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8 章
不谈蒙莫朗,又不谈其他任何人,我有时跟她谈,她也很少答话。不过,她似乎深信我住到英国去比住在任何地方都好,所以她常向我谈起休谟先生——休谟当时在巴黎——说他对我很友好,极望能在英国为我效劳。现在是该谈一谈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曾获得很大的声誉,特别是在百科全书派中间,因为他写了些论商业和政治的著述,最近又写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通过普列伏神父的翻译读到的他的唯一作品。我没有读过他的其他作品,只能根据别人给我的介绍,认为休谟先生是把彻底的共和主义精神和英国人崇尚奢华的这种矛盾现象结合在一起的。又根据这个想法,我把他为查理一世写的那套辩护之词看作是持平精神的奇迹;我极钦佩他的道德,也极钦佩他的天才。休谟先生的好朋友布弗莱夫人早就劝我到英国去;结识这位罕见的人物,博得他的友谊这个愿望大大增强了我到英国去的念头。我到瑞士后,就收到他经这位夫人转来的一封信,对我极奉承之至,除对我的天才大加奖饰之外,又恳切地邀我到英国去,愿意运用他的一切影响,把他所有的朋友介绍给我,好使我在英国住得舒服些。在此地,休谟先生的同乡兼朋友——元帅勋爵对我说,我把休谟的一切优点都估计得完全不错,他甚至还告诉我一则关于休谟的文学轶事,这则轶事曾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同样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攻击休谟,他的作品付印的时候,他不在,休谟就负责替他看校样,并监督印行。这种行为正与我的意趣相投。我也是这样。有人曾写了一首歌来攻击我,我就替人家卖这首歌,六个苏一份。因此,当韦尔德兰夫人来跟我谈到休谟的时候,我是怀有种种对他有利的先入之见的;她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休谟对我如何如何友好,如何如何切盼能在英国对我尽地主之谊——她就是这样说的。她极力劝我利用休谟先生的这一片热忱,写信给他。我因为生来对英国就没有什么好感,非到万不得已时不愿出此下策,所以不肯写信,也不肯应承;但是我让她自己作主,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做,以便保持休谟先生的这番美意。由于她把关于这位大名人的一切都对我如此这般地说了,所以她离开莫蒂埃的时候已经使我深信,他是在我的朋友之列,而她更是在我的朋友之列了。
她走后,蒙莫朗就加紧了他的暗中活动。而那些无知小民也就不知什么叫作节制了。我依然继续安安静静地在叱骂声中散步;对植物学的爱好是我在狄维尔诺瓦博士跟前开始染上的,为我的散步添上了一种新的兴趣,使我走遍各处,采集植物标本,对那些无聊的人的叫嚣毫不在意,而我这种镇静又只能更激起他们的狂怒。最使我痛心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我的许多朋友或者号称为朋友的人们的家属,竟也相当公开地加入了我的迫害者的行列,例如狄维尔诺瓦氏一门,我那伊萨贝尔的父兄,还有就是我的那位女友(我住在她家)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迭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简直是个白痴,是个傻瓜,做出事来又十分粗暴;为了避免生气,我只好拿他开一个玩笑,我用《小先知书》的文体,写了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题为《号称通天眼的山中皮埃尔梦呓录》,在这个小册子里,我诙谐地向当时被人用作主要借口来迫害我的那些奇迹开火。贝鲁把这篇稿子叫人在日内瓦印出来了。这篇文章在此地取得的成功很有限;因为哪怕是最聪明的讷沙泰尔人,也体会不了雅典式的风趣,体会不了幽默,只要玩笑开得稍微微妙一点,他们就领略不出了。
我还写了另外一篇作品,写得比较用心些,手稿还存在我的文件中,我应该在这里谈一谈这篇作品的来由。
在通缉令和迫害闹得最疯狂的时候,日内瓦人显得格外突出,死命地大叫大喊;在这些人当中,我的朋友凡尔纳以真正神学的豪情,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来发表一些攻击我的信件,想证明我不是基督徒。那些信写得倒是神气十足,但是不怎么高明,虽然据说博物学家博内也曾chā手其间。这位博内固然是唯物主义者,可是一谈到我,便仍然是褊狭的正教思想。当然,我是无意于答复这种作品的,但是既然有在《山中来信》里说几句话的机会,我就chā进了一个揶揄备至的小注,把凡尔纳气得火冒三丈。他在日内瓦声嘶力竭地狂吼,据狄维尔诺瓦告诉我说,他已经气得六神无主了。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一张无头帖子,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沸勒热腾河水写的。这张帖子说我把我的几个孩子都扔到大街上了,说我抱着一个随营娼妓到处跑,说我是以酒色伤身,害着杨梅大疮,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好听的话。我当然不难看出我的对头是谁。我读到这个谤书的时候,眼看一个一辈子没有跑过娼家的人,他的最大缺点始终是怯儒羞惭如处女,而现在竟被人家称为跑娼寮的能手;眼看人家说我害着杨梅大疮,而我不但终身没有得过这一类病,甚至内行人还说我的体质生来就不会得这种病的;这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痛切地问一问,人世上的一切所谓名誉、声望究竟还能有多大的真正价值。经过仔细权衡之后,我觉得要驳倒这个谤书,最好莫过于把它拿到我住得最久的那个城市里去印刷出来,于是我就把它寄给了迪舍纳,叫他照原样印出,加上一个按语,我在这个按语里把凡尔纳先生的名字点了出来,另外还加上几则短注,说明事实真相。我还不以把帖子印出为满足,又把它拿给好几个人看了,其中有符腾堡邦的路易亲王先生——他一向对我很客气,当时同我互相通信。这位亲王、贝鲁以及其他一些人都似乎怀疑凡尔纳是这个谤书的作者,怪我把他点出来未免过于唐突。我经他们一说,良心不安起来,就写信给迪舍纳,叫他把这个印刷品取消。居伊写信告诉我说,已经取消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当真照办了;我发现他说谎次数太多了,这次多说一个谎也算不了什么奇迹;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被封锁在深沉的黑暗里,不可能透过黑暗去识破任何真象了。
凡尔纳先生忍受了这个指控,态度非常温和;如果一个人真不该受到这样的指控,而在他发出那样的狂怒之后还能如此温和,那真是太令人惊讶了。他还给我写了两三封很有分寸的信,目的似乎是想从我的复信里探知我究竟掌握了多少底细,是否有反对他的证据。我回了他两封短信,内容冷酷、严峻,而措词则并不失礼,他对这两封信一点也没有生气。我收到他的第三封信时,看出他是想保持长期通信关系,我就不答复了,于是他求狄维尔诺瓦跟我解释。克拉美夫人写信给贝鲁说,她确有把握知道谤书不是凡尔纳写的。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的信念;不过,我也可能弄错,如果真是我弄错了,我就该亲自向凡尔纳赔礼道歉,所以我请狄维尔诺瓦转告他说,如果他能把谤书的真正作者给我指出来,或者至少他能给我证明他不是谤书的作者,我一定向他赔礼道歉,保证叫他满意。我还更进了一步:因为我充分感觉到,如果归根结蒂,他的确是无辜的话,我是无权要求他作任何证明的;所以我又决计把我之所以深信是他的理由,写在一份相当长的备忘录里,请一个凡尔纳所不能拒绝的公断人来评判一下。人们是猜想不到我所选的那个公断人是谁的——他就是日内瓦议会。我在备忘录的末尾宣称,如果议会在审阅了备忘录,并作了它认为必要而又力所能及的调查之后,宣布凡尔纳先生不是谤书的作者,我便立刻真诚地不再相信他是谤书的作者,立刻跑去跪到他的脚前,向他请求宽恕,直到取得他的宽恕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道的热忱、我的灵魂的正直与豪迈、我对人皆生而有之的那种对正义之爱的信心,从来也没有比在这份合理而又动人的备忘录里表现得更充分、更明显了,因为我在这份备忘录里毫不迟疑地把我那些最不容情的仇敌拿来做诬蔑者和我之间的公断人。我拿这备忘录读给贝鲁听,他主张取消,我就把它取消了。他劝我等候凡尔纳答应提出的证据,我就等候了,我今天还在等候着呢。他劝我在等候期间不要说话,我就不说话了,我将终身不再说话,让人家骂我把一个严重的、莫须有的、无证据的罪状栽到凡尔纳头上,但是我内心里现在仍旧跟确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确信他是谤书的作者。我的备忘录现在还在贝鲁先生手里。万一有一天它得见天日,人们将可以在那里面看到我列举的那些理由,同时,我希望,人们也将可以从中认识让-雅克的灵魂,这是我的同时代人所一直不愿意认识的。
现在该谈谈我的那场莫蒂埃之灾了,该谈谈我在特拉维尔谷地住了两年半之后,在以坚定不移的精神忍受了八个月最恶劣的待遇之后,怎样又离开了特拉维尔谷地了。这个不愉快的时期的详细情形,我无法清晰地回忆,但是这些情形,人们在贝鲁发表的那篇记事里都可以看到,我在下文还要谈到这篇记事。
自从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乱更激烈了;尽管有国王的历次诏令,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尽管本地领主和行政官员多次警告,民众却认真把我当作反基督的人看待。最后,他们看到叫嚣无效,似乎要动起手来了;在路上,石头已经开始在我的周围乱滚,不过扔得还算太远一点,砸不到我。最后,在莫蒂埃集市那一夜——集市期是九月初——我在住宅里受到攻击,所有住在宅里的人都有生命危险了。
半夜,我听到哐啷一声,响声是在沿着屋后那道长廊里发出的。冰雹似的石头扔向面对长廊的门窗,哗啦啦地飞到长廊里来,原来睡在长廊里的那条狗开始还汪汪地叫,后来吓得不敢作声,躲到一个角落里,扒住板壁又咬又抓,拼命要逃出去。我听到声响就赶快起来,我正要出屋门到厨房里去,这时由一只有力的手扔来的一块石头,打破了窗户,穿过厨房,撞开我的房门,直落到我的床脚下来;如果我走快一秒钟,石头就打到我的肚子了。我判断那哐啷一声是有意引我出来的,扔的石头是要给我拦门一下。我一个箭步就到了厨房,只见戴莱丝也起来了,浑身哆嗦着向我奔来。我们俩赶紧靠着墙,避开窗户的方向,以免挨到石头,并且商量一下该怎样应付,因为出去呼援就正好让人家砸死。幸而我楼下住了一个老头,他的女仆听到声响就起来,奔去喊领主先生去了——领主先生跟我们住的是门对门。领主先生跳下床,忙披上睡衣,登时就带着警卫队跑来了,因为有集市,警卫队这一夜正在巡逻,当时近在咫尺。领主看到破坏的情况,直吓得面如土色,一见满廓都是石头,便叫道:“上帝啊!简直是个采石场了!”在查看下面的时候,发现一个小院子的门被冲开了,有人曾想从走廊上钻到屋子里来。大家研究为什么警卫队没有看到或阻止这场乱子的发生,结果发现,虽然那夜的巡逻任务已经轮到别的村子,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由它巡逻。领主第二天就给邦议会打了报告,两天后,议会就下令给他,叫他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悬赏检举肇事者,答应为检举人保守秘密,同时,在破案之前,用国王的公费,在我的房子外面和毗连我的房子的领主的房子外面设置卫兵。第二天,皮利上校、检察长默龙、领主马蒂内、税务官居约内、司库员狄维尔诺瓦和他的父亲,总之,地方上所有的头面人物都来看我了,并且一致敦促我避避风头,至少暂时离开一下我再也不能安全地、体面地住下去的这个教区。我甚至看出,那位领主被这群暴民的狂怒吓慌了,生怕他们迁怒到他的头上,很乐意看到我赶紧走开,以便解除他保护我的这个艰难的任务,并且自己也可以脱离这个教区——我走后他真的这样办了。因此我让步了,甚至心里还有些难过:因为民众的那种仇恨情绪真叫我痛心疾首,忍受不了。
我的退路,可供选择的不止一个。韦尔德兰夫人回到巴黎以后,给我写过好几封信,谈到一位她称为爵士的华尔蒲尔先生,说这位华尔蒲尔先生对我十分热心,要在他的一份产业上给我提供一个去处。她把这个地方给我描写得极其引人入胜,怎样居住,怎样生活,都说得十分详细,足见华尔蒲尔爵士的这个计划是跟她精心商量过的。元帅勋爵则一直劝我到英格兰或苏格兰去,他也愿意在他的产业上给我提供一个去处;但是后来他又给我提供了另一个地方,在波茨坦,就在他身边,这对我说来,诱惑力更大了。他新近还向我转达国王跟他谈到我的一番话,这番话就是促我前去的一种邀请;萨克森-哥特公爵夫人竟认为我这次旅行已经是翘首可待的了,所以她写信给我,促我顺便去看看她,并且在她身边住上若干时候。但是我对瑞士又太留恋了,我舍不得离开瑞士,只要我还有可能在瑞士生活下去,我就要利用这个时机来执行我数月来就考虑着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为了免得打断我叙事的话头,我一直还没能谈到。
这个计划就是住到圣·皮埃尔岛上去。圣·皮埃尔岛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在比埃纳湖中心。上年夏天我跟贝鲁一起徒步旅行时,曾游览过这个岛屿,当时它把我迷住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多次打算到那里去住家。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岛归伯尔尼人所有,而伯尔尼人三年前曾把我驱逐出境,态度极其恶劣;再说,人家那么不客气地对待了我,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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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先生在法国曾获得很大的声誉,特别是在百科全书派中间,因为他写了些论商业和政治的著述,最近又写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通过普列伏神父的翻译读到的他的唯一作品。我没有读过他的其他作品,只能根据别人给我的介绍,认为休谟先生是把彻底的共和主义精神和英国人崇尚奢华的这种矛盾现象结合在一起的。又根据这个想法,我把他为查理一世写的那套辩护之词看作是持平精神的奇迹;我极钦佩他的道德,也极钦佩他的天才。休谟先生的好朋友布弗莱夫人早就劝我到英国去;结识这位罕见的人物,博得他的友谊这个愿望大大增强了我到英国去的念头。我到瑞士后,就收到他经这位夫人转来的一封信,对我极奉承之至,除对我的天才大加奖饰之外,又恳切地邀我到英国去,愿意运用他的一切影响,把他所有的朋友介绍给我,好使我在英国住得舒服些。在此地,休谟先生的同乡兼朋友——元帅勋爵对我说,我把休谟的一切优点都估计得完全不错,他甚至还告诉我一则关于休谟的文学轶事,这则轶事曾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同样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攻击休谟,他的作品付印的时候,他不在,休谟就负责替他看校样,并监督印行。这种行为正与我的意趣相投。我也是这样。有人曾写了一首歌来攻击我,我就替人家卖这首歌,六个苏一份。因此,当韦尔德兰夫人来跟我谈到休谟的时候,我是怀有种种对他有利的先入之见的;她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休谟对我如何如何友好,如何如何切盼能在英国对我尽地主之谊——她就是这样说的。她极力劝我利用休谟先生的这一片热忱,写信给他。我因为生来对英国就没有什么好感,非到万不得已时不愿出此下策,所以不肯写信,也不肯应承;但是我让她自己作主,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做,以便保持休谟先生的这番美意。由于她把关于这位大名人的一切都对我如此这般地说了,所以她离开莫蒂埃的时候已经使我深信,他是在我的朋友之列,而她更是在我的朋友之列了。
她走后,蒙莫朗就加紧了他的暗中活动。而那些无知小民也就不知什么叫作节制了。我依然继续安安静静地在叱骂声中散步;对植物学的爱好是我在狄维尔诺瓦博士跟前开始染上的,为我的散步添上了一种新的兴趣,使我走遍各处,采集植物标本,对那些无聊的人的叫嚣毫不在意,而我这种镇静又只能更激起他们的狂怒。最使我痛心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我的许多朋友或者号称为朋友的人们的家属,竟也相当公开地加入了我的迫害者的行列,例如狄维尔诺瓦氏一门,我那伊萨贝尔的父兄,还有就是我的那位女友(我住在她家)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迭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简直是个白痴,是个傻瓜,做出事来又十分粗暴;为了避免生气,我只好拿他开一个玩笑,我用《小先知书》的文体,写了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题为《号称通天眼的山中皮埃尔梦呓录》,在这个小册子里,我诙谐地向当时被人用作主要借口来迫害我的那些奇迹开火。贝鲁把这篇稿子叫人在日内瓦印出来了。这篇文章在此地取得的成功很有限;因为哪怕是最聪明的讷沙泰尔人,也体会不了雅典式的风趣,体会不了幽默,只要玩笑开得稍微微妙一点,他们就领略不出了。
我还写了另外一篇作品,写得比较用心些,手稿还存在我的文件中,我应该在这里谈一谈这篇作品的来由。
在通缉令和迫害闹得最疯狂的时候,日内瓦人显得格外突出,死命地大叫大喊;在这些人当中,我的朋友凡尔纳以真正神学的豪情,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来发表一些攻击我的信件,想证明我不是基督徒。那些信写得倒是神气十足,但是不怎么高明,虽然据说博物学家博内也曾chā手其间。这位博内固然是唯物主义者,可是一谈到我,便仍然是褊狭的正教思想。当然,我是无意于答复这种作品的,但是既然有在《山中来信》里说几句话的机会,我就chā进了一个揶揄备至的小注,把凡尔纳气得火冒三丈。他在日内瓦声嘶力竭地狂吼,据狄维尔诺瓦告诉我说,他已经气得六神无主了。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一张无头帖子,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沸勒热腾河水写的。这张帖子说我把我的几个孩子都扔到大街上了,说我抱着一个随营娼妓到处跑,说我是以酒色伤身,害着杨梅大疮,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好听的话。我当然不难看出我的对头是谁。我读到这个谤书的时候,眼看一个一辈子没有跑过娼家的人,他的最大缺点始终是怯儒羞惭如处女,而现在竟被人家称为跑娼寮的能手;眼看人家说我害着杨梅大疮,而我不但终身没有得过这一类病,甚至内行人还说我的体质生来就不会得这种病的;这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痛切地问一问,人世上的一切所谓名誉、声望究竟还能有多大的真正价值。经过仔细权衡之后,我觉得要驳倒这个谤书,最好莫过于把它拿到我住得最久的那个城市里去印刷出来,于是我就把它寄给了迪舍纳,叫他照原样印出,加上一个按语,我在这个按语里把凡尔纳先生的名字点了出来,另外还加上几则短注,说明事实真相。我还不以把帖子印出为满足,又把它拿给好几个人看了,其中有符腾堡邦的路易亲王先生——他一向对我很客气,当时同我互相通信。这位亲王、贝鲁以及其他一些人都似乎怀疑凡尔纳是这个谤书的作者,怪我把他点出来未免过于唐突。我经他们一说,良心不安起来,就写信给迪舍纳,叫他把这个印刷品取消。居伊写信告诉我说,已经取消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当真照办了;我发现他说谎次数太多了,这次多说一个谎也算不了什么奇迹;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被封锁在深沉的黑暗里,不可能透过黑暗去识破任何真象了。
凡尔纳先生忍受了这个指控,态度非常温和;如果一个人真不该受到这样的指控,而在他发出那样的狂怒之后还能如此温和,那真是太令人惊讶了。他还给我写了两三封很有分寸的信,目的似乎是想从我的复信里探知我究竟掌握了多少底细,是否有反对他的证据。我回了他两封短信,内容冷酷、严峻,而措词则并不失礼,他对这两封信一点也没有生气。我收到他的第三封信时,看出他是想保持长期通信关系,我就不答复了,于是他求狄维尔诺瓦跟我解释。克拉美夫人写信给贝鲁说,她确有把握知道谤书不是凡尔纳写的。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的信念;不过,我也可能弄错,如果真是我弄错了,我就该亲自向凡尔纳赔礼道歉,所以我请狄维尔诺瓦转告他说,如果他能把谤书的真正作者给我指出来,或者至少他能给我证明他不是谤书的作者,我一定向他赔礼道歉,保证叫他满意。我还更进了一步:因为我充分感觉到,如果归根结蒂,他的确是无辜的话,我是无权要求他作任何证明的;所以我又决计把我之所以深信是他的理由,写在一份相当长的备忘录里,请一个凡尔纳所不能拒绝的公断人来评判一下。人们是猜想不到我所选的那个公断人是谁的——他就是日内瓦议会。我在备忘录的末尾宣称,如果议会在审阅了备忘录,并作了它认为必要而又力所能及的调查之后,宣布凡尔纳先生不是谤书的作者,我便立刻真诚地不再相信他是谤书的作者,立刻跑去跪到他的脚前,向他请求宽恕,直到取得他的宽恕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道的热忱、我的灵魂的正直与豪迈、我对人皆生而有之的那种对正义之爱的信心,从来也没有比在这份合理而又动人的备忘录里表现得更充分、更明显了,因为我在这份备忘录里毫不迟疑地把我那些最不容情的仇敌拿来做诬蔑者和我之间的公断人。我拿这备忘录读给贝鲁听,他主张取消,我就把它取消了。他劝我等候凡尔纳答应提出的证据,我就等候了,我今天还在等候着呢。他劝我在等候期间不要说话,我就不说话了,我将终身不再说话,让人家骂我把一个严重的、莫须有的、无证据的罪状栽到凡尔纳头上,但是我内心里现在仍旧跟确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确信他是谤书的作者。我的备忘录现在还在贝鲁先生手里。万一有一天它得见天日,人们将可以在那里面看到我列举的那些理由,同时,我希望,人们也将可以从中认识让-雅克的灵魂,这是我的同时代人所一直不愿意认识的。
现在该谈谈我的那场莫蒂埃之灾了,该谈谈我在特拉维尔谷地住了两年半之后,在以坚定不移的精神忍受了八个月最恶劣的待遇之后,怎样又离开了特拉维尔谷地了。这个不愉快的时期的详细情形,我无法清晰地回忆,但是这些情形,人们在贝鲁发表的那篇记事里都可以看到,我在下文还要谈到这篇记事。
自从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乱更激烈了;尽管有国王的历次诏令,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尽管本地领主和行政官员多次警告,民众却认真把我当作反基督的人看待。最后,他们看到叫嚣无效,似乎要动起手来了;在路上,石头已经开始在我的周围乱滚,不过扔得还算太远一点,砸不到我。最后,在莫蒂埃集市那一夜——集市期是九月初——我在住宅里受到攻击,所有住在宅里的人都有生命危险了。
半夜,我听到哐啷一声,响声是在沿着屋后那道长廊里发出的。冰雹似的石头扔向面对长廊的门窗,哗啦啦地飞到长廊里来,原来睡在长廊里的那条狗开始还汪汪地叫,后来吓得不敢作声,躲到一个角落里,扒住板壁又咬又抓,拼命要逃出去。我听到声响就赶快起来,我正要出屋门到厨房里去,这时由一只有力的手扔来的一块石头,打破了窗户,穿过厨房,撞开我的房门,直落到我的床脚下来;如果我走快一秒钟,石头就打到我的肚子了。我判断那哐啷一声是有意引我出来的,扔的石头是要给我拦门一下。我一个箭步就到了厨房,只见戴莱丝也起来了,浑身哆嗦着向我奔来。我们俩赶紧靠着墙,避开窗户的方向,以免挨到石头,并且商量一下该怎样应付,因为出去呼援就正好让人家砸死。幸而我楼下住了一个老头,他的女仆听到声响就起来,奔去喊领主先生去了——领主先生跟我们住的是门对门。领主先生跳下床,忙披上睡衣,登时就带着警卫队跑来了,因为有集市,警卫队这一夜正在巡逻,当时近在咫尺。领主看到破坏的情况,直吓得面如土色,一见满廓都是石头,便叫道:“上帝啊!简直是个采石场了!”在查看下面的时候,发现一个小院子的门被冲开了,有人曾想从走廊上钻到屋子里来。大家研究为什么警卫队没有看到或阻止这场乱子的发生,结果发现,虽然那夜的巡逻任务已经轮到别的村子,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由它巡逻。领主第二天就给邦议会打了报告,两天后,议会就下令给他,叫他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悬赏检举肇事者,答应为检举人保守秘密,同时,在破案之前,用国王的公费,在我的房子外面和毗连我的房子的领主的房子外面设置卫兵。第二天,皮利上校、检察长默龙、领主马蒂内、税务官居约内、司库员狄维尔诺瓦和他的父亲,总之,地方上所有的头面人物都来看我了,并且一致敦促我避避风头,至少暂时离开一下我再也不能安全地、体面地住下去的这个教区。我甚至看出,那位领主被这群暴民的狂怒吓慌了,生怕他们迁怒到他的头上,很乐意看到我赶紧走开,以便解除他保护我的这个艰难的任务,并且自己也可以脱离这个教区——我走后他真的这样办了。因此我让步了,甚至心里还有些难过:因为民众的那种仇恨情绪真叫我痛心疾首,忍受不了。
我的退路,可供选择的不止一个。韦尔德兰夫人回到巴黎以后,给我写过好几封信,谈到一位她称为爵士的华尔蒲尔先生,说这位华尔蒲尔先生对我十分热心,要在他的一份产业上给我提供一个去处。她把这个地方给我描写得极其引人入胜,怎样居住,怎样生活,都说得十分详细,足见华尔蒲尔爵士的这个计划是跟她精心商量过的。元帅勋爵则一直劝我到英格兰或苏格兰去,他也愿意在他的产业上给我提供一个去处;但是后来他又给我提供了另一个地方,在波茨坦,就在他身边,这对我说来,诱惑力更大了。他新近还向我转达国王跟他谈到我的一番话,这番话就是促我前去的一种邀请;萨克森-哥特公爵夫人竟认为我这次旅行已经是翘首可待的了,所以她写信给我,促我顺便去看看她,并且在她身边住上若干时候。但是我对瑞士又太留恋了,我舍不得离开瑞士,只要我还有可能在瑞士生活下去,我就要利用这个时机来执行我数月来就考虑着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为了免得打断我叙事的话头,我一直还没能谈到。
这个计划就是住到圣·皮埃尔岛上去。圣·皮埃尔岛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在比埃纳湖中心。上年夏天我跟贝鲁一起徒步旅行时,曾游览过这个岛屿,当时它把我迷住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多次打算到那里去住家。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岛归伯尔尼人所有,而伯尔尼人三年前曾把我驱逐出境,态度极其恶劣;再说,人家那么不客气地对待了我,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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