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章
举证阶段,仅凭他们手上几乎等于无的证据,局面又将陷入被动。
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再一次提出延期审理的申请。虽然除了Osler这个人证,控方手里还有握有其他几项有力的证据,但Han受到的是谋杀指控,证明其预谋和故意非常重要,一旦这张“通jiān牌”打出来,检察官一定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找其他的人证,比如那几个法国店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检方也就不会反对他们的申请,举证程序终结的日期还会往后拖。他们争取到了更多时间去找到G,或是其他能言之凿凿的证明Han无辜的证据,这仍旧是赢得这场官司的重中之重。
第二次开庭的前一天,Han的父亲和弟弟都到了曼哈顿听审,Ward安排了他们上庭,除此之外,还有Han的几个邻居、同学、同事也会出庭作证,但都只是问一些极其家常的问题,以证明Han平常是怎么样一个人。李孜知道,这都是聊胜于无的伎俩,他们手里的筹码真的太少了。
梳理完证词,Han的父亲提出来要跟李孜谈谈。不知道为什么,面前这个年近六十花白头发的男人,让李孜想起自己的父亲来,她努力甩开那些无谓的念头,摆出职业的态度。
“我很高兴听说Han终于愿意开口跟人谈谈发生的事情,”Yuan先生向李孜道谢,“要知道不管是对心理医生,警察,还是之前的那些律师,他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只求一死。”
李孜不想让他空抱了一腔的希望,直截了当的提醒:“但我们现在仍旧没有多少有利的证据。”
Yuan先生说他也明白的,又絮絮的跟李孜说起那些过去的事情。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她曾听Esther一再地说过,Han的父亲是那样一个极端寡言而冷漠的人。
“Han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和气,有些腼腆,”Yuan先生这样告诉李孜,“也很勇敢,他母亲出事的那天,在场的警察和急救医生都是这么说的。他们乘坐的车子撞在隔离栏上发生了侧翻,车祸当时他坐在后排位子上,右手骨折了,但还是解开安全带爬到前排,救护车到达之前,他一直试图合上她身上的伤口,不让血涌出来,一直跟她讲话。那个时候,他还不满十一岁。”
“Han跟我提起过那次车祸,但只是只言片语。”李孜回忆道,“他说银山医院的医生认为他的抑郁、失眠以及那些噩梦都是因为幸存的内疚引起的。”
Yuan先生点点头,说:“我们那个时候住在普林斯顿,为了让Han在曼哈顿学跳舞,我们让他转学去了那里,我妻子每天都开车接送他,往返差不多一百英里的路程。别人都说她疯了,但Han喜欢跳舞,而且很有天赋,所以她也就坚持要送他去。出事的那天也是一月份,天气很糟,高速公路上结了冰,她工作的太累了……”他哭起来,逐渐泣不成声。
李孜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哭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些安慰的话:“那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一次事故。”
“对,那只是一次事故,”Yuan先生努力止住眼泪,“但Russell那个时候还很小,对Han说过一些很残酷的话,说是他害死了妈妈,如果他不去曼哈顿上芭蕾学校,妈妈就不会遇上车祸。我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很糟糕,只是叫Russell住嘴,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话,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他们谈过。后来Han之所以变成这样,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责任,包括Russell也是我的责任。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我只是养活他们,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做的够多够好的了,不管多忙多拮据,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书读,生日有蛋糕,也吹蜡烛,甚至还留着每一年的录影。但是昨天,我看了一段Han十一岁生日时的录影,他站在镜头前面,我拿着摄像机对他说,这是你十一岁的生日,说些什么吧。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语气是那么冷淡,而他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对着镜头说谢谢爸爸,还希望自己快些长大……”
18.约定
十八年以前,新泽西
就是那一年,Yuan先生一家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虽说还有二十年的贷款要还,但毕竟是自己名下的房产,面积也比从前租的公寓大了许多,单单院子里的草坪有九百尺那么大。Yuan先生第一次把手提式割草机拿出去时,刚好被隔壁邻居看到,那人笑着调侃他:“用那个要割到什么时候去呀?”转头就去自家车库里开了一部割草用的小车出来借给他用。也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Yuan先生意识到,他一直向往着的美国式的中产生活已经摆在眼前了——郊外、好学区、宽敞的房子、稳定的工作、量入而出的娱乐jiāo际、客客气气的邻居、两部实惠省油的车、两个孩子。
小儿子Russell刚刚满六岁了,是出生在美国的,长子Han已经十岁了,那年三月刚从国内过来。两个孩子长得有些相像,xìng格却很不一样。
Russell很开朗,一张嘴几乎没有停的时候,cāo一口纯正美国味儿的英文,虽然还有些nǎi声nǎi气,却总喜欢说些大人气的话。有一次,学校里的老师问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他回答:言论自由。Yuan先生一想起那句话就想笑,这个岁数的孩子知道什么叫美国人,什么叫言论自由,反正大人们总是挂在嘴上,就觉得是个挺可贵的东西吧。Russell说的许多话都让人忍俊不禁,他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总是大大方方的,在学校成绩很好,也有许多朋友。
Han却截然相反,没有朋友,也很少开口讲话,安静的可怕。他生在上海,从小就是nǎinǎi带大的。那几年Yuan先生忙着读学位,又要省钱,统共只回去看过他两次,印象中的Han还是一个皱皮小婴儿,仿佛一眨眼的功夫,就从长成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了。Yuan先生本来就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每次看到这个几乎陌生的孩子,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Han的nǎinǎi去世之前曾对他们夫fù俩说,Han做事很有耐心,关心别人的感受,而且也很善良。但Yuan先生总觉得Han被nǎinǎi宠坏了,有些任xìng,有些我行我素。
“别总是对他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不会听的。”nǎinǎi笑道,“Han这个孩子有时候是有点固执的,心里有话也不喜欢说出来,这一点其实跟你是很像的。但是你只要懂得怎么跟他讲话,就会发觉他好的地方了。”
Yuan先生不明白这话究竟要怎么讲。
“把你的感觉说出来,他做哪些事你会高兴,哪些事情又让你难过。”nǎinǎi笑着解释,这其实还是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告诉她的。那个小姑娘比Han小三岁,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跟着外婆过的。可能正是因为爸妈都不在身边,Han和她很有些同病相怜之感,从小就很要好,两个人一起养了一只小狗,还在晒台上种了一丛茉莉。
Yuan先生始终都能没学会这种说话的方式,他实验室的工作很忙,就索xìng放手不管,把照顾孩子的事情全权jiāo给太太处理。幸好Yuan太太对付小孩子很有些办法,她跟Han相处的时间相对多一些,也更了解他。但Han到美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为这孩子担心。
Han是四年级下半学期来的,因为nǎinǎi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计划。他第一次去学校,是三月的一天,刚好在学期中间,他谁都不认识,什么也听不懂,一个字也不不会讲。那天下午,他一脸惊骇的从学校里回来,问什么都不回答,往房间里一钻,站在窗边上发呆。
Yuan太太本以为这种状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善,但Han似乎总是这样,没有笑脸,很少讲话。上了两个月的课之后,老师找到Yuan太太,说很为Han的心理状况担忧,在学校从来不开口,别人对他说什么,也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和反应。
那天晚上,Yuan太太跟Han两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很久,直到深夜他睡熟了才出来。
“Han说,他就是那多出来的一个人。”Yuan太太没头没脑的说了这么一句。
Yuan先生不明白,她就慢慢地解释给他听,他们住的这个镇面积二十五英亩,人口九万一千两百九十一人。这些数字都清清楚楚的写在社区中心免费赠送的小册子上面,Han看到了,总是想,他就是多出来的那一个人。
这句话让Yuan先生觉得很难过,第一次意识到在这里Han是多么的孤单,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带Han去见社区中心的心理医生。
那间诊室个面积不大,布置得很简单,一副办公桌椅,一张长沙发,一列铁皮文件柜,窗上挂着百叶帘,颜色就是那种医院里最常见的蓝。
医生问Han要吃什么,话说的很慢,也很清楚。他没回答,就是摇了摇头。医生便给他倒了杯水,示意他在沙发上坐下,自己拉过办公桌前的椅子坐在他对面,故作轻松的问:“你玩什么运动吗?棒球?篮球?”
他听懂了,却还是愣了一下,一秒钟之后才回答:“我跳舞。”
时间过去那么久,当时具体谈些什么Yuan先生都已经淡忘,只有这个问题始终记得清清楚楚,甚至于医生说话的语调,脸上的神情,包括Han的答案,都不曾忘记过。那句“我跳舞”用的是最简单的句式,不用考虑人称,时态,没有s,ed,或者ing。可能就是这样,暗示着他注定了一辈子都要干这件事。
从心理医生那里回来之后,Yuan先生夫fù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最后还是Yuan太太想起来,Han在上海的时候曾经上过几节舞蹈课。
Yuan先生觉得这挺荒唐的,在他心里,男孩子学跳舞是件总也理解不了的怪事情。他无奈的笑着说:“也不知道我妈怎么想起来让他学这个的?”
“邻居家那个小女孩在学芭蕾的,”Yuan太太回忆道,“Han去看她跳舞,舞蹈班的老师觉得他身体条件很好,问他愿不愿意学,他说愿意,就跟着上了几堂课。那个班里只有他一个男孩子,为这事他还被同学笑话过。”
这么一说,Yuan先生也想起来了。去年年末,Han的nǎinǎi生病住院,两个礼拜之后去世,他们回国办完丧事,便开始给Han办去美国的签证。
办完退学手续,从学校回来的路上,Han有些心事重重,怎么都高兴不起来。Yuan先生以为他是因为要换新环境有些害怕,就跟他解释,这不过就是搬个家,换间新学校,他年纪小,很快就能适应的,以后爸爸妈妈总是在身边,还有Russell可以陪他玩儿,再也不会孤单了。
Han踢着地上厚厚一层香樟树的落叶,沉默了很久,突然问:“到了那里,我还能学跳舞吗?”
但在Yuan先生看来,男小孩应该打打篮球,棒球,要是他喜欢,跟妈妈学大提琴也不错,当然最最要紧的还是好好读书,英语、数学、世界历史,等等等等,得全A,拿奖学金进大学,然后,至于想当医生、律师、还是银行家,就看他的兴趣了。
Han还是不说话,低着头走路。
“你想跳舞吗?”Yuan先生终于问。
Han点点头,回答:“我跟雯雯说好的,她会一直学下去,我也不能放弃。”
雯雯就是那个邻居家的小姑娘,Yuan先生觉得这小孩子间约定挺有趣,但也没太在意,敷衍着答应了,向Han保证他在上海能干的事,到了美国一样也不会少。
Yuan太太为这件事很自责,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就郑重其事的向Han道歉,说离开上海之前答应他的事情一直没能兑现,许诺马上就会找一间舞蹈学校带他去报名。Han抬头看看妈妈,愣了一会儿,难得露了一回笑脸。
夫fù俩很快就开始找合适的学校,但Han和Russell读书的那所公立小学是没有这种课程的,附近也没有,最近的一间学校离他们家也有一个小时的车程。Yuan先生觉得太远了,他自己肯定没有这个时间接送,Yuan太太也是有工作的人,又要照顾两个十岁上下的小男孩,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再说心理医生只是建议让Han参加些课外活动,最好是不用太多语言沟通的体育活动,先跟人相处起来,慢慢的适应,也不一定就要学跳舞,一定有其他折衷的办法,先念好书比较要紧。
但Yuan太太却不同意,拿他打趣道:“你是学物理的,现在我让你折衷一下,呆在家里研究菜刀上的力学原理,你愿不愿意?”
Yuan先生说不过她,只得笑着认输了。
(Part2)
打那之后,Han每周三和周六去上两次芭蕾课。周三那一堂课下午四点钟开始,三点钟学校放学,Yuan太太已经在校门口等着了,开车送他到三十英里外的舞蹈学校上课。一个半钟头的课,她就在外面等着,除了有时候抽空做些誊抄乐谱的活儿,什么都干不成。这段时间,Russell就托给镇上一个开中餐馆的熟人照看,坐在喧闹油腻的店堂里看书做功课,有时候晚饭也在那里解决,等Han上完课一起回家。Russell起初有些不愿意,直到Yuan太太答应他,八月份过生日的时候给他买一把四分之三大小的大提琴,才又高兴起来。
暑假快开始的时候,那个舞蹈班的老师找Yuan太太谈了一次,说Han的身体条件很好,对跳舞又很感兴趣,建议她带Han去曼哈顿的舞蹈学校报名参加暑期班,生怕他们担心学费的问题,还特别强调,在那间学校里,七岁到十岁的男孩子是可以免除学费的。
于是,Yuan太太瞒着先生,带Han去了一趟曼哈顿。
在林肯中心一间看起来像小诊所似的房间里,有个医生模样的人给Han量了身高坐高、手臂和腿的长度,又让他向前曲体,一节一节的检查他的脊椎,说他是今天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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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再一次提出延期审理的申请。虽然除了Osler这个人证,控方手里还有握有其他几项有力的证据,但Han受到的是谋杀指控,证明其预谋和故意非常重要,一旦这张“通jiān牌”打出来,检察官一定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找其他的人证,比如那几个法国店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检方也就不会反对他们的申请,举证程序终结的日期还会往后拖。他们争取到了更多时间去找到G,或是其他能言之凿凿的证明Han无辜的证据,这仍旧是赢得这场官司的重中之重。
第二次开庭的前一天,Han的父亲和弟弟都到了曼哈顿听审,Ward安排了他们上庭,除此之外,还有Han的几个邻居、同学、同事也会出庭作证,但都只是问一些极其家常的问题,以证明Han平常是怎么样一个人。李孜知道,这都是聊胜于无的伎俩,他们手里的筹码真的太少了。
梳理完证词,Han的父亲提出来要跟李孜谈谈。不知道为什么,面前这个年近六十花白头发的男人,让李孜想起自己的父亲来,她努力甩开那些无谓的念头,摆出职业的态度。
“我很高兴听说Han终于愿意开口跟人谈谈发生的事情,”Yuan先生向李孜道谢,“要知道不管是对心理医生,警察,还是之前的那些律师,他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只求一死。”
李孜不想让他空抱了一腔的希望,直截了当的提醒:“但我们现在仍旧没有多少有利的证据。”
Yuan先生说他也明白的,又絮絮的跟李孜说起那些过去的事情。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她曾听Esther一再地说过,Han的父亲是那样一个极端寡言而冷漠的人。
“Han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和气,有些腼腆,”Yuan先生这样告诉李孜,“也很勇敢,他母亲出事的那天,在场的警察和急救医生都是这么说的。他们乘坐的车子撞在隔离栏上发生了侧翻,车祸当时他坐在后排位子上,右手骨折了,但还是解开安全带爬到前排,救护车到达之前,他一直试图合上她身上的伤口,不让血涌出来,一直跟她讲话。那个时候,他还不满十一岁。”
“Han跟我提起过那次车祸,但只是只言片语。”李孜回忆道,“他说银山医院的医生认为他的抑郁、失眠以及那些噩梦都是因为幸存的内疚引起的。”
Yuan先生点点头,说:“我们那个时候住在普林斯顿,为了让Han在曼哈顿学跳舞,我们让他转学去了那里,我妻子每天都开车接送他,往返差不多一百英里的路程。别人都说她疯了,但Han喜欢跳舞,而且很有天赋,所以她也就坚持要送他去。出事的那天也是一月份,天气很糟,高速公路上结了冰,她工作的太累了……”他哭起来,逐渐泣不成声。
李孜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哭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些安慰的话:“那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一次事故。”
“对,那只是一次事故,”Yuan先生努力止住眼泪,“但Russell那个时候还很小,对Han说过一些很残酷的话,说是他害死了妈妈,如果他不去曼哈顿上芭蕾学校,妈妈就不会遇上车祸。我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很糟糕,只是叫Russell住嘴,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话,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他们谈过。后来Han之所以变成这样,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责任,包括Russell也是我的责任。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我只是养活他们,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做的够多够好的了,不管多忙多拮据,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书读,生日有蛋糕,也吹蜡烛,甚至还留着每一年的录影。但是昨天,我看了一段Han十一岁生日时的录影,他站在镜头前面,我拿着摄像机对他说,这是你十一岁的生日,说些什么吧。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语气是那么冷淡,而他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对着镜头说谢谢爸爸,还希望自己快些长大……”
18.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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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一年,Yuan先生一家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虽说还有二十年的贷款要还,但毕竟是自己名下的房产,面积也比从前租的公寓大了许多,单单院子里的草坪有九百尺那么大。Yuan先生第一次把手提式割草机拿出去时,刚好被隔壁邻居看到,那人笑着调侃他:“用那个要割到什么时候去呀?”转头就去自家车库里开了一部割草用的小车出来借给他用。也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Yuan先生意识到,他一直向往着的美国式的中产生活已经摆在眼前了——郊外、好学区、宽敞的房子、稳定的工作、量入而出的娱乐jiāo际、客客气气的邻居、两部实惠省油的车、两个孩子。
小儿子Russell刚刚满六岁了,是出生在美国的,长子Han已经十岁了,那年三月刚从国内过来。两个孩子长得有些相像,xìng格却很不一样。
Russell很开朗,一张嘴几乎没有停的时候,cāo一口纯正美国味儿的英文,虽然还有些nǎi声nǎi气,却总喜欢说些大人气的话。有一次,学校里的老师问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他回答:言论自由。Yuan先生一想起那句话就想笑,这个岁数的孩子知道什么叫美国人,什么叫言论自由,反正大人们总是挂在嘴上,就觉得是个挺可贵的东西吧。Russell说的许多话都让人忍俊不禁,他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总是大大方方的,在学校成绩很好,也有许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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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的nǎinǎi去世之前曾对他们夫fù俩说,Han做事很有耐心,关心别人的感受,而且也很善良。但Yuan先生总觉得Han被nǎinǎi宠坏了,有些任xìng,有些我行我素。
“别总是对他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不会听的。”nǎinǎi笑道,“Han这个孩子有时候是有点固执的,心里有话也不喜欢说出来,这一点其实跟你是很像的。但是你只要懂得怎么跟他讲话,就会发觉他好的地方了。”
Yuan先生不明白这话究竟要怎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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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先生始终都能没学会这种说话的方式,他实验室的工作很忙,就索xìng放手不管,把照顾孩子的事情全权jiāo给太太处理。幸好Yuan太太对付小孩子很有些办法,她跟Han相处的时间相对多一些,也更了解他。但Han到美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为这孩子担心。
Han是四年级下半学期来的,因为nǎinǎi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计划。他第一次去学校,是三月的一天,刚好在学期中间,他谁都不认识,什么也听不懂,一个字也不不会讲。那天下午,他一脸惊骇的从学校里回来,问什么都不回答,往房间里一钻,站在窗边上发呆。
Yuan太太本以为这种状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善,但Han似乎总是这样,没有笑脸,很少讲话。上了两个月的课之后,老师找到Yuan太太,说很为Han的心理状况担忧,在学校从来不开口,别人对他说什么,也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和反应。
那天晚上,Yuan太太跟Han两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很久,直到深夜他睡熟了才出来。
“Han说,他就是那多出来的一个人。”Yuan太太没头没脑的说了这么一句。
Yuan先生不明白,她就慢慢地解释给他听,他们住的这个镇面积二十五英亩,人口九万一千两百九十一人。这些数字都清清楚楚的写在社区中心免费赠送的小册子上面,Han看到了,总是想,他就是多出来的那一个人。
这句话让Yuan先生觉得很难过,第一次意识到在这里Han是多么的孤单,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带Han去见社区中心的心理医生。
那间诊室个面积不大,布置得很简单,一副办公桌椅,一张长沙发,一列铁皮文件柜,窗上挂着百叶帘,颜色就是那种医院里最常见的蓝。
医生问Han要吃什么,话说的很慢,也很清楚。他没回答,就是摇了摇头。医生便给他倒了杯水,示意他在沙发上坐下,自己拉过办公桌前的椅子坐在他对面,故作轻松的问:“你玩什么运动吗?棒球?篮球?”
他听懂了,却还是愣了一下,一秒钟之后才回答:“我跳舞。”
时间过去那么久,当时具体谈些什么Yuan先生都已经淡忘,只有这个问题始终记得清清楚楚,甚至于医生说话的语调,脸上的神情,包括Han的答案,都不曾忘记过。那句“我跳舞”用的是最简单的句式,不用考虑人称,时态,没有s,ed,或者ing。可能就是这样,暗示着他注定了一辈子都要干这件事。
从心理医生那里回来之后,Yuan先生夫fù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最后还是Yuan太太想起来,Han在上海的时候曾经上过几节舞蹈课。
Yuan先生觉得这挺荒唐的,在他心里,男孩子学跳舞是件总也理解不了的怪事情。他无奈的笑着说:“也不知道我妈怎么想起来让他学这个的?”
“邻居家那个小女孩在学芭蕾的,”Yuan太太回忆道,“Han去看她跳舞,舞蹈班的老师觉得他身体条件很好,问他愿不愿意学,他说愿意,就跟着上了几堂课。那个班里只有他一个男孩子,为这事他还被同学笑话过。”
这么一说,Yuan先生也想起来了。去年年末,Han的nǎinǎi生病住院,两个礼拜之后去世,他们回国办完丧事,便开始给Han办去美国的签证。
办完退学手续,从学校回来的路上,Han有些心事重重,怎么都高兴不起来。Yuan先生以为他是因为要换新环境有些害怕,就跟他解释,这不过就是搬个家,换间新学校,他年纪小,很快就能适应的,以后爸爸妈妈总是在身边,还有Russell可以陪他玩儿,再也不会孤单了。
Han踢着地上厚厚一层香樟树的落叶,沉默了很久,突然问:“到了那里,我还能学跳舞吗?”
但在Yuan先生看来,男小孩应该打打篮球,棒球,要是他喜欢,跟妈妈学大提琴也不错,当然最最要紧的还是好好读书,英语、数学、世界历史,等等等等,得全A,拿奖学金进大学,然后,至于想当医生、律师、还是银行家,就看他的兴趣了。
Han还是不说话,低着头走路。
“你想跳舞吗?”Yuan先生终于问。
Han点点头,回答:“我跟雯雯说好的,她会一直学下去,我也不能放弃。”
雯雯就是那个邻居家的小姑娘,Yuan先生觉得这小孩子间约定挺有趣,但也没太在意,敷衍着答应了,向Han保证他在上海能干的事,到了美国一样也不会少。
Yuan太太为这件事很自责,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就郑重其事的向Han道歉,说离开上海之前答应他的事情一直没能兑现,许诺马上就会找一间舞蹈学校带他去报名。Han抬头看看妈妈,愣了一会儿,难得露了一回笑脸。
夫fù俩很快就开始找合适的学校,但Han和Russell读书的那所公立小学是没有这种课程的,附近也没有,最近的一间学校离他们家也有一个小时的车程。Yuan先生觉得太远了,他自己肯定没有这个时间接送,Yuan太太也是有工作的人,又要照顾两个十岁上下的小男孩,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再说心理医生只是建议让Han参加些课外活动,最好是不用太多语言沟通的体育活动,先跟人相处起来,慢慢的适应,也不一定就要学跳舞,一定有其他折衷的办法,先念好书比较要紧。
但Yuan太太却不同意,拿他打趣道:“你是学物理的,现在我让你折衷一下,呆在家里研究菜刀上的力学原理,你愿不愿意?”
Yuan先生说不过她,只得笑着认输了。
(Part2)
打那之后,Han每周三和周六去上两次芭蕾课。周三那一堂课下午四点钟开始,三点钟学校放学,Yuan太太已经在校门口等着了,开车送他到三十英里外的舞蹈学校上课。一个半钟头的课,她就在外面等着,除了有时候抽空做些誊抄乐谱的活儿,什么都干不成。这段时间,Russell就托给镇上一个开中餐馆的熟人照看,坐在喧闹油腻的店堂里看书做功课,有时候晚饭也在那里解决,等Han上完课一起回家。Russell起初有些不愿意,直到Yuan太太答应他,八月份过生日的时候给他买一把四分之三大小的大提琴,才又高兴起来。
暑假快开始的时候,那个舞蹈班的老师找Yuan太太谈了一次,说Han的身体条件很好,对跳舞又很感兴趣,建议她带Han去曼哈顿的舞蹈学校报名参加暑期班,生怕他们担心学费的问题,还特别强调,在那间学校里,七岁到十岁的男孩子是可以免除学费的。
于是,Yuan太太瞒着先生,带Han去了一趟曼哈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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