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1 章
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怀疑和悲观，沉浸人他对个人、民族、社会和文化悲剧的独特的体悟，不是急于推开命运的启示，而是认真地谛视它，倾听它，在心里反复地咀嚼它，将全身心都投入对它的领会之中，他是不是就能向世人提供一种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既非乐观主义，也非虚无主义的透彻的启示，使我们后人在精神上少走许多、弯路呢？但我现在明自了，这其实还是妄想，鲁迅不可能做这件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中国还不会产生一种能够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发扬到底的人。
承继着几千年的苦难的记忆，又亲身经受了一百多年的持续的沉沦，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立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都不免沦为肤浅——来鼓舞和麻痹自己，以至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我想，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鲁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向我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一九九二年七月上海
１鲁迅：《死》，《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二十页。
２鲁迅：《通讯》，《华盖集》，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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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鲁迅传》是早已经jiāo稿了，我却并没有感到轻松，相反，心头好像总梗着一团不满，甚至一种隐约的不快。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几天前的一个夜晚，一位朋友皱着眉头对我说：“从你最近的文章看，你太激愤了，有些议论也太尖刻，以至你的文字蕴蓄的意味，反不如从前”，我方仿佛彼猛然点醒，一下子明白过来。这几年，我的心绪确实不大好，社会、历史之类的大现象自不用说，就是周围的种种人事，也每每令我感觉到人xìng的脆弱和希望的渺茫，情绪就不由得激愤起来。我的笔向来很慢，常常一个月也写不了几千字，可这一回写《鲁迅传》，将近二十万字，不到八个月就写完了，这在我简直是神速。起初我将这归结为准备的充分，差不多十年前，我就想写这本书了，后来又归因于传记的形式，毕竟不是做论文，写起来自然快得多。现在我明白了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和传主的情绪的共鸣。鲁迅的痛苦是极为深刻的，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正是那愤世嫉俗的忿懑之情。对像我这样几乎是读着他的著作成长起来的人，他的思想本来就特别有震撼力，偏偏我自己的心绪又是如此，他的忿懑就更会强烈地感染我。我当然是在描述他的痛苦，但这痛苦也是我能够深切体会，甚至是自觉得正在承担的，你想想，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写作状态
认真说，我有时候也为鲁迅的激愤感到惋借。别的且不论，单在文字上，他就常常因这激愤而减损了议论的魅力，锋利有余而蕴蓄不足。他的杂文当中，最有份量的并非那些实有所指的激烈的抨击，而是像《春未闲谈》、《灯下漫笔》那样寓意深广，态度也更为从容的“闲谈”。当然，心情并不由人，鲁迅就解嘲似他说过，好心情都在别人那里，实在是无可奈何。即如置身今天这样的现实，一个人要始终平和，怕也很难做到。但是，你却不能让激愤占满你的心胸。极度的激愤，正意味着抬高那使你激愤的对象，你会不知不觉地丧失冷静地透视对象的心境，丧失居高临下的气势，甚至自己也变得视野窄小，xìng情狭隘。激愤固然给人勇气和激情，却也容易败坏人的幽默感，使人丧失体味人生的整体感和深邃感。我甚至相信，这是严酷的生活给人造成的一种深刻胁精神创伤，因为它正是来自于绝望，而且和疯狂、和丧失理xìng相距不远。一个激愤的人，固然能成为指斥黑暗的不妥协的斗士，但他最终还是会被黑暗吞没。我所以心头始终梗着那样一团不快，恐怕也就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创伤还远没有消失。
面对我看到的人生，我很难消除心中的激愤，但为了能真正有力地园应这个人生，我又必须抑制自己的激愤。我希望自已有能力承担起这种心理矛盾，因为正是在类似这样的矛盾当中，才有可能逐渐培养起治愈精神创伤的足够的生机。
一九九三年四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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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鲁迅生平提要
一八八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诞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取名樟寿，字豫山。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yù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思想颇为开通6母亲鲁瑞（1857一1943），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一八八六年
本年由叔祖周玉田开蒙，进周家自设的私塾读书。按照祖父的意见，除习字、对课之外，主要是读《鉴略》。
因原名豫山与“雨伞”谐音，改为豫亭，后又改为豫才。
一八九○年
本年继续在本宅私塾读书。因课余在周玉田家中看到许多杂书，引起了欣赏和搜集图画书的兴趣。
一八九二年
二月被送进据说是绍兴城内最严格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除在课堂上读经史之外，还读小说，看画谱，并逐渐养成了影描小说书上的chā图，直至整段整本地抄杂书的爱好。
一八九三年
秋天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为免受牵连，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
一八九四年
四月由避难地返回家中，仍进“三味书屋”读书。
冬天一父亲吐血病倒。既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yào房，领略冷眼和侮蔑。
一八九六年
十月十二日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
一八九八年
春天在家练习八股诗文，送去“三味书屋，由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批改。
五月离开绍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念书。
改本名樟寿为“树人”。
十一月因不满江南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退学回家。
十二月十八日参加会稽县的县考，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
一八九九年
一月再会南京，改入矿路学堂念书。课余则常习骑马。
一九○一年
本年仍在矿路学堂念书。开始到学堂内的阅报处翻阅《时务报》等宣扬新思想的报刊，并买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林纤翻译的外国小说，读得入迷。
一九○二年
一月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
三月离开绍兴去日本留学。先人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
十月与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xìng的病因及其解救办法。并经常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反清的革命者的演讲会。
一九○三年
三月作《自题小像》诗。
六月在留日浙江籍学生主办的《浙江潮》上发表编译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
十月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此会即为后来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的前身之一。
一九○四年
四月在弘文学院卒业。
九月入设在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
一九○六年
三月从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退学，返回东京，一面学习德语，一面阅读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
六月奉母亲之命，回绍兴与朱安结婚。婚后不几日，便与周作人再赴东京。
秋天与许寿裳、苏曼殊等人筹划办《新生》杂志，但因经费无着，稿件匮缺而作罢。
一九○八年
夏天继续在东京读书学德语。
从夏天开始，每星期日往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听他讲学，历时大约半年。
一九○九年
三月二日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
七月二十六日《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出版。
八月为了负担家庭经济，离开日本回国，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
回国后，就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员，兼任日籍教师的翻译。
一九一○年
五月祖母病逝，回家主持葬礼，诸事都依照旧可办理。
七月辞去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教席，回到绍兴。
九月担任绍米府中学堂的监学，兼教生物课。
一九一一年
七月辞去绍兴府中学堂职务，失业在家。
十月武昌起义bào发，革命席卷全国，绍兴城内一片混乱，遂应府中学堂学生的请求，回校暂管校务。
十一月带领学生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安定民心。
不久，受新任绍兴军政府都督王金发委任，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
冬天作短篇文言小说《怀旧》。
一九一二年
二月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职。
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
五月因教育部北迁，单身前往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八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
一九一三年
本年为应付袁世凯政府的恐怖统治，开始抄书、辑书，其后又开始抄碑，读佛经，除去教育部上班和逛书店，基本上不出会馆，每日夜间孤灯独坐，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
一九一八年
四月二日作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jiāo《新青年》发表。
五月十五日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梦》。
七月二十日作长论《我之节烈观》。
八月二十九日开始陆续向《新青年》的“随感录”栏投稿。
冬作短篇小说《孔乙己》。
一九一九年
四月二十五日作短篇小说《yào》。
八月十九日购买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的房产。
十一月二十一日与周作人全家一起迁入八道湾十一号新居。
十二月一日离京赴绍兴、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携母亲。
朱安及周建人全家返抵北平，住进八道湾。
开始了大家庭聚居的生活。
一九二○年
八月五日作短篇小说《风波》。
八月六日应聘任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兼任讲师，直至一九二六年。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并以厨川白村所著的《苦阀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艺理论。与此同时，还应聘任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十月二十二日译毕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一九二一年
一月作短篇小说《故乡》。
十二月四日开始在《晨报附刊》上连载中篇小说《阿Ｑ正传》。
一九二二年
一月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六月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和《白光》。
十月作短篇小说《社戏》。
十一月作短篇历史小说《不周天》。
十二月三日作《（呐喊）自序》
一九二三年
四月接连出席董秋芳、许钦文等组织的文学团体“春光社”的聚会，给文学青年以直接的指导。
六月十四日与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发生严重冲突，当晚即改在自己房内用餐，不再与周作人等一起吃饭。
七月十九日接到周作人亲自送来的绝jiāo信，兄弟二人，就此绝jiāo。
八月二日搬出八道湾十一号的寓所，与朱安一起，迁至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
十月一日开始连日高烧，咳嗽，实际是肺病复发，持续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
十二月十一日所著《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由新潮社发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四年
二月七日作短篇小说《祝福》。
二月十六日作短篇小说《在酒楼上》。
三月一日往日本人开设的山本医院就诊。此后一个月内，接连往该医院就诊十三次，都是治疗发烧、咳嗽及吐血之类的肺病症状。
三月二十二日作短篇小说《肥皂》。
五月二十五日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
六月十一日往八道湾十一号旧宅取书及什器，又与周作人夫fù发生冲突。
七月八日应邀往西安，参加西北大学举办的暑期演讲活动。至八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九月十五日作散文诗《秋夜》，此为《野草》的第一篇。
九月二十二日开始翻译《苦闷的象征》，至十月十日结束。
九月二十四日作散文诗《影的告别》。
十一月十三日作《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十一月十六日参与组织的《语丝》周刊创刊。
十二月二十日作散文诗《复仇》和《复仇（其二）》。
一九二五年
一月一日作散文诗《希望》。
一月二十八日作散文诗《好的故事》。
二月十日作《青年必读书》，回答《京报副刊》的征答。
二月二十八日作短篇小说《长明灯》。
三月二日作散文诗《过客》。
三月十一日开始与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许广平通信。
四月二十四日发起成文文学团体“莽原社”，创办《莽原》周刊，自任编辑。
五月二十六日邀集女子师范大学的六位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殖榆。
六月十六日作散文诗《失掉的好地狱》。
六月二十五日请许广平等人在家中吃饭，因酒醉而开怀大乐，甚至以手按许广平的头。自此以后，与许广平通信的口气明显变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亲昵之情。
六月二十九日作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
七月十二日作散文诗《死后》。
大约同时，与韦素园、李霁野等六人组成文学团体“未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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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继着几千年的苦难的记忆，又亲身经受了一百多年的持续的沉沦，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立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都不免沦为肤浅——来鼓舞和麻痹自己，以至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我想，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鲁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向我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一九九二年七月上海
１鲁迅：《死》，《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二十页。
２鲁迅：《通讯》，《华盖集》，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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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鲁迅传》是早已经jiāo稿了，我却并没有感到轻松，相反，心头好像总梗着一团不满，甚至一种隐约的不快。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几天前的一个夜晚，一位朋友皱着眉头对我说：“从你最近的文章看，你太激愤了，有些议论也太尖刻，以至你的文字蕴蓄的意味，反不如从前”，我方仿佛彼猛然点醒，一下子明白过来。这几年，我的心绪确实不大好，社会、历史之类的大现象自不用说，就是周围的种种人事，也每每令我感觉到人xìng的脆弱和希望的渺茫，情绪就不由得激愤起来。我的笔向来很慢，常常一个月也写不了几千字，可这一回写《鲁迅传》，将近二十万字，不到八个月就写完了，这在我简直是神速。起初我将这归结为准备的充分，差不多十年前，我就想写这本书了，后来又归因于传记的形式，毕竟不是做论文，写起来自然快得多。现在我明白了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和传主的情绪的共鸣。鲁迅的痛苦是极为深刻的，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正是那愤世嫉俗的忿懑之情。对像我这样几乎是读着他的著作成长起来的人，他的思想本来就特别有震撼力，偏偏我自己的心绪又是如此，他的忿懑就更会强烈地感染我。我当然是在描述他的痛苦，但这痛苦也是我能够深切体会，甚至是自觉得正在承担的，你想想，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写作状态
认真说，我有时候也为鲁迅的激愤感到惋借。别的且不论，单在文字上，他就常常因这激愤而减损了议论的魅力，锋利有余而蕴蓄不足。他的杂文当中，最有份量的并非那些实有所指的激烈的抨击，而是像《春未闲谈》、《灯下漫笔》那样寓意深广，态度也更为从容的“闲谈”。当然，心情并不由人，鲁迅就解嘲似他说过，好心情都在别人那里，实在是无可奈何。即如置身今天这样的现实，一个人要始终平和，怕也很难做到。但是，你却不能让激愤占满你的心胸。极度的激愤，正意味着抬高那使你激愤的对象，你会不知不觉地丧失冷静地透视对象的心境，丧失居高临下的气势，甚至自己也变得视野窄小，xìng情狭隘。激愤固然给人勇气和激情，却也容易败坏人的幽默感，使人丧失体味人生的整体感和深邃感。我甚至相信，这是严酷的生活给人造成的一种深刻胁精神创伤，因为它正是来自于绝望，而且和疯狂、和丧失理xìng相距不远。一个激愤的人，固然能成为指斥黑暗的不妥协的斗士，但他最终还是会被黑暗吞没。我所以心头始终梗着那样一团不快，恐怕也就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创伤还远没有消失。
面对我看到的人生，我很难消除心中的激愤，但为了能真正有力地园应这个人生，我又必须抑制自己的激愤。我希望自已有能力承担起这种心理矛盾，因为正是在类似这样的矛盾当中，才有可能逐渐培养起治愈精神创伤的足够的生机。
一九九三年四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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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鲁迅生平提要
一八八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诞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取名樟寿，字豫山。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yù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思想颇为开通6母亲鲁瑞（1857一1943），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一八八六年
本年由叔祖周玉田开蒙，进周家自设的私塾读书。按照祖父的意见，除习字、对课之外，主要是读《鉴略》。
因原名豫山与“雨伞”谐音，改为豫亭，后又改为豫才。
一八九○年
本年继续在本宅私塾读书。因课余在周玉田家中看到许多杂书，引起了欣赏和搜集图画书的兴趣。
一八九二年
二月被送进据说是绍兴城内最严格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除在课堂上读经史之外，还读小说，看画谱，并逐渐养成了影描小说书上的chā图，直至整段整本地抄杂书的爱好。
一八九三年
秋天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为免受牵连，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
一八九四年
四月由避难地返回家中，仍进“三味书屋”读书。
冬天一父亲吐血病倒。既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yào房，领略冷眼和侮蔑。
一八九六年
十月十二日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
一八九八年
春天在家练习八股诗文，送去“三味书屋，由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批改。
五月离开绍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念书。
改本名樟寿为“树人”。
十一月因不满江南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退学回家。
十二月十八日参加会稽县的县考，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
一八九九年
一月再会南京，改入矿路学堂念书。课余则常习骑马。
一九○一年
本年仍在矿路学堂念书。开始到学堂内的阅报处翻阅《时务报》等宣扬新思想的报刊，并买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林纤翻译的外国小说，读得入迷。
一九○二年
一月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
三月离开绍兴去日本留学。先人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
十月与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xìng的病因及其解救办法。并经常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反清的革命者的演讲会。
一九○三年
三月作《自题小像》诗。
六月在留日浙江籍学生主办的《浙江潮》上发表编译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
十月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此会即为后来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的前身之一。
一九○四年
四月在弘文学院卒业。
九月入设在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
一九○六年
三月从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退学，返回东京，一面学习德语，一面阅读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
六月奉母亲之命，回绍兴与朱安结婚。婚后不几日，便与周作人再赴东京。
秋天与许寿裳、苏曼殊等人筹划办《新生》杂志，但因经费无着，稿件匮缺而作罢。
一九○八年
夏天继续在东京读书学德语。
从夏天开始，每星期日往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听他讲学，历时大约半年。
一九○九年
三月二日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
七月二十六日《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出版。
八月为了负担家庭经济，离开日本回国，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
回国后，就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员，兼任日籍教师的翻译。
一九一○年
五月祖母病逝，回家主持葬礼，诸事都依照旧可办理。
七月辞去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教席，回到绍兴。
九月担任绍米府中学堂的监学，兼教生物课。
一九一一年
七月辞去绍兴府中学堂职务，失业在家。
十月武昌起义bào发，革命席卷全国，绍兴城内一片混乱，遂应府中学堂学生的请求，回校暂管校务。
十一月带领学生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安定民心。
不久，受新任绍兴军政府都督王金发委任，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
冬天作短篇文言小说《怀旧》。
一九一二年
二月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职。
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
五月因教育部北迁，单身前往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八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
一九一三年
本年为应付袁世凯政府的恐怖统治，开始抄书、辑书，其后又开始抄碑，读佛经，除去教育部上班和逛书店，基本上不出会馆，每日夜间孤灯独坐，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
一九一八年
四月二日作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jiāo《新青年》发表。
五月十五日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梦》。
七月二十日作长论《我之节烈观》。
八月二十九日开始陆续向《新青年》的“随感录”栏投稿。
冬作短篇小说《孔乙己》。
一九一九年
四月二十五日作短篇小说《yào》。
八月十九日购买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的房产。
十一月二十一日与周作人全家一起迁入八道湾十一号新居。
十二月一日离京赴绍兴、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携母亲。
朱安及周建人全家返抵北平，住进八道湾。
开始了大家庭聚居的生活。
一九二○年
八月五日作短篇小说《风波》。
八月六日应聘任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兼任讲师，直至一九二六年。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并以厨川白村所著的《苦阀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艺理论。与此同时，还应聘任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十月二十二日译毕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一九二一年
一月作短篇小说《故乡》。
十二月四日开始在《晨报附刊》上连载中篇小说《阿Ｑ正传》。
一九二二年
一月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六月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和《白光》。
十月作短篇小说《社戏》。
十一月作短篇历史小说《不周天》。
十二月三日作《（呐喊）自序》
一九二三年
四月接连出席董秋芳、许钦文等组织的文学团体“春光社”的聚会，给文学青年以直接的指导。
六月十四日与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发生严重冲突，当晚即改在自己房内用餐，不再与周作人等一起吃饭。
七月十九日接到周作人亲自送来的绝jiāo信，兄弟二人，就此绝jiāo。
八月二日搬出八道湾十一号的寓所，与朱安一起，迁至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
十月一日开始连日高烧，咳嗽，实际是肺病复发，持续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
十二月十一日所著《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由新潮社发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四年
二月七日作短篇小说《祝福》。
二月十六日作短篇小说《在酒楼上》。
三月一日往日本人开设的山本医院就诊。此后一个月内，接连往该医院就诊十三次，都是治疗发烧、咳嗽及吐血之类的肺病症状。
三月二十二日作短篇小说《肥皂》。
五月二十五日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
六月十一日往八道湾十一号旧宅取书及什器，又与周作人夫fù发生冲突。
七月八日应邀往西安，参加西北大学举办的暑期演讲活动。至八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九月十五日作散文诗《秋夜》，此为《野草》的第一篇。
九月二十二日开始翻译《苦闷的象征》，至十月十日结束。
九月二十四日作散文诗《影的告别》。
十一月十三日作《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十一月十六日参与组织的《语丝》周刊创刊。
十二月二十日作散文诗《复仇》和《复仇（其二）》。
一九二五年
一月一日作散文诗《希望》。
一月二十八日作散文诗《好的故事》。
二月十日作《青年必读书》，回答《京报副刊》的征答。
二月二十八日作短篇小说《长明灯》。
三月二日作散文诗《过客》。
三月十一日开始与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许广平通信。
四月二十四日发起成文文学团体“莽原社”，创办《莽原》周刊，自任编辑。
五月二十六日邀集女子师范大学的六位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殖榆。
六月十六日作散文诗《失掉的好地狱》。
六月二十五日请许广平等人在家中吃饭，因酒醉而开怀大乐，甚至以手按许广平的头。自此以后，与许广平通信的口气明显变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亲昵之情。
六月二十九日作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
七月十二日作散文诗《死后》。
大约同时，与韦素园、李霁野等六人组成文学团体“未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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