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2 章
了最后,朝廷针对的对象却变成了岳飞。
我们耿直的岳少保,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先救刘,再救韩世忠;但轮到他自己的时候,悲剧就此发生了!
风波亭的故事。大致如此。
实际上,恢复北宋皇朝时期的那种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是高宗皇帝和大部分文人士大夫们的愿望;几任的首相大人也担心战功日著的武将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日以继夜地谋划着怎样解除武将的兵权。
从太祖皇帝赵匡胤和宋朝的第一位首相开始,打压武将、不让武将掌有实权、不让武将有机会造反、就已经成为朝廷的共识。
这也难怪,北宋之前五代十国的历史。全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只不过,真的需要把武将们压制得那么死吗?
算起来,在南宋高宗时代,解除武将兵权的呼声并不仅仅出自于刘、张、韩、吴、岳这五大司令官相互辉映的时代。
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诸大将提兵入觐,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在建炎四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跻身于执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锦衣ròu食,出入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祸患甚于金虏,可谓上负国家。下负百姓,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当时有“两镇之重”节度使衔头的只有刘光世和张俊两人。
到了绍兴元年,汪藻再一次上奏章,大谈“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献上“驭将三策”。建议赵构要“渐销诸将之权”。
而当时高宗皇帝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
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左宣议郎王之道更是不顾金人在侧,虎视眈眈。上书高宗,强烈要求收缴诸将兵权,恢复以文臣统军的传统,他呼吁说:“臣愿陛下深思熟虑,选择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钺,俾统六师。”
到了绍兴八年,监察御史张戒也进言说:“诸将权太重”,提醒高宗皇帝早日削减诸将的兵权。
高宗对此大为赞赏,当即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
从高宗皇帝对大臣们的回复看,在绍兴十一年中所发生的“释兵权”事件,很早就已经列入了高宗皇帝的时间表内。
皇帝既然有这个心愿,当首相的当然要积极贯彻落实,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为由,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但也因此引发了淮西兵变,他本人坐谪引退,第一次收兵夺权的行动只能草草结束。
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两人依旧想收夺武将兵权。
他们将各大将部下的偏裨将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将的兵权,达到化整为零的目的。
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张俊,但因为秦桧回来了,赵鼎、王庶相继罢官,这一次收兵夺权行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无疾而终。
有第一、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从这个角度看,罢免张俊、韩世中和岳飞等三人的兵权,其实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
问题在于,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真的那么合适吗?
毫无疑问,宋朝是中国在古时的一个巅峰的时代。
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水平,国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等等,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之前的汉唐盛世比不上,后来的明清两朝更是大大不如。
诚然,之所以有宋朝一代的兴盛,是李家唐朝多年以来对世界的开放和包容的延续和结果;但是,宋朝孱弱的军事力量与她那超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无论是国家的税赋收入,国家的人口数量。又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宋朝与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的比较,其差距相当于如今的美国与墨西哥之比。
也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数据来说明宋朝军队的强大,比如在西夏战场的胜利,等等;只不过,身形庞大的美国居然被弱小的墨西哥倒逼,处处挨打受气。无论怎样解释,都摆脱不了弱者的身份。
其中的原因,就是这个可恶的“以文制武”的制度。
也有很多人把宋朝的孱弱归咎于缺马。
缺马当然是一个劣势,但是,这绝对不会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冷兵器的时代,没有任何一种武器或者装备能够决定胜利。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人。
天朝毛太祖语录中也有这么一句:“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那么,“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这个制度,又如何导致宋军军力的孱弱呢?
宋朝的军事体质大致可以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的安排,根据《宋史?职官二》中的描述:“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
就这样,整个军队的指挥体系一分为三,相互制衡,也相互扯皮。
下层的安排,根据“更戊法”的规定:畿辅与诸州禁军定期更换驻地,目的就是以使兵不识将,将无专兵。
这种安排的结果,让整个军队的掌控权归于朝廷。而不会从属于某人。
只不过,朝廷是虚的,皇帝才没那么多功夫天天管着管那。
谁也管不了的结果,就变成了谁也不管了。
这种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公有制,或者可以称之为“官有制”。与天朝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和“大锅饭”相比,非常的相似。
“大锅饭”的结果。必然带来机构的臃肿、人员的腐败、效率的低下,等等。
当宋朝在军事上的高投入并没有高产出,反而处处挨打、受制于人的时候,保守和退缩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
所以。宋朝的军力与他的经济实力是完全不相称的。
从建康元年到绍兴十一年,时间长达整整十五年时。这在两宋时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里,皇室的力量几近于零,只能依靠社会习俗和道德的感召力来勉强维持统治。
于是乎,南宋朝廷对于各个武将们的发展只能听之任之,只要你能够坚持与金兵作战,只要你愿意打我宋朝的旗帜就行了。
这种放任武将军官们各自发展的结果,其实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自己的事情自己才会去用心下功夫。
从建炎元年的一穷二白,建炎四年的“巡山搜海”,到绍兴十年的“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只用了区区十五年时间,南宋朝廷对于女真金国的军事形势,就发生了根本xìng的逆转。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承包制”。
在这个过程里,在南宋朝廷的各大军区之中,并不单单是岳家军一枝独秀,而是呈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西北的吴吴磷两兄弟、湖北的岳飞、长江口的韩世忠、淮西的张俊,都先后对金兵造成重创。
可惜的是,当形势稍稍稳定,南宋朝廷的皇帝和文官们就蠢蠢yù动,一心要恢复那个“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祖宗家法。
“承包制”只实行了十五年,就被朝廷“拨乱反正”了。
而“拨乱反正”的结果,自然也就恢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皇帝要压制武将可以理解,众多的文人雅士来凑什么热闹?
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
这就跟印度的种姓制度一般。
刹帝利虽然不满婆罗门的压制,却也不能让吠舍和首陀罗有机会逾越自己。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宋朝过后,中国明显走下坡路。
抛开短命的元朝不说,明、清、民国等等,明显的一代不如一代。
一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跳出来说什么“康乾盛世”。
别扯了,那只不过是中国问话最后的一点回光返照而已。
宋朝“尊文抑武”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其实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当手中捏着一大把资源,却又不能够对外开疆拓土,唯一的可能xìng就是躲在家中胡乱挥霍、醉生梦死。
但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于是宋朝的理学家们就开出了一个yào方。
---存天理,灭人yù。
从某个角度看,yù望是改革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动力。yù望没了,社会也就自然开始逐渐没落下来。
要记住,在此时的中国社会上,“尊文抑武”不单是皇室的祖宗家法,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上的“共识”,一种风俗。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对的,是理所当然的。
结果是,“灭人yù”的理论继续发展,在明朝与当时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具有明朝社会特点的新政策---严禁一切奇技yín巧。
而到了清朝,灭人yù的理论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版本:在严禁奇技yín巧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文字狱。
当最早的机关qiāng(连火铳)的发明者戴梓被康熙大帝流放在外,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作者被诛九族的时候,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所遭受的种种屈辱和不公,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两宋的年代正好是欧洲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
但是与中国刚好相反,从中世纪后期到中世纪以后,欧洲的发展是一日千里,蓬勃向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xìng的解放。
文艺复兴的功劳,并不在于几篇文学作品或一些科学成就,而是在于对个人人格的尊重和对人身自由束缚的解除。
天朝毛太祖教导我们,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彻底解放了生产力的欧洲,在近代和现代的领导地位就变得再合理不过了。
而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是否就源自于宋朝?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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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亭的故事。大致如此。
实际上,恢复北宋皇朝时期的那种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是高宗皇帝和大部分文人士大夫们的愿望;几任的首相大人也担心战功日著的武将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日以继夜地谋划着怎样解除武将的兵权。
从太祖皇帝赵匡胤和宋朝的第一位首相开始,打压武将、不让武将掌有实权、不让武将有机会造反、就已经成为朝廷的共识。
这也难怪,北宋之前五代十国的历史。全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只不过,真的需要把武将们压制得那么死吗?
算起来,在南宋高宗时代,解除武将兵权的呼声并不仅仅出自于刘、张、韩、吴、岳这五大司令官相互辉映的时代。
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诸大将提兵入觐,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在建炎四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跻身于执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锦衣ròu食,出入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祸患甚于金虏,可谓上负国家。下负百姓,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当时有“两镇之重”节度使衔头的只有刘光世和张俊两人。
到了绍兴元年,汪藻再一次上奏章,大谈“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献上“驭将三策”。建议赵构要“渐销诸将之权”。
而当时高宗皇帝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
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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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绍兴八年,监察御史张戒也进言说:“诸将权太重”,提醒高宗皇帝早日削减诸将的兵权。
高宗对此大为赞赏,当即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
从高宗皇帝对大臣们的回复看,在绍兴十一年中所发生的“释兵权”事件,很早就已经列入了高宗皇帝的时间表内。
皇帝既然有这个心愿,当首相的当然要积极贯彻落实,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为由,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但也因此引发了淮西兵变,他本人坐谪引退,第一次收兵夺权的行动只能草草结束。
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两人依旧想收夺武将兵权。
他们将各大将部下的偏裨将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将的兵权,达到化整为零的目的。
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张俊,但因为秦桧回来了,赵鼎、王庶相继罢官,这一次收兵夺权行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无疾而终。
有第一、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从这个角度看,罢免张俊、韩世中和岳飞等三人的兵权,其实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
问题在于,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真的那么合适吗?
毫无疑问,宋朝是中国在古时的一个巅峰的时代。
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水平,国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等等,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之前的汉唐盛世比不上,后来的明清两朝更是大大不如。
诚然,之所以有宋朝一代的兴盛,是李家唐朝多年以来对世界的开放和包容的延续和结果;但是,宋朝孱弱的军事力量与她那超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无论是国家的税赋收入,国家的人口数量。又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宋朝与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的比较,其差距相当于如今的美国与墨西哥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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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原因,就是这个可恶的“以文制武”的制度。
也有很多人把宋朝的孱弱归咎于缺马。
缺马当然是一个劣势,但是,这绝对不会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冷兵器的时代,没有任何一种武器或者装备能够决定胜利。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人。
天朝毛太祖语录中也有这么一句:“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那么,“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这个制度,又如何导致宋军军力的孱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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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的安排,根据《宋史?职官二》中的描述:“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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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管不了的结果,就变成了谁也不管了。
这种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公有制,或者可以称之为“官有制”。与天朝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和“大锅饭”相比,非常的相似。
“大锅饭”的结果。必然带来机构的臃肿、人员的腐败、效率的低下,等等。
当宋朝在军事上的高投入并没有高产出,反而处处挨打、受制于人的时候,保守和退缩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
所以。宋朝的军力与他的经济实力是完全不相称的。
从建康元年到绍兴十一年,时间长达整整十五年时。这在两宋时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里,皇室的力量几近于零,只能依靠社会习俗和道德的感召力来勉强维持统治。
于是乎,南宋朝廷对于各个武将们的发展只能听之任之,只要你能够坚持与金兵作战,只要你愿意打我宋朝的旗帜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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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炎元年的一穷二白,建炎四年的“巡山搜海”,到绍兴十年的“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只用了区区十五年时间,南宋朝廷对于女真金国的军事形势,就发生了根本xìng的逆转。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承包制”。
在这个过程里,在南宋朝廷的各大军区之中,并不单单是岳家军一枝独秀,而是呈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西北的吴吴磷两兄弟、湖北的岳飞、长江口的韩世忠、淮西的张俊,都先后对金兵造成重创。
可惜的是,当形势稍稍稳定,南宋朝廷的皇帝和文官们就蠢蠢yù动,一心要恢复那个“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祖宗家法。
“承包制”只实行了十五年,就被朝廷“拨乱反正”了。
而“拨乱反正”的结果,自然也就恢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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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跳出来说什么“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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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尊文抑武”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其实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当手中捏着一大把资源,却又不能够对外开疆拓土,唯一的可能xìng就是躲在家中胡乱挥霍、醉生梦死。
但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于是宋朝的理学家们就开出了一个yào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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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角度看,yù望是改革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动力。yù望没了,社会也就自然开始逐渐没落下来。
要记住,在此时的中国社会上,“尊文抑武”不单是皇室的祖宗家法,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上的“共识”,一种风俗。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对的,是理所当然的。
结果是,“灭人yù”的理论继续发展,在明朝与当时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具有明朝社会特点的新政策---严禁一切奇技yín巧。
而到了清朝,灭人yù的理论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版本:在严禁奇技yín巧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文字狱。
当最早的机关qiāng(连火铳)的发明者戴梓被康熙大帝流放在外,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作者被诛九族的时候,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所遭受的种种屈辱和不公,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两宋的年代正好是欧洲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
但是与中国刚好相反,从中世纪后期到中世纪以后,欧洲的发展是一日千里,蓬勃向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xìng的解放。
文艺复兴的功劳,并不在于几篇文学作品或一些科学成就,而是在于对个人人格的尊重和对人身自由束缚的解除。
天朝毛太祖教导我们,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彻底解放了生产力的欧洲,在近代和现代的领导地位就变得再合理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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