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2 章

  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yù宽胁从，又因人数其广，不能一切摒除。”这就是说，和珅对当时国家机关的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变，以至他伏法后，哪些是成例，哪些是他改动的，都弄不清楚了，甚至到嘉庆帝亲政后多年也没有完全“摒除”，有的依然实行着。

  和珅初政时，老臣阿桂任首席军机大臣，因此他的行动不得不有所顾忌。但当阿桂一死，他便升任为首辅，独霸军机处。首先在用人上作了变动，他规定军机处的章京不设具体定额，“其挑补俱由军机大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即连皇上都不知道什么人在军机处办事，什么人离开了军机处。这样和珅就可以选用他的私人，把军机处办成了一个“和家班子”。和珅还将朝臣以前可以把奏章直送御前，皇上亲拆亲阅的传统作法，改为“凡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即必须把奏折一式二份，正本送给皇上，副本则要jiāo送军机处，说白了就是jiāo给他和珅。这样，和珅便把朝臣上奏言事渠道控制了，谁人还敢举发、弹劾他呢！和珅还规定，凡是各级官员、外国朝贡使臣向皇上进贡物品，都要事先向他打招呼，准进与否要由他来决定，这样他便可从中渔利，上下chā手。

  台谏之臣是皇帝的耳目喉舌，对各级官员有监督、弹劾的权力。和珅为了使他们“缄默不言，免于纠劾”，便来了个双管齐下。一方面他拉拢一些御史，为己所用；同时他又规定今后再有御史出缺，一律要提名60岁以上的“年老平庸之司员”充任。这些圆滑的老官僚，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升迁和禄位，谁还敢多嘴多舌地说三道四呢！舆论的渠道也被他控制了。

  在经济方面，和珅更张了许多成例，而最主要是在军机处内设立“密记处”，实行议罪银制度。这样，和珅就又多了一个与同僚倾轧的有效工具。

  议罪银也叫“罚银”、“罚款”、“罚项”、“自行议罪银”及“自行议罚银”等。它是产生在乾隆后期的一种旨在增加皇帝个人收入的特殊的财政制度。议罪银制度大约开始于乾隆四十五年左右，此时正是和珅官运亨通，掌管户部、吏部与内务府三库等国家财政大权的时期。这项制度一直到乾隆逝世才告终止。

  议罪银与清初以来罚银不同。罚银亦叫罚俸，我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着这种制度，大约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清朝入关以前就开始公开实行这种制度，是对犯有过失官员的一种行政处分。清朝前期，罚俸数额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至一年、二年等七等。到乾隆统治时期，个别人有罚俸四年的。例如，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在充任复校官时，因发生文津阁《四库全书》古烈女传尧二女颂内祜，误为祜安；遵旨积算有五字错误者……罚俸一个月。罚俸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所得银两亦归户部封存；而议罪银是非公开秘密进行的，它是皇上借机叫臣下，尤其总督、巡抚和布政使等地方高级官吏以及掌管盐政、织造和内务府的官员，包括一些富裕商人，如皇商、盐商和参商等自行认罪纳银的制度。它由军机处所属密记处负责，所得款项由内务府各库收存，以备皇帝个人需用。长期以来由于议罪银不是公开进行的，且它只在乾隆晚期实行了一阵子，故人们对议罪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不甚了了，常常把罚俸与议罪银混为一谈。

  议罪银并不是如乾隆皇帝所说是一种非正式的，“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它是一种精心策划的，长期实行的罚款制度。

  和珅与议罪银制度的制定及实施有密切关系。他是议罪银制度制定的主要倡议者，又是该制度付诸实施的负责人。乾隆所以采纳和珅的建议，是因为此时他极需要新辟财源，以弥补其巨大的开销。和珅也就是在这时开始高官连迁。他于这一年当上了户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和内务府大臣，使他几乎终生主要是处理财政事务，与钱打jiāo道。

  和珅在建立“密记处”及实行议罪银的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和决定的作用。这从现存的《密记档》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如乾隆五十二年，和珅在上奏中说：“臣等遵旨将各关例应jiāo纳并裁革陋规以及寓例等项银两删除不入外，今将各员自行议罪、认罚各项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嗣后遵此办理，按季具奏。”从这些话语中可以得知，和珅是有关议罪银事宜的负责人。他大概每隔一季，至多半年，要向乾隆汇报一次工作，并列有“清单”呈乾隆御览。这从同年六月初一日的另一件奏折中反映的更为清楚。“臣和珅、臣福长安遵旨查办各处关税应jiāo银两，并自行议罪银两各折，自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查明奏后，陆续存记之案，统计二十七件，现已解到二件，已jiāo尚未完全者十三件，未解到者七件，jiāo往浙江海塘工程备用者五件，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所有稽久未经jiāo纳者，除臣等别行查催外，为此谨奏。”像这样的奏报，在乾隆五十三年初、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乾隆六十年闰二月十一日等奏折中也有记载。

  和珅还承担着议罪银代奏的任务。因为在清朝时不是所有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上奏折的。

  按规定，“在京宗室王公，文职京堂以上……在外各省，文职按察使以上”，才能有资格上奏。“凡在京例不准递奏折人员，如特旨派往外省查办事件，及任学政、织造、关监督并科道及抽查者，亦得递奏折。”即使是有权上奏的官员，在个别情况下也须由其他大臣代奏。

  例如，和珅就利用其特殊身份为原任巡抚杨魁之子杨超铮(主事)、浙江巡抚福崧、直隶总督刘峨、闽浙总督雅得、布政使李天培、郑源寿、内务府总管品级休致长芦盐政西宁、董椿、苏州织造全德等代奏过自行议罪银，是所有为人代奏议罪银大臣中最多的一个，可见他在议罪银制度中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的。

  和珅是通过密记处来处理有关议罪银事宜的。因为议罪银是非公开的，所以密记处也是秘密设置的，它统属于军机处，其负责人皆由满人充任，但在清朝《吏部则例》中找不到有关这一衙门的任何记载。可是这一机构又千真万确存在着，目前保存的《密记档》中“前件jiāo密记处领讫”、“jiāo密记处库使德楞额领讫”等记载就是明显的证明。密记处工作人员除库使外，还设有若干笔帖式。按着和珅的要求，不管内务府三库是否收到何等银两，也必须按要求，每月均要向密记处呈报在案。

  乾隆后期，议罪银制度一直不间断地实行着，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13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即有68件，平均每年5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37人次，即平均不到三个督抚中就有一个人认议罪罚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关差等认议罪罚银的有26人次。

  正因为和珅在议罪银制度实施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关系到各级官员的荣辱和认罚或不认罚的大事，所以不少官僚要向他献媚取宠。正如嘉庆帝所说：“当和珅势焰之时，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多有阿附取容者。”这些人中即使有被罚议罪银的，也不敢表现一丝一毫的怨气，反而要感谢他。例如内务府总管西宁，为了jiāo议罪银而变卖了家产，并写信给和珅表示感谢。信中说：“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指和珅)代奏，宁不胜悚惧激切之至，谨呈。”

  议罪银就是官员有过失或皇帝(其实是和珅)认为其犯有过失者，均须jiāo钱，“以督折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实际上并非如此，只要和珅认为某人有油水可榨，就可以给个罪名叫他出钱；而如果不想严惩某人，既使犯了“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肯多jiāo银子，照样允许“赎罪”。反之，如果和珅想整治你，jiāo多少钱也不行。

  议罪银的形式多是采取官员“自行议罪缴纳”的形式。缴纳的钱数一般也是有规律的，大致以职位的高低和俸禄的多少、官职的肥缺而定。如果臣下想对皇上表示“忠心”，往往就“自愿”从重jiāo银。jiāo议罪银最多的往往是那些负责财政经济方面的官员。据目前保存的《密记档》可知，缴纳议罪银最少的是总管内务府大臣舒某，只jiāo议罪银1550两，其次是原任郎中舒成之子松筠，jiāo议罪银5000两；jiāo议罪银最多的是两淮盐政全德，一次就jiāo纳白银38、4万两。其他多少不等。在当时来说，这些事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罪，但和珅想罚你，你就得乖乖拿出钱来。

  倾轧实战：不失时机地抖一抖自己的威风

  有了实力和有利的斗争态势，并不一定就能取得胜利，一定要利用有利的机会，抖一抖“虎威”，使别人知道的所拥有的权力的威力，以免被人当成“病猫”，以此来对那些“茅房里的石头”和“墙头草”产生巨大的威慑。

  自古以来，欺善怕恶是人之常理。人们往往要对相对的弱者进行精神和物质的“侵略”，以获得利益或尊严；对强者则以逃避或讨好以免被“侵略”。因此，在官场上，你若不树立自己的权威，反而可能被欺善怕恶之人所轻视，认为你是软弱无力。

  大部分人总是屈从于权威，你越有权威，便越正确，就越崇高；你越没权势，便浑身都是错。权威一方面来自君王，另一方面是自己显示出来的。

  例如，乾隆在世时，一再标榜自己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对他在文化领域所取得成就更沾沾自喜。乾隆不但喜欢书画碑帖、文物珍宝的收藏，而且在整理、编纂各种书籍上也雄心勃勃。他不仅要超过其祖父康熙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大业，而且要取得超越古今历代帝王编修大书的“功德”。他确实有要在中国文化领域做出点建树的信念，想模仿并超越宋代编修《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明代编修《永乐大典》及其祖父康熙编《古今图书集成》的作法，编纂一部《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书，它所收集的图书除皇家内府藏书外，并采进、征集了各省民间的大量藏书，全书从乾隆三十八年起编，至乾隆四十七年初步完成，共计10年。收著录书总计3470种，79016卷，36078册。这在世界上可说是屈指可数的。

  《四库全书》开馆时，由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此书最早曾得到著名学者朱筠的支持和赞助，但朱筠并没有全力支持于敏中，因为二人矛盾很大。乾隆四十四年底，于敏中病故，一度由大学士英廉接任总裁，但时间不太长。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和珅受命担任正总裁。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和珅著充四库馆正总裁。钦此”。

  和珅出身于文生员，从小就喜爱文墨，对诗词歌赋都略有涉猎，又加之多年伴随乾隆左右，耳濡目染，颇受熏陶。因此，他掌管文化教育方面事务，并不是外行。于是，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的威严，对别人的文字、著述往往百般挑剔。据清人笔记所载：“乾隆间故相和珅屡奉派文字之役，在高宗意不过yù其追从儒臣练习文采耳。而珅忮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属意者，先视其笔误斡补处抉去之。其无笔误则妄摘疵瑕，以指甲深画之。南巡召试，数与梁文定、朱文正、董文恭诸公同阅试卷，或取或舍，珅辄专决，其谬妄可想，其气焰亦可想。”又，在和珅当国之时，著名学者孙星衍，于乾隆五十二年考中进士，任编修。

  但此人xìng“耿介自持，不随流俗”，素不喜倾倒权贵。当时许多“英俊之士，多屈收和门”，但孙星衍却从不与和珅往来，因此，和珅素衔恨星衍，有机会就陷害他。有一次，孙星衍散馆试《厉志赋》，用《史记》《鲁世家》中的几个章句。和珅看到后，不认识其中一些字，反倒认为星衍写了错别字，严加指责，并把星衍“抑置二等，以部员(部主事)改用”。此时和珅正兼管翰林院，他曾几次邀请孙星衍面谈，但均被孙拒绝，并说：“天子命何官不可为，某男子不受人惠也，卒不往。”和珅对此非常生气，借此机把孙降为刑部直隶司主事。

  按着清朝制度规定，大学士照例要担当编纂各种官书的总裁官。该职并不是挂名的虚衔，而是要负实际责任，也就是说有职有权。论学问，和珅比起他同时代的几位大学士，一般说来是略逊一筹。但由于他聪慧机灵、谋略多端并狡诈善变，干起来也还得心应手。同时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倒也实心实意地去做。和珅一生除了充当《四库全书》正总裁外，还充任过许多官书的总裁。他在任编纂这些官书正总裁和总裁时，经常翻阅书稿，并组织亲信查找书稿的讹误之处、错别字和编撰不当的地方，然后呈给乾隆阅看，借机打击不愿与他合作或他所衔恨的编撰者。如为了编修《四库全书》，纪昀(晓岚)、陆费墀等曾多次受到斥责、降级或赔款，而陆费墀等人几乎被弄得倾家dàng产、家破人亡。由此可见，和珅在主编官书中挑剔、倾轧、陷害之一斑。

  倾轧实战：既为“天敌”，就绝不能手下留情

  对于“骑墙派”可以显示威风，威而服之。因此，对于老狐狸来说，这些人并不可怕，他们还不是自己的“天敌”，最可怕的那些与自己作对的“死硬分子”，他们是天生的对手，真正的“天敌”。因此，对于这些与自己作对的“死硬分子”，和珅从不手下留情，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一个一个地打垮他们，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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