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 章
得到了把杂志拿到厨房里去的权利,夜里可以看书了。
使我最高兴的,是老婆子搬到儿室里睡去了,因为保姆老是喝醉酒。维克托不打扰我,他每晚等家人们都睡静之后,就悄悄儿起来把衣服穿好,溜到外边什么地方去了,直到天亮才回来。晚上还是不让我点灯,因为大家都把蜡拿到寝室里去了。我没有钱买蜡,便偷偷把蜡盘上的蜡油搜集起来,装在一只沙丁鱼罐头盒里,再加上一点长明灯的油,用棉线做灯芯,便点起一盏烟气腾腾的灯,整夜放在炉子上。
当我翻动一页书的时候,那昏红的火头就摇晃不定,好象要熄灭的样子。灯芯常常滑进燃得很难闻的蜡油里;油烟熏我的眼睛。但这一切不便,都在看图片读说明的快乐中消失了。
这些图片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一天天扩大起来的世界:这里有梦一般的城市,有高山和美丽的海滨。生活美妙地展现开来,大地更富于魅力:人多起来了,城市增加了,一切都变得更加多样,无所不有。现在,我望着伏尔加河对岸的远方,已明白那儿并不是一片荒漠,而在以前,当我遥望伏尔加河对岸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特别的烦恼:草场平坦地扩展着,披着破衣似的黑色灌木丛,草场的尽头矗立着参差不齐的茂密森林,草场上空展开一片混浊寒冷的蓝天,大地空旷而凄凉,我的心也空落落的,一种淡淡的悲愁。撩乱着它。我失去了一切希望,感到百无聊赖;只想闭上眼睛。这种忧郁的空虚没有给我半点希望,它只是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都吸尽了。
图片的说明,用一种容易懂的文字,把另一些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告诉了我,把古代及现世的许多事情讲给我听,但是其中,也有不少是我所不懂的,这使我感到苦恼。有时候一些奇怪的名词刺到我的脑子里——什么"形而上学"、"千年天国说"、"宪章运动者"一类奇怪的名词,对我实在有点头痛。我觉得它们是一种阻止我的想象的怪物。如果我弄不清这些名词的意义,也就永远再也不会明白什么了——正是这些名词象卫兵一样把守着秘密之宫的大门。有时候,全部的句子象扎进手指的刺一般在我的记忆里停留很久,使我再也不能去想别的事情。
我记得念过这样的怪诗:
匈奴族的首长阿底拉骑着马,
满身披着钢铁甲胄,
象坟墓般地yīn郁和沉默,
在无人境中行走。
他的背后有一队乌云一样的大军在追寻着叫喊:"何处是罗马?何处是雄伟的罗马?"
我已知道罗马是一座都城,但是匈奴是怎样一种民族呢?
我必须把它弄明白。
我找到一个好机会,就向主人问。
"匈奴?"他惊奇地重复了一句。"鬼知道这是什么呀?大概是个毫无意义的东西吧……"他不赞成地摇了摇头。
"你满脑子都是些无用的东西,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呀,彼什科夫。"
不管是好事坏事,可是我要知道它。
我觉得团队里的牧师索洛维约夫一定会知道匈奴是什么,我在院子里碰到了他,就拉住他问。
他体弱多病,红眼睛,没眉毛,黄须,脸色苍白,xìng情暴躁。他把黑手杖拄着地,对我说:"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涅斯捷罗夫中尉恶狠狠地回答说:
"你说什么?"
于是我决定,关于匈奴这个问题得去问yào房里那位yào剂师,他对我总是和和气气的。他有一张聪明的脸,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匈奴,"yào剂师巴维尔·戈利特贝格对我说。"匈奴是吉尔吉斯那样的游牧民族,再没有这个民族了,现在已经绝种了。"
我觉得难过懊丧,倒不是因为匈奴人都已经绝种,而是因为把自己烦恼了这么久的那个词的意思,原来只是如此简单,而且使我一无所获。
但我还是很感激匈奴。自从我为这个名词大伤了脑筋之后,我的心踏实了许多,而且由于这位阿底拉,我跟yào剂师戈利特贝格接近起来了。
这个人能够很通俗地解释一切难懂的名词。他有一把开启一切知识之锁的钥匙。他用两个手指头把眼镜正一正,从厚玻璃片中盯住我的眼睛,好象拿一些小钉子钉进我的脑门一般,对我说:"好朋友,一个名词好象树上的一片叶子,为了明白为什么这些叶子不是那样的而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先明白这株树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必须学习。好朋友,书好比一座美丽的园子;园子里什么都有:有的叫人见了舒服,有的对人有用处……"我常常到那yào房里去,为那些害慢xìng"烧心"病的大人们买苏打粉和苦土,为孩子们买月桂软膏和泻yào,我就顺便去找他。他的简短的教导,使我对于书籍的态度更加端正了。
不知不觉地我对书籍好象一个酒徒对酒一般,变成不可一日无此君了。
书籍使我看见了一种另外的生活,一种刺激人们、使人们去干大事业,去犯法的强烈的感情和愿望。我看出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是既不会干大事业,也不会去犯法的,他们活着,好象跟书中所写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呢?——这是难解的。我不愿过这种生活……这是我很清楚的,我不愿意……我从图片的说明上知道了布拉格、lún敦、巴黎那些地方的街道上并没有坑洼和垃圾堆,有的只是笔直宽阔的马路,房子和教堂也是另一种样子。在那里既没有人必须在屋子里过六个月的冬天,也没有只准吃酸白菜、醃蘑菇、燕麦面片、马铃薯和讨厌的麻子油的大斋日。过大斋日不准看书,《绘画论坛》被他们收起了;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迫到我的身上来了。现在把这种生活和书中见过的来比较,更觉得它的贫乏和畸形。一有书看,我的心境就好,精神就振作,干活也干得利索,因为心里有了目标:早些把活干完了,就可以多剩一点时间来看书。但书被没收了之后,我便变得百无聊赖、懒洋洋的了,害上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健忘症。
记得正是这种无聊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正要睡觉,忽然传来嗡嗡的教堂的钟声。家里的人都被惊起来了,半luǒ着的人们跳到窗子边互相问道:"失火了吗?……是打警钟吧?"
别的房子里,也都在忙乱,门户砰砰碰碰地响。有人牵着套好了的马在院子里跑。老婆子大声嚷,说教堂里失了盗。
主人竭力阻止她:
"够了,妈……不是听得很清楚吗,这不是警钟。"
"那么就是主教死了……"
维克托从床上爬下来,一面穿衣服,一面嘴里嘀咕:"我可知道出了什么事,我知道。"
主人叫我跑上阁楼去望有没有火光。我跑上楼去,从天窗爬到屋顶上,望不见火光。在寂静的寒冷的夜气中,钟声慢吞吞地接连地响着,街市睡梦惺忪的横躺在大地上。一些瞧不见的人,在黑暗中踏着雪地吱喳作响地跑过去,雪橇的滑板吱吱地叫。钟声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地响着。我回到起居室里说:"望不见火光呀。"
"呸,真是的。"穿着外套,戴上帽子的主人说着,把大领子拉上,又开始迟疑不决地把两脚伸进套鞋。主fù劝他:"别出去,喂,别出去……""少废话。"
维克托也穿好了衣服,挑逗着大家:
"我可知道……"
两兄弟走到大街上去了,女人们吩咐我烧茶炊,自己又跑到窗子口去望。可是,主人几乎马上就回来了,在外边拉门铃。他从楼梯跑上来,一声也没吭,把前室的门打开,粗声说:"沙皇给人暗杀了。"
"杀死了。"老婆子叫了一声。
"死了。军官告诉我的……现在怎么办呢?"
门铃又响了,维克托回来了,他无精打采地脱着衣服,怒气冲冲地说:"我还当是打仗呢。"
后来,大家坐下喝茶,而且慢吞吞地,可是压低着嗓子,小心翼翼地谈起来。街上已经静下来,钟也不响了。他们整整两天,悄悄地小声议论着,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而且也有客人到这儿来过,详细地说了什么。我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主人们却把报纸收起来不让我看。我便问西多罗夫,沙皇为什么被人暗杀了?他低声说:"这种事不准乱说……"这事情很快就被忘记,日常的琐事分去了我的心,而且过了不多几时,我遇到了一件很倒霉的事。
有一个星期日,主人们一早出去做礼拜,我把茶炊生上火,就收拾屋子去了。这时候,那个最大的孩子跑到厨房里来,把茶炊上的龙头拔下,拿到桌子底下去玩。茶炊里的炭火很旺,水一漏完,茶炊就开焊了。我还在起居室里,就听见茶炊的响声很怪,跑到厨房里一瞧,啊哟,不得了,整个铜茶炊都变青了,在颠动,好象马上就会从地板上飞腾起来。
chā龙头的嘴口脱了焊缝,软吞吞耷拉下来;盖子歪在一旁;把手底下,熔化的锡液滴答滴答地滴着;这只紫红带青的茶炊,完全跟一个烂醉的酒鬼一样。我用水去泼,它就嗤地响了一声,很凄惨地瘫倒在地板上。
外边门铃响了。我开了门;老婆子劈头就问我茶炊烧好了没有,我简短的回答:"烧好了。"
这句话只是在慌张惧怕时信口胡说的,她却说我在嘲笑,因此把罪状加重了。我就受了一顿痛打,老婆子扎了一把松木柴,大发威风。打起来倒并不十分痛,却在背脊皮下深深地扎进了许多木刺。到了傍晚,我的背肿得枕头一样高。第二天中午,主人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里去。
一个个子瘦高得有点滑稽的医生验了我的伤,用低沉的声音不慌不忙地说:"这是一种私刑,我得写一个验伤单。"
主人红了脸,两脚沙沙地蹭着地板;小声地对医生说了些什么话,医生两眼越过他脑袋望着对面,简单地回答:"我不能这样做,这不行。"
但后来又来问我:
"你要告发吗?"
我很痛,但我说:
"不,快点给我治吧……"
我被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拿一个冷冰冰的碰在皮上很好过的钳子,一边钳着刺,一边玩笑地说:"朋友,他们把你的皮炼得相当出色呀,现在你身上的皮不漏水了……"这个痒得叫人难受的手术一完,他说:"钳出了四十二根刺,老弟,好好儿记着,可以吹吹牛皮呀。明天这时候再来,我给你换纱布。你时常挨打吗?"
我想了一想,就回答说:
"以前,还挨得多一些呢……"
医生粗着嗓子哈哈大笑起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朋友,都会好起来的。"
医生带我到主人那儿,对他说:
"请你领回去吧,已经包好了。明天再来换纱布。这孩子是个乐天派,算你运气好……"我们坐上马车回去的时候,主人对我说:"我从前也挨过打,彼什科夫。有什么办法呢?老弟,我也挨过打的。你倒还有我同情你,可是谁也没有同情过我呀,谁也没有。人到处都有,可是同情的连个狗崽子也没有。唉,畜生……"他骂人一直骂到马车到了家门口。我有点同情他。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象对待人一样跟我谈话。
一家人象迎接做寿的人一样迎接我。女人们追根究底地问医生如何给我治伤和说了些什么。他们听着,惊奇着,好似很有味地咂咂舌头,又皱皱眉头。我很奇怪他们对于疾病痛苦以及一切不快的事,竟有那么强烈的兴趣。
我看出他们因为我不愿意控告他们而感到很满意。趁这机会我就请求他们许可我向裁缝妻子借书看。他们不敢拒绝我,只有老婆子吃惊地叹息:"真是个鬼东西。"
过了一天,我来到裁缝妻子面前。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听说你害病进医院了。你瞧,别人尽胡说。"
我没作声,把真相告诉她,我觉得很难为情,干吗叫她知道这种凶暴伤心事呢?她跟旁的人不同,这太好啦。
现在我又看书了: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蒙特潘、扎孔纳、加博里奥、埃马尔、巴戈贝等人的厚厚的书,我都一本一本地迅速地囫囵吞下去。多高兴啊,我觉得我自己也好象是一个过着非凡生活的人物了。这种生活激动着我,使我振奋。自制的蜡台又放出昏红的光来,我彻夜看书,因此我的眼睛有一点儿坏了,老婆子对我很亲昵地说:"书呆子,瞧着吧,眼珠会bào的,会成瞎子的。"
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在这种写得津津有味、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的书中,虽然国家和城市各不相同,发生的事件各种各样,但讲的是一个道理:好人走恶运,受恶人欺凌,恶人常比善人走运,聪明,可是等到后来,总有一个难以捉摸的东西,战胜了恶人,善人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有关"爱情"的东西,也叫人看了讨厌,所有的男女都用千篇一律的语言谈情说爱。这不但叫人看了生厌,而且引起朦胧的怀疑。
有时我看了头几页,就可推测到谁胜谁败,而且故事线索一弄明白,我就努力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替书中人物解开扣子。一放下书,我就琢磨起来,象做算术教科书上的练习题那样,并且越来越能猜中哪个主人公进入幸运的天国,哪一个堕入牢狱。
但在这一切后面,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对我有重大意义的真理,看到另一种生活的特点,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明白了在巴黎无论是赶马车的、做工的、当兵的,凡一切"下等社会"的人,跟尼日尼、喀山、彼尔姆等等地方的完全不同:在那边,"下等社会"的人更能大胆对老爷们说话,对待他们态度要随便得多,自由得多。比方那里有一个兵士(但在我所认识的兵士中,就没有一个象他的,无论西多罗夫、轮船上那个维亚特兵士,更不必说叶尔莫欣了),他比这些人更象一个人;在他身上,有一种跟斯穆雷相同的东西,但并不象斯穆雷那样凶和粗野。又如那里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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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最高兴的,是老婆子搬到儿室里睡去了,因为保姆老是喝醉酒。维克托不打扰我,他每晚等家人们都睡静之后,就悄悄儿起来把衣服穿好,溜到外边什么地方去了,直到天亮才回来。晚上还是不让我点灯,因为大家都把蜡拿到寝室里去了。我没有钱买蜡,便偷偷把蜡盘上的蜡油搜集起来,装在一只沙丁鱼罐头盒里,再加上一点长明灯的油,用棉线做灯芯,便点起一盏烟气腾腾的灯,整夜放在炉子上。
当我翻动一页书的时候,那昏红的火头就摇晃不定,好象要熄灭的样子。灯芯常常滑进燃得很难闻的蜡油里;油烟熏我的眼睛。但这一切不便,都在看图片读说明的快乐中消失了。
这些图片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一天天扩大起来的世界:这里有梦一般的城市,有高山和美丽的海滨。生活美妙地展现开来,大地更富于魅力:人多起来了,城市增加了,一切都变得更加多样,无所不有。现在,我望着伏尔加河对岸的远方,已明白那儿并不是一片荒漠,而在以前,当我遥望伏尔加河对岸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特别的烦恼:草场平坦地扩展着,披着破衣似的黑色灌木丛,草场的尽头矗立着参差不齐的茂密森林,草场上空展开一片混浊寒冷的蓝天,大地空旷而凄凉,我的心也空落落的,一种淡淡的悲愁。撩乱着它。我失去了一切希望,感到百无聊赖;只想闭上眼睛。这种忧郁的空虚没有给我半点希望,它只是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都吸尽了。
图片的说明,用一种容易懂的文字,把另一些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告诉了我,把古代及现世的许多事情讲给我听,但是其中,也有不少是我所不懂的,这使我感到苦恼。有时候一些奇怪的名词刺到我的脑子里——什么"形而上学"、"千年天国说"、"宪章运动者"一类奇怪的名词,对我实在有点头痛。我觉得它们是一种阻止我的想象的怪物。如果我弄不清这些名词的意义,也就永远再也不会明白什么了——正是这些名词象卫兵一样把守着秘密之宫的大门。有时候,全部的句子象扎进手指的刺一般在我的记忆里停留很久,使我再也不能去想别的事情。
我记得念过这样的怪诗:
匈奴族的首长阿底拉骑着马,
满身披着钢铁甲胄,
象坟墓般地yīn郁和沉默,
在无人境中行走。
他的背后有一队乌云一样的大军在追寻着叫喊:"何处是罗马?何处是雄伟的罗马?"
我已知道罗马是一座都城,但是匈奴是怎样一种民族呢?
我必须把它弄明白。
我找到一个好机会,就向主人问。
"匈奴?"他惊奇地重复了一句。"鬼知道这是什么呀?大概是个毫无意义的东西吧……"他不赞成地摇了摇头。
"你满脑子都是些无用的东西,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呀,彼什科夫。"
不管是好事坏事,可是我要知道它。
我觉得团队里的牧师索洛维约夫一定会知道匈奴是什么,我在院子里碰到了他,就拉住他问。
他体弱多病,红眼睛,没眉毛,黄须,脸色苍白,xìng情暴躁。他把黑手杖拄着地,对我说:"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涅斯捷罗夫中尉恶狠狠地回答说:
"你说什么?"
于是我决定,关于匈奴这个问题得去问yào房里那位yào剂师,他对我总是和和气气的。他有一张聪明的脸,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匈奴,"yào剂师巴维尔·戈利特贝格对我说。"匈奴是吉尔吉斯那样的游牧民族,再没有这个民族了,现在已经绝种了。"
我觉得难过懊丧,倒不是因为匈奴人都已经绝种,而是因为把自己烦恼了这么久的那个词的意思,原来只是如此简单,而且使我一无所获。
但我还是很感激匈奴。自从我为这个名词大伤了脑筋之后,我的心踏实了许多,而且由于这位阿底拉,我跟yào剂师戈利特贝格接近起来了。
这个人能够很通俗地解释一切难懂的名词。他有一把开启一切知识之锁的钥匙。他用两个手指头把眼镜正一正,从厚玻璃片中盯住我的眼睛,好象拿一些小钉子钉进我的脑门一般,对我说:"好朋友,一个名词好象树上的一片叶子,为了明白为什么这些叶子不是那样的而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先明白这株树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必须学习。好朋友,书好比一座美丽的园子;园子里什么都有:有的叫人见了舒服,有的对人有用处……"我常常到那yào房里去,为那些害慢xìng"烧心"病的大人们买苏打粉和苦土,为孩子们买月桂软膏和泻yào,我就顺便去找他。他的简短的教导,使我对于书籍的态度更加端正了。
不知不觉地我对书籍好象一个酒徒对酒一般,变成不可一日无此君了。
书籍使我看见了一种另外的生活,一种刺激人们、使人们去干大事业,去犯法的强烈的感情和愿望。我看出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是既不会干大事业,也不会去犯法的,他们活着,好象跟书中所写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呢?——这是难解的。我不愿过这种生活……这是我很清楚的,我不愿意……我从图片的说明上知道了布拉格、lún敦、巴黎那些地方的街道上并没有坑洼和垃圾堆,有的只是笔直宽阔的马路,房子和教堂也是另一种样子。在那里既没有人必须在屋子里过六个月的冬天,也没有只准吃酸白菜、醃蘑菇、燕麦面片、马铃薯和讨厌的麻子油的大斋日。过大斋日不准看书,《绘画论坛》被他们收起了;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迫到我的身上来了。现在把这种生活和书中见过的来比较,更觉得它的贫乏和畸形。一有书看,我的心境就好,精神就振作,干活也干得利索,因为心里有了目标:早些把活干完了,就可以多剩一点时间来看书。但书被没收了之后,我便变得百无聊赖、懒洋洋的了,害上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健忘症。
记得正是这种无聊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正要睡觉,忽然传来嗡嗡的教堂的钟声。家里的人都被惊起来了,半luǒ着的人们跳到窗子边互相问道:"失火了吗?……是打警钟吧?"
别的房子里,也都在忙乱,门户砰砰碰碰地响。有人牵着套好了的马在院子里跑。老婆子大声嚷,说教堂里失了盗。
主人竭力阻止她:
"够了,妈……不是听得很清楚吗,这不是警钟。"
"那么就是主教死了……"
维克托从床上爬下来,一面穿衣服,一面嘴里嘀咕:"我可知道出了什么事,我知道。"
主人叫我跑上阁楼去望有没有火光。我跑上楼去,从天窗爬到屋顶上,望不见火光。在寂静的寒冷的夜气中,钟声慢吞吞地接连地响着,街市睡梦惺忪的横躺在大地上。一些瞧不见的人,在黑暗中踏着雪地吱喳作响地跑过去,雪橇的滑板吱吱地叫。钟声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地响着。我回到起居室里说:"望不见火光呀。"
"呸,真是的。"穿着外套,戴上帽子的主人说着,把大领子拉上,又开始迟疑不决地把两脚伸进套鞋。主fù劝他:"别出去,喂,别出去……""少废话。"
维克托也穿好了衣服,挑逗着大家:
"我可知道……"
两兄弟走到大街上去了,女人们吩咐我烧茶炊,自己又跑到窗子口去望。可是,主人几乎马上就回来了,在外边拉门铃。他从楼梯跑上来,一声也没吭,把前室的门打开,粗声说:"沙皇给人暗杀了。"
"杀死了。"老婆子叫了一声。
"死了。军官告诉我的……现在怎么办呢?"
门铃又响了,维克托回来了,他无精打采地脱着衣服,怒气冲冲地说:"我还当是打仗呢。"
后来,大家坐下喝茶,而且慢吞吞地,可是压低着嗓子,小心翼翼地谈起来。街上已经静下来,钟也不响了。他们整整两天,悄悄地小声议论着,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而且也有客人到这儿来过,详细地说了什么。我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主人们却把报纸收起来不让我看。我便问西多罗夫,沙皇为什么被人暗杀了?他低声说:"这种事不准乱说……"这事情很快就被忘记,日常的琐事分去了我的心,而且过了不多几时,我遇到了一件很倒霉的事。
有一个星期日,主人们一早出去做礼拜,我把茶炊生上火,就收拾屋子去了。这时候,那个最大的孩子跑到厨房里来,把茶炊上的龙头拔下,拿到桌子底下去玩。茶炊里的炭火很旺,水一漏完,茶炊就开焊了。我还在起居室里,就听见茶炊的响声很怪,跑到厨房里一瞧,啊哟,不得了,整个铜茶炊都变青了,在颠动,好象马上就会从地板上飞腾起来。
chā龙头的嘴口脱了焊缝,软吞吞耷拉下来;盖子歪在一旁;把手底下,熔化的锡液滴答滴答地滴着;这只紫红带青的茶炊,完全跟一个烂醉的酒鬼一样。我用水去泼,它就嗤地响了一声,很凄惨地瘫倒在地板上。
外边门铃响了。我开了门;老婆子劈头就问我茶炊烧好了没有,我简短的回答:"烧好了。"
这句话只是在慌张惧怕时信口胡说的,她却说我在嘲笑,因此把罪状加重了。我就受了一顿痛打,老婆子扎了一把松木柴,大发威风。打起来倒并不十分痛,却在背脊皮下深深地扎进了许多木刺。到了傍晚,我的背肿得枕头一样高。第二天中午,主人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里去。
一个个子瘦高得有点滑稽的医生验了我的伤,用低沉的声音不慌不忙地说:"这是一种私刑,我得写一个验伤单。"
主人红了脸,两脚沙沙地蹭着地板;小声地对医生说了些什么话,医生两眼越过他脑袋望着对面,简单地回答:"我不能这样做,这不行。"
但后来又来问我:
"你要告发吗?"
我很痛,但我说:
"不,快点给我治吧……"
我被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拿一个冷冰冰的碰在皮上很好过的钳子,一边钳着刺,一边玩笑地说:"朋友,他们把你的皮炼得相当出色呀,现在你身上的皮不漏水了……"这个痒得叫人难受的手术一完,他说:"钳出了四十二根刺,老弟,好好儿记着,可以吹吹牛皮呀。明天这时候再来,我给你换纱布。你时常挨打吗?"
我想了一想,就回答说:
"以前,还挨得多一些呢……"
医生粗着嗓子哈哈大笑起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朋友,都会好起来的。"
医生带我到主人那儿,对他说:
"请你领回去吧,已经包好了。明天再来换纱布。这孩子是个乐天派,算你运气好……"我们坐上马车回去的时候,主人对我说:"我从前也挨过打,彼什科夫。有什么办法呢?老弟,我也挨过打的。你倒还有我同情你,可是谁也没有同情过我呀,谁也没有。人到处都有,可是同情的连个狗崽子也没有。唉,畜生……"他骂人一直骂到马车到了家门口。我有点同情他。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象对待人一样跟我谈话。
一家人象迎接做寿的人一样迎接我。女人们追根究底地问医生如何给我治伤和说了些什么。他们听着,惊奇着,好似很有味地咂咂舌头,又皱皱眉头。我很奇怪他们对于疾病痛苦以及一切不快的事,竟有那么强烈的兴趣。
我看出他们因为我不愿意控告他们而感到很满意。趁这机会我就请求他们许可我向裁缝妻子借书看。他们不敢拒绝我,只有老婆子吃惊地叹息:"真是个鬼东西。"
过了一天,我来到裁缝妻子面前。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听说你害病进医院了。你瞧,别人尽胡说。"
我没作声,把真相告诉她,我觉得很难为情,干吗叫她知道这种凶暴伤心事呢?她跟旁的人不同,这太好啦。
现在我又看书了: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蒙特潘、扎孔纳、加博里奥、埃马尔、巴戈贝等人的厚厚的书,我都一本一本地迅速地囫囵吞下去。多高兴啊,我觉得我自己也好象是一个过着非凡生活的人物了。这种生活激动着我,使我振奋。自制的蜡台又放出昏红的光来,我彻夜看书,因此我的眼睛有一点儿坏了,老婆子对我很亲昵地说:"书呆子,瞧着吧,眼珠会bào的,会成瞎子的。"
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在这种写得津津有味、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的书中,虽然国家和城市各不相同,发生的事件各种各样,但讲的是一个道理:好人走恶运,受恶人欺凌,恶人常比善人走运,聪明,可是等到后来,总有一个难以捉摸的东西,战胜了恶人,善人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有关"爱情"的东西,也叫人看了讨厌,所有的男女都用千篇一律的语言谈情说爱。这不但叫人看了生厌,而且引起朦胧的怀疑。
有时我看了头几页,就可推测到谁胜谁败,而且故事线索一弄明白,我就努力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替书中人物解开扣子。一放下书,我就琢磨起来,象做算术教科书上的练习题那样,并且越来越能猜中哪个主人公进入幸运的天国,哪一个堕入牢狱。
但在这一切后面,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对我有重大意义的真理,看到另一种生活的特点,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明白了在巴黎无论是赶马车的、做工的、当兵的,凡一切"下等社会"的人,跟尼日尼、喀山、彼尔姆等等地方的完全不同:在那边,"下等社会"的人更能大胆对老爷们说话,对待他们态度要随便得多,自由得多。比方那里有一个兵士(但在我所认识的兵士中,就没有一个象他的,无论西多罗夫、轮船上那个维亚特兵士,更不必说叶尔莫欣了),他比这些人更象一个人;在他身上,有一种跟斯穆雷相同的东西,但并不象斯穆雷那样凶和粗野。又如那里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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