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4 章
（孟森）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成祖入金川门，建文宫中火起，永乐间修实录，以为帝已焚死。明代无人信之，所传建文行循之书，不知凡几。而清修《明史》时，史馆中忽以建文焚死为定论，王鸿绪《史稿》创此说，而史本纪较作疑辞。盖当时馆中分两派，主修建文后纪者为邵远平，多数不谓然，乃以其稿私印行世，用钱谦益、李清之说。驳正《致身录》之伪作乃朱彝尊，世以为主建文焚死者为彝尊，其实彝尊特纠《致身录》之伪，其撰《建文本纪》独加以疑辞，不与《史稿》同意。今姑置明代野史所言不论，就即史及《明实录》等文证之。
史《建文纪》：“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种，越八日，壬申，葬之。”
此纪据《曝书亭集》，彝尊自言为所撰之稿。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即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狯者，主者之意，必yù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
至进《史稿》之王鸿绪，则不作疑词，且全书之首，冠以《史例议》一册，专论建文必已焚死者居其半，非但证其焚死，且若深有憾于建文，论其逊国之名，亦为有忝，虐杀宗藩，自早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何足言逊？鸿绪之意，力尊燕王而已。不知逊国之说，燕王所乐称，若不言逊国，则将谓帝本不逊而由燕王篡取之乎，抑竟能谓帝以罪伏诛乎？故鸿绪希时皆太过，转为纰缪。乃钱氏大昕作《万斯同传》，竟采此论入万先生传，谓先生之论如是，而后建文不出亡之论乃定。此钱氏误以《史稿》出万氏手，而以《史例议》为万氏所著也。其实《史稿》亦经鸿绪以意窜定，并非万氏原文，鸿绪进《史稿》时，亦未言及万氏，但直认为己之所作。至《史例议》中有云：“康熙五十九年，岁在庚子，亡友朱竹仲孙嫁翁携《竹文稿》见贻”云云。此语岂万氏所出，而可认《史例议》为万氏之说耶？此钱氏之疏也。故谓《建文本纪》为断定焚死，已非真相也。
史《姚广孝传》：“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yù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之，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如果成祖已得帝尸，何必系溥洽以求其踪迹？若谓溥洽造为其说，则应以妖言罪伏诛，何必假他事以久系之，至十六年而不决？清史馆中所倚仗言《致身录》为伪书者乃钱谦益，而谦益则言帝出亡，为帝削发者即溥洽。此当别有据。清修《明史》时已不免浑言之矣。兹录钱氏谦益《有学集》文如下：
《有学集建文年谱序》有云：“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灭于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宁有穷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年以还，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国难方新，遗种未殄，必剪灭此，而后即安，张天网以笼之，顿八以掩之，闭口捕舍，遁将何所？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yào灯之诅祝，剃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兴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处华夏，服事其圣子神孙，尚论其心事则懵如也，日月常鲜，琬琰如积，而文皇帝之心事，晦终古，此则可为痛苦者也。何言乎让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师，祸深喋血，让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凭仗祖德，依倚民怀，散亡可以收合，蛮夷可以煽动，卫世子之焚台，卫太子之诣阙，谁能之？让皇帝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倾动也，以神州赤县为孤竹之封，以休发坏衣为采yào之遁，耄逊遐荒，自此退耕于野；头陀乞食，岂曰糊口四方？由是而内治外攘，逾沙轶漠，高皇帝之基业安，祖宗之统绪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宁非让皇帝之所治乎？让皇帝之至德，媲诸泰伯其难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言之不尽矣。”以下言世传诸录之作伪非实，而作《建文年谱》之赵士亦不过排比诸录，yù传二百年未死之人心，非争竹帛之名等语。文繁不具录。盖建文之出亡为真，而诸录则伪，谦益之分辨了然也。
史《胡传》：“永乐元年，迁户科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安在。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至，急起召人，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宦官《郑和传》亦载此事。夫果成祖已确认火中之有帝尸，何以海内海外分途遍访，历二十余年，然后得一确息而释疑乎？来见时，已寝而起，急不能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对甚久，则必有建文确踪，并其无意于复国之真意，有以大白于成祖，而后不复踪迹。明年成祖亦崩。此皆史文之明在者，可以无疑也。
近日故宫发见乾隆四十二年重修《明史本纪》刻本，以前但于《乾隆朝东华录》中见四十二年五月丁丑谕旨：“所有《明史本纪》，并着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刘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并未见添修之本。岂料宫中竟有其书。《建文纪》末云：“棣遗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月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是正史早已改定，特未明诏颁行。改正原刻之殿本，今始传世耳。然又因以发见四库本之《明本纪》早用添修本，缘四库系写本，当时刻本未成，遂未行世。四库本人不易见，即有能读中秘书者，亦留心于外间所无之书，无人料《明史》之有异同，遂疑误至今，以为宫修正史，于明建文竟定为焚死，其实四库定本早已改定。盖至乾隆时朱三太子案相隔已远，无庸避忌，乾隆初告成之《明史》，尚是康熙间所修，故有此曲笔耳。此已论定疑案之一也。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己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时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lún序无以易之矣。此事当见于《太祖实录》中，预将诸王之生，明著其母，故永乐中将建文所修《太祖实录》改修两次，即系阑人此等文字。后修《永乐实录》则直云：“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标，次秦愍王，次晋恭王，次上，次周定王。”《明史稿例议》云：“《玉牒》诸书并同。当明时，诸家颇有异议，但为《实录》、《玉牒》所压，通人多不敢置信。”至修《明史》时亦仍之。《成祖本纪》云：“母孝慈高皇后。”与兴宗孝康皇帝即懿文太子。同。然于列传乃漏出两证，证成祖之非嫡出。
《黄子澄传》：“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剪燕羽翼也。’”此可证明燕王自与周王同母，并不与懿文太子同母。周王为燕王之羽翼，于建文帝较疏也。
又《太祖成穆孙贵妃传》：“位众妃上，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无子，命周王行慈母服三年，东宫诸王皆期，儒臣作孝慈录。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此事证明周王本身庶子，故可认他庶母为慈母，而为之服三年。周王既与燕王同母，即燕王亦庶出也。
潘柽章《国史考异》云：“《南京太常寺志》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潘氏引此志，尚未亲见神主，故《史例议》又力辟其妄。清末乃有李清之《三垣笔记》刊版，盖以前谓为禁书，只有李氏子孙所藏钞本，后禁网渐弛，然仍删节印行，至近年则更有足本出矣。《三垣笔记》中言北都破后，弘光复都南京，乃发旧太庙，妃神主具在，均如《南太常志》所云。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庙，一帝止有一后，继后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迁都定此制，以便抹杀生母，不留痕迹。夫因yù冒应嗣之名，而至没其所生之母，皆成祖之贪位而忍心害理者。以前为疑案，《明史》中纪传自相矛盾。自《三垣笔记》出而证《明南太常志》之文。此已论定疑案之二也。
（孟森）
宦官的专权
明朝的内治，差不多始终为宦官把持。太祖、成祖两朝，内治总算是清明的，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时，北弃大宁，南弃安南，对外的不竞，就从此开始了。英宗立，宠任了一个王振，一切妄作妄为，其结果，就弄出土木之变。从成祖建立东厂，叫宦官刺探外事，宦官有了司法之权。王振专权时，也派他的义子马顺，管理镇抚司。有和他反抗的人，就叫镇抚司捕治，所以朝臣都拿他无可如何。英宗回国以后，本没有再做皇帝的道理。却是当英宗北狩时，朝臣有主张迁都的，也有主张坚守京城的。侍讲徐有贞，便是主张迁都最力的人。英宗回来之后，不免心怀惭愧。战将石亭，守京城有功，也因赏薄怨望。景帝初立英宗的儿子见深为太子。后来把他废掉，立了自己的儿子见济。偏偏见济又不争气，死掉了。景帝就久不建储。
前四五四年(1)，景帝有病。徐有贞、石亨等和内监曹吉祥相结。以兵闯入宫中，迎接英宗复位。废景帝，复位王。徙之西内，不多时，就死了。是为“夺门之变”。徐有贞旋为石亨所排挤，贬谪而死。石亨曹吉祥都因谋反事泄，伏诛。英宗再做了皇帝。似乎他的行为，总应当改弦易辙了，却是依然昏聩。靠锦衣卫使门达逯杲做耳目石亨的反谋，系门达所举发。曹吉祥造反时，逯杲为其所杀。因此英宗格外信任锦衣卫，锦衣卫就广遣校尉，到各处去侦探事情。弄得敲诈官吏，诬害平民，天下大受其害。
前四四八年，英宗崩，宪宗立。诛门达。却又宠任了太监汪直。于东厂之外，另立西厂，派汪直领其事。缇骑四出，屡兴大狱；无赖校尉，布满民间。贻dú更不堪设想。前四三年，才诛汪直，罢西厂。然而所信任的，仍是太监梁芳、方士李孜省、和尚继晓等一班人。前四二五年，宪宗崩，孝宗立，才把这三个人杀掉。刘健、谢迁、李东阳、相继秉政。把先朝弊政，极力厘剔。天下翕然。在位十八年，政治总算是清明的。到孝宗崩，武宗立，就又闹得不成样子了。武宗宠任太监刘瑾，于东西厂之外，另立内厂。派刘瑾主其事。武宗坐朝时，不知什么人，投了一封匿名书于路旁，数瑾恶罪。瑾就矫诏召百官三百多人，都跪在午门外，加以诘责，至于半日之久，然后把他们都送到监里，其专横如此。前四二年，安化王，反于宁夏。遣都御史杨一清讨之。太监张永为监军。一清游说张永，回见武宗时，极言刘瑾的恶罪。武宗方才省悟，把刘瑾杀掉。又有个大同游击江彬，jiāo结了内监钱能的家奴，以蹴鞠侍帝。极言宣府、大同景物之美。于是武宗自称镇国公朱寿，出游宣府、大同，又从大同渡河，幸延绥，南至西安，由西安到太原。于是人心惶惶，谣言蜂起。宁王宸濠，乘机反于南昌。前三九三年陷南康、九江，东攻安庆。幸而王守仁起兵赣南攻其后，仅三十五日而平。总算是侥幸万分了。武宗却丝毫不知反省，反借亲征为名，到南京去游玩了一趟。平心论之，武宗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倘使不做皇帝，也不过是个败家子，无甚大害及于社会。要是处境困厄，或者还能养成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却是做了个皇帝，就把天下弄得如此其糟从古以来的皇帝，像这样的很多。这也可见得君主世袭制度的弊害了。
（吕思勉）
(1) 编者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该纪年方法是以1912年的民国元年为基准，在民国纪元之前的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为了保持文章原貌，编者未作改动。（1458年）
权臣和党祸
武宗崩后，世宗即位。世宗的xìng质，是偏于严刻的。即位之初，用杨廷和为大学士，厘革武宗时的弊政。天下翕然，颇有想望太平之意。旋因议尊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称孝宗为皇伯考，罢斥抗议的朝臣，而进用承顺意旨的张璁、桂萼。这件事，虽然没甚关系，然而从此以后，阿谀取容迎合意旨的人，就渐渐的得法起来。中叶以后，用严嵩为大学士。世宗颇好神仙，终日从事斋醮。一切政治，都置诸不问。又好以“明察自矜，果于刑戮”，就为杨嵩所利用，故意激怒了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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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成祖入金川门，建文宫中火起，永乐间修实录，以为帝已焚死。明代无人信之，所传建文行循之书，不知凡几。而清修《明史》时，史馆中忽以建文焚死为定论，王鸿绪《史稿》创此说，而史本纪较作疑辞。盖当时馆中分两派，主修建文后纪者为邵远平，多数不谓然，乃以其稿私印行世，用钱谦益、李清之说。驳正《致身录》之伪作乃朱彝尊，世以为主建文焚死者为彝尊，其实彝尊特纠《致身录》之伪，其撰《建文本纪》独加以疑辞，不与《史稿》同意。今姑置明代野史所言不论，就即史及《明实录》等文证之。
史《建文纪》：“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种，越八日，壬申，葬之。”
此纪据《曝书亭集》，彝尊自言为所撰之稿。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即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狯者，主者之意，必yù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
至进《史稿》之王鸿绪，则不作疑词，且全书之首，冠以《史例议》一册，专论建文必已焚死者居其半，非但证其焚死，且若深有憾于建文，论其逊国之名，亦为有忝，虐杀宗藩，自早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何足言逊？鸿绪之意，力尊燕王而已。不知逊国之说，燕王所乐称，若不言逊国，则将谓帝本不逊而由燕王篡取之乎，抑竟能谓帝以罪伏诛乎？故鸿绪希时皆太过，转为纰缪。乃钱氏大昕作《万斯同传》，竟采此论入万先生传，谓先生之论如是，而后建文不出亡之论乃定。此钱氏误以《史稿》出万氏手，而以《史例议》为万氏所著也。其实《史稿》亦经鸿绪以意窜定，并非万氏原文，鸿绪进《史稿》时，亦未言及万氏，但直认为己之所作。至《史例议》中有云：“康熙五十九年，岁在庚子，亡友朱竹仲孙嫁翁携《竹文稿》见贻”云云。此语岂万氏所出，而可认《史例议》为万氏之说耶？此钱氏之疏也。故谓《建文本纪》为断定焚死，已非真相也。
史《姚广孝传》：“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yù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之，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如果成祖已得帝尸，何必系溥洽以求其踪迹？若谓溥洽造为其说，则应以妖言罪伏诛，何必假他事以久系之，至十六年而不决？清史馆中所倚仗言《致身录》为伪书者乃钱谦益，而谦益则言帝出亡，为帝削发者即溥洽。此当别有据。清修《明史》时已不免浑言之矣。兹录钱氏谦益《有学集》文如下：
《有学集建文年谱序》有云：“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灭于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宁有穷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年以还，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国难方新，遗种未殄，必剪灭此，而后即安，张天网以笼之，顿八以掩之，闭口捕舍，遁将何所？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yào灯之诅祝，剃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兴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处华夏，服事其圣子神孙，尚论其心事则懵如也，日月常鲜，琬琰如积，而文皇帝之心事，晦终古，此则可为痛苦者也。何言乎让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师，祸深喋血，让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凭仗祖德，依倚民怀，散亡可以收合，蛮夷可以煽动，卫世子之焚台，卫太子之诣阙，谁能之？让皇帝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倾动也，以神州赤县为孤竹之封，以休发坏衣为采yào之遁，耄逊遐荒，自此退耕于野；头陀乞食，岂曰糊口四方？由是而内治外攘，逾沙轶漠，高皇帝之基业安，祖宗之统绪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宁非让皇帝之所治乎？让皇帝之至德，媲诸泰伯其难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言之不尽矣。”以下言世传诸录之作伪非实，而作《建文年谱》之赵士亦不过排比诸录，yù传二百年未死之人心，非争竹帛之名等语。文繁不具录。盖建文之出亡为真，而诸录则伪，谦益之分辨了然也。
史《胡传》：“永乐元年，迁户科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安在。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至，急起召人，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宦官《郑和传》亦载此事。夫果成祖已确认火中之有帝尸，何以海内海外分途遍访，历二十余年，然后得一确息而释疑乎？来见时，已寝而起，急不能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对甚久，则必有建文确踪，并其无意于复国之真意，有以大白于成祖，而后不复踪迹。明年成祖亦崩。此皆史文之明在者，可以无疑也。
近日故宫发见乾隆四十二年重修《明史本纪》刻本，以前但于《乾隆朝东华录》中见四十二年五月丁丑谕旨：“所有《明史本纪》，并着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刘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并未见添修之本。岂料宫中竟有其书。《建文纪》末云：“棣遗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月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是正史早已改定，特未明诏颁行。改正原刻之殿本，今始传世耳。然又因以发见四库本之《明本纪》早用添修本，缘四库系写本，当时刻本未成，遂未行世。四库本人不易见，即有能读中秘书者，亦留心于外间所无之书，无人料《明史》之有异同，遂疑误至今，以为宫修正史，于明建文竟定为焚死，其实四库定本早已改定。盖至乾隆时朱三太子案相隔已远，无庸避忌，乾隆初告成之《明史》，尚是康熙间所修，故有此曲笔耳。此已论定疑案之一也。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己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时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lún序无以易之矣。此事当见于《太祖实录》中，预将诸王之生，明著其母，故永乐中将建文所修《太祖实录》改修两次，即系阑人此等文字。后修《永乐实录》则直云：“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标，次秦愍王，次晋恭王，次上，次周定王。”《明史稿例议》云：“《玉牒》诸书并同。当明时，诸家颇有异议，但为《实录》、《玉牒》所压，通人多不敢置信。”至修《明史》时亦仍之。《成祖本纪》云：“母孝慈高皇后。”与兴宗孝康皇帝即懿文太子。同。然于列传乃漏出两证，证成祖之非嫡出。
《黄子澄传》：“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剪燕羽翼也。’”此可证明燕王自与周王同母，并不与懿文太子同母。周王为燕王之羽翼，于建文帝较疏也。
又《太祖成穆孙贵妃传》：“位众妃上，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无子，命周王行慈母服三年，东宫诸王皆期，儒臣作孝慈录。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此事证明周王本身庶子，故可认他庶母为慈母，而为之服三年。周王既与燕王同母，即燕王亦庶出也。
潘柽章《国史考异》云：“《南京太常寺志》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潘氏引此志，尚未亲见神主，故《史例议》又力辟其妄。清末乃有李清之《三垣笔记》刊版，盖以前谓为禁书，只有李氏子孙所藏钞本，后禁网渐弛，然仍删节印行，至近年则更有足本出矣。《三垣笔记》中言北都破后，弘光复都南京，乃发旧太庙，妃神主具在，均如《南太常志》所云。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庙，一帝止有一后，继后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迁都定此制，以便抹杀生母，不留痕迹。夫因yù冒应嗣之名，而至没其所生之母，皆成祖之贪位而忍心害理者。以前为疑案，《明史》中纪传自相矛盾。自《三垣笔记》出而证《明南太常志》之文。此已论定疑案之二也。
（孟森）
宦官的专权
明朝的内治，差不多始终为宦官把持。太祖、成祖两朝，内治总算是清明的，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时，北弃大宁，南弃安南，对外的不竞，就从此开始了。英宗立，宠任了一个王振，一切妄作妄为，其结果，就弄出土木之变。从成祖建立东厂，叫宦官刺探外事，宦官有了司法之权。王振专权时，也派他的义子马顺，管理镇抚司。有和他反抗的人，就叫镇抚司捕治，所以朝臣都拿他无可如何。英宗回国以后，本没有再做皇帝的道理。却是当英宗北狩时，朝臣有主张迁都的，也有主张坚守京城的。侍讲徐有贞，便是主张迁都最力的人。英宗回来之后，不免心怀惭愧。战将石亭，守京城有功，也因赏薄怨望。景帝初立英宗的儿子见深为太子。后来把他废掉，立了自己的儿子见济。偏偏见济又不争气，死掉了。景帝就久不建储。
前四五四年(1)，景帝有病。徐有贞、石亨等和内监曹吉祥相结。以兵闯入宫中，迎接英宗复位。废景帝，复位王。徙之西内，不多时，就死了。是为“夺门之变”。徐有贞旋为石亨所排挤，贬谪而死。石亨曹吉祥都因谋反事泄，伏诛。英宗再做了皇帝。似乎他的行为，总应当改弦易辙了，却是依然昏聩。靠锦衣卫使门达逯杲做耳目石亨的反谋，系门达所举发。曹吉祥造反时，逯杲为其所杀。因此英宗格外信任锦衣卫，锦衣卫就广遣校尉，到各处去侦探事情。弄得敲诈官吏，诬害平民，天下大受其害。
前四四八年，英宗崩，宪宗立。诛门达。却又宠任了太监汪直。于东厂之外，另立西厂，派汪直领其事。缇骑四出，屡兴大狱；无赖校尉，布满民间。贻dú更不堪设想。前四三年，才诛汪直，罢西厂。然而所信任的，仍是太监梁芳、方士李孜省、和尚继晓等一班人。前四二五年，宪宗崩，孝宗立，才把这三个人杀掉。刘健、谢迁、李东阳、相继秉政。把先朝弊政，极力厘剔。天下翕然。在位十八年，政治总算是清明的。到孝宗崩，武宗立，就又闹得不成样子了。武宗宠任太监刘瑾，于东西厂之外，另立内厂。派刘瑾主其事。武宗坐朝时，不知什么人，投了一封匿名书于路旁，数瑾恶罪。瑾就矫诏召百官三百多人，都跪在午门外，加以诘责，至于半日之久，然后把他们都送到监里，其专横如此。前四二年，安化王，反于宁夏。遣都御史杨一清讨之。太监张永为监军。一清游说张永，回见武宗时，极言刘瑾的恶罪。武宗方才省悟，把刘瑾杀掉。又有个大同游击江彬，jiāo结了内监钱能的家奴，以蹴鞠侍帝。极言宣府、大同景物之美。于是武宗自称镇国公朱寿，出游宣府、大同，又从大同渡河，幸延绥，南至西安，由西安到太原。于是人心惶惶，谣言蜂起。宁王宸濠，乘机反于南昌。前三九三年陷南康、九江，东攻安庆。幸而王守仁起兵赣南攻其后，仅三十五日而平。总算是侥幸万分了。武宗却丝毫不知反省，反借亲征为名，到南京去游玩了一趟。平心论之，武宗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倘使不做皇帝，也不过是个败家子，无甚大害及于社会。要是处境困厄，或者还能养成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却是做了个皇帝，就把天下弄得如此其糟从古以来的皇帝，像这样的很多。这也可见得君主世袭制度的弊害了。
（吕思勉）
(1) 编者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该纪年方法是以1912年的民国元年为基准，在民国纪元之前的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为了保持文章原貌，编者未作改动。（1458年）
权臣和党祸
武宗崩后，世宗即位。世宗的xìng质，是偏于严刻的。即位之初，用杨廷和为大学士，厘革武宗时的弊政。天下翕然，颇有想望太平之意。旋因议尊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称孝宗为皇伯考，罢斥抗议的朝臣，而进用承顺意旨的张璁、桂萼。这件事，虽然没甚关系，然而从此以后，阿谀取容迎合意旨的人，就渐渐的得法起来。中叶以后，用严嵩为大学士。世宗颇好神仙，终日从事斋醮。一切政治，都置诸不问。又好以“明察自矜，果于刑戮”，就为杨嵩所利用，故意激怒了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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