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2 章

  实不值四百三四十两，自可量为议减”。他认为这样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稳定社会秩序。按着清朝前期的规定，地租应为该地“契价十一酌减一成三分之数办理。查前地契价银二千八百两，除去减一成三分外，征租二百四十三两六钱。”据审理此案的官员说：本来“投充庄头与老圈庄头不同。迨乾隆五十六年经和珅奏明，照旗下圈地家奴一体办理。今王坦、王廷仲、王秉新、王允肇并未到案之王秉lún等五名，臣部查额驸丰绅殷德买契内并无其名行，据贝勒府四品宗室绵悦呈称：当卖地之时，因该庄头等素日不服约束，一并随去，是王坦等业已随地归于和珅。若照因地家奴办理，即应发jiāo该旗官卖，若按从前投充庄头之例，则王坦等仍应归贝勒府。”最后经嘉庆皇帝批准，王坦等人连同土地一起，又重新划给宗室绵悦所有。

  从以上几例，我们可以看到，和珅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地进行土地兼并。每当土地一到手，便立刻提高地租，甚至不顾佃农的死活，竟把地租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杀鸡取卵、敲骨吸髓式的剥削，使得他家的佃户，甚至连庄头、园头都叫苦不迭。超经济的剥削，使许多人倾家dàng产，家破人亡。

  收取地租是和珅家每年重要的正项收入之一。虽然比起他贪污受贿的钱要少得多，但这笔钱是他家恒产的增殖，是固定的收入。而且每年庄园中的大批粮食、鸡、鸭、鱼、ròu及各种干鲜果品都源源不断地运到他家，供他们一家享用。因此，和珅非常注意这项收入。

  (2)占有大批房产以出租房屋，是和珅家的另一大固定财源。和珅家的房产主要分住宅房、铺面房、手工作坊的厂房以及布满庄园的民房等。这些房产的来源，主要是自建、典买、皇上赏赐及为别人帮忙后所得的报酬。仅就北京城来说，和珅的房产几乎“遍布五城”。如什刹海畔的宅第、西四驴ròu胡同的老宅、北长街会计司胡同住房及平安里厂桥地方、前门大栅栏等处的铺面房、匠作房等。此外，还有在西郊海淀淑春园内的大批房屋。和珅在京城内仅出租房屋就有35项，“按契载共房一千零一间半，共价银四万九千四百八十六两，价钱二千三百二十五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

  关于和珅宅第，将在后面专门谈及。这里先谈一谈和珅花园中的房屋数量。

  据档案记载，和珅在海淀淑春园“内房一千零三间，游廊楼亭共房三百五十七间”，另有马圈一所，共计房45间；附近还有善缘庵寓所一处，共计有房86间，游廊42间。另有和珅的家人、长随在其花园周围建房多处。如内监呼什图(又称内刘)、家人方二、方四三处空房共计53间。

  内监王祥寓所共有房9间、王得喜寓所共计有房11间，陈祥寓所共计有房10间，家人尚大寓所共计有房12间、郭德禄寓所共计有房9间、李顺家有铺而房5间、张福拥有同兴茶园席棚一座。

  和珅在热河避暑山庄丽正门外东南方也有一所住宅。在承德另外有房产三处、马圈二处，共计房间165间半，内灰棚7间。坐落在宫门口红栅栏内房一所，计53间半。坐落在皮袄街北头胡同有铺面房一所，房33间。坐落在新街铺面房，当时正在营业的店铺，叫德兴号，共有房22间。坐落在皮袄街下坡马圈房7间、马棚5间、坐落在二道街马圈房27间、马棚18间。

  此外，尚有零星大小房63间半、内灰棚17间。坐落在小南门两口内租给民人堆货房5间、相连灰棚5间，坐落在北大门外西边房9间、灰棚2间。坐落在东边房26间半、灰棚5间。

  在直隶新城县白沟河地方，和珅开有一座恒兴当当铺，共建有砖瓦房28间。

  和珅在通州除有庆余堆房一座外，尚有出租房六所，其中有坐落在西街路南万通店一所，又该街路北新盛店房一所、又坐落新街开杠房一所、又坐落东大街路南空闲房一所，另有铺面房一所、又坐落北街路西开磁器铺房一所、又坐落北关竹子厂开玉成小店房一所。又，他在涿州等地有取租房279间。

  和珅在直隶三河、蓟州、昌平、宛平、密云、顺义、文安、容城、天津、静海、jiāo河、青县和安肃、大城、新城及易州等地的分镇中，尚有不少零散房屋，有的房屋是和他家的土地一起租给佃户居住的。和珅在蓟州的新坟茔周围也盖有多处住房，供他家看坟人居祝

  这些房屋的来源渠道很多，有乾隆皇帝赏赐的，有的是花钱典买的，有的是他主持修建的，有的是靠坑、讹、拐、骗得到的，也有的是为别人帮忙得到的报酬。如上所述，甚至连皇子永锡为了能承袭肃亲王的爵位，也要走和珅的后门，把自己在前门外两所铺面房送给了他。

  (3)放高利贷，从事典当业，获取暴利，也是和珅敛财的手段之一。放债取息与开当铺、银号、钱店都是属于高利贷的范畴。高利贷本来是伴随着人类私有制的出现，特别是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作为社会jiāo换和金融流通的中介手段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货币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东西，以金钱作为主要计算单位的借贷关系和典当关系便日趋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转变时期，社会经济比以前有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有了一定提高。同时，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也进一步加强，封建剥削更加残酷，贫富分化的速度也更快。因此，借贷、典当业的作用也更加重要，发展很快，十分活跃。

  和珅本着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的原则，大力从事放债、开当铺、银号和钱店等高利贷剥削。

  和珅放债面很广，不但包括官吏、商人和市民，而且还有他的家人、长随等属下，就连他家的至亲好友，他也使用高利贷盘剥。和珅放债也同其他高利贷者一样，“不见兔子不撒鹰”，借款人必须用财产，如土地、房屋或其他东西作抵押，或是找到实力很强的保人担保，并定好利率，然后才肯借贷。和珅认为这种敛财方法最为捷便，他不需费多大精力，只要把借贷手续一办，就可以利滚利地不断进行货币增值。当有人还不起债时，那就只好把抵押的财物归他，他家的不动产又有了新的增加。即便是他的家人、仆从，平日供他役使，是他忠实的走狗，借债虽不要抵押物，但和珅使用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的办法来追还债款。

  这样使不少人沦为世代奴仆，父子相继，越久越多，很难还清。例如：和珅家人傅明借和珅银1000两，但不久故去，由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每月规定8厘起利，欠利银200两，本利二项加在一起共欠银1200两。又如，和珅家人兴儿借银1000两，规定每月1分起利，此项本利银于每月工食中坐扣。除扣过本利银235两，尚欠银1159两。

  和珅对于他家的至亲，如外祖父、舅父与表兄弟等人，也是一视同仁，“照章办事”，绝少优待。和珅的舅父明保曾向其借库平银15000两，所借银每月1分起利，欠利银6450两，共欠本利银21450两。和珅的外祖父伍弥泰，与和珅同朝为官，均为大学士。伍弥泰曾向和珅借银2000两，但和珅不大放心，逼着伍弥泰“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券归偿”。英廉是和珅的岳祖父，英廉的孙子玉全曾向和珅借过银两，也是拿地契作为抵押品的。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和珅在金钱问题上是毫不讲情面的，可以说是分文不让。据档案记载，和珅在嘉庆四年初时，尚借出应追本利银共26315两。

  典当业在清朝是非常发达的。按其店东的身份和资金的来源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即所谓皇当、官当和民当。皇当是以皇帝为后台，由内务府经营的；官当是由封疆大吏与道府州县官员主持、经营的；民当即由商人、富民等一般人经营的。

  北京是皇帝与王公贵族、达官显宦的聚居之地，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金融资本最集中、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据说在18世纪前半期(即乾隆初年)，北京地区的当铺就有数百家之多。在众多的民当中，还按当铺主东的原籍不同分成许多帮派。如京帮、晋帮、徽帮和粤帮等。当时政府规定典当的利息不得超过8厘至3分之间，可实际情况却大大超过此数，有的已达4分、5分，甚至更高者亦不少见。有的当铺主东为了谋利，竟“违禁取利”。

  他们在给物主典当物的钱款时，只给九成，而在物主赎回该物时，则按照当票的面额数字加三收息，这样一来一去，则利率超过了4分。同时他们在收典时有意压低物品价值，当物主无力赎回时，他们便以高价售出，从而可获利数倍。

  早在康熙、雍正统治时期，许多身居要职的显贵官僚都经营典当业。如索额图、明珠、徐乾学、高士奇和曹寅等人都开设当铺，进行高利贷盘剥。乾隆统治时期，官僚经营典当的人更多了，和珅和福长安就是其中的典型。和珅家的当铺不但遍布京城，而且遍布直隶的保定地区、通州地区和蓟州地区。传说他家共有当铺75座。

  据绵恩、淳颖等人奏称：“续查出和珅借出本银钱所开当铺十二座，及家人刘全、刘印、刘陔、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八座，亦经奏闻在案。”现在还可以查到名字的有：北京城内的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合兴当、恒升当与恒庆当等。在北京城外主要有三河县的和兴当、新城县的恒兴当和昌平州的恒义当等。

  以上有关和珅所开当铺的记述是正史和档案中有据可查的，比较可信。而在清人笔记和口碑中有关和珅所开当铺、银号的数字却说法不一。如在世传《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中说：“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在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所录《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中记载：“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外抄刘、马二家……当铺四座，本银一百二十万两。”

  和珅大开当铺，除为牟取暴利外，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借此转移和消化贪污、纳贿所得的不义之财。再者，当铺是各种生意中最易收效、万无一失的买卖，可以“旱涝保收”，不怕典当人逃匿，也不用分神去追索，逼债。因此，当铺在他经营的工商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另外和珅死党福长安也与和珅一样，经营当铺，在北京城内开设三座当铺，占房178间，总共价本银10万余两。

  (4)经营多种工商业，是和珅的又一大财源。和珅除经营传统的封建xìng很强的高利贷、银号和当铺外，也开设许多各式各样的工商企业。其中除各种商业店铺外，还经营少数制造作坊和煤窑等。如，据提督衙门在送给嘉庆帝的呈文中说：“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等各家产。今在刘全家抄出柜箱、鞍毡铺房取租折二本，讯之该铺户佥称系和珅之产，嗣又详查尚有弓箭铺并无租折。因刘全现在刑部，随移咨查讯去后，今准刑部复称，讯据刘全供：柜箱铺、弓箭铺、鞍毡铺这三处房子，我记得是我主人的舅舅乌大父指房押钱，多少钱数我记不清了，契纸原是在内宅收藏jiāo管账女子管着，只求查我主人的匣，并问管内账的女子们就明白了。”由此可知，和珅经营的店铺往往是派亲信家人带着资本，然后利用别人典押的房屋开办起来的。除上述几种店铺外，和珅还经营着粮食店、酒店、古玩店、杠房、旅店、瓷器店和灰瓦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店铺并不是各自经营而不相往来，相反，有的家人利用和珅发给的资本，在同一地区开了几个店铺，有时一家店铺也兼营别业，这种情况在一些州县的市镇中出现的较多。如，在直隶蓟州地方，“朱成沛领借和珅本银在卑州邦均地方开设恒泽粮店，凡有民间贸易兑换银钱，即在该铺易换。”朱成沛又在北京郊区昌平州“承领和珅本银，在卑州地方开设当店等项，前经查出恒义当铺一座，恒庆钱铺一座，通义粮米(店)一座，当即开单禀报。”

  和珅所经营的店铺往往与人民生活有关，个别的与军事用品生产有关，如弓箭、鞍毡等店铺。和珅利用他的声望和地位，看到什么生意赚钱就经营什么，无人敢与其匹敌。

  一般来说，明清时期官僚是不会把资本投入到采矿业中去的，因为采矿的风险大，投资见效慢，费人、费物，又不好管理，经营比较困难。但和珅看到京西地区煤矿丰富，而市民取暖做饭都需要煤炭，挖煤可以赚大钱，因此，他在门头沟和香山地区开设了煤窑。据吴熊光在《伊江笔录》中记载：“香山碧云寺泉路为附近煤窑挖断，寺中无水。管理三山大臣具奏，奉旨命定亲王勘缘，煤窑系管理步军统领和珅请开。”

  和珅为了敛钱，绞尽脑汁。他除了经营房地产、高利贷外，还广泛经营各种店铺，凭借各种特权，排斥同行，垄断市场，使其他商人拜倒在他的脚下，听从他的指挥。如乾隆五十二年，北京米价骤涨，十分昂贵，各家粮店纷纷囤积居奇。和珅家粮店正赶上库存不多，且他怕米价腾贵，引起社会不安。于是他上奏说，各家粮店囤积粮食不得超过50石。商人不服，仍然囤积不卖。于是和珅令兵丁到各户查视，共查出“铺户囤积米麦六万余石”，并奏请乾隆批准“jiāo厂减价粜卖”这实际上就是和珅利用政府和皇上的权威，以达到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实际上是控制了北京的粮食业。

  和珅虽身居高官，位极人臣，但为了敛财，竟不顾名誉，跻身于商人帮中，与商人为伍。这一点连嘉庆帝也骂他是个无耻小人，与小民争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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