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5 章
反对的。
那末，我们现在何必又把舍身崖看做泰山的名胜古迹而拍入镜头呢？如果已经拍入影片而不可更改的话，我以为就应该把它的来历说清楚，做一些消dú的工作。并且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风景来看待，而不必说是什么舍身崖。然而，这对于介绍泰山的影片来说，会不会有点煞风景呢？我想也不一定吧！
由此应该得到经验，今后无论用什么形式介绍名胜古迹，首先要认真地把古迹做一番鉴别才好。
为李三才辩护
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xìng的文字。它写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jiāo遍天下。xìng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看了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见，历来关于李三才的评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人说他好，一派人说他坏。这两派爱憎分明，旗鼓相对。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者，却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例子。虽然，李三才远不能与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相比，可是象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数量更多，更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地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却又有许多朝士上疏加以挽留。当任职“凤阳巡抚”的期间，他也曾搜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奇珍异宝、龙文服器等等，并将程守训“下吏伏法，远近大快”。这大概就是被认为“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的证据吧！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听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jiān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第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正是《明史》说他“xìng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清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据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都说：李三才“尝语其子：身殁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车载出，一效张汤故事。亦足悲矣。公殁后，圹无志，墓无碑，所著无自欺堂稿、双鹤轩集、诚耻录诸书，无一存者”。
从他生前死后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对于李三才的一生为人虽然不能认为全无缺点，但是，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啊。这篇短文有可能也不打算详细评论有关李三才的全部历史事实，然而，如果因此引起一部分朋友的兴趣，或者在通县一带还能找到他的著作，那不是很有意思吗？孙承泽在他的《畿辅人物志》中还说，李三才曾在“京师卜宅城东之张家湾”。也许我们还能找到他的故宅遗址，也未可知。
林白水之死
《夜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而对于报纸方面的事情却几乎一点也不曾谈起，这是什么原故？难道你对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吗？
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好了，现在刚巧有一封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林白水之死，这一下总算有机会谈到新闻方面的事情了。
这封来信对于林白水的为人和被害的原因，都提出了询问。来信人写道：
“辛亥革命以后，报馆的主笔如林白水，他被杀死是不是由于他反抗军阀、主持正义呢？我不大明白真相。为什么解放后没有人提起他呢？希望你能把他的不白之冤，公之世人，使死者在地下也能含笑长眠。我曾亲眼看见林白水死后陈尸天桥。这样的惨死在当时还不止他一人。”
据我所知林白水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著名报人之一。他本名林獬，字少泉，又名万里，号宣樊，笔名有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等，晚年又号白水，福州人。他是甲午战争中作战牺牲的扬威军舰的指挥员林少谷的侄子，早年在林琴南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当编辑，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虽然他也曾在福州创办“蒙学堂”，做过其他活动，但是，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新闻工作，也算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报刊的一个代表人物。
查阅中国报刊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报刊，曾经一度风起云涌。其中有一个《中国白话报》，创刊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即公元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销行国内外，主持人便是林白水。当时它的名字虽然叫做《中国白话报》，实际上是一份杂志，而不是一张报纸，这好比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也是杂志而非报纸一样。但是，他办的不只是这个杂志，还的确有其他几种报纸。如在光绪三十年，即一九○四年，他继续在上海和蔡元培等人合办了一个《警钟日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因为刊登了德国在山东等地侵犯中国主权的消息和评论，受到德国总领事的无理干涉，要求清朝政府加以禁止。此外，他还曾参加过《苏报》的编辑工作。
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具有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热情也是很高的，他们不但到处写文章抨击当时的反动统治，而且进行了其他的实际行动。例如，当时清朝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竟然主张把中国主权出卖给外国人，当他路经上海的时候，自称为“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和万福华谋刺之于“一枝春酒馆”。据说，林白水也参加了那一次刺杀王之春的行动。他看到行刺不中，急速跑进四马路的梅福里，将情况报告给黄克强等人，立即转移，才免于被捕。虽然，这种脱离群众的暗杀行为，并不值得称道，然而，在当时看来，这毕竟也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所促使的。
辛亥革命以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日报》。他发表文章说：“中国今日之政体，民主固善，而封建余威曾未少杀，yù谋芟除，计须十五年之努力。”有人说，从他写文章的时候起，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左右，这一点也算是林白水的“预见”吧。然而，他的文章据说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一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所以特别惹起了一部分当权者的不满。《新社会日报》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后来复刊的时候，他宣布：“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便是《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的经过。
那末，他后来为什么被杀了呢？原来当鲁系军阀头子张宗昌统治北京的期间，潘复为“国务总理”。此人是清朝的举人出身，诡计多端，为鲁系军阀的策士，特别为张宗昌所器重，当时被称为张宗昌的“智囊”。林白水在许多场合对潘复大加讽刺，有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评论中，他把这个“智囊”叫做“肾囊”。潘复阅报大怒，派了宪兵司令王琦亲至《社会日报》社，勒令林白水更正请罪，林白水严词拒绝，于是就被捕了。潘复下令立即将林白水押至天桥南大道qiāng毙。那时正是夏天，有人见他身穿白夏布大褂，白发蓬蓬，陈尸道旁。这不过是张宗昌、潘复之流的军阀、官僚反动统治的无数罪证之一罢了。
现在看来，林白水的一生，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我们应该建议在编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时候，适当予以应有的评价。
昭君无怨
谢觉哉同志从内蒙归来，对于两千年前王昭君的故事做了明确的辨正，并且写了一首诗，还把清代道光年间满族诗人彦德的一首诗抄录下来，同时发表。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兴趣的问题。
读了谢老的诗，人们都会更清楚地认识到，“昭君自请去和亲”，使我国历史上蒙汉两族人民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现在蒙汉通婚已经变成了很寻常的事情，这真是“万里长城杨柳绿，织成蒙汉一家春”了。
对于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的这个新认识和新估价，当然与过去长期流传的旧观点根本不同。我样对于公元以前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彻底弄清它的历史真相，把过去人们对历史的误解好好地澄清一下。
过去人们对王昭君是怎么看的呢？一般人都认为王昭君是怀抱了无穷的幽怨，凄凄惨惨，悲痛yù绝地被迫到匈奴去和亲。因此，长期流传有一首歌曲，名为《昭君怨》，说是王昭君自己作的。这一首歌曲，在东汉末年蔡邕的《琴cāo》一书中已有记载。蔡邕还写了一段文字，介绍这歌曲的来历。他写道：
“齐国王穰，以其女昭君，献之元帝。帝不之幸。后yù以一女赐单于，昭请行。及至，单于大悦。昭君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
这一首歌曲流传很广，影响很深。晋代的著作中，因为避司马昭的名讳，把《昭君怨》改为《明怨》。所以唐代李商隐的诗，还有“七弹明怨，一去怨不回”的句子。
由于许多朝代汉族统治者的大汉族主义遭到非议。王昭君的故事的最早最突出的例子，历来议论之多更非偶然的了。如在唐代武则天临朝期间，有一个诗人叫做东方虬的，他写过一首咏王昭君的诗，就露骨地表示应该用武力的政策而不应该用和亲的政策。你看他的诗怎么写吧：
“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巨。
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
历代还有许多诗文，极力制造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哀怨气氛，似乎一个汉族的女子绝对不应该嫁给匈奴，好象各民族之间根本不应该通婚似的。这不但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错误思想，而且也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
班固在《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关于王昭出君塞和亲的事实经过，曾有简要的记载。他写道：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嚮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廷王樯不阏氏。”
这一段文字表明，汉元帝采取对匈奴和亲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使当时的民族关系，进一步趋于和好。汉元帝刘奭当时在位已十五年，他决定了和亲的政策之后非常满意，又决定把他的年号改称为“竟宁”。照颜师古的注解：“竟者，终极之言，言永安宁也。”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了再看同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中记载，事实就更清楚一些。班固在叙述匈奴郅支单于被诛之后，呼韩邪单于到汉朝谒见汉元帝的经过，他说：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帛絮，皆倍呈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
当时呼韩邪单于提出请求做汉族的女婿，汉元帝答应他的请求，把王昭君嫁给他，这是很正常的关系；王昭君也愿意与单于结婚，并无所怨。班固很扼要地介绍了王昭君出嫁后的情形说：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
显然可见，王昭君出嫁到匈奴以后，并无怨苦。复株絫单于呼韩邪单于前妻之子，他又娶王昭君是按照匈奴的风俗，也并不奇怪。
但是，历来关于王昭君的其他记载和传说，却牵扯了许多不相干的情节。其中不但有历史著作，还有各种文艺创作，它们的作者都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通过王昭的故事，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如果我们陷到那些材料中去，必然引起无谓的纠纷，打不尽的笔墨官司，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帮助。
基于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主要的是根据班固的《汉书》立论。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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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我们现在何必又把舍身崖看做泰山的名胜古迹而拍入镜头呢？如果已经拍入影片而不可更改的话，我以为就应该把它的来历说清楚，做一些消dú的工作。并且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风景来看待，而不必说是什么舍身崖。然而，这对于介绍泰山的影片来说，会不会有点煞风景呢？我想也不一定吧！
由此应该得到经验，今后无论用什么形式介绍名胜古迹，首先要认真地把古迹做一番鉴别才好。
为李三才辩护
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xìng的文字。它写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jiāo遍天下。xìng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看了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见，历来关于李三才的评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人说他好，一派人说他坏。这两派爱憎分明，旗鼓相对。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者，却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例子。虽然，李三才远不能与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相比，可是象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数量更多，更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地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却又有许多朝士上疏加以挽留。当任职“凤阳巡抚”的期间，他也曾搜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奇珍异宝、龙文服器等等，并将程守训“下吏伏法，远近大快”。这大概就是被认为“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的证据吧！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听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jiān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第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正是《明史》说他“xìng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清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据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都说：李三才“尝语其子：身殁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车载出，一效张汤故事。亦足悲矣。公殁后，圹无志，墓无碑，所著无自欺堂稿、双鹤轩集、诚耻录诸书，无一存者”。
从他生前死后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对于李三才的一生为人虽然不能认为全无缺点，但是，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啊。这篇短文有可能也不打算详细评论有关李三才的全部历史事实，然而，如果因此引起一部分朋友的兴趣，或者在通县一带还能找到他的著作，那不是很有意思吗？孙承泽在他的《畿辅人物志》中还说，李三才曾在“京师卜宅城东之张家湾”。也许我们还能找到他的故宅遗址，也未可知。
林白水之死
《夜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而对于报纸方面的事情却几乎一点也不曾谈起，这是什么原故？难道你对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吗？
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好了，现在刚巧有一封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林白水之死，这一下总算有机会谈到新闻方面的事情了。
这封来信对于林白水的为人和被害的原因，都提出了询问。来信人写道：
“辛亥革命以后，报馆的主笔如林白水，他被杀死是不是由于他反抗军阀、主持正义呢？我不大明白真相。为什么解放后没有人提起他呢？希望你能把他的不白之冤，公之世人，使死者在地下也能含笑长眠。我曾亲眼看见林白水死后陈尸天桥。这样的惨死在当时还不止他一人。”
据我所知林白水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著名报人之一。他本名林獬，字少泉，又名万里，号宣樊，笔名有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等，晚年又号白水，福州人。他是甲午战争中作战牺牲的扬威军舰的指挥员林少谷的侄子，早年在林琴南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当编辑，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虽然他也曾在福州创办“蒙学堂”，做过其他活动，但是，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新闻工作，也算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报刊的一个代表人物。
查阅中国报刊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报刊，曾经一度风起云涌。其中有一个《中国白话报》，创刊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即公元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销行国内外，主持人便是林白水。当时它的名字虽然叫做《中国白话报》，实际上是一份杂志，而不是一张报纸，这好比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也是杂志而非报纸一样。但是，他办的不只是这个杂志，还的确有其他几种报纸。如在光绪三十年，即一九○四年，他继续在上海和蔡元培等人合办了一个《警钟日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因为刊登了德国在山东等地侵犯中国主权的消息和评论，受到德国总领事的无理干涉，要求清朝政府加以禁止。此外，他还曾参加过《苏报》的编辑工作。
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具有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热情也是很高的，他们不但到处写文章抨击当时的反动统治，而且进行了其他的实际行动。例如，当时清朝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竟然主张把中国主权出卖给外国人，当他路经上海的时候，自称为“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和万福华谋刺之于“一枝春酒馆”。据说，林白水也参加了那一次刺杀王之春的行动。他看到行刺不中，急速跑进四马路的梅福里，将情况报告给黄克强等人，立即转移，才免于被捕。虽然，这种脱离群众的暗杀行为，并不值得称道，然而，在当时看来，这毕竟也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所促使的。
辛亥革命以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日报》。他发表文章说：“中国今日之政体，民主固善，而封建余威曾未少杀，yù谋芟除，计须十五年之努力。”有人说，从他写文章的时候起，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左右，这一点也算是林白水的“预见”吧。然而，他的文章据说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一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所以特别惹起了一部分当权者的不满。《新社会日报》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后来复刊的时候，他宣布：“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便是《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的经过。
那末，他后来为什么被杀了呢？原来当鲁系军阀头子张宗昌统治北京的期间，潘复为“国务总理”。此人是清朝的举人出身，诡计多端，为鲁系军阀的策士，特别为张宗昌所器重，当时被称为张宗昌的“智囊”。林白水在许多场合对潘复大加讽刺，有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评论中，他把这个“智囊”叫做“肾囊”。潘复阅报大怒，派了宪兵司令王琦亲至《社会日报》社，勒令林白水更正请罪，林白水严词拒绝，于是就被捕了。潘复下令立即将林白水押至天桥南大道qiāng毙。那时正是夏天，有人见他身穿白夏布大褂，白发蓬蓬，陈尸道旁。这不过是张宗昌、潘复之流的军阀、官僚反动统治的无数罪证之一罢了。
现在看来，林白水的一生，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我们应该建议在编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时候，适当予以应有的评价。
昭君无怨
谢觉哉同志从内蒙归来，对于两千年前王昭君的故事做了明确的辨正，并且写了一首诗，还把清代道光年间满族诗人彦德的一首诗抄录下来，同时发表。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兴趣的问题。
读了谢老的诗，人们都会更清楚地认识到，“昭君自请去和亲”，使我国历史上蒙汉两族人民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现在蒙汉通婚已经变成了很寻常的事情，这真是“万里长城杨柳绿，织成蒙汉一家春”了。
对于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的这个新认识和新估价，当然与过去长期流传的旧观点根本不同。我样对于公元以前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彻底弄清它的历史真相，把过去人们对历史的误解好好地澄清一下。
过去人们对王昭君是怎么看的呢？一般人都认为王昭君是怀抱了无穷的幽怨，凄凄惨惨，悲痛yù绝地被迫到匈奴去和亲。因此，长期流传有一首歌曲，名为《昭君怨》，说是王昭君自己作的。这一首歌曲，在东汉末年蔡邕的《琴cāo》一书中已有记载。蔡邕还写了一段文字，介绍这歌曲的来历。他写道：
“齐国王穰，以其女昭君，献之元帝。帝不之幸。后yù以一女赐单于，昭请行。及至，单于大悦。昭君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
这一首歌曲流传很广，影响很深。晋代的著作中，因为避司马昭的名讳，把《昭君怨》改为《明怨》。所以唐代李商隐的诗，还有“七弹明怨，一去怨不回”的句子。
由于许多朝代汉族统治者的大汉族主义遭到非议。王昭君的故事的最早最突出的例子，历来议论之多更非偶然的了。如在唐代武则天临朝期间，有一个诗人叫做东方虬的，他写过一首咏王昭君的诗，就露骨地表示应该用武力的政策而不应该用和亲的政策。你看他的诗怎么写吧：
“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巨。
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
历代还有许多诗文，极力制造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哀怨气氛，似乎一个汉族的女子绝对不应该嫁给匈奴，好象各民族之间根本不应该通婚似的。这不但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错误思想，而且也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
班固在《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关于王昭出君塞和亲的事实经过，曾有简要的记载。他写道：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嚮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廷王樯不阏氏。”
这一段文字表明，汉元帝采取对匈奴和亲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使当时的民族关系，进一步趋于和好。汉元帝刘奭当时在位已十五年，他决定了和亲的政策之后非常满意，又决定把他的年号改称为“竟宁”。照颜师古的注解：“竟者，终极之言，言永安宁也。”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了再看同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中记载，事实就更清楚一些。班固在叙述匈奴郅支单于被诛之后，呼韩邪单于到汉朝谒见汉元帝的经过，他说：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帛絮，皆倍呈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
当时呼韩邪单于提出请求做汉族的女婿，汉元帝答应他的请求，把王昭君嫁给他，这是很正常的关系；王昭君也愿意与单于结婚，并无所怨。班固很扼要地介绍了王昭君出嫁后的情形说：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
显然可见，王昭君出嫁到匈奴以后，并无怨苦。复株絫单于呼韩邪单于前妻之子，他又娶王昭君是按照匈奴的风俗，也并不奇怪。
但是，历来关于王昭君的其他记载和传说，却牵扯了许多不相干的情节。其中不但有历史著作，还有各种文艺创作，它们的作者都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通过王昭的故事，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如果我们陷到那些材料中去，必然引起无谓的纠纷，打不尽的笔墨官司，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帮助。
基于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主要的是根据班固的《汉书》立论。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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