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会作出同样的决定，至少我这样认为。但是，在作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点望而生畏的感觉，那些我明知道要发生的人生悲剧足能够融化我内心钢铁般的意志。
3．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曾经我也是接受过训练要成为酋长的人……后来，他们逼我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我就逃跑了……[2]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没有逃跑而是待在家里的话，现在我可就是一名受人尊敬的酋长了，整天挺着啤酒肚，拥有数不清的牛羊。
4．选自和理查德·施腾格尔的对话
大多数人都会受到自己成长背景的影响。我在农村长到23岁……之后，就离开了那个小村庄，去了约翰内斯堡。当然……每年大多数时间我都会在学校生活，只有6月和12月学校放假的时候才能回家，而且6月的假期只有一个月，12月开始的假期大概有两个月。因此，每年的大多数日子我都是在学校度过的。［19］41年那年，我23岁，去了约翰内斯堡，开始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其他东西。但是……在家乡的小乡村形成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你得佩服我，我始终对土著文化保持着敬仰之情……当然，西方文化同样是我们无法漠视的。因此，我的确是受到了两种文化的浸染。可是，说我的这种情况很特殊是不太公平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如此，都是同时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现在我是习惯说英语了，毕竟这么多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更何况在监狱里的时候我都没法接触到科萨（Xhosa）文学。退休后，我想做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读一些我渴望读的文学作品，［包括］非洲文学。对于科萨和梭托（Sotho）文学作品，我都能读，我也喜欢阅读这类作品[3]，但是，繁重的政治活动把我的时间都耽误了……现在我是什么都读不了了，想起这件事我就非常后悔。
5．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那时，没有谁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定期地、系统地给我讲一讲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自然资源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怎么计算、怎么称重量和测量尺寸。和其他的科萨族孩子一样，我在成长过程中只能通过问问题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观察大人并尝试着模仿他们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风俗、礼节和禁忌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些风俗礼节和禁忌里，我获取了大量的信息。在家乡，我有很多亲戚，但是大多数是男孩。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再整天围着母亲转了，我和这些男孩子们一起乱跑，一起玩耍，一起吃饭。我还真记不清楚什么时候独处过。就连晚上也都和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吃东西，盖着同一条毛毯睡觉。5岁的时候，我就和其他男孩一起出去放羊放牛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迷恋上了非洲大草原。稍微大一点儿的时候，也单独出去放过牛……当时，大家很喜欢玩一种叫“基萨”（Khetha，意思是挑选你喜欢的那一位）的游戏。我们在路上随便截住一群女孩，让她们从我们之间挑选一个她们喜欢的男孩。游戏规则规定，男孩必须尊重女孩们的选择，而一旦她们选好喜欢的男孩，就可以在这个男孩的陪同下继续往前走了。但是，女孩子们一般都很精明，她们通常会一起选好一个最丑或最木讷的男孩，然后在路上嘲笑或戏弄他……我们唱歌跳舞，尽情享受远离大人的自由。晚饭过后，母亲或姨妈还会给我们讲一些世代流传的故事、传说、神话或寓言，它们可以激发想象力，又是极有价值的思想品德课。回首童年岁月，我一直相信，正是因为这种家庭生活方式和大草原上的群体玩耍和劳作经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团队合作的重要xìng有了认识。但是，我长大后接受的正式教育强调的多是个体的发展，很少讲授团队合作的价值，这样也就慢慢抹杀了童年时期取得的小小进步。20世纪40年代开始参加政治斗争后，我没费多大力气就适应了组织的纪律和原则，这也是童年生活方式的功劳。
6．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摄政王不太愿意让我回库奴村，他担心我会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也担心我借着这个机会逃学，这是可以理解的。偶尔，他也会让我回去，但只给我几天时间。大多数时间，他会派人把我母亲接到皇室所在地和我见面。每次回库奴村看望母亲、姐妹和其他家人的时候，我都很兴奋。尤其是和堂兄亚历山德拉·曼德拉（Alexander Mandela）在一起时，我感到特别开心，他激励我，鼓励我积极地提问题以获取知识。在我们的部落里，最早有资格做老师的或许就是他和我侄女帕蒂韦·雷尼纳（Phathiwe Rhanugu，她比我年长很多）了。教室外面的世界轻松有趣，吸引着我，如果不是他们的建议和耐心的劝诫，我可能早就抵挡不住诱惑跑出去玩了。那时，影响着我、占据着我的思想和行动的只有酋长职位和教堂。毕竟，我所知道的英雄几乎都是酋长。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对摄政王都很尊敬，这种尊敬更是夸大了这种酋长制度的重要xìng。在我看来，酋长职位已经不仅仅是部落生活的轴心了，而是获得影响力、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和酋长职位同样重要的是教堂。但是，影响着我的不是《圣经》中的人物和教义，而是牧师马蒂奥洛（Matyolo）。他在我们那一带的知名度和摄政王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掌握着教会的无上权力，所以在涉及宗教事务时，他就成了摄政王的上级和领导。另外，部落人民所取得的进步是由教会学校促成的，获得成就的人也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比如，我的学校、学校里的老师、政府部门文员和翻译人员、农业模范和警察。后来，酋长的职位就带有双重xìng质了，他不仅代表着部落人民，还要为政府服务。我不再局限于我的家庭背景或是那些带领人民抗争的少数酋长，而是以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这个职位。酋长们的祖先都曾带领人民冲杀在抗争抢占豪夺的战斗中，作为这样的祖先的后代和传统的领袖，酋长们肯定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作为压迫政府的代理人，酋长们就变成了被批判和仇视的对象，毕竟政府是黑人的敌人。政府控制了酋长制度，把它当做专制压迫的机器。在经历过很多事情后，我对传教士们的角色的评判也更加客观，因此也慢慢发现，单单依靠与牧师的个人关系来评判宗教是很不明智的。但是，也不能轻视这两个体制在部落人民中的影响力，否则将是很危险的事情。因此，在处理与它们有关的事情时，我一直都很谨慎。
曼德拉的卫理公会教会会员卡，1930年。
7．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获释后不久，我前往E.L.［东lún敦］ 与西lún科·索库帕（Silumko Sokupa）会面，之后为了解当地形势，又与ANC［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地方委员会的相关人员见了面。在向我简单介绍情况时，他们告诉我恩基卡斯族（Ngqikas）的国王扎内西韦·桑迪莱（Zanesizwe Sandile）要到宾馆拜访我。我大吃一惊，因为让一位国王到宾馆来拜访我可不是一种礼貌的做法。
我马上让委员会的人给国王打电话，说我会去宫殿正式拜访他，请他千万不要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国王来了。我向他道歉，解释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他们一点儿都不了解传统的领袖。这次并不是不尊重他，而是他们无知，无视了礼节。
科伊族（Khoi）首领奥特舒梅奥（Autshumayo）[4]、拉拉布族和班巴塔族的马乔马（Maqoma of the Rharhabe，Bambatha）、祖鲁族的塞蒂瓦尤（Cetywayo of the Zulu）、佩迪族的曼普鲁（Mampuru of the Pedis）、文达族的齐弗哈兹（Tshivhase of the Vendas），还有其他很多领袖，一直都站在抵抗压迫的最前线，人民尊敬他们，崇拜他们……甚至在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推行最残酷的压迫政策时，仍然有像泰姆布族的萨巴塔（Sabata of the Thembus）和祖鲁族的西普里安（Cyprian of the Zulus）这样勇敢的领袖反抗政府的压迫，拒绝背叛自己的人民……但是，很多传统首领还是没有意识到历史的教训。他们似乎已经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一些货真价实的君主最终失去了统治权力……他们可是君主……是他们自己或先辈主动放弃了统治权力，心甘情愿地让位于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实施统治，最终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国王也保住了王位。这些君主包括如今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丹麦玛格丽特女王二世、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还有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如果哪个君主固守着自己的统治权力不肯放手，那么他可能在很久以前就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南非的传统酋长制度是受南非的法律、风俗、文化和传统保护的，因此决不允许废除。我们必须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寻求适当的办法帮助传统的酋长们在新成立的政府里扮演更有意义的角色。
……我不太清楚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的首创精神……在班图斯坦（Bantustans）的其他地区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在特兰斯凯（Transkei）就有一所专门为传统酋长子弟设立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可以学到管理领地的基础技能。并不是说非要开设这样的学校，但是完全可以依靠政府的资源，帮助酋长子弟接受最好的教育。对于我自己来说，资源还是有限的，但还是把一部分酋长子弟送到了南非大学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中去深造。接受过文化教育以后，几乎所有的传统酋长都会接受民主化进程，而那种促使他们拼命维护封建统治形式的自卑情结也就随之消失了。
8．选自1971年1月1日曼德拉写给诺玛比托·布哈拉（Nomabutho Bhala）的信
这是你写给我的最短的信，整封信里只有一个长句，但却是很久以来我收到过的最棒的一封信。我原以为，50年代过后，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煽情者了，而且在过去的50年里，我已经听过无数次说服力极强的雄辩家的演讲，也阅读过世界著名人士撰写的一流传记，所以，我认为，单单是一篇散文的华丽辞藻或哪位雄辩家的流利口才已经很难打动我了。但是，你在这张最柔软的纸上草草写下的句子却打动了我，这种感动甚至超过了以往我所阅读的文学作品带给我的感动。很多在你梦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英雄人物的生活都很简单，他们也没有留下什么书面记录，他们毕竟生活在3个世纪以前。你我都无法清楚他们是怎么策划让他们名留千古的一切行动的，也无法看到他们如何实施这些计划。他们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否则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会是什么样的xìng格。像你这样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现代都市人，享受着这个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早已不会受到古老部落生活的影响。但是，新石器时代那些衣着褴褛、举止豪迈的英雄们仍然会在你的脑海、你的人生计划以及你的梦想中徘徊。这些古代英雄都是非常出色的人——如果有例外，也是住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古代人；根据经济形态和工具判断，他们仿佛生活在石器时代，但是他们却挥舞着铁制的武器建立起或大或小的国家。后来，冲突频现，国家摇摇yù坠，但是在一个经济组织形式和科技发达程度超过他们千年，并且能够随意利用科学资源的敌人面前，他们依然表现得非常出色，硬是坚持统治了一个港湾［一］百多年。
我认为，你能够拥有这样的梦想，原因很简单。因为跟别人相比，你对我们的祖先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而且在你看来，在那个争斗似乎永不止歇的世纪里，我们的祖先都是英雄，我们这一代应该效仿他们，以他们为楷模。在祖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确实表现出了无可比拟的爱国热情。尽管国家经济体制几乎还处在原始的状态，武器也极其落后，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当做借口，逃避自己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如今，在我们国家，似乎注定应该推行隔离制度，但是当代青年不能惧怕这种制度。当初，众多部族英雄联合起来揭开了斗争的序幕，之后，这次斗争也变得世人皆知。而我们的英雄最终也出色地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忘记他们，那么我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永远也不会完整。大部分黑人的祖先是科伊科伊族人[5],他们的领袖奥特舒梅奥（南非第一位被流放罗本岛的黑人政治犯）、奥达索（Odasoa）和戈戈索（Gogosoa）都是很出色的领导人。在1799年bào发的第三次解放战争中，克拉斯·斯图尔曼（Klaas Stuurman）史无前例地与Kama朝代（Amagqunukhwebe，科萨语）酋长库瓦（Cungwa）联合了起来。很多人，包括参加过无数斗争、付出巨大牺牲的自由战士们都极其鄙视阿巴特瓦人（Abatwa）。但是，还是有一些南非历史学家客观而友善地记述了阿巴特瓦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高贵的品质。阿巴特瓦人和波尔人（Boers）曾经在斯尼乌山（Sneeuberg）有过一场大战，阿巴特瓦人由酋长卡雷尔（Karel）带领，波尔人出动了由100多名队员组成的突击队，他们在Poshuli餾 Hoek展开了一场大战。如果你阅读过这次战役的报道，就会明白阿巴特瓦人对南非的贡献，他们曾经是这个美丽国度的唯一居民[6]。在无数次战斗中，他们拼死抵抗，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胆识，甚至在最后一支箭shè出后也没有停止战斗。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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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曾经我也是接受过训练要成为酋长的人……后来，他们逼我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我就逃跑了……[2]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没有逃跑而是待在家里的话，现在我可就是一名受人尊敬的酋长了，整天挺着啤酒肚，拥有数不清的牛羊。
4．选自和理查德·施腾格尔的对话
大多数人都会受到自己成长背景的影响。我在农村长到23岁……之后，就离开了那个小村庄，去了约翰内斯堡。当然……每年大多数时间我都会在学校生活，只有6月和12月学校放假的时候才能回家，而且6月的假期只有一个月，12月开始的假期大概有两个月。因此，每年的大多数日子我都是在学校度过的。［19］41年那年，我23岁，去了约翰内斯堡，开始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其他东西。但是……在家乡的小乡村形成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你得佩服我，我始终对土著文化保持着敬仰之情……当然，西方文化同样是我们无法漠视的。因此，我的确是受到了两种文化的浸染。可是，说我的这种情况很特殊是不太公平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如此，都是同时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现在我是习惯说英语了，毕竟这么多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更何况在监狱里的时候我都没法接触到科萨（Xhosa）文学。退休后，我想做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读一些我渴望读的文学作品，［包括］非洲文学。对于科萨和梭托（Sotho）文学作品，我都能读，我也喜欢阅读这类作品[3]，但是，繁重的政治活动把我的时间都耽误了……现在我是什么都读不了了，想起这件事我就非常后悔。
5．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那时，没有谁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定期地、系统地给我讲一讲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自然资源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怎么计算、怎么称重量和测量尺寸。和其他的科萨族孩子一样，我在成长过程中只能通过问问题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观察大人并尝试着模仿他们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风俗、礼节和禁忌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些风俗礼节和禁忌里，我获取了大量的信息。在家乡，我有很多亲戚，但是大多数是男孩。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再整天围着母亲转了，我和这些男孩子们一起乱跑，一起玩耍，一起吃饭。我还真记不清楚什么时候独处过。就连晚上也都和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吃东西，盖着同一条毛毯睡觉。5岁的时候，我就和其他男孩一起出去放羊放牛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迷恋上了非洲大草原。稍微大一点儿的时候，也单独出去放过牛……当时，大家很喜欢玩一种叫“基萨”（Khetha，意思是挑选你喜欢的那一位）的游戏。我们在路上随便截住一群女孩，让她们从我们之间挑选一个她们喜欢的男孩。游戏规则规定，男孩必须尊重女孩们的选择，而一旦她们选好喜欢的男孩，就可以在这个男孩的陪同下继续往前走了。但是，女孩子们一般都很精明，她们通常会一起选好一个最丑或最木讷的男孩，然后在路上嘲笑或戏弄他……我们唱歌跳舞，尽情享受远离大人的自由。晚饭过后，母亲或姨妈还会给我们讲一些世代流传的故事、传说、神话或寓言，它们可以激发想象力，又是极有价值的思想品德课。回首童年岁月，我一直相信，正是因为这种家庭生活方式和大草原上的群体玩耍和劳作经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团队合作的重要xìng有了认识。但是，我长大后接受的正式教育强调的多是个体的发展，很少讲授团队合作的价值，这样也就慢慢抹杀了童年时期取得的小小进步。20世纪40年代开始参加政治斗争后，我没费多大力气就适应了组织的纪律和原则，这也是童年生活方式的功劳。
6．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摄政王不太愿意让我回库奴村，他担心我会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也担心我借着这个机会逃学，这是可以理解的。偶尔，他也会让我回去，但只给我几天时间。大多数时间，他会派人把我母亲接到皇室所在地和我见面。每次回库奴村看望母亲、姐妹和其他家人的时候，我都很兴奋。尤其是和堂兄亚历山德拉·曼德拉（Alexander Mandela）在一起时，我感到特别开心，他激励我，鼓励我积极地提问题以获取知识。在我们的部落里，最早有资格做老师的或许就是他和我侄女帕蒂韦·雷尼纳（Phathiwe Rhanugu，她比我年长很多）了。教室外面的世界轻松有趣，吸引着我，如果不是他们的建议和耐心的劝诫，我可能早就抵挡不住诱惑跑出去玩了。那时，影响着我、占据着我的思想和行动的只有酋长职位和教堂。毕竟，我所知道的英雄几乎都是酋长。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对摄政王都很尊敬，这种尊敬更是夸大了这种酋长制度的重要xìng。在我看来，酋长职位已经不仅仅是部落生活的轴心了，而是获得影响力、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和酋长职位同样重要的是教堂。但是，影响着我的不是《圣经》中的人物和教义，而是牧师马蒂奥洛（Matyolo）。他在我们那一带的知名度和摄政王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掌握着教会的无上权力，所以在涉及宗教事务时，他就成了摄政王的上级和领导。另外，部落人民所取得的进步是由教会学校促成的，获得成就的人也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比如，我的学校、学校里的老师、政府部门文员和翻译人员、农业模范和警察。后来，酋长的职位就带有双重xìng质了，他不仅代表着部落人民，还要为政府服务。我不再局限于我的家庭背景或是那些带领人民抗争的少数酋长，而是以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这个职位。酋长们的祖先都曾带领人民冲杀在抗争抢占豪夺的战斗中，作为这样的祖先的后代和传统的领袖，酋长们肯定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作为压迫政府的代理人，酋长们就变成了被批判和仇视的对象，毕竟政府是黑人的敌人。政府控制了酋长制度，把它当做专制压迫的机器。在经历过很多事情后，我对传教士们的角色的评判也更加客观，因此也慢慢发现，单单依靠与牧师的个人关系来评判宗教是很不明智的。但是，也不能轻视这两个体制在部落人民中的影响力，否则将是很危险的事情。因此，在处理与它们有关的事情时，我一直都很谨慎。
曼德拉的卫理公会教会会员卡，1930年。
7．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获释后不久，我前往E.L.［东lún敦］ 与西lún科·索库帕（Silumko Sokupa）会面，之后为了解当地形势，又与ANC［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地方委员会的相关人员见了面。在向我简单介绍情况时，他们告诉我恩基卡斯族（Ngqikas）的国王扎内西韦·桑迪莱（Zanesizwe Sandile）要到宾馆拜访我。我大吃一惊，因为让一位国王到宾馆来拜访我可不是一种礼貌的做法。
我马上让委员会的人给国王打电话，说我会去宫殿正式拜访他，请他千万不要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国王来了。我向他道歉，解释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他们一点儿都不了解传统的领袖。这次并不是不尊重他，而是他们无知，无视了礼节。
科伊族（Khoi）首领奥特舒梅奥（Autshumayo）[4]、拉拉布族和班巴塔族的马乔马（Maqoma of the Rharhabe，Bambatha）、祖鲁族的塞蒂瓦尤（Cetywayo of the Zulu）、佩迪族的曼普鲁（Mampuru of the Pedis）、文达族的齐弗哈兹（Tshivhase of the Vendas），还有其他很多领袖，一直都站在抵抗压迫的最前线，人民尊敬他们，崇拜他们……甚至在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推行最残酷的压迫政策时，仍然有像泰姆布族的萨巴塔（Sabata of the Thembus）和祖鲁族的西普里安（Cyprian of the Zulus）这样勇敢的领袖反抗政府的压迫，拒绝背叛自己的人民……但是，很多传统首领还是没有意识到历史的教训。他们似乎已经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一些货真价实的君主最终失去了统治权力……他们可是君主……是他们自己或先辈主动放弃了统治权力，心甘情愿地让位于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实施统治，最终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国王也保住了王位。这些君主包括如今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丹麦玛格丽特女王二世、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还有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如果哪个君主固守着自己的统治权力不肯放手，那么他可能在很久以前就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南非的传统酋长制度是受南非的法律、风俗、文化和传统保护的，因此决不允许废除。我们必须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寻求适当的办法帮助传统的酋长们在新成立的政府里扮演更有意义的角色。
……我不太清楚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的首创精神……在班图斯坦（Bantustans）的其他地区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在特兰斯凯（Transkei）就有一所专门为传统酋长子弟设立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可以学到管理领地的基础技能。并不是说非要开设这样的学校，但是完全可以依靠政府的资源，帮助酋长子弟接受最好的教育。对于我自己来说，资源还是有限的，但还是把一部分酋长子弟送到了南非大学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中去深造。接受过文化教育以后，几乎所有的传统酋长都会接受民主化进程，而那种促使他们拼命维护封建统治形式的自卑情结也就随之消失了。
8．选自1971年1月1日曼德拉写给诺玛比托·布哈拉（Nomabutho Bhala）的信
这是你写给我的最短的信，整封信里只有一个长句，但却是很久以来我收到过的最棒的一封信。我原以为，50年代过后，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煽情者了，而且在过去的50年里，我已经听过无数次说服力极强的雄辩家的演讲，也阅读过世界著名人士撰写的一流传记，所以，我认为，单单是一篇散文的华丽辞藻或哪位雄辩家的流利口才已经很难打动我了。但是，你在这张最柔软的纸上草草写下的句子却打动了我，这种感动甚至超过了以往我所阅读的文学作品带给我的感动。很多在你梦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英雄人物的生活都很简单，他们也没有留下什么书面记录，他们毕竟生活在3个世纪以前。你我都无法清楚他们是怎么策划让他们名留千古的一切行动的，也无法看到他们如何实施这些计划。他们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否则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会是什么样的xìng格。像你这样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现代都市人，享受着这个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早已不会受到古老部落生活的影响。但是，新石器时代那些衣着褴褛、举止豪迈的英雄们仍然会在你的脑海、你的人生计划以及你的梦想中徘徊。这些古代英雄都是非常出色的人——如果有例外，也是住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古代人；根据经济形态和工具判断，他们仿佛生活在石器时代，但是他们却挥舞着铁制的武器建立起或大或小的国家。后来，冲突频现，国家摇摇yù坠，但是在一个经济组织形式和科技发达程度超过他们千年，并且能够随意利用科学资源的敌人面前，他们依然表现得非常出色，硬是坚持统治了一个港湾［一］百多年。
我认为，你能够拥有这样的梦想，原因很简单。因为跟别人相比，你对我们的祖先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而且在你看来，在那个争斗似乎永不止歇的世纪里，我们的祖先都是英雄，我们这一代应该效仿他们，以他们为楷模。在祖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确实表现出了无可比拟的爱国热情。尽管国家经济体制几乎还处在原始的状态，武器也极其落后，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当做借口，逃避自己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如今，在我们国家，似乎注定应该推行隔离制度，但是当代青年不能惧怕这种制度。当初，众多部族英雄联合起来揭开了斗争的序幕，之后，这次斗争也变得世人皆知。而我们的英雄最终也出色地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忘记他们，那么我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永远也不会完整。大部分黑人的祖先是科伊科伊族人[5],他们的领袖奥特舒梅奥（南非第一位被流放罗本岛的黑人政治犯）、奥达索（Odasoa）和戈戈索（Gogosoa）都是很出色的领导人。在1799年bào发的第三次解放战争中，克拉斯·斯图尔曼（Klaas Stuurman）史无前例地与Kama朝代（Amagqunukhwebe，科萨语）酋长库瓦（Cungwa）联合了起来。很多人，包括参加过无数斗争、付出巨大牺牲的自由战士们都极其鄙视阿巴特瓦人（Abatwa）。但是，还是有一些南非历史学家客观而友善地记述了阿巴特瓦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高贵的品质。阿巴特瓦人和波尔人（Boers）曾经在斯尼乌山（Sneeuberg）有过一场大战，阿巴特瓦人由酋长卡雷尔（Karel）带领，波尔人出动了由100多名队员组成的突击队，他们在Poshuli餾 Hoek展开了一场大战。如果你阅读过这次战役的报道，就会明白阿巴特瓦人对南非的贡献，他们曾经是这个美丽国度的唯一居民[6]。在无数次战斗中，他们拼死抵抗，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胆识，甚至在最后一支箭shè出后也没有停止战斗。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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