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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3 章

  已。”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和之者甚少”一句道中了曾国藩的心病,他为此不知痛苦过多少年。作为一个时刻关心自己的老朋友,作为一个方外人,广敷先生一定能深知此中机奥,曾国藩愿向他虚心求教。

  “这是因为大人之心甚善,而大人之为不可取。”陈广敷将声音稍稍压低,“满人的江山已经百孔千疮,腐烂朽败,它失去了建立尧舜之邦的基础。”

  曾国藩发现这几天陡然兴起的精神已经不行了,如同海水落潮似的正在一寸一寸地向下跌落。曾国荃拾起一枚干梅子放在口里慢慢嚼着,这梅子又酸又涩。

  “大人深受皇家恩泽,或许看不出这点,而许多人是看得很清楚的;也或许大人早已看出,但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竭尽全力扶起将倾的大厦。可是,许多人是宁愿看着它倒塌的。这便是知之者不少、和之者少的缘故。”

  “广敷先生,鄙人倒要请教。”曾国藩强打起精神问,“鄙人幼读先贤之书,明白知其不可而为之乃圣人所肯定的血xìng,即使所为不成,亦是值得赞许的。鄙人的这种血xìng会不会得到后人的赞许呢?还有,既然这江山已百孔千疮,当年先生为何要劝我墨绖出山,血战长毛,匡护朝廷呢?”

  广敷淡淡一笑:“知其不可而为之,圣人虽肯定过,但并非就是至理名言,这种血xìng也并非就一定会受到后人的赞许。比如忠桀纣之君,复暴秦之国,为人臣者,虽具血xìng,亦大不可取。至于山人先前劝大人出山,乃已知长毛决不可成事,且山人亦另有所期待也。”

  “另有期待?”曾国藩问,“期待何事?”

  “山人所期待的,也正是许多有识之士所期待于大人的,那就是希望大人借讨伐长毛之机会,锻炼出一支强大的汉家子弟兵,先剪灭长毛,次推翻满虏,最后在我神州大地上重建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正因为如此,咸丰八年,我在碧云观静候大人三个月之久,借治病为由,劝大人行黄老之术,以屈求伸,日后好建非常大业。”

  曾国藩大惊,他惊的不是这番话的本身。劝他行非常之事的人已经太多了,他对这话也不感到新鲜了,他惊的是一个方外之人,居然也存有这种光复汉家河山的强烈愿望,而且为了这个愿望的实现,费尽心机去点拨他,同时又将这个愿望压得深沉不露。一个如此奇特,如此高明,如此将个人名利视若敝的出世之人,也都希望自己行非常之事。自觉精神已散死期已近的前湘军统帅、而今位极人臣的爵相,在心里暗暗地问自己:难道满人的朝廷真的已人心失尽,自己的抉择真的错了吗?

  “广敷先生,可惜了,你为何不早说呢?”前吉字营统帅、现赋闲在家的一等威毅伯面露喜色地问。

  “打下安庆时,我由庐山来到黄石矶,在紫荆观住了两个多月,本拟伺机进言,后在江边偶遇王壬秋。他说起大人连送他三个‘狂妄’的事,我只得打消这个念头。打下金陵后,我又去了栖霞山,后来看到湘军几乎被裁尽,大失所望,从此不想再见大人了。”

  “广敷先生,事情难道真的可为吗?”严守自己信仰的理学名臣不自觉地发出了这个提问。

  “怎么不可为?”陈广敷坚定地反问,“汤武革命,顺天倡义,三千年来史册赞不绝口。刘邦斩蛇起义,李渊起兵反隋,赵匡胤陈桥兵变,朱元璋驱赶鞑子,从来都认为是正义的行为,没有人指责他们是叛臣。自从满人入关以来,二百年间,汉人的反抗从未间断过,只因康乾所谓的盛世带给百姓以微利,才苟延至今。然自嘉庆朝以来,满人之腐败日见明显。到了道光末造,外辱于四夷,内烂于十八省,神人共愤,才有了洪杨之乱。咸丰帝耽于酒色,荒废国事,女主垂帘十年来,举措倒置,普天之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百姓莫不翘首盼望我汉家再出英雄,驱除膻腥,复我神州。大人手握十多万雄兵,本可挟灭长毛之威,一举而克北京。只可惜大人囿于忠君敬上之小节,无视拯国救民之大义,更加上大人禀赋拘谨怯弱,终于只为保己身及曾氏一门的安全而裁撤湘军,自剪羽翼,失去了大好时机,辜负了亿万百姓的热望,为史册留下一桩永不可挽回的遗憾!”

  曾国藩听了目瞪口呆,想不到自己奉行了几十年,一生沾沾自喜、以为可以流芳百世的忠君敬上,竟然被这个方外人讥为“小节”,难道说,读书千万卷,竟没有读通么?曾国藩茫然不解。曾国荃却说:“先生所论,实在高明极了。”

  “大人,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山人我不得不直说了。一家一姓,国家兆民,两者相比,孰重孰轻,孰大孰小,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然而许多读书明理的大人君子却常常愚昧得很。他们之所以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愚昧,并非识见不够,乃由于私心所充塞也。大人几十年来,孜孜矻矻苦读诗书,克己复礼砥砺品行,身先士卒统率湘军,夙夜匪懈以勤政事,但这一切,都被‘忠君敬上’所匡限。若在盛世,此诚可以附骥尾而行千里,伴丽日而照后世,可是大人生不逢时。今者,爱新觉罗氏置国家于水火,令兆民遭涂炭,朝廷正可谓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行将就木,大人yù灭长毛后而使清朝中兴,岂不是缘木求鱼,又好比南辕北辙。孟子说得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吊民伐罪,征讨寇仇,有何不可?大人要问山人对您一生的批评,批评就在这里:几十年来,一直囿于忠于一家一姓之小节,遗忘了拯救国家百姓之大义。千秋史册,或许会说大人是爱新觉罗氏的忠臣,但很可能不会认为大人是光照寰宇的伟丈夫。”

  这一段话,说得曾国藩似有大梦方觉之感。他想起自衡州出兵前夕王闿运的暗室密谈,到金陵打下后彭毓橘等人的大闹公堂,其间不知有多少人说出推翻满人、自立新朝的话,但所有人的立论角度都与陈广敷的不同。他们都是从不能受制于人、要自己做皇帝的角度出发,谁都没有像广敷先生这样,从天下百姓的利益着眼。是的,广敷先生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大至公的道理,的确不能为一家一姓而牺牲国家兆民。可惜,这一切都晚了!也可惜,这一生六十个春秋,早已把大清朝忠臣的形象注定,曾国藩不可能也不愿去改变了。

  像看出了曾国藩心底深处的秘密似的,陈广敷又说出一番话来:“山人所言颇为急切,其实,十年前,壬秋先生为大人所谋划的自请入觐,对大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上上之策,可惜大人未及细究,便以‘狂妄’斥之。不是山人做事后诸葛亮,倘若大人当年少考虑些一己得失,多想些国家长远利益,毅然率师进京,实行兵谏,抬出‘祖制’这个尚方宝剑来,谅两宫太后不敢跋扈。肃相、恭王和大人内外携手,定可将国家置于磐石之上,决不会出现今日分崩离析之状。虽然依旧是满人坐江山,但百姓至少可过几天安宁日子;对大人来说,既是大清朝的忠臣,又是给百姓带来实惠的救星,日后在史册上的地位定然不低。”

  曾国荃拊掌笑道:“广敷先生,你这些议论,句句都与我的心思暗合,你为何不早一点到江宁来呢?”

  广敷叹道:“这都是天数。天数注定我华夏文明之邦要遭受劫难,这劫难大概在几十年内还不会消除……”

  陈广敷正说得兴起,还想直言快语地议论一番,一眼看见曾国藩脸色灰白,额头上虚汗淋漓,头已歪倒在靠椅上,吓得赶忙停了嘴。曾国荃见状,惊呼:“大哥!大哥!”

  广敷过来,按住曾国藩的脉搏,又从包袱里掏出一根两寸多长的银针来,对着中指十宣穴位深扎了一针。一刻钟后,曾国藩慢慢醒过来了。曾国荃说:“广敷先生,你托叔耘带来的三粒丸子,家兄吃后精神大好了,你是不是还可以给几粒呢?”

  广敷静下心来,给曾国藩探脉,发现脉息微弱,精气已散,知他顶多只有三个月的日子了,于是低沉地说:“yào丸制造不易,须采春之花、夏之叶、秋之实、冬之根,至少历一整年方可成功。上次所送的三粒,乃集五年之功而成,用的花叶实根都是最好的。明年此时,山人再送三粒来,只是效果没有这次的好。”

  这时,灵照法师进门,兴冲冲地拿着一卷发黄变黑的素绢来,对曾国藩说:“大人,历代住持都说这是当年道衍法师在寒寺的亲笔题词,请大人帮贫僧鉴定下。”

  说着抖开素绢。曾国藩睁开乏神的眼睛看时,只见上面写着:

  我太祖洪武皇帝在沙门中立定拯民水火之志,千辛万苦而后驱除鞑子,复我汉唐旧邦,实佛门之光彩,僧尼之荣耀。

  曾国藩似乎觉得灵照是在借道衍的名义来谴责他,心里一时痛苦万状,头一晕,又昏迷过去了。

  十二遗嘱念完后,黑雨倾盆而下

  曾国华的死耗给即将油尽灯干的曾国藩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陈广敷的直率批评,又造成他心灵深处新的痛苦。他反反复复念叨着“小节”“大义”四个字,将它们翻来覆去地作了多次比较,他最终还是不能接受广敷的批评。即使从国家兆民的大义出发,他也觉得不能做赵匡胤式的人物。

  当时,湘军近二十万,又挟攻克金陵的声威,作为最高统帅,在众多贴心将领的请求下,他的心只要稍稍动一下,陈桥兵变的事就会重演,黄袍加身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更加残酷的流血搏斗,更加旷日持久的兵刃相争。说不定只要他在东南登基,立即就会有人在西北称王,在中原称帝,整个中国大地就从此更无一块安宁之土,亿万百姓更无喘息之日。劫后余生的百姓第一需要的便是和平。为了改朝换代,再次把他们推入战乱兵火之中,不正是对他们犯下滔天之罪吗?千秋史册,将又会如何评价这件事呢?这一点,广敷先生却没有想到。怕不成功声名全毁的怯弱之心固然有,不忍背叛皇家的忠贞之心诚然很重,而一个孔孟信徒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至于中兴大业,他的确感到失望,由自己来做陶铸世风的夔、皋、周公,今生是不可能了,但他还是抱有一线希望。这希望寄托在容闳正在cāo办的幼童出洋一事上。他认为,只要有一大批掌握泰西先进技术的人才,在中国广建工厂,制造船pào机器,大清朝今后仍然是可以强盛的。

  曾国藩这样想过后,心里坦然多了,令他难受的,倒是六弟的形象这些日子来常常出现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特别是那天深夜,贞干把温甫从破窑里带到他的面前,当他冷冷地看着温甫,要温甫到庐山去隐居,一辈子不要出来时,温甫那惊恐的面容,那绝望的眼光,深深地尖利地刺痛了他的心,扰乱了他的神志。

  “是我毁了他!”这些天来,曾国藩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这样谴责自己,诅咒自己。他觉得自己死后将无颜见父母,见叔父,更无颜见温甫。曾国藩很觉奇怪,十三年前的他怎么会如此残忍绝情,会如此将名望事业看得重于一切。其实,只需一纸奏章,将温甫未死侥幸逃出的事实禀明就行了,“满门忠义”的匾取下来又有何妨呢?自己也不是存心欺君的呀!再说,温甫活着回来,难道就不是忠义吗?当时如果冒着被皇上责备的风险,将温甫留下,他何至于活生生地有家不能归,有妻儿不能团聚,青灯黄卷守古观,客死异乡成野鬼!说不定他也会封侯封伯,chā花翎,披黄马褂,荣荣耀耀,风风光光。不能再对不起胞弟了!他把九弟唤到病榻边,沉痛地说:“过些日子你到庐山去,把温甫的遗骸挖出来,在黄叶观火化,把骨灰妥善装好。我死之后,你把温甫的骨灰盒放在我的头边,我要和他永远相伴左右。”

  曾国荃含泪点了点头。

  过两天,精神略觉好一点,他挣扎着下床,在庭院里散散步。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夫人,墓地已最后定在善化坪塘。并风趣地说,谁先去,谁就负责看守那颗宝珠,莫让别人抢去了,待后来的一到就合冢,前面只立一块碑。又长久地抚摸着夫人的手,约定来生再结美眷。那时,他一定老老实实地呆在翰林院,天天厮守着她,做一个画眉的张敞,接案的梁鸿。说得夫人微笑着,心里又甜又苦。

  他又记起左宗棠嘱托的事情还没办。他很感激左宗棠对自己的真心信赖和恰如其分的赞誉。多年来,曾国藩的耳朵里已听腻了门生幕僚下属的颂扬。他们把他比作方叔、召叔、诸葛亮、房玄龄,比作郭子仪、李光弼、李泌、裴度、王阳明,比作韩愈、欧阳修、柳宗元,甚至还有人将前贤的长处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说他德近孔孟,文如韩欧,武比郭李,勋过裴王,是一代完人,后世楷模,不仅大清朝找不出第二个,就是古代也少有几人可以比得上。这些颂扬,他只是听而后哂之。

  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德行不能望孔孟之项背,勋业也不足以跟裴王相比,用兵打仗其实是外行,不仅不能比郭李,就连塔罗彭杨都不及。至于他最为自信的诗文,冷静地检讨一下,也没有几篇可以传得下去的。后世文人永远记得韩欧,不一定能记得还有一个曾国藩。他自己认为,二十年来,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一靠对皇上的忠心,二靠别人的襄助。倘若没有众多杰出的军事人才的辅佐,他一介文弱书生,凭什么以武功名世?那些人,绝大部分是他或识之于风尘,或拔之于微末,或破格委之以重任,用之任之,不猜不疑,让他们大胆地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具。他有时私下里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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