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7 章
。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
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这种不愿共同负责的批评，使他更多一层苦闷。
他对同志们的责难，如指他缺乏警觉xìng，预防无方，领导无能，思想右倾等等都没有心情置
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
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的。
我鉴于时局的严重，也觉得一切失败的责任不应由陈独秀先生单独负担，曾企图冲淡他
心情的懊丧，暗示他应该振作应变，陈先生对于这次的打击是不愿推卸他所应负的责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毁，中央不能辞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变中，中央确
是缺乏警觉，不仅身任书记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样的疏忽。他指出
当时中央委员中没有人着重提出要严防蒋介石的翻脸，只是重视上海市民会议和市政府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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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成。如果当时中委中有人提醒这一点，也许可以减少一些牺牲。陈先生接着表示，事态发展
到了现在，中共的前途困难多端。他指出共产国际一直要我们留在guó mín dǎng内，那就只有维持
与左派合作的现行做法，不能谈甚么工农苏维埃之建立。如果我们违fǎn gòng产国际的意旨，积
极发展土地革命，通行组织工农苏维埃，势必形单势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样的失败。反之，
如果要维持武汉的局面，就应纠正工农运动之过火行动，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这样做能
否收到反蒋的实效，推进国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陈先生这些话不仅道出了他个人的苦
恼所在，也说明中共当时已面临左右为难的歧途。
在陈独秀等中委陆续到达武汉以后，中共中央的会议才正常的举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
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人员，是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
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和我共七人；任弼时则以少共中央书记的身份经常参加会议。我这
时已解除湖北区委书记职务（由张太雷接任），专参预中央的决策工作，彭述之因受到多数人
的批评，不再参加中央的会议，只专任宣传部的一部分工作（宣传部长已由蔡和森担任）。此
外，鲁易、鲍罗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经常参加中共会议，这个中央会议的组织，后来经过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选仍旧。
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阵容，固属一时之选，但工作效能却是不如人意的，它变成
了一个谈话会，不能名副其实肩起决策的任务，担任主席的陈独秀先生，显得更“民主化”
了，对于预拟决议案的事，固不愿做，就是议事程序，也常不愿事先确定，会议开始时，往
往是由鲁易大发一番议论，接着便是鲍罗庭起而反驳；于是陈独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
就卷入了这个争辩的漩涡，相互辩难，喋喋不休。而众多的具体问题，反是在为理论争辩了
几个钟头之后，出席的人们也已听得倦态毕露之时，才草草的作出决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未改善中共内部的混
乱状况。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约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这是一次盛况空
前的大会，guó mín dǎng要人汪精卫、谭延、徐谦等都曾出席大会致祝词，显得国共两党的合作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这些热闹的场面，也不能掩盖我们内心的痛苦。就在大会开幕以前，我们损失了上海
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
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状况之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为此
心情十分沉痛。对时局不抱乐观又无法打开困局，无形中湮没了进取的雄图。
我们之中不少的人觉得要彻底检讨过去，才能开展未来的生机；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
觉难于下手。陈独秀先生的地位是动摇了，但谁能在这个紧急关头继承其事，又大成问题，
尤其是想到继任人选所能够组织新中央的阵容以及他们将能够做出一些甚么事情，则更难逆
料。而且大敌当前，我们自身检讨又可能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
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
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觉得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中共留在guó mín dǎng内这一基本政策是错误的、
一切不应单独诿过于陈独秀先生。更多的人则不满意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譬如当时的
瞿秋白就觉得鲁易的空谈误事，其为害是有过于陈独秀先生的。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的鲍
罗庭，则以不应动摇现有领导为理由，主张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瞿秋白原拟
对陈独秀先生发动检讨攻势，在鲍罗庭这种意见影响之下，也暂时止步了。
大会于是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代表那些冗长的报告，枝枝节节的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
检讨租主张。真正紧急的问题仍在经常假座鲍公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里争论不休，大会
似反成了无关重要的装饰品。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xìng的紧急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
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才能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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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所以向重现实的鲍罗庭就从不参加大会，也不予以重
视。因此，在大会中，既没有对过去作彻底的检讨，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坚定不移的主张。
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和土地问
题等决议，并发表宣言。这些是鲁易、威金斯基、沃林（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俄籍的土地问
题专家）、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花了许多时间的作品。在政治问题上，大会强调无产阶级应领
导武汉这个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政权，对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蒋介石的叛变。但
中共事实上所做的是随着那些guó mín dǎng左派政客（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的动摇态度而摇
摆不定。在土地问题上，大会决议，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中共事实上
所做的，却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些与大会不符的做法，却出自鲍罗庭的意旨，而他那时
是最能影响中共中央行动的一个人。
制造革命气氛，似乎一直是共党的拿手好戏。当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的泛太平洋
劳动会①和六月十九日在同地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②，一时确也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
神。外国的贵宾们也有不少光临武汉的，如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卓夫斯基以及英美法日俄朝
鲜爪哇等工会的代表，他们受到武汉工会等团体的盛大欢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空
气，在各处弥漫着。
但作为联系这些活动的中心机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却日益陷于瘫痪的状态之中。鲁易
所主张的加深革命，巩固武汉路线和土地革命，与鲍罗庭所主张的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路
线和纠正工农运动过火的主张，互相对立。鲁易的空谈是为我们所厌恶的，但他的主张有第
五次大会的决议为护符，是不易否定的。鲍罗庭在理论上虽难于自圆其说，但他抓住了现实，
往往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易于为人信服。陈独秀、瞿秋白在这一点上倒互相接近起来，
他们往往以鲁易不懂中国实情为理由，采纳鲍罗庭的具体建议。我和其他多数委员则多少避
开这种争论，只就其所主管的业务，寻找个别的解决方案，惟有代表少共中央的任弼时，则
认为中共所做的与第五次大会决议的原则不相符合，是要不得的。这样，理论与实际大相径
庭，决议与行动又不符合，我们当时都说“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的，这句话确能
刻划出当时的实况。
中共中央就在议论纷纭之中，忽视了采取各种具体步骤，以增强自身的战斗力量，等到
逆流的浪花从武汉内部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共就逐渐无法作有效的应付了。
①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之召集，系由澳洲新南威尔士工人代表大会开会时（一九二六年二月）所决定，日
期原定为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地点即在澳洲雪梨。造至七月一日，只有澳洲、新西兰、苏联、赤色职工国
际等少数工会之代表到会。乃改为预备会议，并决定将会期及会议地点，改为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
行。继又因故改于同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各国代表出席者，除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外，有日本六人，朝
鲜一人，法国一人，苏联五人，中国十五人，美国二人，英国一人，爪哇一人。共开会七日，五月二十六日
闭幕。
②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原订于一九二七年五一节举行，嗣因筹备不及，改于六月十九日举行，到会代表
四百余人，二十八日闭幕。通过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等决议案（详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第五四五至五五二页）。
第六章 分裂
武汉，在蒋介石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之下，内部又矛盾百出。如我在上面所说到的
劳资间的冲突，地主与农民间的斗争，中共与guó mín dǎng左派以及军人间的意见分歧，和中共内
部的混乱等等，逐渐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于是，国共全面分裂，工农运动普遍遭受镇压，
所谓武汉左派政权不久也在宁汉合流的运动中，宣告瓦解。这一切在中共看来，是一九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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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因蒋介石的叛变而遭受失败。中共从此也就走上了以武装bào dòng来
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道路。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他反对蒋
介石的军人独裁，也畏惧中共的革命锋芒。他愿遵守孙先生的遗教，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
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竟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庭和中共在“三二
○”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未能忘怀。他的这些心境虽未向我透露过，但我的同志中
确有人是如此推测的。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一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这句话，似乎就是
这种心情的写照。
汪精卫自该年四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后，态度逐渐右转的迹象，是非常显明的。最初他确
也高举过“党权”的旗帜，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异动。四月十七日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就
是由他任主席的会议所通过的。他在陈独秀先生到达武汉之后（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积极
促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guó mín dǎng方面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汪精卫、谭延、孙科、徐谦、
顾孟余五人。中共方面是陈独秀、谭平山和我三人。由汪任主席。汪那时似是热心团结国共
两党，解决武汉内部纠纷，以稳定此反蒋阵线。可是，不到几天，他在两党联席会议上的言
论，就开始有了变化。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了武汉的情况以后，觉得反蒋的前途未可乐观，
不能不预留地步。因而他的论调，已不是甚么“东征讨蒋”，而是倡言“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了。这样一来，此一会议同样也流于谈话会的xìng质，往往是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
过火的事实，再由健谈的陈独秀先生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而已。
中共方面最初确实希望联席会议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在会议上曾提出要确定工农运
动的方针，分辩何种行为谓之过火，何种行为则否，以便国共两党在领导与纠正两方面，有
共同的步骤。但汪精卫对之颇为冷淡，认为具体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详细拟定；而所谓有关机
关又是始终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规定。当时我们就觉得汪不是要认真解决问题，也不能负起责
任领导一切；相反，他根本反对工农运动的意向，却逐渐表现出来了。
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恶劣情况，自然不能收稳定局
势的效果。等到马日事变发生以后，汪的论调便转而专门指摘和讥讽中共了。两党联席会议
的举行，也就由逐渐减少而终于停顿下来。汪精卫态度的转变，在中共看来，是小资产阶级
的动摇xìng的表现，根本不能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所谓武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不
是由中共领导，根本就是由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共当时既明知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
xìng，另一方面又想凭借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而追随莫斯科的意旨，美其名为“工农小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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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这种不愿共同负责的批评，使他更多一层苦闷。
他对同志们的责难，如指他缺乏警觉xìng，预防无方，领导无能，思想右倾等等都没有心情置
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
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的。
我鉴于时局的严重，也觉得一切失败的责任不应由陈独秀先生单独负担，曾企图冲淡他
心情的懊丧，暗示他应该振作应变，陈先生对于这次的打击是不愿推卸他所应负的责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毁，中央不能辞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变中，中央确
是缺乏警觉，不仅身任书记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样的疏忽。他指出
当时中央委员中没有人着重提出要严防蒋介石的翻脸，只是重视上海市民会议和市政府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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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果当时中委中有人提醒这一点，也许可以减少一些牺牲。陈先生接着表示，事态发展
到了现在，中共的前途困难多端。他指出共产国际一直要我们留在guó mín dǎng内，那就只有维持
与左派合作的现行做法，不能谈甚么工农苏维埃之建立。如果我们违fǎn gòng产国际的意旨，积
极发展土地革命，通行组织工农苏维埃，势必形单势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样的失败。反之，
如果要维持武汉的局面，就应纠正工农运动之过火行动，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这样做能
否收到反蒋的实效，推进国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陈先生这些话不仅道出了他个人的苦
恼所在，也说明中共当时已面临左右为难的歧途。
在陈独秀等中委陆续到达武汉以后，中共中央的会议才正常的举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
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人员，是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
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和我共七人；任弼时则以少共中央书记的身份经常参加会议。我这
时已解除湖北区委书记职务（由张太雷接任），专参预中央的决策工作，彭述之因受到多数人
的批评，不再参加中央的会议，只专任宣传部的一部分工作（宣传部长已由蔡和森担任）。此
外，鲁易、鲍罗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经常参加中共会议，这个中央会议的组织，后来经过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选仍旧。
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阵容，固属一时之选，但工作效能却是不如人意的，它变成
了一个谈话会，不能名副其实肩起决策的任务，担任主席的陈独秀先生，显得更“民主化”
了，对于预拟决议案的事，固不愿做，就是议事程序，也常不愿事先确定，会议开始时，往
往是由鲁易大发一番议论，接着便是鲍罗庭起而反驳；于是陈独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
就卷入了这个争辩的漩涡，相互辩难，喋喋不休。而众多的具体问题，反是在为理论争辩了
几个钟头之后，出席的人们也已听得倦态毕露之时，才草草的作出决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未改善中共内部的混
乱状况。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约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这是一次盛况空
前的大会，guó mín dǎng要人汪精卫、谭延、徐谦等都曾出席大会致祝词，显得国共两党的合作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这些热闹的场面，也不能掩盖我们内心的痛苦。就在大会开幕以前，我们损失了上海
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
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状况之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为此
心情十分沉痛。对时局不抱乐观又无法打开困局，无形中湮没了进取的雄图。
我们之中不少的人觉得要彻底检讨过去，才能开展未来的生机；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
觉难于下手。陈独秀先生的地位是动摇了，但谁能在这个紧急关头继承其事，又大成问题，
尤其是想到继任人选所能够组织新中央的阵容以及他们将能够做出一些甚么事情，则更难逆
料。而且大敌当前，我们自身检讨又可能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
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
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觉得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中共留在guó mín dǎng内这一基本政策是错误的、
一切不应单独诿过于陈独秀先生。更多的人则不满意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譬如当时的
瞿秋白就觉得鲁易的空谈误事，其为害是有过于陈独秀先生的。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的鲍
罗庭，则以不应动摇现有领导为理由，主张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瞿秋白原拟
对陈独秀先生发动检讨攻势，在鲍罗庭这种意见影响之下，也暂时止步了。
大会于是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代表那些冗长的报告，枝枝节节的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
检讨租主张。真正紧急的问题仍在经常假座鲍公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里争论不休，大会
似反成了无关重要的装饰品。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xìng的紧急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
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才能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
8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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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所以向重现实的鲍罗庭就从不参加大会，也不予以重
视。因此，在大会中，既没有对过去作彻底的检讨，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坚定不移的主张。
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和土地问
题等决议，并发表宣言。这些是鲁易、威金斯基、沃林（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俄籍的土地问
题专家）、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花了许多时间的作品。在政治问题上，大会强调无产阶级应领
导武汉这个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政权，对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蒋介石的叛变。但
中共事实上所做的是随着那些guó mín dǎng左派政客（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的动摇态度而摇
摆不定。在土地问题上，大会决议，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中共事实上
所做的，却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些与大会不符的做法，却出自鲍罗庭的意旨，而他那时
是最能影响中共中央行动的一个人。
制造革命气氛，似乎一直是共党的拿手好戏。当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的泛太平洋
劳动会①和六月十九日在同地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②，一时确也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
神。外国的贵宾们也有不少光临武汉的，如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卓夫斯基以及英美法日俄朝
鲜爪哇等工会的代表，他们受到武汉工会等团体的盛大欢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空
气，在各处弥漫着。
但作为联系这些活动的中心机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却日益陷于瘫痪的状态之中。鲁易
所主张的加深革命，巩固武汉路线和土地革命，与鲍罗庭所主张的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路
线和纠正工农运动过火的主张，互相对立。鲁易的空谈是为我们所厌恶的，但他的主张有第
五次大会的决议为护符，是不易否定的。鲍罗庭在理论上虽难于自圆其说，但他抓住了现实，
往往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易于为人信服。陈独秀、瞿秋白在这一点上倒互相接近起来，
他们往往以鲁易不懂中国实情为理由，采纳鲍罗庭的具体建议。我和其他多数委员则多少避
开这种争论，只就其所主管的业务，寻找个别的解决方案，惟有代表少共中央的任弼时，则
认为中共所做的与第五次大会决议的原则不相符合，是要不得的。这样，理论与实际大相径
庭，决议与行动又不符合，我们当时都说“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的，这句话确能
刻划出当时的实况。
中共中央就在议论纷纭之中，忽视了采取各种具体步骤，以增强自身的战斗力量，等到
逆流的浪花从武汉内部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共就逐渐无法作有效的应付了。
①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之召集，系由澳洲新南威尔士工人代表大会开会时（一九二六年二月）所决定，日
期原定为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地点即在澳洲雪梨。造至七月一日，只有澳洲、新西兰、苏联、赤色职工国
际等少数工会之代表到会。乃改为预备会议，并决定将会期及会议地点，改为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
行。继又因故改于同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各国代表出席者，除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外，有日本六人，朝
鲜一人，法国一人，苏联五人，中国十五人，美国二人，英国一人，爪哇一人。共开会七日，五月二十六日
闭幕。
②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原订于一九二七年五一节举行，嗣因筹备不及，改于六月十九日举行，到会代表
四百余人，二十八日闭幕。通过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等决议案（详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第五四五至五五二页）。
第六章 分裂
武汉，在蒋介石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之下，内部又矛盾百出。如我在上面所说到的
劳资间的冲突，地主与农民间的斗争，中共与guó mín dǎng左派以及军人间的意见分歧，和中共内
部的混乱等等，逐渐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于是，国共全面分裂，工农运动普遍遭受镇压，
所谓武汉左派政权不久也在宁汉合流的运动中，宣告瓦解。这一切在中共看来，是一九二五
8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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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二七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因蒋介石的叛变而遭受失败。中共从此也就走上了以武装bào dòng来
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道路。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他反对蒋
介石的军人独裁，也畏惧中共的革命锋芒。他愿遵守孙先生的遗教，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
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竟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庭和中共在“三二
○”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未能忘怀。他的这些心境虽未向我透露过，但我的同志中
确有人是如此推测的。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一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这句话，似乎就是
这种心情的写照。
汪精卫自该年四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后，态度逐渐右转的迹象，是非常显明的。最初他确
也高举过“党权”的旗帜，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异动。四月十七日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就
是由他任主席的会议所通过的。他在陈独秀先生到达武汉之后（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积极
促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guó mín dǎng方面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汪精卫、谭延、孙科、徐谦、
顾孟余五人。中共方面是陈独秀、谭平山和我三人。由汪任主席。汪那时似是热心团结国共
两党，解决武汉内部纠纷，以稳定此反蒋阵线。可是，不到几天，他在两党联席会议上的言
论，就开始有了变化。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了武汉的情况以后，觉得反蒋的前途未可乐观，
不能不预留地步。因而他的论调，已不是甚么“东征讨蒋”，而是倡言“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了。这样一来，此一会议同样也流于谈话会的xìng质，往往是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
过火的事实，再由健谈的陈独秀先生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而已。
中共方面最初确实希望联席会议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在会议上曾提出要确定工农运
动的方针，分辩何种行为谓之过火，何种行为则否，以便国共两党在领导与纠正两方面，有
共同的步骤。但汪精卫对之颇为冷淡，认为具体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详细拟定；而所谓有关机
关又是始终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规定。当时我们就觉得汪不是要认真解决问题，也不能负起责
任领导一切；相反，他根本反对工农运动的意向，却逐渐表现出来了。
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恶劣情况，自然不能收稳定局
势的效果。等到马日事变发生以后，汪的论调便转而专门指摘和讥讽中共了。两党联席会议
的举行，也就由逐渐减少而终于停顿下来。汪精卫态度的转变，在中共看来，是小资产阶级
的动摇xìng的表现，根本不能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所谓武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不
是由中共领导，根本就是由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共当时既明知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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