氏又不得其解，亦疑年谱。于辑释摘录年谱
而附其说于后曰：“鉴有晚年改本之说，愚考之年谱，无一语及晚年改本之
论，似为可疑。”信如陈氏倪氏之言，是年谱有讹文也。夫惟知信祝本，而
于其罅隙可疑之处，不能因疑生悟，而强断年谱之文为有讹，抑何愚乎！不
待辨者，窃更有所解如此，若不可不辨者甚多，不能尽记。
予有健忘之疾，恐尽忘而无以请正于先生朋友也，故姑取其尤要者记
焉。忠所学附考粗就，因命忠刻此以弁于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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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之兴国者为据。’”按此语：曰“元”，宗之也；曰“则以”、曰“所”、曰
“者”，别有指之辞也；曰“得”，则已失也。子明题祝本也如是，则是明明
谓祝本与子明所得之本不合矣，明明谓祝本非刊之兴国之本矣，明明谓祝本
非绝笔更定之本矣。朱子之家犹自失之而觅得之，况祝氏何从得乎？其不直
告以此非定本，必自有故，不可考矣。然其辞其意则显然也，而祝氏不达。
陈氏信祝本而载之于发明，而倪氏又述之于辑释，皆引之以为祝本重，亦未
达也。又何其并皆出于卤莽耶？而祝本之为非定本更可以决然矣。祝本如此，
则其相传以至于辑释，亦如此矣；辑释如此，则其脱胎于此之大全，亦如此
矣；大全如此，则从大全之坊本，亦如此矣。总之不知朱子改笔之所以然尔。
今取此段而细绎之，熟玩之，即其所以必改之旨有可得而窥见者。“人
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二句，浑括“天命之谓xìng，率xìng之谓道”二句，
不复分贴，以首节三句，原非三平列也。道从xìng命而来，xìng命从天而来。“修
道之谓教”，即道中之事，即天命中之事也。其不曰“xìng之所以为xìng”者，
以经义系于明吾人之有道，而不系于明xìng也。“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
道，圣人之所以为教”三句，一气追出“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
二句来，方纔略顿，使下文“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二句，直腾而上接也。“本于天而备于我”，与此章总注“本原出于天，实体
备于己”恰相针对，虽总注多“不可易”、“不可离”两层，然“不可易”即
“出于天”足言之耳，“不可离”即“备于己”足言之耳，非有添出也。即
此“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一句之中，亦已具有“不可易”、“不可离”之
意。xìng、道、教无一非不可易，无一非不可离也。次节经文，特从首节三句
中所蕴含之意抽出而显言之，使首次二节筋络相联耳。“学者知之，则其于
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此二句正为此节经文推原立言之所以然处，正
得子思吃紧启发后学心胸之旨。此节注要义在此，故下文“子思于此首发明
之”二句，十分有力。一部中庸，其使学者知所用力自不能已之意居其半也。
“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乃是勉励之辞。改本之精妙如此。若初本“知
己之有xìng”云云，尚觉粗浅而未及精深，况三平列，亦依文而失旨，虽似整
齐，而仍于第一句遗“命”字，于第三句遗“道”字，文亦未能尽依。董子
所谓“道之大原”云云，为知言则可矣；若引来证中庸此节，则为偏重“本
于天”意，而未及“备于我”意，则是仍未免遗却亲切一边意矣。定本与未
定本相较，虽皆朱子之笔，而尽善与未尽善县殊。朱子岂徒为好劳？岂乐人
之取其所舍而舍其所取耶？乃辑释反为引陈氏之言曰：“元本含蓄未尽，至
定本则尽发无余蕴。”是粗浅则得解而以为尽发，精深则不得解而以为含蓄，
似为无学。又引史氏之言曰：“‘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
矣’，不过称赞子思勉励学者之言，不复有所发明于经。”是以钩深致远之言，
仅视为称赞而勉励，似为无见。又引陈氏之言曰：“‘知己有xìng’六句，义理
贯通，造语莹洁，‘所以为人’三句，未见贯通之妙。至‘无一不本于天而
备于我’，其义方始贯耳。”是讨寻章句而仅乃用其批评帖括之笔，似为无知。
此所以缪从祝本，而致令圣经贤传传授心法之文，大儒毕生尽心力而为之以
成其至粹者，千百阙其一二，故曰不可不辨也。
“yù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一句，四书通曰：“初本‘必自慊’，后改作
‘一于善’。朱子尝曰：‘只是一个心，便是诚；纔有两，便自欺。’愚谓易
以阳为君子，yīn为小人，阳一而yīn二也。一则诚，二则不诚。改‘一于善’，
旨哉！”通之说如此，则“一于善”为定本无疑也。诚其意者，自修之首，
故提善字，以下文“致其知”句方有知为善以去恶之义，而此节后言致知先
言诚意，不比下节及第六章皆承致知来也。“一于”二字，有用其力之意，
正与第六章注“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恰相针对也。若作“必
自慊”，则终不如“一于善”之显豁而缜密也。改本之胜于初本又如此，而
辑释顾乃又引陈氏之言曰：“‘一于善’，不若‘必自慊’对‘毋自欺’，只以
传语释经文，尤为痛快该备。”夫传本释经，何劳挹注？以用传释经为快，
不如不注，而但读传文矣。圣经三纲领犹必言善，若注自修之首而不提善字，
何以反谓该备耶？“得于心而不失也”一句，四书通曰：“初改本云：‘行道
而有得于心。’后改本云：‘得于心而不失。’门人胡泳尝侍坐武夷亭，文公
手执扇一柄，谓泳曰：‘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复失之，如无此扇一般。’所以
解‘德’字用‘不失’字。”通之所引如此，则“不失”为最后定本无疑也。
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得字承上“为政”二字来。得于心者，心正也。
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天下正，所谓“正人之不正”
者，此也。不失者，兢兢业业，儆戒无虞，罔失法度也。不失，便是不已无
息也。若作“行道”，则上文既言“政之为言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则“得
于心”句正宜直接，而于此复加以“行道”二字，岂不赘乎？初本是“行道
而有得于身”，次改“身”作“心”而仍未去“行道”二字者，沿古注而未
能尽消镕耳。况不失，则道之行也自在其中而不待言矣。行道，则虽有得于
心而未见其必不失也。最后改本之胜于初次二本又如此，而辑释顾乃又引陈
氏之言曰：“此必非末后定本，终不如‘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精当。‘得于心
而不失’，得于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处，不必遽云不失。‘据于
德’注‘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道得于心而不失，乃是自‘据’字上说来。
况上文先云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若遽云不失，则失之急。大学序谓
‘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于心，参观之而祝氏定本为尤
信。”是又皆缪证。夫大学序之言躬行也，上有“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
弟，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
之文，下有“当世之人”之文，故其间不得不言躬行也。若为政以德，则其
所为者即其所以。所为所以，非有异时，何得多添“行道”二字于其闲乎？
“据于德”注之言行道也，经文上有“志于道”之文。“据于德”德字原根
道字来，故注德字不得不言行道也。若为政以德，德字即承政字来，何必增
“行道”二字，反似政在行道之外乎？中庸说到“不显惟德”，亦此德字，
何得谓方解德字，未到持守处耶？又引史氏之言曰：“定宇谓得于心者何物？
此说极是。大学释明德曰：‘所得乎天。’便见所得实处。今但曰得于心，而
不言所得之实，可乎？况不失为进德者言，为政以德是盛德，不失不足以言
之。”是又缪议。不失二字即得字而足言之也。为邦章注曰：“一日不谨则法
坏矣。”故必言不失以足之。岂盛德不可言不失耶？大学注谓“人之所得乎
天”，以见德非大人所独有；此节注不言行道，以见圣人之德所xìng而有，而
乃妄以为罅漏也而议之耶？故曰犹待辨也。
若夫诚意章注，坊本与定本合，固不待辨矣。然祝本有诸处不合定本，
而独于最后所改之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无殊。夫此，以年
谱考之，是在没前三日所改者也，何以祝本反得与之合耶？陈氏信祝本为定
本，以他本为未定本，而惟此无殊，陈氏亦自不解。即倪氏从陈氏，而倪氏
亦自不解。然此亦易解也。子明之题祝本也，即曰“向得先公晚年绝笔所更
定”，则晚年所更必不能缕述，而绝笔所更必为之述于此，以扬先人之精勤。
祝氏得此语，潜为改正，而秘其因题得改之由。自谓此本今而后人之见之者，
皆以为晚年绝笔所更定之本矣，于是但述所云“四书元本”以下二十六字，
示人谓此最后定本之证也。况朱子之疾，来问者众，殁前有改笔，及门必述
传一时，祝氏因得闻而窃改。若其余诸处，安得尽闻之而改之乎？此所以他
处多未定本，此处反得定本也。陈氏既不得其解，易年谱以就之。辑释引陈
氏之言曰：“‘yù其必自慊而无自欺也’一句，惟祝氏附录本如此，他本皆作
‘yù其一于善”。年谱谓：‘庆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诚意章句。甲子，公易
箦。’今观诚意章，则祝本与诸本无一字殊，惟此处有‘一于善’三字异，
是其绝笔改定在此三字也。”倪氏又不得其解，亦疑年谱。于辑释摘录年谱
而附其说于后曰：“鉴有晚年改本之说，愚考之年谱，无一语及晚年改本之
论，似为可疑。”信如陈氏倪氏之言，是年谱有讹文也。夫惟知信祝本，而
于其罅隙可疑之处，不能因疑生悟，而强断年谱之文为有讹，抑何愚乎！不
待辨者，窃更有所解如此，若不可不辨者甚多，不能尽记。
予有健忘之疾，恐尽忘而无以请正于先生朋友也，故姑取其尤要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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